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贝克到吉登斯：风险社会理论中的认识论差异

王赟 程薇瑾

〔摘要〕 贝克和吉登斯的风险社会理论往往被看作相似的理论图景，对二者的理论差异分析因此往往被忽视而显得必要。实际上，现代主义者贝克的直观的理论反思建立在混淆风险和外部性的基础上，因此他所提出的四海一家理论实际上是康德和哈贝马斯类似规范性理论的变体。与此同时，吉登斯的风险理论建立在他双重阐释的认识论基础上。这种理论因强调本体的联系和动态过程，使得信任和复嵌得以真正成为克服风险的理论依据，风险即契机的命题也因此获得其合理性。

〔关键词〕 风险社会;四海一家社会;双重阐释;信任;复嵌

〔中图分类号〕C9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2）03-0145-09

一、引言

让我们一起想象一下下面这个场景：某个雨夜，在某个年久失修的老城区，一个行人蹒跚地在高及脚踝的积水中步行。突然他身体僵直继而跌倒，用一种毫无征兆且令人意外的方式离开了人世。漏电与积水联合夺走了他的生命。出于好心也罢，出于言无所言的奇怪感受也罢，每当这种不幸的事件发生之时，总有人站出来提醒我们要具有“风险意识”。在这个高度多样化且越来越繁复的现代社会中，风险确实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新的社会现象，对此的分析却远远滞后于人们希望从专家那里获得的教益。

在当今的社会科学中，风险往往首先吸引着微观经济学家和实证主义社会学家的目光。这有其现实合理性，就像舒茨指出的那样，生活世界中的人首要地对现象的功效感兴趣而并非对现象本身感兴趣;个体总是按照外在事物可被自身理解和使用的方式形成关于世界的图景。①那么，风险之所以会成为现代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必然是因为人们在现代知识图示中体会到了风险的功能——不是早期功能主义者的功能，而是默顿意义上以一种巨大破坏作用呈现的负功能。②这意味着用风险管理来取代风险本身迎合了人们的美好愿景，也向相关科学工作提供了现实合理性。

但是，如此的科学研究也有其不足，背后则是一种更为结构性的知识困境。当专家们要求人们对可能发生的漏电事件保持警惕的时候，那位受害者，如果他还可以说话的话，一定会坚持他并非马虎大意的人：“我每天都从这里路过，这一次也只是走路回家而已。换句话说，我拒绝被当作故意涉险的不理性的行动者。”同理，如果我们所有人都同意误食毒蘑菇是一个潜在的风险的话，我们是否会同样将故意食用毒蘑菇当作一个风险行为？不，除了自杀，没有人会这样做。这提示我们一个非常根本但往往被忽略的问题：风险本身并不是某个物的属性，而是人与物、人与人、人与他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关系。单独的一头狮子并不是风险，而当我去放养狮子的野生动物园旅游时不顾各种规定和警告下车溜达，风险才被生产。在这里，既非纯粹的狮子，也非纯粹的下车溜达，而是我与狮子的关系被放置在给定的时空场景之下，才导致了风险的产生。在实证研究退场之处，或者更为精确地说，在它尚未进场之前，对风险社会的理论研究就凸显出自身的优势和必要性。对风险的定义、运作机制和功能等问题进行厘清才能使对于风险的控制和规避真正得以可能。

风险社会的理论研究始于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一书和稍晚的吉登斯的相关著述。在此之后，大量实证取向的社会学研究应运而生，这些研究从案例角度证实、丰富或修正了对于风险社会的理论界定，却要么将贝克和吉登斯的理论视为同义反复，要么将其混杂在一起。如莱普顿等风险社会学方面的学者均把贝克和吉登斯放在同一个理论图景里来讨论。Deborah Lupton，“Sociology and Risk，”Gabe Mythen and Sandra Walklate，Beyond the Risk Society，Berkshire：Open University Press，2006，p.12.本文试图回到有关风险的这两种社会学基础理论上，通过分析和比较指出它们的差异：两者都敏锐地看到了风险课题的社会属性。但是，受规范性理论取向的影响，贝克虽然提出了对于 “四海一统社会学”（cosmopolitanist sociology）的批评和“四海一家社会”（cosmopolitan society）的展望，但他的主要观点只是古早的康德“世界公民”主义的一个变种或哈贝马斯沟通的方法论普遍主义的一个具体产物;相比之下，吉登斯和他的双重阐释理论由于强调了相互意义上的動态社会过程，才真正通过信任和复嵌（reembedding）提出了一种更具启发性的风险社会理论。

二、贝克规范性的风险理论及其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风险社会作为热门社会学课题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并不是无缘由的。切尔诺贝利事件以一种讽刺的形式使人们第一次意识到，支持也罢，反对也罢，全球化时代真的到来了。无论是过往的阶级间冲突还是民族-国家间冲突，都因需要直接对立的行为群体的在场这一事实而将范围和烈度局限在一定的程度之内。相较之下，无论属于哪个阶级、哪个国家，无论具有何种宗教信仰、何种性取向、价值观等，人类是无差别面对一些风险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风险本身的物的属性，就是说，风险社会并不指人类像面对冰河期或突然的火山爆发那样地去面对一个先置的、人们只能被动接受的外在之物。相反，我们在风险社会学中面对的是如下对象：人类在现代社会的生产和活动中改变了人与自然、与人类社会和他人，以及与自身的某种关系，而这种关系反过来给人的存续和继续发展造成了制约甚至某些更为严重的困难和阻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克认为“风险有赖于因果解释……（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风险公开接受社会的界定和建构”。贝克：《风险社会》，张文杰、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8页。

作为由切尔诺贝利事件直接引发的理论反思，贝克的理论研究首先体现出一种直观的色彩，这在他《风险社会》的第一章中就得到了充分体现。他给出了风险课题的五个论题同时也是特征：（1）风险不同于财富，他脱离了人类的直观感知又具有系统性危害。（2）现代社会的风险具有反噬性，即风险的攻击对象也包括它的生产者。这有别于阶级在人类社会中的处境。（3）风险在现代社会的传播途径与资本主义体系相类似。（4）风险是纯粹负面的。（5）风险一旦被公开认知，就会具有政治刚性和烈度。贝克：《风险社会》，张文杰、何博闻译，第8—10页。贝克以一种讽刺手法提出：“贫困是分等级的，雾霾是讲民主的。”贝克：《风险社会》，张文杰、何博闻译，第27页。风险社会因此不同于阶级社会，前者不依靠在后者中作为必要条件的观念对立而存在。这当然是由风险所具有的空前烈度和广度所导致的，但是这也为寻求更大范围的认同感和社会团结提供了合理性：如果说风险是全体人都需要面对的负面现象，那么由风险所引发的反思就同时也是用来打破社会对立和消减群体冲突的契机，或至少为一种有意识的社会合作策略提出了合理性。

贝克的理论因此并非一种机械的对于风险的实证界定和诊断。如果说风险是某种“现代社会疾病”的话，必须强调，人并不是被动地被一种外在的疾病侵蚀了机体，而是在他自己的政治和社会生态中以某种非预期效果的方式生产出了这个疾病然后又受到它的反噬。对风险的控制策略因此就多少在一个批判范式的意义上展开：正是19世纪以来的全球化导致了风险危机，这些危机虽然是由特定群体所导致的，比如既有工业模式导致了污染，既有分配模式导致了贫困，既有技术模式导致了生态危机等，但是这些危机本身却是由所有人来承受的。全球化因此以一种负面因素为主导的方式被实现了，人类在还没有共享全球经济繁荣、团结和和平之时，就过早地共享了污染、贫困和核辐射。风险社会就是一种由现代化本身所带来的不安全和系统控制上的偶然性。那么，只有改变19世纪以来的早期现代性中所固有的模式缺陷，风险才能被治理。

贝克现代主义社会学家的身份使得他对于风险的反思明显与现代社会的工业化途径有关。而技术进步及其背后的专家系统作为工业化的主导因素也因此与风险发生了直接的关联。对于贝克来说，技术化在18—20世纪的发展以一种自发的方式进行。所谓自发，即以功能需求为主要动机，以增长为主要的伦理取向，以科学家本人投身于技术为主体特征。这样的技术化确实可以造成相较于此前世界“发明”了什么新的物品或对象，却往往将另一些因素放在成本范畴而无法进行更为全面的考量。

贝克将19世纪以来的早期现代社会界定为一种面向克服短缺的现代性。这种看法带有明显的现代主义取向并受到现代主义的先驱如涂尔干的影响。在早期现代社会，工业化以工作分工和功能分化为基础，通过增加社会的密度和强度《涂尔干文集》卷1，渠敬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315页。来克服传统社会的同一性和匮乏。这使得早期现代社会的运行模式紧紧围绕劳动-消费这一链条而展开。简言之，早期工业模式是一种“从无到有”的模式，内在地要求生产这一模式和产量这一组织效果。相比之下，我们所处的时代则不依靠这种模式来推动社会运行。如果说早期现代社会已经基本完成了“从无到有”的话，我们面对的实际上是从有开始而出现的“如何有”的模式。在早期现代社会带来的产品量上的丰富之外，当代社会还被动面临着过多的副产品。所谓匮乏因此暗含着一种人与社会世界的关系问题：并不是绝对数量的紧缺，而是使用的高成本显现出一种功能性的不足。举例来说，不再是粮食短缺造成的饥荒，而是因过度生产造成的食品污染和生态风险成为当代社会需要关切的话题。那么我们实际上同时生活在早期现代性所带来的成果和代价上。解决风险问题的措施因此就建立在自反技术化这一措施对于既有的简单技术化的克服之上。也正是因为自反技术化，使得二次现代化得以出现。“与之前所有的时代相比，风险社会的突出特征是某种匮乏，即不可能把危险处境归诸于外部。换言之，风险取决于决策;它由工业生产，因此在政治上具有自反性。”贝克：《风险社会》，张文杰、何博闻译，第230页。

但是，布鲁诺·拉图尔直接指出，贝克笔下所谓的“自反”，并不在常人方法论那样的意义上指向行动者的能动性和自我反思能力。我们不能认为今天的人们是自我反思的人，而早期现代社会的人们不具备这种能力;以至于那时的人被看作是不完整的，而我们实现了某种可以给我们带来盲目乐观情绪的“进化”。相反，贝克的自反意思相当简单，“自反不是精通和意识的信号，而只是一种高度的对于‘精通是不可能的’的意识，通过行动来进行的管控在如今就被看成是完整的现代性神话。而在二次现代性中，我们终于意识到，意识并不意味着完全管控”。B. Latour，“Is Remodernization OccurringAnd if So，How to Prove It？” Theory，Culture & Society，vol.20，no.2，2003，pp.35-48，36.也就是说，贝克的自反不是反思而是反噬。

对传统社会的对象化思考造就了早期现代社会的发展成就，而当今社会也同样亟需对早期的现代社会进行评估和思考以持续获得发展动力。二次现代化因此也就意味着一个再出发的过程。人类面对早期现代社会所产生出的大量非预期的发展效果，通过对机构和制度的重组和变革来推动现代化过程的持续发展。在这个二次现代化过程中，曾经被广泛动员和运用的科学和技术不再与基本的物质资源紧密相联系，而是与已经被社会使用但面临着重新评估的那些资源，即人本身和作为人的社会构建的知识相联系。在二次现代性中，对于“劳动-消费链条的效率”这一目的也必须进行反思和改革。可持续发展、预防至上等措施因此作为反思的产物而被提出。

如此一来，贝克的风险概念就触及另一个看起来类似但实际上完全不同的概念：外部性（externality）。外部性首先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指经济建模上为了使模型确立而对系统做必要简化时被置于模型外部而无法加以考虑的那些因素。当然，经济学上的外部性既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而贝克只是对负面的那一部分外部性进行归纳然后打包将其称为风险。“二次现代性因此就成为一次现代性加上它的外部性：所有被当作不相关或无法计算的东西都带著它们的复仇又回来了。”B. Latour，“Is Remodernization OccurringAnd if So，How to Prove It？” p.37.这也是贝克理论最基础的问题所在。

对此，拉图尔向我们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修正方案：区分更为正视知识中的行动网络、话语和认识条件的描述性理论，和本身就是早期现代社会的知识产物的规范性理论。实际上，涂尔干式的现代主义当然不仅仅是早期的功能主义变种，但是它无疑也建立在笛卡尔以来的认识论基础和圣西门主义的社会思想基础之上。同时，贝克“修正的现代主义者”的身份与规范性理论之间的关联还部分继承了德国哲学社会科学传统中另一条稳定的认识论线索。这条线索坚信，既不要颠覆（法国大革命）也不要因循（英国光荣革命），诉诸理性（这往往是康德意义上的批判的而非实证的）的规范反思，我们可以逐步建构出一个标准的生活。这在康德对世界和平的展望中已经得到暗示当然不能简单地将康德看成是纯粹规范性理论的倡导者，这个问题在康德那里与《判断力批判》有直接联系，受限于篇幅和主题在此不做展开。，中间经过黑格尔、韦伯等人，虽然侧重点不尽相同，但寻求一条稳定而又隐形的理性线索并围绕它开发行动措施，成为一种标准的思考方式。我们看到，虽然在韦伯那里的规范性并不完全是涂尔干独特的（sui generis【拉丁】）整体社会的意思，但是在早期社会学中规范性这个概念往往被不加思考地与强制性划上等号。对此的反思是当今社会理论中的热点之一，比如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中就提供了作为结果的普遍主义与作为方法的理性沟通模式之间的区分。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贝克所寻求的对风险社会的克服也触及类似课题。他本人对二次现代化所寄予的希望与哈贝马斯在晚近借助商谈理论而对一些问题的讨论非常相似。贝克正确地看到，简单科学化建立在“朴素性”之上，它一方面用系统的怀疑主义实现了对于对象的制度化;另一方面将自己局限在科学研究而非生活世界之中。贝克：《风险社会》，张文杰、何博闻译，第204页。其结果就是科学在自身范畴的成功却使自己成为一个封闭的体系，不再能够向人们提供生活的指导，而后者本来应该是它的存在依据。相较于因机构化而变得僵化的科学和技术革新来说，贝克因此更为看重商谈所具有的社会生产力量，并提出以规范的商谈而非技术结果作为目标，来克服早期现代性中的“四海一统”社会学理论，来真正实现“四海一家”的社会。他也因此凭借在1997年之后的研究充分获得了传播学方面的关注。S. Cottle，“Ulrich Beck，‘Risk Society’ and the Media A Catastrophic View？”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13，no.1，1998，pp.5-32.

作为对康德以来这条隐含的知识线索的追溯和继承，贝克首先指出，康德提出了人是普遍的“宇宙”（cosmos）和独特的“城邦”（polis）这两个世界中的存在。那么他必然处于（1）自然、（2）其他文明、（3）未来这三个来自外部的和（4）对象、（5）对理性化的超越这两个来自内部的紧张状态之中。U. Beck，“The Cosmopolita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Theory，Culture & Society，vol.19，no.1-2，2002，pp.17-44，18.过往的社会学以竞争的眼光看待人与这些因素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提出的往往是“方法论四海一统”（methodological cosmopolitanism）理论：通过普遍化和标准化的知识来超越不同场景的社会活动，以期规定出标准的社会学。正是这种“四海一统”的普遍认识论思维造成了在普遍主义和多元主义之间的两难困境。如果说我们既看到普遍主义背后的规范经验困境，比如所谓发展的就是西方化的，不发达的就是传统的;又看到了多元主义同样具有的问题，比如，以文化传统为名而进行自我辩护的女性割礼，那么更应该看到的则是同时造成这两极的一种认识论上的一致性：无论哪一极都强调知识的唯一性和排他性，特别是忽略知识的商谈和可被质疑的特征。贝克因此提出作为解决办法的整体性、多元性和民众性要求。我们由此很明显地看到在贝克和哈贝马斯之间的相似之处。后者的沟通行动理论所面临的最主要批评之一就是信息的分享未必一定会造成意见的统一。在他本人的回应中，他提出了用沟通在方法上的适当性克服包含了科学在内的规范性制约哈贝马斯：《分裂的西方》，郁喆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第55页。，直至明确提出“团结……不能仅仅通过一种普遍主义的正义道德的消极责任而建立起来”。哈贝马斯：《分裂的西方》，郁喆隽译，第88—89页。但是，虽非本文的主要论点，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到哈贝马斯那里的困境，如果说必须提倡一种规范化的方法制约，那么在这个制约之下由学者本人所设想出来的“无世界政府的全球治理”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53页。究竟应被界定为一个可有可无的“理性的剩余”呢，还是违反了他本人“规范的应是沟通方式而非其结果”的刚性条令呢？

再换句话说，如果不是一种普遍的道德义务或科学认知，那么什么能使我们克服风险社会？这无疑又回到对风险的界定上来。在贝克那里，人类对风险的认知体现在对风险所具有的巨大破坏力的直观感受之上。实际上贝克的风险理论也在这个意义上被我们看作是一种具有直观色彩的理论。如果说贝克放大了负面的外部性并将其叫作风险，那么为什么分析会轻易地放过那些正面的外部性呢？显然，这是因为正面的外部性因其总体上的福祉色彩而不会造成直观上的切身反感。因此，贝克所看到的风险就是早期现代性中机械科学化或技术化的自我反噬，它是具有普遍刚性而无视时间、处所等地方性知识的科学和道德普遍主义，它在带来物质上的极大成就的同时也生产着科学或道德范畴之外的众多非预期效果。既然风险伴随着科学和道德等专家系统而来，那么就必须在专家系统之外寻求对风险社会的克服。寄希望于理性商谈所具有的社会生产力量，贝克实际上追随哈贝马斯提出了规范方法的合理性。显而易见，它正确指出了风险与专家系统的黏连，试图用一种相对更为灵活的规范化方法克服机械的标准化结果。

但是，就像在《合法性与正当性》时期的卡尔·施密特指出的那样，“1806年黑格尔在耶拿看到的那个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灵魂是个军人，而非黑格尔主义者。他是哲学与剑结盟的代理人，但他只能来自剑一方”。卡尔·施米特：《合法性与正当性》，冯克利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6—67页。而瓦蒂尔则指出韦伯对于理性的科层制的规划直接是对普鲁士行政机构的临摹。P. Watier，Le Savoir Sociologique，Paris： Desclée de Brouwer，2000，p.82.苏国勋教授也在他最后一篇论文中着重指出了韦伯的这种规范性理论倾向及其问题。苏国勋：《韦伯思想在中国》，《学海》2021年第1期。苏国勋教授直至生命尽头还在尽心治学，足为晚辈学人楷模，特为铭志。就像密涅瓦的猫头鹰一样，理性成了只在行动者行动之后在学者那里才能起飞的存在;而学者又往往要受到自身非理性范畴因素的影响。贝克所继承的这条理性-批判主义的范式多少是将知识的主导权交到学者的手中，而忽视了生活世界中行动者的能动性。即便不去着重分析理性商谈策略所面临的理论批评（这往往体现在“先承认再商谈”还是“先商谈再承认”的两难困境上），我们也能看到贝克所面临的难题。由于从根本上混淆了风险和外部性这两个概念，贝克实质上只是将半个外部性集合——负面的那一半——隔离起来进行讨论。一方面，他用规范化方法取代标准化结论的做法虽然部分克服了早期现代性中技术化的问题，却事实上生产了新的不受制约的专家体系：掌握规范化新方法的社会专家同时处在技术专家和普通民众之上，成为新规则的制订者。另一方面，也不应忘记被贝克抛弃的那一半良性的外部性。而对什么是良性的外部性的评价似乎又成为新塑造出来的社会专家体系的特权，因为在贝克的体系中他们无疑是因最有学识而对早期现代性的自我反噬最具有评价资格的人。

三、吉登斯的风险社会与双重阐释框架中的信任

吉登斯对风险的界定则明确拒绝了与外部性的混淆。他指出，风险“这个词在十七世纪才得以变为英语，它可能来源于一个西班牙的航海术语，意思是遇到危险或者是触礁”。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7页。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概念的诞生是随着人们意识到这一点而产生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过去人们对于‘幸运’（命或命运）的想法，并且与宇宙决定论相分离”。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第27页。如上所述，无论是贝克还是吉登斯都明确地指出，风险课题并不包括那些本身就蕴含在大自然之中，人类除了被动承受别无他法的危险，风险因此相反是一种人的社会关系，对它的评估必须以人本身作为基础和目的。但是，相较于贝克所提出的一种新的人与其对象的蕴含风险的外部关系（外部性），吉登斯则强调，风险首先是人与其自身的关系。这并不指用一种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纯粹思辨（contemplation）去消解实践的力量;相反，它因为强调人与所处世界之间的相互构建过程而本身就将实践和理论统一在一起。因此，就必须对主体和对象这一经典的笛卡尔分离进行反思。如果主体“我”必须将所观察之物对象化才能实现客观研究，那么这种对象化过程本身就是对于所观察之物的去价值化过程。这个过程对于现代社会的形塑尤其明显。它让经营餐馆的我不再对口味是否符合顾客的预期有什么要求，我只感兴趣于卖出了多少份外卖。同样，作为人口学家的我对于研究对象是否通过我的研究过上了更美好的生活不再感興趣，我只感兴趣于这些人口数据实现了什么数字上的增长。那么，这个科学过程也不再对我与世界的关系感兴趣，而只在乎发现或发明了什么。但同时，即便一直被标准化的社会学范式所贬低，虽然被它们武断地当作仅仅是科学研究的对象，行动者自身总是对所处的情境具有反思能力。无限复杂化和分化的科学在自我加冕的同时越来越失去大众的信任：当大众不再通过诉诸命运或诉诸“我”所不了解的科学作为行动依据的时候，风险就产生了。诚然，它需要以人类对于所处环境的不确定感作为基础，但风险产生的必要因素则相反并不是这种不确定感，也就是说，风险不是具有灾害性的外部性在人的主观上的投射，而是如下这种认识：即便不属于狭义的理性，自我也作为对其所处环境具有直接感知力和能动性的存在而存在，且自我会依照自我的意图、知识、情感等调整行动，来对不确定的外部进行回应。风险因此是本体性的，它不是人在观察和思考对象之后生产出来的额外的知识，而是人的社会过程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Giddens，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1.不能因为吉登斯更为强调风险与心理因素的关联就将他当作是心理主义者，相反，风险所联系的是一种群俗的因而是本体的心理因素，它参与基本的社会构建过程，而非心理学家那里作为知识的专业心理学。同时，在社会构建过程中，自我又不必然地能够克服这种外部的不确定性，因此他就永远处于（1）这种基于感知的行动和（2）行动所造成的影响之间，并且这个处境表现为无休止的往复过程。

对待风险的这种看法与吉登斯的双重阐释理论保持一致。“在社会科学中，所有建立在经验之上的知识的不稳定特征，我们必须加上‘破坏性’的标签，而‘破坏性’的根源在于：社会科学的论断都要重新进入到它所分析的情境中去。社会科学是对这种反思性的形式化（专业知识的一种特殊类型），而这种反思对作为整体的现代性的反思性来说，又具有根本的意义。”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第35页。如果说贝克还是采取现代主义典型的“观察对象-界定问题-提出对策-获得发展”的取向的话，吉登斯则首先提出了对这种社会科学的范式危机的反思。就像在《社会的构成》中他所指出的，社会科学首先意味着主体和对象之间在两个序列上的紧密且复杂的关系。在第一序列即行动序列中，行动者既从自身的意图出发去施行行为，他的行动又在自身之外带来了超越意图的意义。而行动者在进行意图构建的时候必然参考了他所可以企及的被称为结构的知识储存，其中就包括已有的社会科学的论述、观点和展望等。同时，在第二序列即知识序列，作为主体的研究者在他的专家身份之外，首先是以第一序列中的一般行动者身份出现的。也就是说，社会学家同时是专业的社会学家和一般的社会成员。他的存在同时包含远离和接近两个属性。远离指的是他必须超越一般行动者的利益、意图使得他的知识成为一种专业知识;接近指的是这种专业知识又是建立在与常识的趋近之上的。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社会中没有任何宗教观念，那么在这个社会中的学者根本无法去想象开展一种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同理，假设我们处在另一个星球上通过高倍望远镜观察我们对其一无所知的地球，那么我们几乎会通过统计学知识得出“最危险的地方是医院”这样的论断，因为在那里死亡的机率最高。如果这种荒唐的研究不会发生，那是因为在研究者和行动者之间已经预先分享了同样的知识，并且这种相互的知识在两者之间不停地相互阐释。这就是吉登斯双重阐释的意义。

因此，对于包括风险在内的任何社会学课题，首要的并不是界定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困境之中，即建立一种分析的解释模式，而是借对所处境况的思考来理解和阐释我们自身的处境，即阐释我们所处的本体情境。回到风险，并非仅仅如贝克认为的那样，我们不恰当的观物方式在某一个时期创造出了过多的风险。这当然也并非错误，但更为根本的则是吉登斯所指出的：风险之所以产生，是现代社会持续脱嵌的必然结果，而它的产生机制就是现代性本身。

吉登斯着重强调了符号机制（symbolic tokens）和专家系统这两个现代性的脱嵌特征。现代性使得人们不再依靠与时间和空间的联系而生活。时间在现代社会意味着“朝九晚五”而不再意味着“日出之时”，前者的标准化足以克服因空间差异所带来的知识的情境特征。同样，即便不知道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具体年份，我也可以通过查阅百科全书得出那是公元476年并形成一个基本的印象;而不需要去具备关于明朝万历十五年、日本天正十五年、佛历2130年所要求的对于相应情境的嵌入了解。明万历十五年、日本天正十五年、佛历2130年均对应公元1587年。正是这种关系的改变使得现代社会产生出一些具体的符号，也同时是这些符号的持续运行使得现代社会进一步与所有的前置条件相分离。这些符号中最重要的或许就是货币。在此，吉登斯显然吸收了齐美尔关于货币作为客观化的社会符号的阐述，问题并不在于某种金属是如何在其演化历史上逐渐变成货币的，而是人们如何在相互交流中通过被分离因而客观于每个个体的符号而实现各种复杂社会关系的。Simmel，Phiosophie de lArgent，Paris： PUF，1987，p.223.那么，无论是货币还是因这种符号机制的出现而产生的本体的不安全，就都需要以人对它的认识为前提条件。换句话说，它们并不是物质实体或社会事实，而是暗含了社会联系的情感性而非认知性的社会现象。Giddens，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92.同样，对脱嵌起助推作用的还有专家系统。当社会已经复杂到无法让处于其中的人基于亲熟性（familiarity）而对它进行把握之时，亲熟性所建基于的血缘、近邻关系，还有各种以理所当然方式而运行的地方知识就往往面临失效的风险。本文开始时所举的悲剧性的例子恰好就是如此产生的：亲熟性在更为复杂的现代社会面临着失效，伴随而来的是本体性的不安全——行动者并非无意识，但为了行动、为了使生活继续，只能选择承担风险。取而代之的则是以标准化和专门化为特征的专家系统。问题在于，我们只需稍微冷静一下就可以发现，知识和合理化之间是有逻辑距离的。我们对于什么是科学的判定恰恰不在于我们对它的了解，而在于我虽然不了解它，但由于科学家们的背书和我整体上对科学家群体的信任而使它在我眼中“看上去很美”。行动者因此只能被动地借助对科学和科学家群体的整体信任去面對这个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吉登斯并不是要取消科学的理性特征，而是正确地指出科学本身对于社会权力分配和各种内部的微观不可见失范并不具有识别和纠正的能力。这导致专家系统也成为本体上的不安全的生产因素：个体对专家系统和它生产的知识无力知晓而只能相信，这造成一种基于归纳的合理怀疑，怀疑总是伴随着总体的信任，风险就此产生。它并不是危险，否则专家系统就是骗子的代名词了，但“我知道他们可能会犯错，或在发明什么的同时造成更大的问题，或干脆是骗我”就成了专家系统与每一个个体的内在社会关系的特征之一。 现代生活因此必然包含无法化解的不确定性，而社会中的一般行动者对这种不确定性的认识就是风险。“随着我们越来越生活在贝克意义上的风险社会中，在社会交流中新技术长期影响我们的生活秩序，几乎随之而来的就是不断地对形式方式的合理化授权进行修正，未来变得越来越吸引人又越来越不透明。不再有直接达到未来的途径，只有关于未来场景的多个版本。”Giddens，“Risk and Responsability，”The Modern Law Review，vol.62，no.1，1999，pp.1-10，4.

风险因此并不总是如贝克的看法那样是负面的外部性，它还是一种以人的意识和情感状态为基础的社会现象。“坐上一辆汽车，我就进入了一系列完全充斥着专门知识的环境之中，包括汽车的设计和制造，高速公路，交叉路口，交通信号，以及其他许多相关的知识。……当我选择驾车外出时，我就接受了这种风险，但是我信赖上面所说的专业系列，它们将尽可能保证将事故的发生率降到最低点。我对于汽车的运行原理知之甚少，而且如果汽车出了故障，也只能干一些极其简单的修理工作……当我把汽车停在机场然后登上飞机，我就进入了又一个专家系统，对这个系统，我自己的技术知识仅仅停留在最有限和最初级的阶段。”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第24—25页。专家系统因此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外在物质存在，而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独特的形式，就像通过分化的货币实现社会联系一样，个体通过专家系统完成对于世界图景的客观化，来实现相互的联系。或按照吉登斯的提法，通过符号机制人们终结了自然，通过专家系统人们终结了传统。Giddens，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因此，吉登斯所提出的对于现代化过程的反思实际上不同于贝克的版本。他指出，所谓反思并不仅仅是针对早期现代社会的反噬效果所做的策略性修正，而应该是对于现代秩序的局限性和矛盾的思考，这首先表现在对于专家系统的反思上。“在西方社会，过去两百年中……科学本应用来实现对传统的超越，但是却变成了关于自己的权利的理所当然的权威。它成了别人尊敬但外在于其生活的东西。”Giddens，“Risk and Responsability，” p.6.对风险的应对就与现代性下的脱嵌和复嵌联系到了一起。如前述，如果说现代性意味着通过各种符号系统完成的对现实生活的抽象化，而这种抽象化使得标准化取消了生活的具体场景的话，那么作为抽象化的实现工具之一，专家系统事实上通过促进脱嵌这个过程而成为风险产生的社会原因之一;当我们不再以“自然”的方式处于生活世界之中，那么对风险的克服和“重新嵌入”生活世界这两个命题事实上就是同义反复。于是问题就不在于用什么去取代这个专家系统，而在于用什么方法“重新嵌入”具有自反能力的新的专家系统中去。

这就突出了信任这个社会形式的地位。虽然部分赞同卢曼从系统论角度对于信任的开发Luhmann，“Familiarity，Confidence，Trust： Problems and Alternatives，”Diego Gambetta，ed.，Making and Breaking Cooperative Relations，Oxford： Blackwell，1988.，吉登斯对信任的态度却更为靠近齐美尔的观点。这意味着，从功能角度出发，信任确实如卢曼所说的那样是系统间因素的联系和系统的维持所必不可少的因素，但信任并不具有自发性，其发生显然还是应该回溯到个体行动者那里。正是个体通过其主观动机和意图使得行動成为可能，这个行动才在其非主观的意义上成为社会形式。回到信任，吉登斯认为，信任的发生条件并不是现代社会这个系统的自我要求，而是人面对脱嵌-复嵌这一现代现象的必要策略。脱嵌“机制把社会关系和信息交流从具体的时间-空间情境中提取出来，同时又为它们的重新进入提供了新的机会”。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第124页。风险即契机因此也并不是某种抽象的系统要求，而是人与他所处于的生活世界的关系问题，正因为此，吉登斯明确表示：“我不能同意卢曼‘不行动也就无风险’的观点。”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第29页。

值得注意的是，信任并非总是一个认知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信任并不只是通过狭义理性计算而在归纳意义上实现的那种trust;它还包括更广义且更依附于情感的confidence的那一部分。对于前者，我们当然认同它对于现代社会的维系发挥了巨大作用，从早期的社群间协作到当今复杂的金融体系（system of trust），这种基于狭义理性的信任使得现代社会得以成为可能，并且它实际上本身就是脱嵌这一标准化符号过程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但是，这种基于归纳的理性信任本身并不足以完成复嵌的任务：归纳所要求的理性思维本身并不鼓励行动者在不知晓的情况下投身于社会生活，而这种不知晓的投身恰恰是社会得以可能的必要条件。那么在理性的归纳信任之外的那种更具社会性的信任事实上才是吉登斯所寄予期望的重要性所在。换句话说，“风险即契机”并不是因为像贝克所理解的面对巨大的破坏性所被倒逼进行的被动期望，而是因为作为晚近现代社会中的人，我知道我处在一个风险社会，但我无论如何会无来由地受到人的那种社会本能的支配而倾向于克服各种风险而与他人一起生活，并且为了实现更好的生活而采取策略去克服风险。Confidence意义的信任因此与社会性（sociability）相联系而成为吉登斯阐释风险社会的理论基础。如果说符号和专家系统使得社会高度细化，从而使个体处于一个高度的风险社会，那么自我之所以可以“伴随风险而生活”，不是因为它缺乏对风险的理性思维而无法避开这个社会，而恰恰是因为“人能群”这一现象学意义上的社会性是包括风险社会在内的所有社会模态的基础;复嵌不是一个策略选项，而是社会性和信任，换句话说是社会这一独特存在范畴的内在要求。

吉登斯所提出的对于风险社会的具体应对策略事实上均为上述理论的自然延续。如果说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对于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克服是必要的，这是因为社会性信任所激发的复嵌并不是要强化繁复而不考虑人的统一知识体系;相反，它强化的是某一给定场景下人与知识的相互关系，而这种关系必然以人的生活为衡量的核心标准。举例来说，我们实际上并不面临在推广普通话而扼杀方言和推广方言而扼杀普通话之间的二选一，而是应看到，普通话使得沟通在更大范围得以实现，而方言是地方文化和习俗的载体，那么对两者同时进行保护性推广就并非什么矛盾之事。在某个个体身上，普通话和方言可以共存的唯一障碍就是在这二者中人为地选择其一作为标准化符号，而将另一者贬斥为成本的错误认识。同理，知识的去技术化也类似。专家系统的努力方向并不在于使得已有的专家系统继续强化和复杂化，那样的话，脱嵌会持续拉开生活和科学的距离，使得风险越来越多，烈度越来越高。应做的是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纳入知识的自我反思，使科学和社会性信任不至于越拉越远。只有一般行动者通过社会性本能投身社会行动之后，又在归纳意义上证实他先前的社会性信任不光是情感性的还同时是理性的，复嵌才能够真正完成，社会信任也才真正能够克服因抽象化的现代生活所带来的风险社会的降临，同时，科学也才能够恢复它的名誉。

四、结论：信任与责任，重建风险社会

风险社会因此并不会像贝克所说的那样会完全消解和取代此前的社会组织模式。“风险社会的出现并不完全是为了避免危害……风险社会是一个有更多选择的社会。直至目前来看选择显然是根据阶级和收入而差异分布的。”Giddens，“Risk and Responsability，”p.5.如果说当代社会多少意味着风险共担的话，具体的承担风险的方式则与现代社会的组织模式有关。显而易见的是，面对全球疫情，居家办公成了办公室阶层的替代，那么如何在办公室阶层和体力劳动者之间实现风险上的平衡呢？同样，更为安全的食品往往意味着更高的价格，这又与收入差异紧密联系在一起。贝克所展望出来的因无差别承担风险而形成的新的全球社会凝聚力看起来就不怎么现实。他正确看到了风险的巨大破坏作用，并希望用一种并非简单的修正现代主义去批判地建构更好的现代生活。这种看法同时吸收了两个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和批判主义理论。但是，他总体上并未过多思考理性主义学说所面临的主体与对象的关系问题，而这恰恰是吉登斯双重阐释理论的重要性所在。

后者當然也注意到风险社会的现代特征，却并没有仅仅将其当作一个新的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事实。如果说风险是晚近现代性的新特征，那么这首先意味着它是一种人与他人、与世界、与自然环境以及与他自身的新关系。脱嵌这一现代特征造就了风险，对于风险的克服因此在于复嵌过程之中。这也意味着政策和整个社会面对风险时并不是纯粹被动和无计可施的。相反，从全球在地化到去技术化，吉登斯提出以责任概念为核心的信任重建工作。较为明显的是，责任概念也同样被贝克寄予期望，因为它可以修正现代乐观主义下只注重正功能而无视潜在负功能的“实证的”生产和组织模式。但是，吉登斯对责任的强调还有另一层更为基础的意义。责任与信任在社会联系中是策略与本体的关系。这里的责任当然有自律的含义，但是吉登斯特别强调人的社会范畴，这就使自律这一静态图景转变为责任这一相互行动中的动态图景了，而信任则因作为不可被消减的社会存在本身而足以应对风险这一本体性的不安全。总之，“风险仅出现在需要做决策的时候。责任的概念也以决策为前提条件。责任这个概念中的真正意思是某人的某个决定带来了某种明显的后果”。Giddens，“Risk and Responsability，”p.8.正是信任和责任分别对应着本体和策略的特征，使得我们不光可以去憧憬一种对风险的克服，还可以从理论上论证风险即契机这个命题。

（责任编辑：何 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