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史《续文苑底稿》的经世学名义与嘉道学人谱系

戚学民

〔摘要〕 嘉道经世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是学界重点讨论的话题，《续文苑底稿》为代表的清史《文苑传》系统记载了包含嘉道时期在内的清代经世学，却尚未得到学界重视。《续文苑底稿》在经世记载方面的价值，首先是正式使用了经世学的名义，赋予经世以学术意义;其次记载了经世学的外延，史学、水利、地理、治水、语音、樂律、天算等等皆属于经世学的范畴。《续文苑底稿》对清代经世学内涵和外延的记载应得到重视。

〔关键词〕 嘉道经世学;《续文苑底稿》;缪荃孙;清国史馆;《皇朝经世文续编》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2）03-0164-10

19世纪的嘉道经世学是晚清时期有重要影响的思潮，深受后世重视。1980年代以来，学界对嘉道时期经世学的研究越来越深入①，举凡嘉道经世学的整体和盐政、漕运等专题及重点人物研究均不断有重要成果涌现，我们对嘉道经世学乃至19世纪中国的认识已经极大加深。

在学界对清代特别是嘉道经世学的研究中，嘉道经世学的内涵与外延是探讨的首要问题。王尔敏、张灏、鱼洪亮等人对此曾经有专门讨论，其他学者也在持续思考，目前尚无定论，更有可以深入之处。学界也注意到，近人研究之外，对传统中国经世观念的梳理开掘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我们对嘉道经世学的讨论是基于后世的视角，而清人对其本朝的经世学有相当程度的自觉，与今日学界对嘉道经世学的认识不尽相同，可供参考。

有关嘉道乃至清代经世学记载方面，清史《文苑传》的记载特别重要，但是学界对此尚无了解。在清史《文苑传》过程稿中，清史《文苑传》第四次稿的工作本《续文苑底稿》关于清史《文苑传》第四次稿及《续文苑底稿》的研究，参阅拙文：《论清史〈续文苑底稿〉对常州文派的书写》，《文学评论》2021年第2期。的经世学记载尤其值得重视。该书对经世学的记载自成系统，嘉庆道光咸丰时期的经世学是其重点，而其记载恰好涉及前述嘉道经世学的两个小问题，即经世学的内涵与嘉道经世学谱系，对理解前述问题有所助益。本文根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国史馆档案，讨论《续文苑底稿》嘉道经世学记载的相关问题。

一、《续文苑底稿》中的“经世学”内涵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界研究嘉道经世学，均重视讨论经世观念的内涵。王尔敏、张灏、鱼洪亮等人对经世的含义进行了多方讨论。王尔敏认为，经世从经国济世简化而来，经世观念在20世纪之前与“政治”一词相通，而与今日经济不同。张灏从宋明儒者的角度对“经世”进行了疏解，认为经世不仅仅是与西方官僚政体之治术相对应的名词，而首先是入世精神，与出世对立。“经世”精神是“政治人格的扩大”，在“天理史观”的影响下，儒家思想认为人为努力可以实现典型的人格，也可以重建典型社会。经世观念分“治道”和“治法”两方面，其中的“治法”演变为嘉道以后流行的“经世之学”，“经世之学”区别于义理之学、考据之学和辞章之学，讲究如何由制度的安排、政府多种政策的运用，以及法令法规的约束建立政治社会秩序。学界关于经世概念的讨论，参阅杨念群：《百年清史研究史·思想文化史卷》，第58—60页。其他学者也对经世学的观念进行了讨论，但总体上未形成共识。

相对于上述学界研究，光绪年间缪荃孙纂辑呈缴的《续文苑底稿》对经世学的记载极有价值。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钞本《钦定国史文苑传》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纂修经过及存世钞本的若干情况，请参阅拙文：《〈钦定国史文苑传〉钞本考》，《文学遗产》2017年第6期。在诗文之外，记载了诸多“有守有为”的文臣，这些文臣的事功多属于经世范畴。《钦定国史文苑传》记述了多达10位文臣的史学纂述之功，重点记载了清代学人对宋元明史的撰述成就，在清史《文苑传》中开启了一个新的记载板块，但是毕竟《钦定国史文苑传》没有立“经世学”之名。对于《钦定国史文苑传》记载的文士经世作为的全面研究，笔者将另文进行。《续文苑底稿》踵事增华，经世学记载更加宏富。全书74篇正传，按照缪荃孙的分类上海图书馆藏有一个题名缪荃孙和谭宗浚所纂《文苑传》钞本，其中有一个手写的目录，对人物进行了分类，在全部74位正传人物中，词章家有25位。，其中诗文辞赋家25位，其余近50位文士则在经世方面成就卓著。对这些人物的记述是一种系统的经世学论述。

《续文苑底稿》关于经世记载的价值，首先在于明确提出了“经世学”的名义。《钦定国史文苑传》基本不使用“经世”字眼，在全部44篇传记中仅《计东传》中有一处带有“经世”字眼的话。（“东少负经世才，意气勃发，尝自比王猛马周。”）《陈仪传》稿本档册中（文献编号：701005229，清国史馆档案，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曾有一段话使用了“经世”一词，但是一位陆姓副总裁签条指示删除这段带有经世字眼的话（“自留心经世之务  至  疏沦浚导  一段似须删   陆”）。在《汪琬传》中，也有一个档册，曾经使用了“经世”，“盖琬因文见道，务为经世有用之学，其所自得者厚矣。”但这句话不见于《钦定国史文苑传》的同名传记之中，可能是后来加入。总之，在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中，尽管文士经世事迹记载较多，但极少使用“经世”字眼。

《续文苑底稿》相较于《钦定国史文苑传》有极大改变，多次使用“经世”字眼。我们在《续文苑底稿》的正文和注解中可以找到13处“经世”，其中注解中的多与《经世文编目录》有关，而刘献廷、何梦瑶、王太岳、何秋涛、周济、管同、魏源和郑献甫8人的传记正文中出现了“经世”。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经世”字眼往往与“学”连用，如“学在经世”“经世之学”等等。除此而外，《续文苑底稿》还多次使用了与“经世”字面接近，意义构成互文的“经济”。如《包世臣传》中有“经济之学”。《包世臣传》，《续文苑底稿》，文献编号：701005418，清国史馆档案，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第105页。《姚莹传》还用了另外一种经世学的说法。姚莹不满足于做经生，“不好经生章句”。《姚莹传》，《续文苑底稿》，文献编号：701005418，清国史馆档案，第128页。其与友人书言，“要端有四：曰义理也，经济也，文章也，多闻也。四者明贯谓之通儒，其次则择一而执之，可以自立矣”姚莹：《与吴岳卿书》，《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51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49页。，对其祖姚鼐“义理、考据、辞章”三分说法有所创新。《续文苑底稿》采用此语，为经世学作了学术定位。

历代均有把经济（或者经世）视为学术者，清代更加明确地把经济（经世）归于学术范畴。王鸣盛在《王戆思先生文集序》中所言即为典型之一：“夫天下有义理之学，有考据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词章之学。譬诸木然，义理其根也，考据其干也，经济则其枝条，而词章乃其花叶也。譬诸水然，义理其原也，考据其委也，经济则疏引灌溉，其利足以泽物，而词章则波澜沦漪，潆回演漾，足以供人玩赏也。……义理之与考据，常两相须也。若夫经济者事为之末，词章者润色之资，此则学之绪余焉已尔。”王鸣盛：《西庄始存稿》卷16，陈文和主编：《嘉定王鸣盛全集》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00页。这是在义理考据词章的三分法基础上，更进一步。前引《姚莹传》中传主之语，是王鸣盛说法的后续（当然不一定直接来自王鸣盛）。嘉道时期出现了《皇朝经世文编》，经世学的内容更加丰富，对后世影响极大。对此学界研究很多，兹不赘述。此处仅仅指出，《皇朝经世文编》在学术思想的贡献之一，是进一步确认了经世事功的学术地位。

《续文苑底稿》中的经世学名义，还可以参考张之洞《书目答问》的“经济之学”来讨论。《书目答问》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中，列有“经济家”一门，后有双行注曰：“经济之道不必尽由学问，然士人致力，舍书无由。兹举其博通切实者。士人博极群书，而无用于世，读书何为，故以此一家终焉。”张之洞：《书目答问补正（批注本）》，范希曾补正，柴德赓批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221—222页。这既是对儒家经世思想的一般解说，也是对“经济家”专立一门的阐发，揭示了“经济之学”可以具有学问属性。《书目答问》署名张之洞，示人门径，有劝学之效，而实由缪荃孙具体编纂。数年后，缪荃孙担任国史馆总纂，纂辑成了《续文苑底稿》，故《续文苑底稿》的“经世之学”或者“经济之学”名义与《书目答问》的“经济家”之间有较为密切的关系，《续文苑底稿》中的文人“经世”作为亦不仅仅是一般性的事功，而具有学术意义。

缪荃孙非常注重经世观念。他纂修国史《儒林传》《文苑传》期间，受托为盛宣怀之父盛康编辑《皇朝经世文续编》。今日可见的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始于1888年，多次记载他编选《皇朝经世文续编》的工作情况。如日记第一篇三月朔壬子“校《古微堂默觚》，选入《经世文》”，即是校对龚自珍的《默觚》，编选入《皇朝经世文续编》。第二天“校《姚石甫集》，选入《经世文》”。缪荃孙：《缪荃孙全集·日记一》，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1页。除了校对、选文，缪荃孙还对全书整体结构进行编纂。同年七月廿四日缪荃孙“编录《皇朝经世文续编》学术门，分圣学、原学、儒行、广论、法语、文学、师友七子目。”缪荃孙：《缪荃孙全集·日记一》，第28页。七月廿六日“编录《经世文·治体门》，分原治、政本、治法、用人、臣职五子目。”七月廿七日“编录《经世文·吏政门》，分吏论、铨选、考察、大吏。”此后续编《吏政》《户政》《兵政》等，到八月十二日到天津“交《经世文编》于子渊”缪荃孙：《缪荃孙全集·日记一》，第29、31页。，大致完成《皇朝经世文续编》的编纂。缪荃孙编纂《皇朝经世文续编》的知识体系与《续文苑底稿》的经世学谱系有若干联系。

《续文苑底稿》不仅有经世学的名义，还指出了经世学的范畴。《续文苑底稿》正传人物事迹的记载经过精心安排，以互文的方式展现了事功的整体图景。比如位列正传第三位的《刘献廷传》，不仅记述刘之行谊与学术，更展示了经世学的名义和内容。刘献廷是《续文苑底稿》记载的首位经世学人物。该书记载的第一位人物是古文作者侯方域，第二位是福建诗家丁炜，这两位人物涉及古文和近体诗学史的记载，本人将另作讨论。他的传记明显以记述其经世业绩为主，而不是诗文。《刘献廷传》开篇揭示了“经世”名义及其内涵：“其学主于经世，自象纬、律历、边塞、关要、财赋、军器之属，旁而岐黄者流，以及释道之言，无不留心，深恶雕虫之技（全《传》）。”《刘献廷传》，《续文苑底稿》，文献编号：701005421，清国史馆档案，第25页。经世学在《续文苑底稿》中蔚为大观，但首要的是确定这一个记载板块的名义。在刘氏本传中，借揭示其学术宗旨而提出“经世”学的名义，其趋向切于世用，其内容是天文历法、地理、财赋、军备、医术等等。

《刘献廷传》相应记載了刘几个方面的成就，别有意义。首先是舆地学方面。刘献廷认为诸公考古有余，而尤未切于实用，应以经纬定方位、别物候。刘又重视水利，特别重视西北水利，重视郦道元《水经注》，“有圣人者出，经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西北水利，莫详于水经郦注，虽时移势易，十犹可得六七。郦氏略于东南，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当详，正在西北。欲取二十一史，关于水利农田战守者，各详考其所以，附以诸家之说，以为之疏，以为异日施行者之考证。”《刘献廷传》，《续文苑底稿》，文献编号：701005421，清国史馆档案，第27—28页。运河与黄河治理为主要内容的河政是清代三大政之一，清代学者重视河政，重视水利，清代水利史成就卓著。《续文苑底稿》接续《钦定国史文苑传》，提出水利的重要性，为水利学保留了板块。同时，清代学者对地理的研究考证，特别是西北地理的研究非常重视，是清代学术的一个特色，于刘氏本传揭示舆地学的重要性，也为后来的清代地理学，特别是西北史地研究板块记载预留了地步。第二方面是刘献廷的语言学成就：“其生平自谓于声音之道，别有所窥，足穷造化之奥，百世而不惑，尝作《新韵谱》。其悟自华严字母入，而参之以天竺陀罗尼泰西蜡顶话小西天梵书，暨天方、蒙古、女直等音，又证之以辽人林益长之说，而益自信。”《刘献廷传》，《续文苑底稿》，文献编号：701005421，清国史馆档案，第28—29页。清代学者在音韵学方面有很大成绩，其中一部分记载于《儒林传》中，主要是对上古音的考证。而《文苑传》记载的音韵学内涵稍有差异，不是经史考证，而是对音韵的研究，传主可能不是经学意义上的古韵专家。

上述传记对刘献廷在地理学和语言学两个方面学术成就的记载，是对该书经世学内涵的揭示。在整个《续文苑底稿》中，对舆地学和文字学研究的记载均有相应的安排，在不同时段安排了研究同样学术者，构成了不同的线索。

根据上述情况，在《续文苑底稿》呈缴的1888年之前，清史《文苑传》已经有了明确的经世学观念，而且此经世学观念已经具备确切的学理属性。舆地、水利、历算、乐律等等，在传统知识分类中本有独立的分支，属于治术的层面，但是在《续文苑底稿》中被归属学术，有知识的治道含义。《续文苑底稿》的经世学观念可以为我们考察清代经世学观念提供参考。

二、《续文苑底稿》中的嘉道经世学人谱系：舆地学

与前述问题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续文苑底稿》中嘉道经世学的具体面貌是什么。今天的嘉道经世学研究将嘉庆道光时期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将嘉道经世学视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衰世中士大夫的改革努力。学界一直在设法寻找嘉道经世学的近代因素或者其未能走向近代的原因。漕运、盐政、西北史地研究、抗击英国侵略等等研究，是嘉道经世学中受到重视的专题，但是嘉道经世学的整体面相是什么，仍有待进一步讨论。

《续文苑底稿》的经世学记载足供参考。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到第三次稿的成果——《钦定国史文苑传》所记人物基本以乾隆朝为限，最后一位传主是嘉庆时期去世的姚鼐。清史《文苑传》第四次稿的工作本《续文苑底稿》以一半篇幅（三四两卷）为嘉道以后的学人立了37篇正传，完全是新增。这是清廷第一次对嘉道文坛作整体描绘，而其中经世学记载所占分量极重。这37篇中，一半以上正传人物是以其经世学成就为传文的主要内容，其他人物即便是以诗文为其主要成就者，也往往会记载其经世作为，经世学成为《续文苑底稿》嘉道时期记载的重心。

《续文苑底稿》的正传人物，嘉道时期非以诗文名家而以经世业绩为主者有：章学诚、李兆洛、祁韵士、许鸿磐、张澍、莫与俦、徐松、包世臣、沈钦韩、钱仪吉、姚莹、邓显鹤等人。他们构成了《续文苑底稿》嘉道经世学记载的学者阵容，他们的传文在《续文苑底稿》中按照科举中式年代先后顺序编排，一如《钦定国史文苑传》的做法。但这些传文绝非简单罗列事实，而实有记载系统。《续文苑底稿》的经世学谱系包括算学、舆地、水利、财赋、军事等领域，每个领域对有成就的学者均有系统而连贯的记载，构成一个学科发展线索。纵向来看，顺治康熙朝，雍正乾隆朝，以及嘉庆道光咸丰朝等较长时段内每个领域都有相应的人物，前后相连，形成了记载的链条;横向而论，嘉道时期，《续文苑底稿》对每一个领域都记有代表人物，其传记均富有学术意义，形成了一个记载系统，本文仅论其一端。

舆地学在《续文苑底稿》中位阶较高，是经世学记载的重要内容。这明显可见缪荃孙的影响，缪氏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续编》中的《学术一·圣学》祁寯藻《呈进书籍疏》，立足劝学，说明了舆地学的重要性。该疏云：“以图征书。心不厌则易入，力不劳则有功，古人左图右书，诚不可偏废也。臣愚窃谓帝鉴图说讲毕，即宜进讲舆地之学。《大清会典》中有《皇舆全图》《各省府州厅分图》，山川疆域形势开卷了然，且篇幅简明，较之大图，易于指画。并有礼制武备天文等图，可资博考。又耕织图，则农桑之事，衣食之原，纤悉具陈。又马远《豳风图》绘事古质。嘉庆年间，取以联句，内府画本石刻俱在，可资检阅。《钦定月令辑要》《授时通考》二书，皆足与《耕织》《豳风》等图，互相发明。”

《续文苑底稿》选取了章学诚、祁韵士、徐松等一组人物为嘉道时期舆地学的代表。其中章学诚是第三册的开篇人物，传文重点记载传主的地理学，特别是方志学成就。“震论修志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非所急务。阳湖洪亮吉尝撰辑乾隆府厅州县县志，其分部乃以布政司分隶厅州县。学诚均著论相诤（《文史通义》），夷然不屑（《粤雅堂丛书》跋）。著有《文史通义》八卷，《校雠通义》三卷，其中倡言立论，多前人所未发，大抵推原官礼，而有得于向歆父子之传，故于古今学术之原，辄能条别而得其宗旨（《文史通义》识语）。大兴方恮嗜其书，以为窥六艺之精微，群言之奥旨，比于刘向、郑樵而得其精（《顺天府志》）。所修《和州》《亳州》《永清》县诸志，是非斟酌（《文史通义》外篇），亦匪兼才学识之长者不能作云（《粤雅堂丛书》跋）。”《章学诚传》，《续文苑底稿》，文献编号：701005418，清国史馆档案，第1—2页。今人多从史学理论或者方志编纂学的角度研究章学诚，但《续文苑底稿》的视角不同，将章学诚视为清代舆地学阵营中的一员。“所自著有《实斋文集》（《经世文编目录》）”，注文显示《实斋文集》取自《经世文编目录》，为从经世学的角度安顿章学诚提供了注脚。

祁韵士以《蒙古回部王公传》《藩部要略》和《伊犁总统事略》等新疆地理研究著述而闻名，本传即主要介绍其西北史地研究之功。祁韵士在翰林时“奉旨创立《蒙古王公表传》。韵士通核立传体例，计内札萨克四十九旗，外札萨克喀尔喀土谢图汗车臣汗札萨克图汗赛音诺颜若青海若阿拉善若土爾扈特，多至二百余旗，以至西藏及回部，均应立总传分传，羌无故实，文献奚征，虽有钞送旗册，杂乱纠纷，即人名难卒读，无可作据，乃悉发大库所贮红本，督阅搜查，凡有关于外藩事迹者，概为捡出，以次覆阅详校……八年而书始成（自撰年谱），即今著录四库之《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也（祁寯藻《藩部考略》识记）。又撰《藩部要略》十八卷……武进李兆洛序之，谓如读邃皇之书，睹鸿蒙开辟之规模云（《养一斋文集》）。及戍伊犁，则创纂《伊犁总统事略》（神道碑），厥后大兴徐松，再事纂修，将军松筠以其书奏进，赐名《新疆事略》（《邹征君存稿》）。韵士又别山川疆里为《西域释地》一卷，《西陲要略》四卷（神道碑），条分件系，考古证今，简而能核（《斋文集》），盖生逢圣代，当敷天砥属之时，阅历万里，如履闺闼，固非昔人潜行窃睨，依稀影响者所能及矣（《邹征君存稿》）。”《祁韵士传》，《续文苑底稿》，文献编号：701005418，清国史馆档案，第29—36页。祁韵士的西北民族研究开风气之先，学术意义重大。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祁韵士是汉学领袖大学士祁寯藻之父，缪荃孙编《皇朝经世文续编》收录了祁寯藻的文章。

《祁韵士传》的附传有《张穆传》和《何秋涛传》，张何二人是今日学界熟悉的嘉道西北史地研究专家。他们的传记很正确地记载了他们在西北史地研究方面的代表作与主要成就，特别是张穆对《藩部要略》的补充发明。张穆“于经通孔氏，微言大义……通天文算数及地理之学……（祁寯藻序《斋文集》）……大学士祁寯藻为其父刻《藩部要略》，延穆校核。穆因言曰自来郡国之志与编年纪事之体，相为表里。昔司马子长作《纪》《传》，而班孟坚创修《地理志》，补龙门之缺而相得益彰。今《要略》，编年书也，穆请为地志，以错综而发明之。于是著《蒙古游牧记》十六卷。寯藻谓其结构详而有体，征引瞻而不秽，考订精而不浮，确而有据，拟诸古人地志，当与郦亭之笺水经，赞皇之志郡县并驾齐驱，乐史祝穆以下无论已。”《张穆传》，《续文苑底稿》，文献编号：701005418，清国史馆档案，第35—37页。

《何秋涛传》则载传主代表作《朔方备乘》：“以俄罗斯地居北徼，与我朝边卡切近而未有专书，以资考镜，著《北徼汇编》六卷（《北徼汇编》祁序），继加详订本、钦定之书，及正史为据，旁采近人纂辑，自汉晋隋唐迄明，又自国朝康熙乾隆迄于道光，代为之图，并缀论说，增衍为八十卷，文宗显望帝垂览其书，赐名《朔方备乘》（《朔方备乘》李序）……秋涛所著尚有《王会篇笺释》三卷（《朔方备乘》跋），以王氏补注为本，并取诸家，于训诂地理考证钩析，观者咸服其精博（《王会篇笺释》张序自序）”。《何秋涛传》，《续文苑底稿》，文献编号：701005418，清国史馆档案，第39—41页。

在章学诚和祁韵士传记之后的《徐松传》别有意义。今人对徐松等人的生平和边疆史地成就有深入的研究，相对于今天的研究，《徐松传》文字简略，内容粗疏，不乏错漏。但该传是传主首次在清史《文苑传》立传，且为正传。郭丽萍曾经记载徐松等人的学术著作在晚清的影响，但是未涉及清史《文苑传》对徐松的记载。缪荃孙在修国史《儒林传》《文苑传》之前编纂《顺天府志》时，曾纂辑徐松传记，但资料并没有搜集齐全，成为其心中的遗憾，后来还特别纂辑《徐星伯先生事辑》。缪荃孙：《徐星伯先生事辑》，《艺风堂文集》，庚子年刻本，第41页。另见朱玉麒：《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7—53页。

《徐松传》因文献不足征，略述传主生平，重点记载了传主《西域水道记》和《新疆志略》的撰述之功，突出了作者的贡献，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徐松……因事戍伊犁。松博极群书（《顺天府志》），居京师，为词臣，博综文献。自出关以来（孙馨祖《新疆赋》序），于南北两路壮游殆遍。每所之适，携开方小册，置指南针。记其山川曲折，下马录之。至邮舍，则进仆夫驿卒台弁通事，一一与之讲求。积之既久，绘为全图。乃遍稽旧史方略，及案牍之关地理者笔之（龙万育序），成《西域水道记》（邓廷桢序）五卷。记主于简，所以拟《水经》也。又自为释，以比道元之注，即用郦氏注经之例。记则曰导、曰过、曰合、曰从、曰注，释于经水，曰出、曰径、曰会、曰自、曰入，于枝水曰发、曰经、曰汇;又以图籍所记，异文舛驳，使夫览者叹其混淆，一以钦定同文志寫之，而释其可知者，斯诚有条不紊矣（龙万育序）。又以新疆入版图已数十年，未有专书。爰搜采事迹，稽核掌故，成《新疆志略》十卷，于建置城垣，控扼险要，满汉驻防，钱粮兵籍，言之尤详。元元本本，殚见洽闻。国朝开辟新疆，视同畿甸，为千古未有之事，松所作亦千古未有之书。将军松筠奏进事略，并叙其劳，特旨赦还，御制事略序文付武英殿刊行。……他所著有……《新疆赋》二卷（《艺文略》），而《新疆赋》，综贯古今，包举巨细，尤足与和泰庵《西藏赋》后先辉映云（彭邦畴《新疆赋》序）。”《徐松传》，《续文苑底稿》，文献编号：701005418，清国史馆档案，第101—103页。

在西北史地研究序列里，《续文苑底稿》安排了《魏源传》，以龚自珍为附传，特别值得注意。龚自珍和魏源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研究的重点，从梁启超以来，龚自珍和魏源被视为中国近代改革思想的先声。但是在清末梁启超等人公开表彰龚自珍、魏源之前，《续文苑底稿》已经给了魏源和龚自珍相当的重视。在《续文苑底稿》中魏源被立为正传，即是明证。其中《魏源传》900余字，《龚自珍传》500余字，也是少见的长篇。但他们获得重视的原因与今天有相当大的差别。首先，《魏源传》与《龚自珍传》并立的理由是，“当是时，以奇才名天下者，一为邵阳魏源，一为自珍。著述等身，出于九经七纬，诸子百家，足以继往开来，自成一家。（《曾籀定庵文集》叙）”。第二，《魏源传》重在介绍其学术成就，将魏源的经学成就罗列在前，认为“源经术湛深，读书精博（《射鹰楼诗话》）。”但是后文有一层转折，指出传主“性兀傲（《艺谈录》），高自标树，惟论古今成败，国家利病，学术本末，反复辩论不少衰，四座皆屈（《海国图志》陈序）”。而作者最重要的贡献是在经济之学，包括究心西北史地，有《圣武记》这样的著作。“尝谓，禹分天下为九州岛，外薄四海，咸建五长，而朔南所暨。说者谓北距大漠，不能越乎其外，至我朝而龙沙鴈海之国，万潼亿毳之民，独峰驼无尾羊之部奔走万里，臣妾一家。因借观史馆秘阁官书，参以士大夫私家著述，故老传说，排比经纬，驰骋往复，成《圣武记》十四卷，统四十余万言（《圣武记》序）。”《魏源传》，《续文苑底稿》，文献编号：701005422，清国史馆档案，第75—76页。

传文记载的上述内容均是学界较为熟悉的，《魏源传》载魏源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对河政与盐政的思考，以及对外国入侵势力的了解。“又喜谈经济，其论河务，谓宜改复北行故道。咸丰五年，铜瓦厢之决，河复北流，由大清河入海，适与所论相合。（《先正事略》）作《筹鹾篇》，上两江总督陶澍，谓鹾政之要，不出化私为官，而缉私不与焉。自古有辑场私之法，无缉邻私之法，邻私惟有减价敌之而已。非减价曷以敌私？非轻本曷以减价？非裁费曷以轻本？非变法曷以裁费？迨陆建瀛当楚汉岸火灾之后，始力主行之（《古微堂外集》）。晚遭夷变，谓筹夷事必知夷情，知夷情必知夷形，因据两广总督林则徐所译西夷之《四州志》及历代史志，明以来岛志，近日夷图夷语，成《海国图志》一百卷，尤足资博识，备利用云（《海国图志》）。”传末特别指出，魏源对《皇朝经世文编》编辑有功，传达出传主是经世名家的信息，信而有征。“贺长龄所著《皇朝经世文编》，亦源襄辑之力居多（《屺云楼诗话》）。”《魏源传》，《续文苑底稿》，文献编号：701005422，清国史馆档案，第76—77页。

《龚自珍传》作为《魏源传》的附传，重点介绍的也是他的经世之学，特别是其西北史地之学。其传文结构与正传一样，简述其行谊，而重点介绍其学术成就;介绍其学术成就时，先介绍其经学和史学成就，而重点介绍其经世之学。“道光十二年，夏，大旱。诏求直言，大学士富俊访之自珍。自珍陈当世急务八条。为内阁中书时，充史馆校对，上书总裁，论西北塞外部落源流、山川形势，订《一统志》之疏漏，凡五千言。官礼部时，上书堂上官，论四司政体，宜沿宜革者，亦三千言。其官宗人府主事也，充玉牒馆纂修官，则为之草创其《章程》（《自珍己亥杂诗》小注）。”“尤熟悉西北形势，及塞外风俗。程同文修《会典》，以理藩院一门及青海西藏各图属为校理。自珍因是益求天地东西南北之学，拟撰《蒙古图志》，以同文没，不果。成《蒙古字类表》《册降表》《氏族表》（《己亥杂诗》小注）。”《龚自珍传》，《续文苑底稿》，文献编号：701005422，清国史馆档案，第78—79页。这样的记载，与我们今天对龚自珍的评价，有视角的差别。

通过章学诚、祁韵士、徐松和魏源、龚自珍等人的传记，《续文苑底稿》呈现了嘉道时期舆地学的经世特色。

除了西北史地研究，以传统史籍考古方法治舆地学的有许鸿磐和沈钦韩。沈钦韩以研究《水经注》知名，《续文苑底稿》将其立为正传，与赵一清等构成了清代《水经注》研究史学者阵容。许鸿磐因对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的补正，“舆地之学海内以其为第一家”。许鸿磐“谓方舆一途，不博考于古则无本，不切证于今则无用，不洞悉郡县沿革，名同而实殊，则不免南北移向，山川易位。且诸说杂陈，疑窦层出，少掉以轻心，则矛盾抵牾，徒贻有识之指摘耳。向欲用顾氏《方舆纪要》作底本。然细阅之，其援引历代之事，悉据涑水《通鉴》，而不据正史，且不免疏漏舛错之处。金元事迹尤属略而不详，发愤于三年中将二十二史更阅一周，旁采群书，自立门户。……凌廷堪尝谓人曰，海内舆地之学，以鸿磐为第一专家，其会通今古，精审之处，不减梅磵（《凌次仲年谱》）。戴敦元亦谓，鸿磐官指挥，当时以俗吏目之，失鸿磐矣（《文献征存录》）。非胸罗全史上下千古之才，洵不易及（李福泰序）。”《许鸿磐传》，《续文苑底稿》，文献编号：701005418，清国史馆档案，第43—44、49页。

三、《续文苑底稿》中的嘉道经世学人谱系：漕运、盐政及其他

《续文苑底稿》有一个重要的经世主题，即清朝盐政、漕运等要政。这是今日学界关注的话题，研究成果较多，却忽视了《续文苑底稿》的相关记载极富特色，对包世臣的研究即是典型例证。清史《续文苑底稿》已将包世臣立为正传，谓“世臣少工词章，继而喜兵家言，善经济之学（谢应芝《书安吴包君事》）”，这是对传主学术属于经世学的直接认可。核之《书安吴包君》原文，此句为“君为人短小精悍，而口如悬河，喜兵家言，善经制之学”。《包世臣传》，《续文苑底稿》，文献编号：701005418，清国史馆档案，第105页;谢应芝：《书安吴包君》，《会稽山斋文》卷9，《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89册，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81页。《續文苑底稿》将“经制之学”改为“经济之学”，虽然只是改了一字，但是意义重大。包世臣以经世之学成为《续文苑底稿》中嘉道年间儒者的典范。如前所述，《续文苑底稿》使用“经济之学”有学术意味，包世臣是少数在传记里直接使用“经济之学”的人。他与《文苑传》中其他以诗文著称的学者不同，本传很少讲他的行谊，主要记载他建议漕粮海运，解决漕运弊端，提出对盐政等领域的弊端的思考。这是我们熟知的包世臣的经世思想。

《包世臣传》：“壬戌避暑……阅沿海岛屿，见北洋商船千艘停泊黄浦，遂建海运可救漕弊之议，乙丑游袁浦，河事亟。著《策河四略》：其一曰救敝;其目八……;其二曰守成，其目六……其三曰筹款;其四曰积储，皆详具《筹河刍言》（《中衢一勺》）。”“又以漕为天下急务，而浮收勒折，帮丁需索，州县亏空，实由于此……否则浮收勒折，日增一日，竭民力以积众怒，东南大患终必在此（《庚辰杂著三》）”。“是时盐法以两淮为大。说者谓私枭充斥，阻坏官引，遂以缉私为治盐之要。世臣拟裁撤大小管盐官役，唯留运司主钱粮，场大使管灶户，不立商垣，不分畛域，通核现行盐课，每斤定数若干，仿现行铁硝之例，听商贩领本地州县印照，赴场官挂号，缴课买盐。州县发照后，具详运司与场官，均有平余。州县亦藉盐照纸朱之费，津贴办公。大江大河，转输迅速，盐价必减于今十之五六，私盐皆输官课，课入必倍，拨出现行课额，以归正供，酌提盈余，增翰詹科道部院司员之廉俸，使京职不为债累，众美毕具，千年府海之陋，可以一朝尽革（《庚辰杂著五》）。”“其论西北水利曰……西北之田渐增，十年为率，则漕可罢，赋可宽，以其盈余，量加俸饷，而官可廉，兵可练，民见官屯之利，亦不令而争趋矣。”《包世臣传》，《续文苑底稿》，文献编号：701005418，清国史馆档案，第105—109页。

《包世臣传》所记载的重点，也是今天学界讨论的问题。比如美国学者罗威廉在《言利：包世臣与19世纪的改革》中讨论的各章（第二章《说储》，第四章讨论漕粮河运与海运之争，第五章讨论盐政，第六章讨论主权货币方案），主要内容与《包世臣传》的记载重点相符。罗威廉：《言利：包世臣与19世纪的改革》，许存健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然而今人关注的重点不同，罗威廉注意辨析包世臣的思想中是否有接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的成分，比如包世臣的盐政改革方案是否为“经济自由主义”。

包世臣外，张鉴也以筹备漕粮海运之功被立为正传。张鉴“少时馆刘氏眠琴山馆，遍读所藏书，学益精博，自经史暨地理、水利、乐律、步算、六书、音韵、篆隶、金石，莫不周悉，发为文章，引据典确，仪征阮元抚浙，筑诂经精舍于西湖，拔知名士讲肄其中，鉴及同里杨凤苞、施国祁皆与焉。嘉庆九年副榜贡生，阮元督师宁波，剿波海寇，挟鉴同行;复以水灾蠲赈，皆赞画。今所传《两浙赈灾记》，即当时所编，详瞻足为后法。适奉上谕，预筹海运，嗣因河流顺轨，其事遂寝。鉴以河运虽安而费巨，海运虽危而费省，且得其人而行之，海道习熟，亦未尝不如河道之安。于是著《海运刍言》，凡料浅占风之法，定盘望星之规，放洋泊舟之处，靡不讲明。”《张鉴传》，《续文苑底稿》，文献编号：701005422，清国史馆档案，第1—2页。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指出阮元门人早就建议实行海运，张鉴与包世臣同为建议漕粮海运的重要人物。同样关注赈灾、筹海运的齐彦槐被列为附传。

《续文苑底稿》还记载了一组嘉道人物，其事功在于赞襄军务，是经世学中兵政一流。嘉庆道光以及咸丰时期，战争或者军事行动多发，军事成为经世的一个重点。在各种战事中，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影响最大，《续文苑底稿》的记载即包含这两者。其中姚莹、汤鹏、魏源、曾钊这一组正传人物，其事功为鸦片战争时期抵抗英国侵略。冯桂芬、王柏心、周寿昌等人主要的事功在于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因属于咸丰时期的情况，本文暂不讨论。

今日学界对于鸦片战争的研究已经有一百多年。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学界对于战争的背景、进程与后果等等，均有非常深入的研究。《续文苑底稿》并非专门记载鸦片战争史者，记载并不全面，但是仍有其价值。

姚莹是鸦片战争史中得到研究比较多者，学界对其抵抗英军侵略的行为多加研究，对其镇压太平天国的行为则不太重视。《续文苑底稿》则对这两方面均有所记载，而其抵抗英军侵略的事迹尤见重视：“以才著，调台湾县，署噶玛兰通判。坐事落职，因获盗引见复官，简发江苏。为两江总督陶澍所荐，擢淮监掣同知，权运使事。未几特旨命为台湾道，加按察使衔。时英夷来犯，莹与台湾镇达洪阿击败之，毁其船，获其人。诏嘉奖，与云骑尉世职，进阶二品。和议成，夷目诉台湾所获船，皆遭风触礁，文武冒功欺罔，逮问，下刑部狱。旋出之，发往四川，以同知知州用，两使西藏，讯结乍雅案”。《姚莹传》，《续文苑底稿》，文献编号：701005418，清国史馆档案，第123—124页。这段记载看似平淡，实则是清朝在鸦片战争时期取得的唯一可信的胜利的记录。当然，整篇传文记载的重点是其参与镇压太平天国之役，最后病死在前线。今日学界重视的《康纪行》等，在传记中并未提及。

《续文苑底稿》记载的另一位鸦片战争时期有事功的正传人物是汤鹏。他是作为言官代表被记载的。“英夷事起，沿海诸行省大扰，鹏愤甚（《姚志》）。时已黜，不得建言，犹条上夷务三十事，乞尚书转奏，皆报闻（《先正事略》）。当事者犹以为书生之见（《姚志》），及弥利坚求改关市约，有鹏奏中不可许者数事，人以是服其论之精（梅曾亮墓志），非空言无实者可比也（《先正事略》）。”汤鹏是奇才，早入直军机处，因其主要事迹是在言官任上，“意气踔厉（《先正事略》），谓天下事无不可为者，其议论所许可（梅曾亮墓志），惟李文饶、张太岳一流（《先正事略》），不屑以词章士自居，于是勇言事，未逾月三上（梅曾亮墓志），会宗室尚书叱辱满司员，其人讦之，上置尚书吏议，鹏援嘉庆中故事争之，称司官朝吏过失，当付有司，不可奴隶辱之，此臣作威福之渐也，吏议轻不足以示警，疏入，上以为不胜言官任（《姚志》），罢御史，仍回户部，循资迁郎中（《先正事略》）。”《汤鹏传》，《续文苑底稿》，文献编号：701005422，清国史馆档案，第83—85页。值得注意的是，魏源和汤鹏都是湖南人，另有邓显鹤等湖南人。《续文苑底稿》为嘉道以后多位湖南人立正传，结合湘军势力在太平天国之后的影响，别有意味。

《续文苑底稿》记载的第三位鸦片战争时期的学人是广州府的曾钊。《曾钊传》基本保留了《广州府儒学造报采访各属儒林文苑孝友循吏履历事实由册》中《广州府儒学造报采访各属儒林文苑孝友循吏履历事实由册》，文献编号：702001418，清国史馆档案，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第38—41页。的记载，文字略有简化。值得注意的是，在《广州府儒学造报采访各属儒林文苑孝友循吏履历事实由册》中，曾钊位列“儒林”，但被国史馆改入《文苑传》。本传传文记载曾钊为阮元所重，是广东汉学先驱，但更加强调的是他的“经济之学”，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后的治水救灾、固省城防务、练团练、防御洋人、平海盗等经世事功，“虽志在穷经，亦时与熊景星、徐荣等相砺以经济之学”。曾钊在鸦片战争时期谋划防守珠江水道，抵抗英人入侵。“二十一年，洋人焚掠海疆……是时洋人已破虎门、鸟浦、大黄滘、凤凰冈，火船进泊省河（曾钊撰《祁竹轩行状》）。番禺举人陆殿邦献议，填大石、猎德、沥滘河道，以阻火船……举以问钊，言易称设险者，不恃天堑，不藉地利，在人相时设之而已。入省河道三：猎德、沥滘皆浅，由大石至大黄滘，水深数丈，三四月夷船从此入，当先事防之，以固省城。城固，然后由内达外。……委钊相度堵塞形势，以大石为第一要区，南海番禺二县，团勇三万六千，昼夜演练，防务遂密。”《曾钊传》，《续文苑底稿》，文献编号：701005422，清国史馆档案，第97—98页。阻塞水道在中国古代饱受争议，是费力且效果不彰的做法，在珠江地区用这样的方法对付英国人注定劳而无功。曾钊阻止此事，实有功勞，尽管他的办法是否奏效也存疑。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鸦片战争时期的士人及其事功，仅有姚莹受到重视，其他两人在今天的鸦片战争史研究中，均非研究重点。

《续文苑底稿》还有算学单元。清代算学人物较多，《文苑传》秉持大儒学的观念，记载了多位学者。我们都知道天算的重要学者被记入了《儒林传》，如梅文鼎、陈厚耀等。《文苑传》作为补充，记载了其他学者。《续文苑底稿》有康熙朝之顾陈垿的正传，乾隆朝何梦瑶的正传，嘉道时期董佑诚的正传《董佑诚传》，《续文苑底稿》，文献编号：701005422，清国史馆档案，第31—40页。，形成了《文苑传》的算学史记载链条。《续文苑底稿》所载还有金石学，嘉道时期有洪颐煊和瞿中溶为代表。

综上，清史《续文苑底稿》的嘉道经世学记载自成系统，就本文所论，其重点是对舆地学，特别是西北史地之学的记载，另有盐政、漕运、军务等方面的记载。这一框架与清代《经世文编》的吏户礼兵刑工六政的格局相对应，与今人的关注略同，而时间更早，且与今人关注的重点不同。

四、小结

清朝经世学内容丰厚。虽然现在学界对清代经世学的研究已经有很多成果，但是遗漏了清人对于经世学的看法。《续文苑底稿》代表清史《文苑传》，对经世学有系统记载，展示了清代经世学图景，足供参考。

《续文苑底稿》的经世学记载有两方面的价值。首先，《续文苑底稿》明确提出了“经世学”。《续文苑底稿》在《钦定国史文苑传》基础上，不仅大量记载了传主的经世事功，而且赋予“经世”学术意涵。经世已不仅仅是《经世文编》所呈现的诸多具体的事功，更是某些儒生和士绅眼中的学术。《续文苑底稿》在学术意义上记载和使用了经世学名义，说明“经世学”的影响力扩张到了代表清廷高层的清史《文苑传》系统。

另一方面，《续文苑底稿》记载的经世学不仅具有学理意义，更有明确的外延。就嘉道经世学而言，清史《续文苑底稿》记载的分量很重。本文试图揭示，作为清史《文苑传》第四次稿的工作本，《续文苑底稿》对嘉道经世学人的记载有其自身系统和意义，记载包含了在舆地、史学、财赋、军务等方面做出贡献的学人。《续文苑底稿》对嘉道经世学的记载，和该书为顺治到乾隆时期的经世学学人所立传记构成一个完整的板块，且更有特色。

《续文苑底稿》纂修之前，清朝正是所谓中兴时期，地方军政大员大力兴办洋务事业，而国家面临着列强造成的边疆危机。中法战争于1883年至1885年发生，在东南沿海和中越边境爆发了一系列战事。新疆被湘军收复，但沙俄侵占的伊犁经过艰难谈判才收回，而中国因签订《中俄伊犁条约》及其后订立的五个勘界议定书，又损失了霍尔果斯河以西和北疆斋桑湖以东共约7万平方公里的领土。1884年，新疆建省。形势使得当时一些士人关注经世问题，《续文苑底稿》的经世思想是现实的反映。

《续文苑底稿》重视经世学，与当时受托编辑《皇朝经世文续编》的史官缪荃孙有关。缪氏具有经世学视野，面对清朝所处的危机时代，缪荃孙书写了《续文苑底稿》纵贯始终的经世学史。

我们今天对经世学的认识，其评价标准主要来自西方，重在考察中国近代是否出现了学习西方的苗头，对人物的评估亦以其思想是否接近西方为标准。这样的考察自有其道理，中国的近代化受西方的影响，很大程度是在学习借鉴西方。但是我们对清代嘉道时期学人的认识，和清朝人自己的观察不一样。缪荃孙纂修清史《文苑传》第四次稿时，身处清代的经世思潮之中，他们没有我们这样的后见之明，知道清朝必将灭亡。他们对其本朝或者本时代经世思潮的考察，与我们从清朝必然灭亡的视角出发来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标准很不相同。《续文苑底稿》的经世学记载是今日研究需要重视的学术史前史。

（责任编辑：许丽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