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时代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治理能力建构：基准、框架与图谱

解学芳 李琳

〔摘要〕 在“智能+”时代，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治理能力建构是基于新科技要素禀赋挑战、全球贸易白热化危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对接数字化网络化特性等四维基准的时代命题，是促进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不断健全的强力基石。在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时代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治理，亟需基于协同创新视角将文化产业技术创新、制度演进及协同路径融入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治理能力的建构中。基于此，在开启新百年新征程、建设文化强国的新阶段，应立足于治理基准、治理框架、治理图谱三大维度，建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协同的四位一体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治理能力，即匹配智能时代新问题新情况的综合治理、匹配动态权变的国际环境的外生治理、匹配数字文化强国建设诉求的内生治理以及面向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不断健全的未来治理，作为“智能+”时代下现代文化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与高效化治理的保障。

〔关键词〕 “智能+”时代;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治理能力;技术与制度协同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2）03-0063-10

在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变革时代，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在全球的加速铺开，“智能+”时代开启并逐渐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空间，催生出由数字化与智能化联动造就的文化新业态、文化新产品、文化新服务与文化新模式构成的新图景，满足了社会异质多元的文化需求，也不断扩展着文化生态和文化消费的边界。但与创新相伴而生的多重风险随之而来，“智能+”时代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不断发展健全的背后，潜藏的技术危机与价值风险正在显露，即文化技术与文化安全的辩证冲突凸显，产业融合与分化进程中的矛盾频出，技术创新与制度滞后磨合中的问题展露，技术至上而人文思想式微：算法技术的“黑箱”、大数据的滥用、劣质数字内容的大肆传播与泛滥、信息茧房下偏激价值观的“回音室效应”、下沉市场的媚俗异化现象等一系列新问题、新情况挑战着现有的文化生态，成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发展过程中的痛点。在此背景下，变革传统的文化产业管理思路，加快探索建设适配的、精准的、长效的现代文化产业治理能力是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发展的重中之重，是应对现代文化产业发展危机与治理难题、避免技术创新与制度不适配的短板效应、培育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核心竞争力的战略选择。

一、研究缘起：“智能+”时代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治理能力命题的战略性

在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交融的“智能+”新时代，文化产业作为国家软实力战略支点与产业发展的重要部署，正亟待从“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转型，从“数字大国”向“数字强国”突破。因此，建立适应技术创新和产业实践的现代文化产业治理能力是关键。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是一种以文化价值和产业价值协同为基座，强调现代科技、新型文化、精准信息、多元资本、 精准治理等新型元素高效联动与交互的赋值新模式。解学芳、臧志彭：《在“智能+”时代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5月11日，第1版。现代文化产业治理能力应兼具高科技支撑、市场化竞争、预见性制度与智能化流程四大元素，将技术与制度协同充分融合到治理能力的理论构建和实践路径中。在技术创新维度，秉承互联网思维，以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重塑文化产业上下游环节、渠道与端口，遵循文化内容为本，打造在线化、数字化与体验化的沉浸式文化场景的生产与消费体系，直面高新技术下的新兴文化产业发展境况，预见现代文化产业的未来形貌;在制度创新维度，秉持现代化思维，遵循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基本框架，以实现文化产业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首要目标，增强经济、产业、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等领域制度与政策的预见性，缩小制度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滞差;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协同维度，则是立足于协同创新的一体化视角，使现代文化产业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实现高度协同，释放与强化协同创新的溢出效应。

从现有研究脉络看，关于文化产业理论命题的探究日益受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协同的影响。通过梳理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协同演化”“协同创新”“创新协同”等关键词，发现目前的研究主要聚焦三个维度。

维度一强调技术与制度协同是文化产业走向治理化的重要驱动力。学者熊彼特于1912年提出的“创新”一词强调技术革新和方法变革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哈肯于1976年创立协同学，用以描述各种系统和现象中从无序到有序转变的共同规律。赫尔曼·哈肯：《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凌复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第224—225页。基于此，技术和制度结合的协同创新在产业发展中，成为一种理论融于创新的全新模式，能够带来规模经济效应、范围经济效应、管理协同效应与学习效应。王琛、赵英军、刘涛：《协同效应及其获取的方式与途径》，《学术交流》2004年第10期。在文化产业发展中，技术创新的速度和特征受到支撑它的制度结构的影响戚文海：《制度变迁、技术创新、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以体制变迁中的俄罗斯为例》，《国外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而协同使多主体的资源达成聚合。戴艳萍、胡冰：《基于协同创新理论的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构建》，《经济体制改革》2018年第2期。可以说，技术与制度的协同对整合文化产业资源、完善文化产业结构、推动文化产业持续创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推动文化产业走向治理化。治理是旨在规范个人和群体行为的一系列共同确定的社会规范和规则，是一组协调和监督活动John M. Bryson，  Barbara C. Crosby and Melissa Middleton Stone，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rosssector Collaborations： Propositions from the Literatur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Special Issue（December， 2006）， pp.44-55.;协同治理则是公共政策决策和管理的结构Kirk Emerson， Tina Nabatchi and Stephen Balogh，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fo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vol.22， 2012， pp.1-29.，是一種主体间默契配合、井然有序的自发和自组织集体行动过程。通过自组织行为实现治理资源配置效用最大化和社会系统整体功能提升，是产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范如国：《复杂网络结构范型下的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维度二强调文化治理是文化产业现代治理能力的重要构成。进入“智能+”时代，随着全球文化生产的变革，旧方法已不再适用，亟需新的文化治理模式。Andy C. Pratt， “The Challenge of Governance in the Creative and Cultural Industries，”in B Lange， A Kalandides， B Stober and I Wellman， eds.， Governance der Kreativwirtschaft： Diagnosen und Handlungsoptionen， 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 2009，pp.271-288.与此同时，全球产业价值链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参与全球生产的新机会，使之进入从低附加值阶段到高附加值阶段的连续升级中，从新全球分工中受益。Lurong Chen， “Globalisation and Trade Liberalisation in Supporting GVCs Upgrade： The Case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Journal of Korea Trade， vol.21， no.2， 2017， pp.161-170.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来，文化治理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治理既能弥补整体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缺失与社会公共文化治理的缺位，又能回应现代社会公共性的重建。钟起万、邬家峰：《文化治理与社会重建：基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分析框》，《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文化治理的现代化是治理理念与治理方式的现代化，是重塑多元力量之文化主体性，在促进文化发展繁荣的基础上，坚定文化自信、彰显文化的治理价值与功能的过程。蔡武进：《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70年：历程和走向》，《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文化产业是国家实现现代文化治理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它以市场经济的方式实现文化的政治、经济、社会的价值性转换，进而改变和重塑文化治理模式。方鸿琴：《实现国家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胡惠林》，《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月8日，第B02版。此外，政府简政放权、主导公共文化资源与引导产业发展，提高规划编制与资产管理水平，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提高政府效能，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化产业治理等均是提升文化产业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中国文化部： 五方面着力推进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2014年1月3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103/c70731-24019709.html，2022年3月6日。特别是伴随文化发展进入以数字技术驱动为主要特征的新阶段，技术赋能成为助力建设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两大任务的重要方式。

维度三强调技术与制度协同创新和文化产业治理能力构建相辅相成。文化政策保守主义和文化政策自由主义是全球影响最大的两种文化发展理念，前者尊重个体自由发展、反对政府过多干涉，后者强调政府参与文化产业建设推动发展的积极作用。欧美国家对文化产业的态度在“放松还是管制”中反复摇摆、进退两难，体现了管理制度与技术要素间的复杂关系。由于大多数文化政策的博弈主要在国家内部进行，文化政策的连续性和变化取决于国内文化政策话语的演变和文化政策子系统的特征。Nicolás Barbieri，“Why does Cultural Policy Change？ Policy Discourse and Policy Subsystem： A Case Study of the Evolution of Cultural Policy in Cataloni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vol.18， no.1， 2012， pp.13-30.與此同时，对于文化治理而言，国家作为一个分析框架会受到全球文化流动和跨国治理体系的挑战Philip Schlesinger， “Expertise， the Academy and the Governance of Cultural Policy，”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35， no.1， 2013，pp. 27-35.，政府应转变角色，从控制式的治理转向支持服务式的治理。张立波、陈少峰：《略论政府对文化产业的管理创新》，《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0期。有实证研究显示，技术创新与政府干预下降、市场发展和产权制度创新具有显著的协同关系，通过“技术-制度”和“制度-技术”两条路径能够驱动产业增长和转型升级的协同效应。赵玉林、谷军健：《技术与制度协同创新机制及对产业升级的协同效应》，《中国科技论坛》2018年第3期。构建国家文化产业体系治理能力的实质在于从技术与制度的协同视角出发，推动文化资源的高效整合，实现市场配置最大化，平衡文化市场的主体权利与大众的文化权益解学芳：《基于技术和制度协同创新的国家文化产业治理》，《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2期。;基于全球价值链和集群治理视角，文化产业的协同治理融合了私人治理、社会治理、公共治理等多种形式，是一种可全面促进经济和社会在全球价值链中可持续升级的模式。Gary Gereffi and Joonkoo Lee， “Economic and Social Upgrading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Industrial Clusters： Why Governance Matter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vol.133， no.1， 2016， pp.25-38.

综上所述，当下关于文化产业治理的研究相对固化，主要围绕文化产业的传统治理模式展开，缺乏从“智能+”视角对现代文化产业治理能力的系统探究与多领域多范畴的整合，且对技术与制度创新和文化产业协同的表现、特征及模式解读较少，对两者协同路径的深度诠释不足。在重温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时代大背景下，提供文化产业发展的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是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赋予的重要任务。鉴于此，亟需将智能技术与制度协同创新视角引入文化产业治理领域，为把脉“智能+”时代我国现代文化产业治理能力提供新方案。

二、治理基准：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治理能力建构的四维原则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亟需践行现代文化产业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而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治理能力的建构正为这一目标提供坚实的后备力量。监管技术的滞后与治理制度的缺失使得部分文化市场变为低俗文化内容的温床，不良信息与谣言在网络空间无边界传播，西方意识形态借助倾销的文化商品悄无声息地入侵，给我国文化产业健康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带来巨大挑战。鉴于此，确立我国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治理原则（见图1），将其作为治理能力建构的起点，是应对和解决“智能+”时代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建设契合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治理能力的核心基准。

（一）基于新技术要素禀赋之挑战培植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治理

作为文化、创意、知识、信息、经济等多项资源禀赋的集合体，现代文化产业与新技术要素禀赋和制度环境存在着较强的协同和制衡关系。日新月异的技术革命在驱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同时，对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时代诉求。一方面，新技术要素禀赋对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提出新的治理挑战。“智能+”时代驱动下的现代文化产业链发生多重显著变化：产业供给端的技术创新驱动着传统文化产业转型升级与现代文化产业业态变迁，强调通过技术创新增加文化产品附加值，通过模式创新拓展文化市场占有率;产业需求端的消费者基于大数据被高度赋能，从实时互动到口碑反馈，催生了围绕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的一系列消费者主权;产业运营端去中心化的开放式互动平台促进了文化产业内部的协同创新，以市场需求为优先导向的商业模式和分享模式及文化体验价值不断凸显……为应对层出不穷的文化产业新业态与新模式，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健全亟需不断调整自身的创新机制与治理思路，建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强的精准治理模式。另一方面，新技术要素禀赋对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提出新的制度挑战。在“智能+”时代，现有文化产业制度与技术创新的开放性、权变性、立体式发展相比，存在显著“不匹配”：一是技术要素禀赋的与日俱进与文化产业政策法规滞后的“不匹配”，即技术要素禀赋的日新月异带来文化产业发展的超前性与不确定性，相对滞后的文化产业制度由于缺乏前瞻性与灵活性而无法释放应有的政策红利，甚至成为产业发展的阻滞;二是技术要素禀赋的开放性与条块分割、多重管制的“不匹配”，即文化产业因涉及众多上下游产业，导致政出多门与多重管理的问题，与技术创新诉求公平、开放、高效的市场诉求不匹配，且难以用统一的标准进行衡量，而“一刀切”政策又往往导致各方利益受损;三是技术要素禀赋创新周期不断缩短的发展态势与金字塔式管理体制的“不匹配”，即技术主导的立体、多元的现代文化产业发展进入高速创新阶段，而当前多层级、自上而下、面向单一化问题的管理机制已经不再适用。解学芳：《网络文化产业管理体制改革：技术创新驱动的缺位与突破》，《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5期。基于此，新技术要素禀赋的权变性、动态性、前瞻性带来文化产业体系“现代性”的动态调整，亟需匹配因时因地而变的预见性、指导性的制度安排，亟需根据各因素各变量不断调整治理方案，选择最优化的治理模式。

（二）基于全球贸易白热化危机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治理

面对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交织，以建設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信念，以提升本国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为目标，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文化贸易，与国际社会共克时艰，协同建设全球文化治理体系是大势所趋。一方面，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治理基调的确定，需要在国际维度回应全球贸易白热化危机带来的挑战。“十三五”以来，全球进入深度调整期，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不断抬头，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突变的国际形势与严酷的国际贸易环境对我国文化建设产生深远影响。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呈现更全面、深入、系统的“科技冷战”特征，对我国高技术相关产业产生极大挑战，对新兴网络文化平台走进主流国际文化市场形成阻滞。与此同时，“黑天鹅”疫情事件造成全球经济震动，持续时间长、影响规模大，对未来全球文化产业发展造成较大负面影响，特别是外在经济贸易环境的停滞影响着我国外向型文化企业的发展。在全球性贸易白热化危机的宏观背景下，我国整体经济将继续经历调整期，深化改革和转型发展中将面对各种制度性摩擦和不确定性因素，这成为影响现代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外部阻力。另一方面，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治理基调建筑于新阶段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全球价值链中位置的不断攀升。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长期累积的知识产权优势、互联网市场优势、资本优势，在全球文化产业链中占据高附加值环节和主导地位。臧志彭：《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重构——战略地位与中国路径》，《科学学研究》2018年第5期。随着中国文化产业规模的逐年扩大，以及移动互联网文化的繁荣发展，在“智能+”时代的主导下掀起了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带来了现代文化产业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新机遇期，抓紧时代契机构建我国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治理能力，探索现代文化产业全球价值链攀升模式是处理全球贸易白热化危机的最佳选择。

（三）基于小康社会的内生诉求完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治理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正式宣布，“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已基本完成，开始迈入关注高品质文化生活的“后小康”时代。建设“后小康”社会，要在文化精神建设、文化消费能级、社会文化治理、公共文化服务、文化生活环境等方面，让公众感受到文化获得感、认可感、安全感与幸福感，达到文化需求与文化供给的统一和谐状态;要以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治理能力的建设和提升为目标，通过不断健全迎合新智能技术时代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实现“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后小康”时代的美好文化生活。

（四）基于智能时代数字化网络化新特性优化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治理

智能化时代的到来，宣告了从数字化生存到数字化智能化生活深度转换的开始，现代文化产业治理能力亟待创新与变革。其一，数字化与网络化的开放性带来了文化产业的颠覆性革新。在“智能+”时代下，以5G、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与物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与社会网络化、信息数字化、交互实时化的现实融为一体，破除了各行业之间的边界，对文化产业的数字化变革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二，数字化与网络化创新增加了文化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技术“双刃剑”的特性使得文化产业及社会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加剧，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对抗与融合交错，而基于技术反思的文化伦理的启蒙亟待深入，并亟需在现代文化产业治理维度得以体现。其三，数字化与网络化的无边界扩张带来了文化产业全球治理困境。无边界性导致价值认同问题的扩大化，冲突与纷争在全球范围的虚拟空间弥散与蔓延，网络文化安全危机事件频出，带来全球性文化困境与治理难题，而各国的不同国情与相异文化为全球合作治理带来障碍。尽管世界各国从政策立法、制度机制、行动指南以及项目实施等多方面对文化产业进行系统治理，但与数字化技术发展和形态多样性相比，相关制度与治理建设的滞后问题仍然突出。鉴于此，对接数字化时代的无边界特征，构建“智能+”时代现代文化产业治理能力，建立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协同治理，是推动现代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保障。

三、治理框架：智能有序与人机协同的现代文化产业治理能力构建

科技创新带来的颠覆式场景与多维需求，宣布“一切皆可编程，万物均可互联”的“智能+”时代已然到来。以智能新思维为指导，以治理原则为基准，将多元治理主体与治理客体纳入，进行产业生态配置与环境匹配，以“人—机—产—环境”为治理能力框架的搭建逻辑，在每一层级的治理框架中以技术与制度协同为目标，构建遵循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发展的智能有序与人机协同的治理框架至关重要（见图2）。

（一）主客体运行：治理主体多元化与治理客体靶向化的开放协同

智能技术创新促使现代文化产业治理方式不断进化。在多中心的治理范式下，多元主体弥补了单一治理主体在履行职能中资源不足的缺陷，成为平衡政府、文化市场和文化受众关系的重要纽带。而对于治理客体的再认识与再分类能够达到精准治理与靶向对标的作用，在开放式环境下实现文化产业治理中主客体的共存与共治。一方面，多领域跨界的现代文化产业发展特性决定了治理过程必然涉及多行政主管部门，如内容创新涉及文旅、新闻出版、广电及网信办等部门，技术创新涉及工信、科技等部门，产业发展及政策涉及发展改革、财政、金融等部门。进入大数据、物联网、5G、AI、区块链等技术汇聚的“智能+”时代，亟需突破单一主体治理模式，构建政府与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机制，构建多元协同与人机互动的治理框架。其中，多元协同体系是以政府为主导，以文化企业为主体，以文化产业园区、众创空间为集聚主体，以行业协会与消费者为参与主体，以媒体与公众为监督主体，以机器智能为工具主体。譬如，人工智能介入网络文化内容审核将成为常态，对于相对简单与重复性高的分类工作，AI在文字内容、音频内容、图片内容及视频内容审核中均有可为之处，实现路径相对简单、清晰、可操作性强，且节省大量人力成本与经济成本。另一方面，在“智能+”时代，文化企业、文化产品、文化服务，乃至文化从业者、资本、技术、信息、知识产权均是治理客体范畴，需对各项客体进行分类治理，实现文化产业中的物质流、信息流、技术流和金融流互动;与此同时，亟需构建靶向化治理客体，通过对治理客体进行群体定位和属性分类，提取具有固定特征的治理客体目标，譬如判定治理客体隶属于有形物抑或无形物，确认治理客体的所属范畴，再依据治理客体的个性化特征，精准选择科学的治理技术与治理方式，驱动治理资源由模糊化、粗放化运用向精准化、最优化运用转变。刘泽、陈升：《大数据驱动下的政府治理机制研究——基于2020年后精准扶贫领域的返贫阻断分析》，《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二）配置环境：大数据与现代文化产业健康生态联动的智能协同

文化产业是典型的具有生态化特征的产业系统，政策与技术是现代文化产业要素资源整合、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形成、现代产业体系完善的主要驱动力。张振鹏、刘小旭：《中国文化产业生态系统论纲》，《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基于自组织理论，我国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可采用人工智能、大数据、5G等创新技术实施精准治理，为现代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健康有序的生态。在“智能+”时代，现代文化产业治理技术訴求大数据智能的不断优化，亟需匹配适宜的软硬件设施，使整体配置环境嵌入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可持续循环中。一方面，基于智能技术创新，打造有利于文化产业技术协同的发展环境。通过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的深度应用， 将技术基因与文化产业生态深度融合，将智能协同变为文化产业发展的转型路径与变革动力。另一方面，将治理主客体的精神诉求嵌入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治理框架中，营造健康高效的生态环境。塑造“1+N”式的多元治理体系，形成以创新技术为先导，实现大数据智能、跨媒体智能、人机混合增强智能和群体智能协同治理框架。政府作为治理元主体，需直面人工智能在未来技术创新、社会伦理维度的风险与挑战，成为AI文化治理行为的主动掌控者;AI企业基于算法链接并赋能社会，成为全新的、高效的基础治理组织;AI技术打造文化产业体系治理能力的数字孪生模型，使不可见的产业治理隐形秩序显性化，在虚拟环境中吸取治理经验，构建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之间的桥梁，最终实现文化产业体系治理能力的智能跃迁。

（三）运行逻辑：人机互动与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治理协同

以人机互动为核心，搭建以“人—机—产—环境”为运行逻辑的现代文化产业治理能力体系（见图3），实现各元素的协同与联动：“人—产”联合，人才库源源不断地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输送具有专业能力的文化人力资源;“人—机”互动，建立高效的风险识别、监测预警与应急管理的现代文化产业治理体系;“产—环境”共生，在智能时代构筑稳定的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体系;“机—环境”链接，政策和法律法规引导和规制现代文化产业健康发展，保障良好的文化生态。通过“人—机—产—环境”的运行逻辑，实现现代文化产业治理逻辑、创新逻辑、生态逻辑和制度逻辑的四维协同，为不断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提供科学而有效的治理框架。

建设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治理能力的人才库。通过加快培育、引进五种新型文化人才，丰富文化产生治理人才数据库：一是新一代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等重点领域的技术研发人员，具备构筑多领域过滤网站的防范病毒传播和破坏计算机系统的软硬件技术、抵御破坏性网络信息侵袭的技术人才。二是基于5G、AI、VR/AR、8K等新技术研发、设计与开发，集思想性、知识性、艺术性、娱乐性于一体的文化创意与内容创新人才。三是熟知文化政策制度和地方规划，了解创意阶层人才各种需求，掌握第一手信息辅助文化企业发展的文化治理人才。四是熟悉文化产业相关法律法规，尤其涉及知识产权等法案，从法治层面助推现代文化产业发展的文化法律人才。五是基于AI技术的虚拟“数字人”——“数字人”是对现实人的形态和功能的虚拟仿真，承担日常生活工作的部分职能，譬如数字主持人、虚拟偶像、数字品牌代言人等，它们能够有效提升服务体验及工作效率，带来更低的成本付出与更高的满意度回馈;“数字人”将成为现代文化产业领域不可或缺的新型文创从业人员。这五种现代文化产业人才分别聚焦技术保护、内容创新、治理规制、法治保障、智能创新五个维度，能有效优化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人才结构，迎合现代文化产业创新诉求，推动现代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创新发展。

搭建现代文化产业发展风险识别、监测预警与应急管理的治理体系。技术进步为现代文化产业发展带来契机的同时，也带来威胁以及消除威胁的技术保护。其一，在现代文化产业治理中，人工智能将进入治理体系的各个环节，在智能解析复杂环境、建设流程自动化、精确治理主客体、提高治理效能等关键步骤发挥重要作用。其二，一方面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构筑防范现代文化产业发展风险的技术防线，利用数字智能为现代文化产业治理提供安全阀;另一方面创建一整套风险识别、监测预警与应急管理的治理系统，预先对现代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危机与趋势进行评估、分析和研判，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风险自动识别机制、文化产业危机监测与预警系统及应急管理体系，为现代文化产业治理的精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搭建“智能+”时代文化主权的产业基底。文化产业是国家特殊的文化主权形态，不发展文化产业就无法有效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大力发展现代文化产业就成为一个国家维护文化主权应有的战略选择。范玉刚：《从“文化冷战”到“文化热战”——非传统国家文化安全及其症候分析》，《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1期。一是不断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培育文化科技企业，创新发展智能文化新业态、新模式，丰富现代文化产业集群，建设多功能文化产业平台。二是着力提升现代文化产业链，升级现代文化产业全球价值链，发展现代文化产业创新链。三是要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建设文化强国为内核，基于数字化与智能化优势创造与传播优秀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不断提升我国文化原创力，扩大中华文化辐射力，增强民族文化凝聚力与文化自信力。四是通过汇集现代文化产业发展的最新要素与关键要素，将智能技术融入现代文化产业治理的各个流程中，从监测内容、版权登记、伦理审查到产品监管，AI智能技术助力构建新型现代文化产业治理能力体系，为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完善“智能+”时代文化产业政策法规及标准规范。重视制度环境与法治环境的不断优化，亟需构建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法规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治理提供坚实支撑。在“智能+”时代，应把握人工智能技术和文化产业高度融合的特征，坚持人工智能研发攻关、智能文化产品应用和文化科技产业培育的“三位一体”，建设人工智能与文化产业协同共进的智能环境，支撑科技、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文化安全。“智能+”时代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环境治理要强调稳健推进与动态调适的统一，要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来有效支撑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良性治理秩序与法治秩序，这是提高现代文化产业治理能力的制度底座。特别是“智能+”时代的现代文化产业治理制度设计在突出科技引导的同时，也亟需明确人工智能介入文化产业的创新边界与科技伦理问题，明确构建AI伦理道德规范体系的要素和标准，为我国文化产业的智能化发展建立一套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中国传统伦理和优秀文化精神一脉相承的伦理价值观，从而实现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化治理能力之间的平衡。

四、治理图谱：“智能+”时代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治理能力跃迁

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治理能力的生成与革新是技术创新、经济体制、社会结构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构建符合“智能+”时代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治理能力，需要不断根据文化产业发展现状与趋势进行调适与创新。现实是，我国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及其文化产业治理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当秉持技术与制度协同创新视角，基于治理基准，将智能创新融入到现代文化产业体系逻辑中，实现对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治理能力命题的学理探索;基于治理框架，将智能创新放置于文化产业治理能力的制度结构优化实践中，实现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方式与治理运行机制的有机融合。从治理主体与治理客体的互动关系来看，现代文化产业治理能力图谱是综合治理、外生治理、内生治理与未来治理四个维度的协同。综合治理是整体治理的底座，为治理能力奠定坚实的基础;外生治理和内生治理是整体治理的一体两面，从内到外彰显治理能力的立体化;未来治理是整体治理的来日愿景，体现治理能力的延续性与跨越性。综合治理、外生治理、内生治理与未来治理四者在時空维度上共同形成一个富有张力、层次递进、体系完整的治理图谱。

（一）综合治理：构建智能技术与制度协同驱动的现代文化产业治理能力

在数字化、去中心化的“智能+”时代，综合治理应高屋建瓴，以整体联动、多管齐下为特征，以智能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协同为运行原则，回应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最新发展问题与发展趋向;关注从浅层接触逐步迈向深层融合的整体性治理，从注重经济一体化逐渐转向关注现代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体化进程;将智能技术的革新、智能思想认知的转变与文化产业制度创新结合，建立具有整体性、一体化和综合性的现代文化产业治理能力体系。其一，以智能技术创新驱动制度创新。随着大数据技术、虚拟现实技术、新媒体技术、物联网、云计算、AI等智能技术创新加速进入现代文化产业领域，潜移默化地孕育出智能技术文化权力，凸显现代文化产业治理的技术追随特征，并对文化产业制度演进方向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加快生成智能技术驱动制度创新的新治理路径。其二，以制度创新反向引导智能技术创新。一方面，制度创新在现代文化产业转型升级与创新方面对智能技术创新具有反向引导作用，应在制度设计方面将智能技术创新及时转化为产业竞争力与治理效能优势，提升文化产业现代化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制度创新将社会主体利益、价值进行再分配，使现代文化产业治理权力向社会多元主体回归，应加快释放制度红利与资源红利，以此推进智能技术的创新与扩散。其三，在智能技术与制度的协同创新下整合现代文化产业治理资源，引领现代文化产业价值链的综合治理。智能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效应赋予文化产业创新的动力与生机，要积极利用智能技术更迭引领现代文化产业价值链的形塑，并通过预见性制度安排不断调整文化市场功能的错位，通过二者协同从“供给-监管-引领”三个维度有效促进现代文化产业创新的扩散循环及文化产业治理的动力转向，实现现代文化产业发展跃迁的目标。在综合治理思维中，应始终沿袭整合一体的思维脉络，贯彻智能技术与制度协同一体的逻辑线索，推动“文化管理-文化治理-文化善治”的演进历程。赖雄麟、陈连军：《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四重维度研究》，《行政论坛》2018年第6期。

（二）内生治理：构建彰显数字文化软实力的现代文化产业治理能力

内生治理是治理主体内部通过自我调控来解决与优化问题，譬如文化产能的供需、文化资源的分配、文化偏好的引导等。内生治理回应现实诉求，是国家现代文化产业治理创新的内在需求，其着力点聚焦于文化产业发展本身。通过修炼“内功”，用新技术与新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保障国家文化产业安全。随着智能化时代的到来，顺应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趋势，数字文化强国战略是现代文化产业发展的重心，现代文化生产及消费模式乃至治理能力的构建都离不开数字文化与智能技术的介入。以数字赋能为底色，现代文化产业的内生治理可以从制度赋能、社会赋能与文化赋能三方面进行优化。其一，完善文化产业内部制度建设，强化文化法治保障，通过优化制度设计赋能现代文化产业的预见性治理。一方面，通过顶层设计与文化立法强化政府在文化治理中的责任，促进多元主体积极参与文化治理;另一方面，根据智能时代新特点出台和完善预见性制度，动态追踪各项文化政策的落地与执行，以网络交互沟通强化文化政策的评估与反馈，既要保证现代文化产业治理主体利益诉求的有效表达和合理行使，更要为现代文化产业可持续创新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其二，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公众文化利益，发挥社会赋能效用。借助网络媒介与数字工具，现代文化产业治理得以建立真正面向公众的、以人为核心的现代文化治理，但要避免智能时代下的信息霸权，加大新型化智能化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弥补东西部差距与城乡差距，助力代际人群跨越数字鸿沟，提升公众文化获得感与文化幸福感，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高质量发展。其三，增强文化自信，以文化赋能引导公众树立主流价值观和世界观，增强文化认同感。在“智能+”时代，全媒体与智媒体提供多样的文化平台与多元文化渠道，发挥互联网大国优势，精准传播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流价值，用多元的文化精品引导人们树立主流思想观念与积极健康的心态， 树立网络文化自信与数字文化自信，传播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相适应的思维理念和价值体系。

（三）外生治理：构建助推全球产业价值链重构与跃迁的现代文化产业治理能力

外生治理是对外部问题的回应与反馈。在全球贸易白热化、高新技术更迭、国际格局演变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协同合作应对全球挑战;与此同时，在全球文化产业发展格局中应求同存异，积极发展外向型文化产业，構建以数字化智能化为主导的文化产业价值链，提升我国在全球文化产业价值链中的位置。其一，依托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技术创新，建构中国文化产业“一带一路”沿线价值链。现代文化产业全球价值链与传统产业价值链最大的不同在于其依托智能技术所具备的强大的价值链外溢效应和嫁接效应。以现代文化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突破口，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与文化贸易，促进价值的外溢和扩散，逐步打开中国现代文化产业“走出去”的大门，开启文化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与国际化战略，为提升中国数字文化软实力奠定坚实基础。其二，借助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技术创新，展现与传播我国优秀文化成果。加大对本土文化品牌“走出去”的政策支持力度，加强国家、地方、行业、文化企业等多主体多层面的联动，以中华文化为本位，将中国文化与智能文化新业态相结合，组成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产品矩阵，实现中国文化传播增量;将文化身份从一个被西方表述的客体转变为讲好中国故事的主体傅才武：《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重大战略设计》，《人民论坛》2020年第31期。，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文化标杆企业与特色文化品牌。其三，倚仗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技术创新，推动中国文化产业价值链在全球格局中的跃升。以建设文化产业数字创新价值链、智能创新价值链、网络创新价值链为核心，建立起文化产业开放式创新路径，通过境外并购、国际招标、招才引智等方式引进先进技术和高端人力资源，形成全球知识和智慧资源的集聚;建立中国文化产业全球创新网络，与国内外顶级产学研团队开展战略合作，设立海外研究基地，参股、合资或并购国外具有创新优势的文化企业，培养我国文化产业全球运营能力;发挥5G+AI智能技术创新集聚优势，赋能现代文化产业发展的全链条，抓住智能文化新业态的先发机遇，打破现有欧美垄断格局，实现多品类本土文化产品生命周期增值循环，向文化产业全球价值链上端游走。解学芳、李琳：《全球数字创意产业集聚的城市图谱与中国创新路径研究》，《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四）未来治理：构建人机协同与可信向善的现代文化产业治理能力

在“智能+”时代新一轮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的协同推进中，现代文化产业的生产方式、运营模式、流通模式、消费方式、体验方式均发生变革，越加呈现出科技化、数字化、个性化、定制化、体验化的未来趋向。基于此，现代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也催生出高度科技化、高度灵活化、高度人本化的现代文化产业治理模式，从“治理的未来”向“未来的治理”的思维和逻辑转变。随着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反思，未来治理将更加注重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和“可信AI”和“AI善治”的塑造，特别是对算法黑箱、算法歧视、算法霸权、算法垄断的治理。由此，现代文化产业的未来治理模式势必以基本的人文伦理观念为基础，遵从向善、友善、保护人类能动性与创造性，彰显创意主体的审美与价值，确保公平与透明运行的福祉原则，即创造真正可信向善的智能AI是未来治理的核心支撑。其一，根据技术与制度协同创新演进机理，基于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构建AI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协同的现代文化产业精准治理能力是未来治理的关键。技术创新是内生动力，制度创新是外部诱因，两者的高度协同是持久有效地促进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与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稳健、高质量发展的保障。其二，建立基于大数据决策的精准治理体系。政府作为重要的治理主体应建立合作性综合协调机构，以大数据工具为支撑，将文化治理的重心由事中应对变为事前预防徐拥军：《大数据时代国家治理中的文化生产与文化整合》，《求索》2021年第3期。，形成各地区、部门和层级间问题应对的协调与整合联动机制，为精准治理与精准决策提供依据。其三，基于5G、AI、数字孪生等新技术实现文化产业治理技术现代化和方法现代化。一方面，利用人机群组和人机智能、跨媒体感知计算、混合增强智能等前沿技术，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精准治理配备先进治理方法和治理工具;另一方面，通过构建数理模型，设计相关指标，对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治理效果进行科学评估与动态反馈，基于高效智能服务提高产业治理的智能化水平，促进社会交往的共享互信，并提升国家文化安全系数。此外，在“智能+”时代，要加快构建“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一体协同的文化产业未来治理机制，将不断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作为己任，抓住提升我国现代文化产业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契机，促进我国现代文化产业发展跃迁。

（责任编辑：冉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