畅通经济循环开创流通体系建设新局面对策建议（中）

宋则

引言

2020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研究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和现代流通体系建设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流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構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把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来抓。

中国最高决策层从流通体系建设着眼，召开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效率的专题会议尚属首次，反响强烈、影响深远。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带头重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再生产经济循环的基本原理，传承创新、着眼全局、审时度势、科学决策，肯定成绩并正视存在的问题，做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为新时代流通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

本文坚持问题导向，依托已有独立思考的系列成果积累，紧紧围绕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和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重要论点和基本精神，针对商贸流通业面临的突出问题尝试进行一些基础理论和政策研究，同时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自营采购效率决定流通效率

流通效率不仅决定财富质量即有效产品率，还决定消费质量，即有效消费品率和消费便利性、消费成本。剔除无效的消费品流通，激活提升有效消费率，特别是当消费成为国内外双循环重中之重的时刻，消费数量质量结构都与流通的效率密不可分。

企业规模化自营采购效率决定流通效率，决定消费的质量和生活品质。这是因为，从古至今硬碰硬、实打实做买卖，真刀真枪甘冒风险、实行“自营采购制”是商业企业追求的目标，是供过于求竞激烈争状态下，零售企业必须具备的看家本领，同时也是利润丰厚的商机。

长期历经激烈竞争以及不断洗牌脱颖而出的强势企业，才逐步形成占据了化解自营风险的竞价优势，集中展示商业资本大规模实现工业产品和利润的特定定分工，也增强了现代流通企业自身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这些自营零售企业通过批量订单机制事先替消费者和全社会掌控好筛选市场入口关、质量关、安全关，大大减少了他们获取物美价廉商品的时间和精力，淘汰形形色色质次价高、货不对路的无效产品。提高有效产品率，并将先导信息指标反馈给制造业，实现稀缺资源的市场化配置，通过大胆冒险的自营采购制度化解不确定市场风险，促进经济活跃与繁荣，引领生产与消费。借助互联网数字技术，自营采购制企业将会进一步转型升级，变得更加有效、更加精准。

商贸流通业的核心功能之一就是激活国内即期消费，创造未来消费，开发潜在消费。

要切实发挥现代流通服务业在促进消费方面转化剂、催化剂功能，建立买方市场条件下的商品畅销体系。通过强大的服务职能，营造、改善消费环境，增加城乡居民的福利，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最终实现从货币储蓄到实际消费的转化，达到促进、催化、开发消费的目的。

而消费数量、质量、方式、结构、服务则是流通服务业时空效能在消费领域的具体表现。为此，要因势利导，顺应消费国际化趋势，提高有效产品供给比率，调整优化商品供给结构，促进文化消费，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尽快畅通融入国际国内双循环。

鉴于国际经济危机不断加深，目前的国际国内双循环，将不得不更多指望以国内消费为主体，因此，做好出口转内销的国内贸易，远比扩大出口、做好对外贸易重要得多。而商贸流通业的核心功能之一，就是激活国内即期消费，创造未来消费，开发潜在消费，充分满足居民的消费意愿。反过来，居民消费增长和消费结构转型升级，消费方式变革，也会促进商贸流通新业态新模式。

例如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消费格局变动，就催生了大量安全无接触交易。可以说，商贸服务业与居民消费关系最直接、最密切。国家各项大政方针能否圆满有效落地，最终还是要看商贸服务业“最后一公里”的真功夫。

从经济周而复始的运行来看，商贸业促消费又是下一个经济循环的先导，信息反馈介入对再生产过程至关重要。例如居民消费状况不佳，就是因为流通体系不畅、渠道窄、环节堵点痛点过多，便利差、成本高、品种少、东西贵。在新时代，由商贸流通服务业本质功能所决定的，建立竞争性、高效能、低成本的消费品畅销体系，是促进需求结构转型、扩大居民消费、满足消费意愿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政策选择。

为对冲新冠肺炎疫情重创流通消费和国计民生，近年来，围绕激活新消费的新业态新模式，立足国内促进国内外双循环的相关政策，出台越来越密集周全，流通业快速复苏好于预期，但也频现深层隐忧，亟待补强转危为机的前瞻性、战略性举措。

最新的典型案例表明，总结新经验，探索商贸流通与消费的天然联系的规律性，还有不少潜力可挖，但贵在出思路、出亮点、出实招。比如行之有效的消费券、步行街、夜经济、直播带货等。可以说，新业态新模式与新消费是相辅相成、相互催生、互为因果的关系，但说到底，消费仍旧是基础前提。

例如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曾经一度使得公众措手不及，但凭借高新技术，无接触数字交易应运而生。此外，为迎合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商业自营采购供应链的智能化精准化水平也在提升。

循环（circulate；circle）原本的含义是指以环形、回路或轨道运行，或指运行一周而回到原处，指事物周而复始地运动或变化。通俗讲，循环的原意就是指不停地转动。

在经济学中，循环的含义是指国计民生要素投入产出周而复始地运行。双循环的实质则是周而复始的各项经济活动立足激发国内消费，最大限度实现国内外协同发展相互促进高效畅通运转，排除各种淤塞痛点堵点提高效能、降低成本、激发活力。

打通双循环要分清两类堵点，即外部因素堵点和流通体系自身堵点。一是经济危机加深，海外大额订单减少，支付能力降低，采购供应链断裂，出口企业外销受阻，产能过剩、库存积压；二是国内订单替代国外订单，出口产品转为国内销售。但是往往因为规格款式价格批量支付结算方式、产供销不匹配等流程差异而受阻。在这些表面现象的背后，存在深层的体制机制成因。

诚如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指出，流通体系现代化程度仍然不高。总体而言，我国的有效产品率始终居高不下，货不对路、产能过剩、产品过剩、无效生产、库存积压等问题依然十分突出。与此同時，低水平重复建设、资源错配、供不应求与供过于求并存，造成双重损失浪费，最终不得不周期性地实行去产能、去库存、强弱项、补短板等结构性改革。

导致这种局面的成因盘根错节、十分复杂，但我国流通体系自身存在效率低下、成本过高等突出问题等痼疾顽症也是成因之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鉴于流通体系体制机制导致的堵点痛点，要实现双循环战略目标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认为，我国流通体系现代化程度仍然不高，还存在不少堵点亟待打通。为此，会议提出，要加快完善国内统一大市场，形成供需互促、产销并进的良性循环，塑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强化竞争政策作用。

高度关注“体制性悖论”

打通双循环，除了外部因素堵点和流通体系自身堵点以外，还要高度关注属地管辖治理体制客观存在的“体制性悖论”难题。

属地管辖体制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正面影响与反面影响永远同在。从正面看，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突出强调的属地管辖权责，就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优势，特别是重大灾害疫情条件下举国体制的社会动员能力和重大项目的集中资源配置能力，从而保证了国家经济社会的顺畅安全高效运转。

与此同时，地方和部门党政主管机构也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制度完备、毫不含糊、十分严格且权责分明的业绩考评第一责任人制度。所有人都必须尽职尽责，因此非常有效。为不断巩固完善属地管辖治理体系、增强治理能力，就需要时刻把握分寸，防止片面性极端化所导致的行政封锁弊端，例如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指出的地方保护造成统一市场流通体系的堵点。因而，也需要深化改革、兴利除弊。

属地管辖体制可能存有某种悖论。属地管辖体制环境条件难免妨碍市场起决定作用来配置资源，因为在片面极端强调属地管辖体制的场合，属地管辖的行政管理的“权力边界”会相互交叉重叠，产生矛盾摩擦。这就好比地区交叉相互重叠的“两份甚至多份地图”。

在每个第一责任人守土有责，都在主观上努力落实到位的场合中，那么就会在客观上，在各自行政划界边缘的结合部产生矛盾摩擦争端，导致相互封锁保护、产生堵点，妨碍统一高效竞争有序大市场流通体系的形成和运作。

在现实生活中，越是到基层，属地管辖体制性的弊端越是随处可见，就越可能超出理想化的制度设计。毕竟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需要逐步理顺。实行经济双循环遭遇的堵点痛点，大都与属地管辖体制的弊端有关。

这是因为在我国，凡事强调属地管理，经济活动也概莫能外。稀缺资源历来是按照行政级别、行政区划、行政办法、行政渠道，按照纵向条条和横向块块、逐级层层分配的。在这种行政长官负责制、政绩考核制和权力扩张冲动的体制下，各级行政官员就是行政区划、属地管辖的具体代表，是地方或部门行政权力的人格化表现，同时也是资源分配的权力人、决策者。

这就犹如人为筑起了一道道高墙，形成了条条块块隶属分明，官本位、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一亩三分地”经济，凡事都会坚守“以邻为壑”的属地管辖思维和“各扫门前雪”的属地管理办法。税费收入和支出，人员、商品、资本等要素及其收益归属，带有强烈的地域从属的偏袒性，横向跨属地边界流动是很敏感、很麻烦的事情。

属地管辖强化了地方政府越位过度干预经济活动，人为扩大了地区差距，总体而言，长期实行的经济活动属地管理体制，造就了属地为王的“诸侯经济”。市场体系分割封锁、市场秩序混乱、行政垄断、不正当竞争也逐步弱化了市场应有的资源配置效能，增加了额外交易成本，即体制性成本。

例如，市场壁垒所发生的额外成本，自主经营受到干扰、不当干预所发生的额外成本，竞争不公平、不充分、不平等交换所发生的额外成本，消费者自主选择受到阻碍所引发的额外成本，商品和要素无法自由流动所引发的额外成本，商业欺诈诚信缺失所引发的额外防范成本等等。而行政垄断浪费了大量时间和资源，衍生了无法计数、难以识别的额外交易成本即体制性成本。高额体制性成本扭曲了国民经济时间流程和空间结构，降低了资源效率，推高了商品价格，增加了居民负担，最终也伤害了国计民生。

所以说，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全面深化改革，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提高市场配置效率，提高流通效能，剔除体制性成本意义重大，且刻不容缓。

中央历次会议一再强调，要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公平竞争保障机制，打破地域分割和行业垄断。深化要素市场的资源配置改革，促进人才、资金、科研成果等在城乡、企业、高校、科研机构间有序流动。这就要求必须“深化行政审批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持续推进简政放权”，为打破属地管理和部门分割体制，不断出重拳、打好组合拳。

各级政府必须切实解决好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难题，以市场驱动取代政府驱动，坚决退出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在经济治理上要“松手、放手”，解决好政府越位的问题；而在社会治理则要“上手”，解决好政府长期缺位的问题。要综合治理经济运行行政化，持续清除有形和无形的属地管理体制障碍，防止设置新障碍。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导致防范过度、行政边界关卡设置回潮就是前车之鉴。而下决心加强这些层巡视督察、务求落地生根，便可有效地减轻长期以来企业背负的数千亿元的隐形负担，剔除体制性成本，提高效能、创新发展，保障稳增长、调结构、保就业、促消费等宏观战略目标更好实现。这些也应是“十四五”时期在方方面面寻求新突破的主攻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