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图书馆主导的数字记忆社会化建构进展：定位、路径与策略

周文泓 代林序 黄思诗 郭玉祥 陈淑涵

（1.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北京，100872；2.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成都，610065）

1 引言

文化记忆是人类逐渐积累的通过象征形式被客观化的文字或各种艺术形式所表征的固化记忆[1]，即文献是保存人类记忆的一种社会机制，而图书馆则是将记忆移植到活的个体意识的社会机构[2]，保存和传播人类文献遗产是其最主要的社会职能[3]，并在数字转型中持续拓展功能与行动内容：一方面，数字技术使传统形式的记忆资源以数字形态永久保存、共享和展示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发展使大众在网络空间中成为记录和解释文化记忆的重要力量，挑战了知识精英阶层的权威地位[4-5]。随之，作为记忆机构的图书馆，升级以信息为载体的记忆保存和建构方法，以大众生产、多方共建、社会共享为目标吸纳各方力量尤其是公众参与，促进数字记忆的社会化建构。

在研究层面，图书馆领域关注的重点落脚于利用数字技术保护集体文献遗产,并为其注入新的活力以传承数字记忆资源。研究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资源建设与收集，图书馆基于长期的资源积累优势，以建设系统性、全面性的记忆资源体系为目标，面向社会征集文献资料[6-8]，并强调收集的主动性，如通过拍摄、走访等方式生产资源[7]；二是资源保存与开发，即运用数字化技术存储、保护和修复社会记忆资源，通过数据分析、知识挖掘等手段对资源整理加工，并聚焦于专题资源库或知识库的建设[9–11]；三是资源呈现与传播，即在记忆资源组织结构、资源形态、终端呈现上实现可视化[12]，反映甚至还原社会记忆以提高公众及政府对保护文献遗产的重视和支持[13]。顺应技术发展趋势，作为人类记忆新载体的网络信息资源被纳入图书馆领域的研究视野中，以建构更加活泼生动与反映全貌的数字记忆[4]。一方面，研究指出及时捕获和保存碎片化、短时化的海量网络信息以增加记忆资源体系的立体性、保存网络空间中的新记忆是图书馆应有之义[4,6,14]；另一方面，研究发现公众正积累着大量的数字资源，对于保存及建构个人、家庭、社群记忆具有重要意义，但公众意识及能力的不足使个人数字遗产存在丢失、受损等风险[15]，因此图书馆需在个人数字记忆领域发挥辅助作用，如提供个人数字存档、数字保存等相关领域的专业性指导及技术帮助[16]。然而，记忆具有多层性，体现为国家、群体、家庭、个人等记忆层次之间的交互性，图书馆在多层次记忆相互建构框架下发挥作为记忆机构的功能需要更系统的研究[14,17]，尤其是逐步将社会特别是公众一起纳入记忆建构的体系中时，图书馆应当如何界定其功能与行动策略，有待更明确的解答。

在实践层面，经图书馆主导的主题类型多样的数字记忆项目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开展：一是以保护历史文献遗产，传承国家、地区、城市记忆为导向的数字记忆项目，如美国国会图书馆主导的美国记忆项目，将900多万件记录美国历史和文化的文献资料，根据其原始格式、主题、形成者、捐赠者等要素组织为100多个专题，并通过网站向公众开放[18]；二是以记录和还原社会重大事件为导向的数字记忆项目，如中国国家图书馆于2020年4月启动中国“战”疫记忆库建设项目，以全面采集、科学组织、生动展示、系统保存为原则，呈现各地区、各机构及广大人民群众在防疫抗疫中的行动[19]；三是保存个人经历与记忆，为集体记忆提供个人视角的数字记忆项目，如普渡大学图书馆建立苏珊 · 布尔克利 · 巴特勒女性档案馆，保存了普渡大学及印第安纳州杰出女性生活和工作的文献资料，反映了普渡大学及印第安纳州历史中容易被忽视的女性视角[20]。目前的实践中主要以资源建设为载体展开数字记忆项目，行动要素各具特色，有待系统总结规律与方法。同时，实践多从集体记忆的角度展开，是否符合更具大众属性的数字记忆建构要求与发展方向亦有待解析。

因而，本文以国外图书馆保存和建构社会记忆的代表性实践为切入点进行调查，在整体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实践经验，明确图书馆作为记忆机构的具体定位、实现路径与特征，为数字记忆社会化建构提供策略。

2 图书馆数字记忆社会化建构的功能定位

为梳理国外图书馆数字记忆社会化保存与建构的实践进展，本文以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国家图书馆、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21]为主要调查对象，在前期文献调查中广泛收集案例线索，通过搜索引擎检索、图书馆官方网站调查等方式，获取案例的具体信息。初步的调查结果显示，国外图书馆普遍关注并投身于数字记忆建设中，因此本文依据以下条件进一步筛选：①图书馆数字记忆建设实践需具备社会化特征，如面向大众采集记忆资源、多方合作共建资源体系、面向社会开放共享；②数字记忆实践项目公开信息完整且可获取，覆盖项目筹备、建设过程、成果与成效等内容；③综合考虑图书馆在其所属主体类型中的代表性以及三类调查对象案例数量的平衡。最终确认12所图书馆，以它们主导的实践项目进行详细分析（如表1所示）。其中包括3所国家图书馆、3所公共图书馆、4所高校图书馆以及2个图书馆协会。图书馆协会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图书馆的战略发展方向，其实践也具有较高的影响力和可推广性，因而被纳入案例分析范围中。

作为社会记忆的存取机构，图书馆凭借其在信息资源采集与获取、管理与保存、提供利用与服务等方面的专业优势和长期经验，大力支持并促进着数字记忆实践的发展。根据丰富的案例调查结果发现，国外图书馆在数字记忆社会化建构中具有显著的活跃度和贡献度，赋予其新的功能拓展方向和角色定位：

（1）数字记忆社会化建构实践的倡导者和协调者

基于记忆记录和保存方式的数字化及大众化趋势，国外图书馆明确将保护数字时代的社会记忆作为其新的使命与责任，倡导包括公众在内的多元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美国图书馆协会领导制定了数字记忆保存和建构的原则、标准与最佳实践，鼓励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机构积极采取行动[22]，并通过“保存周”项目提供活动策划分步指导、网络研讨会及专业指南等活动资源辅助各机构落实。我国图书馆也同样显示出这一功能定位，如2015年中国国家图书馆联合全国20余所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专业图书馆共同发布《全国图书馆界共同开展记忆资源抢救与建设倡议书》并提出将抢救和保存记忆作为图书馆的使命，面向大众提供记忆服务并服务于大众的记忆[23]。

表1 国外图书馆数字记忆社会化建构的实践案例汇总Table 1 Summary of Practice Examples of the Socialized Resourcing of Digital Memory in Foreign Libraries

（2）数字记忆社会化建构理论与方法的研究者

记忆研究是一个多学科领域，图书馆作为文化记忆资源的保存机构，面向记忆和文化属性拓展其信息组织、管理方法以期为数字记忆社会化建构提供行动指导。例如，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与曼彻斯特大学图书馆于2005至2007年间开展研究项目，选择来源广泛、内容和形式多样的个人数字文件作为存档对象，对比并调整传统信息资源的存档流程以及数字信息资源的管理流程，制定个人数字文件保存的最佳实践，推动个人积累数字记忆资源[24]。

（3）数字记忆社会化资源的建设者和存储者

国外图书馆以保存和反映国家或地区文化记忆多样性为目标开展文献遗产的收集、管理和保存工作；同时，积极联合档案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机构以共享为理念整合记忆资源、集成信息服务，促进数字记忆资源的全面存储和长期可访问。例如，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馆藏收集战略明确指出，“将以构建全面馆藏资源体系为目标，使澳大利亚人能够了解国家不同的社群、文化和知识历史”[25]。在自身馆藏资源的基础上，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主导建立了数字文献遗产一站式搜索引擎――Trove，其中整合了100多个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美术馆、大学、研究机构和社区组织收藏的数字资源，总计超过60亿条记录，成为公众了解澳大利亚文化、社群、知识的主要入口[26]。

（4）信息素养培育的服务者和推广者

为实现数字记忆社会化建构“共有、共建、共享”的目标，要求公众具备数字记忆资源生产、管理和保存的能力，而这与图书馆基本业务过程中要求的专业素养相契合。因此，图书馆可面向公众提供数字记忆保存的研究指南及工具，开设展览、讲座或研讨会等活动进行信息素养能力培训。其中，高校图书馆则可进一步探索将信息素养教育融入学科服务中，如嵌入式教育模式，以提高培训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例如，普渡大学图书馆从个人数字存档基础知识、不同类型文件的保存方式、安全存储问题三个方面研制操作指南，为图书馆用户长期保存和保护其数字资源提供参考，同时面向研究生及本科生开设数据素养、数字公民、信息伦理等选修课程，以期提高信息素养能力培训的广泛性和专业性[27]。

3 图书馆数字记忆社会化建构的双线实践

通过具体的数字记忆实践案例，本文梳理出国外图书馆数字记忆社会化建构的两条路线，如图1所示：一是以集体记忆建构为目标开发记忆产品，以国家、区域数字记忆项目、专题数字资源集等为代表；二是以推进个人数字记忆保存为基础实现社会记忆资源的广泛存储，以个人数字存档、数字保存服务为代表。

图1 图书馆数字记忆社会化建构的双向路线Fig. 1 Two-way Route to the Socialized Resourcing of Digital Memory in Libraries

3.1 以集体记忆建构为目标开发数字记忆产品

图书馆以集体记忆建构为目标开发数字记忆产品的路线本质上是图书馆作为记忆建构的主体，依托专业的资源组织整合方法与不断发展的数字技术，有意识地重构馆藏记忆资源，还原、叙述国家或区域的历史与文化，以强化身份认同、传承和分享集体记忆。而作为建构主体，图书馆在记忆对象、叙事方式、呈现重点等方面的选择中具有决定作用。

首先，记忆资源的存储是图书馆数字记忆产品开发的基础。一方面，图书馆尽可能广泛地保存和收集文化、科学和历史资源，致力于实现馆藏资源的多样性、包容性和动态性，保护历史上显示度不足的群体或社区的记忆。例如，曼彻斯特大学图书馆意识到历史和当代的种族不平等及其他社会不公正现象已经渗透到了图书馆馆藏资源与工作中，明确将促进多样性和包容性作为图书馆的重要使命，鼓励批判性反思和再解读现有馆藏，加强审查以尊重和反映多元群体的声音，并落实于更为详细、长期的行动[28]。另一方面，图书馆重视数字馆藏资源的扩展，将传统形式的文献遗产数字化以保证其长期保存和可访问，同时将网络信息资源如网站、社交媒体信息、数字出版物等看作同样具有社会意义的重要资源。美国国会图书馆数字馆藏的建设起步较早，于1990年开启试点项目将反映民族记忆的历史文件、照片、录音、录像等资源进行数字化，1994年正式推出美国记忆历史馆藏，通过网站向公众开放[18]，随着互联网规模的扩展及其内容的全面化，国会图书馆又启动网络存档计划，收集并长久保存原生网络信息，将图书馆的职能从收集、整理、保存和提供传统形式的文献资源延伸到数字形式[29]。

其次，资源组织与整合是图书馆数字记忆产品开发的手段。一方面，图书馆聚合不同来源、不同形式、不同主题的数字资源作为建构集体记忆的素材，要求完善馆藏资源描述并形成组织策略，揭示资源之间的深层次联系。例如，北卡罗来纳州州立图书馆基于都柏林核心元数据集制定了《图书馆通用元数据指南》并将其作为数字馆藏资源描述的指导性文件，具体包括标题、形成者、形成时间、主题词、资源类型、物理特性、数字特性、开放范围等21项元数据要素，同时通过文本转录实现资源内容的可检索[30]。另一方面，建构集体记忆需要理解、挖掘和梳理记忆对象并形成系统、全面的文化框架[4]，整合数字资源进行填充、融合以实现解释、回溯、传承记忆的功能，如新西兰国家图书馆“He Meka!”专题资源集以自己、家庭成员、社区一员、国家公民这四类个人身份为线索，每条线索设置若干问题引导公众思考自己与家庭、社区、国家的关系，同时从身份、价值观、目标、发展变化四个维度提供配套资源帮助公众理解不同身份下的自己，强化身份认同[31]。

最后，数字技术是图书馆生动呈现记忆资源的工具，并支撑其最终开发为陈列型或叙事型的资源库、记忆平台等产品。一方面，图书馆利用数字保存技术实现记忆资源的科学存储，形成支持数字存储、在线获取且长期稳定的资源库，如普渡大学图书馆积极探索新的技术和方法，收集、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数字资源，具体形成了以下数字保存策略：一是选择最开放和长期可持续的格式保存资源；二是使用斯坦福大学开发的软件LOCKSS进行备份，实现资源的长期、低成本保存；三是完整捕获和保存资源的元数据以便生成其可访问副本[32]。另一方面，图书馆积极探索直观、美观、创新的数字资源展示和呈现技术开发叙事型专题资源库，以提升用户体验和认同感。例如，美国国会图书馆推出ArcGIS故事地图这一交互式网络应用程序来讲述馆藏故事，具体可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基础数据和功能创建自定义地图并将文字、图像及多媒体信息添加至现有网络地图或情景中，为馆藏故事的讲述提供更明确的空间关系，增加视觉吸引力和可信度[33]。

3.2 以个人数字记忆保存为基础存储记忆资源

个体记忆以认知、印象等形式存在于个人脑海，电子文件、电子邮件、数码照片、社交媒体等数字记录则是个体记忆的辅助和延伸，承载着个人生活经历与故事，并在社会群体成员相互交往和共享的过程中逐步放大至集体层面[34]。因此，图书馆能以个人数字记忆保存为基础推进社会记忆资源的广泛存储，引导个人、家庭、社区范围内的交流互动以形成集体的共同记忆。与前一种构建路线相反，图书馆更多承担辅助角色，为个人和群体提供平台、机会和帮助。

首先，图书馆引导公众重视个人数字资源保存，开展数字存档行动。具体从以下两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是在意识层面，以知识科普、宣传教育等方式让公众理解什么是数字存档以及为什么需要数字存档，激发公众开展个人数字存档行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例如，美国图书馆协会于2010年启动“保存周”项目，鼓励美国各个图书馆和其他文献资源保存机构在“保存周”期间举办活动，如展览、研讨会、讲座、线上课程等，让公众意识到保存和保护个人及家庭收藏的重要性[35]。二是在操作层面，结合数字保存经验，研究、制定并提供个人数字存档的相关指南、资源及工具，提高公众行动的专业性。例如，澳大利亚国家和州立图书馆联合会发布的指南将个人数字存档分为四个核心步骤：①确定个人拥有的数字文件及其所在位置；②确定要保留的数字文件；③整合需保存的数字文件以便检索和管理；④通过复制备份的方式保存数字文件[36]。而布鲁克林公共图书馆开展的“我们的街道，我们的故事”项目则是鼓励社区成员、家庭、企业、社区组织等挖掘出被遗忘的、能够讲述布鲁克林区历史和故事的收藏品，图书馆将定期开展社区扫描活动，提供工具和技术促进这些资源的数字化保存，并面向公众开放、共享[37]。

其次，图书馆引导公众生产个人数字记忆资源，建构可靠真实的集体记忆。一方面，积极采集口述历史资料，包括对个人生活的采访记录或关于重大事件的叙述，补充、拓展亲历者视角的叙事材料[38]，如在纽约新冠疫情爆发的背景下，哥伦比亚大学转为线上教学，图书馆在2020年4—5月采访学生讲述他们对新冠病毒的理解以及疫情对社会的影响，反映疫情下学生的生活状态及哥伦比亚大学受到的影响[39]。另一方面，图书馆主导建立社区成员的联系，加强交流互动以实现社区成员超越个体记忆形成集体记忆，如皇后区公共图书馆的“皇后区记忆”项目邀请具有移民经验的家庭或者个人分享他们的人生经历、价值取向和移民理念等，引导社区成员跨代际和跨文化对话，通过采集参与者的口述历史资料和数字化家庭照片等方式记录皇后区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的移民记忆，提高社区凝聚力、减少隐含的偏见与歧视[40]。

4 图书馆数字记忆社会化建构的关键策略

基于国外图书馆数字记忆社会化建构的路线，可挖掘出其关键的建构策略：

4.1 依托数字记忆理论与方法确立建构体系

以信息的记忆属性为连接点，图书馆由信息视角积极学习与探索数字记忆相关的理论与方法，并将其作为行动指导，确立以信息资源的真实性、可靠性、完整性、可用性为基础的，面向公众、服务公众、发挥公众群体智慧的数字记忆建构体系。这在现有实践中表现为以“记忆对象”为脉络持续开展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方面的记忆项目，从而在多样性中理解数字情境中信息与记忆的关系，深入数字记忆社会化建构的理论与方法新建。随着深化认识信息与记忆、图书馆与数字记忆建构的关系，图书馆主导的数字记忆项目逐步显示出由服务社会与大众延伸向引导社会与大众参与的趋势。

通过梳理记忆的文化框架和内涵，统筹基础资源的采集、组织计划，应用数字记忆保存方法，设计资源的展示方式，最终呈现记忆脉络、唤起用户的认同感与归属感，由此基于文化记忆领域的认知与方法持续拓展图书馆的功能与活动方式。例如，为保存社区的文化多元现象、增强不同文化背景的公众之间的认同感，皇后区公共图书馆开展“皇后区记忆”项目，面向公众收集反映社区生活故事的照片、书籍、手稿、报纸等，并进行数字化保存于图书馆的数字档案馆中，为公众提供在线浏览服务[41]。

同时，数字记忆的大众化同样驱动图书馆主导或参与数字记忆的社会化。现有情境与工具对信息生产以及加工赋予了更多社会与大众属性，数字记忆亦有相近特质，这也就促使图书馆作为信息资源存取方强化社会化的运行方式。例如，图书馆正在探索以个人、群体为主题的记忆项目，从大众视角反映历史事件或集体记忆的侧面，如美国国会图书馆退伍军人历史项目整合了四位参与诺曼底登陆的士兵的照片和手稿，结合故事地图讲述他们参与演练的过程以及当日经历，让读者对诺曼底登陆的理解更加个性化[42]。

4.2 基于数字特质建设全景式记忆资源

数字记忆建构根本上由信息实现表达，这就需要图书馆提供信息资源以及对应的信息活动作为支撑。数字记忆是大众的、活泼的、多元的、多层次的记忆，这意味着在建构广度与深度上要适应数字特质，实现全景式的资源建设，为提高数字记忆的社会化覆盖面与参与度奠定基础。换言之，图书馆的数字记忆社会化建构要求其跳脱出国家集体视角下塑造记忆的传统，从特定社会群体出发建构记忆，强化群体认同感并表达大众的底层立场[43]，将碎片化的群体记忆与线性的国家记忆相互补充，整合形式多元的记忆资源以反映记忆全景。

一方面，面向数字情境中泛在的信息源，图书馆的数字记忆资源建设要在提高数字资源收集力度、积极开展馆藏数字化的基础上面向社会大幅度拓展。这主要显示在内容方面，即根据文化、代际、阶层、性别、特定历史事件等维度完善资源收集方向，补充非官方、微观、公众视角的资源，从信息形成者、主题等方面尽可能全面反映多元化的社会，丰富记忆书写的维度和层次。例如，布鲁克林公共图书馆与城市档案馆合作开展社区收集计划，鼓励布鲁克林人分享能够反映他们对抗种族不平等的故事或经历的数字资源，如文件、口述历史资料、艺术作品、照片、纪念品等，形成数字馆藏库，塑造并推动关于种族不平等的对话[44]。

另一方面，立足数字情境强化数字原生信息的广泛纳入。随着网页、社交媒体等在大众生活中的普及，网络信息资源作为包含文本、图片、音视频等多种类型信息的复制数字对象生动记录并反映了经济、社会和政治趋势，成为数字记忆资源的重要组成，而网络信息尤其是社交媒体信息的“消费生产者”属性增强了资源建设的社会参与并反映至数字记忆建构之中。例如，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一直与其他高校图书馆、网络归档社区、公众等合作，2012年成为国际互联网保存联盟（International Internet Preservation Consortium，IIPC）的成员，从2015年开始积极参与IIPC的合作收藏计划，建立了有关政府间组织和COVID-19流行病等跨国主题的联合网络资源集[45]。

4.3 引领社会力量建立分众参与机制

组织和存储数字信息资源发挥着记录、再现、重构数字记忆的功能，而图书馆数字记忆的社会化建构将公众、社会组织、其他利益相关者等纳入记忆建构的共同体，提供多元文化视角并丰富数字记忆的表达维度[4]。社会化建构框架之下多元主体的参与和协作在实践中表现在方方面面：

（1）记忆资源存储层面

图书馆在拓展自身馆藏的基础上与档案馆、博物馆、美术馆、大学等机构合作共享数字记忆资源、共建资源存储平台、共研资源保存方案。同时，面向社区、家庭及个人开展资源收集计划，促进数字资源记录并反映覆盖面更广的社会记忆。例如，新加坡记忆工程是一项全民参与性运动，面向个人、社区、企业、协会等多元社会主体收集和保存记忆资源，同时与学术组织、遗产机构、公共机构等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支持工程持续开展，组建志愿者团队为难以记录其记忆的个人提供帮助等[46]。

（2）记忆资源整合层面

数字记忆资源的整合不能仅从资源或技术层面思考，还需要兼顾资源内含的文化属性与价值，因此需要图书馆与其他记忆机构、科研机构、社会组织、学者等合作，对记忆对象的内涵、发展历史、文化属性等进行梳理和解析，合作制定记忆资源的整合框架。例如，美国国会图书馆与非洲裔美国人历史文化博物馆合作收集民权运动相关的口述历史资料，而美国民俗协会监督并带领由四位学者组成的研究小组完成资料的组织整合工作，按照资源内容划分为艺术、社区与社会生活、教育、种族与民族等21个主题集，并在华盛顿州立大学数字学术和档案中心的技术支持下建立美国民权收藏调查数据库[47]。

（3）记忆资源开发层面

图书馆有限的人力、物力与财力难以开发海量数字记忆资源并提供利用，因此动员并吸纳公众力量进行转录、著录，促进资源可发现、可检索成为有效的方法。一方面，可聚合不同主体的知识及文化背景如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教师、学生等，实现数字记忆资源组织与诠释维度的多样化。另一方面，提升公众对数字记忆资源的认识与兴趣。例如，澳大利亚Trove平台建立志愿者社区，公众加入社区即可为资源添加标签、分类、注释等信息或根据文本更正指南校对数字化资源的转录文本，提高资源检索的准确性[48]；此外，公众可依据个人喜好、主题内容、利用需求等收集、存储和整理记忆资源，形成私人或开放的资源列表，促进数字记忆资源服务于大众[49]。

4.4 集成双重举措强化建构保障

社会化建构意味着图书馆需要有充分的引导能力，从而能够服务足够广的受众，亦能吸纳多方面的参与。国外图书馆提供的素养培育与技术支持双重举措能有效地为社会化建构保驾护航：

一是面向大众的专业素养培育。国外图书馆多采用发布研究手册或操作性指南、召开讲座与研讨会等方式为公众提供个人数字存档、数字保存的相关知识，加强宣传并引导公众认识到数字信息资源的价值，提高其形成、发现、获取、保存数字信息资源的能力，促进数字记忆资源的广泛存储。保存与保护文献遗产是图书馆的重要使命，如何应对数字环境的不稳定性，实现数字信息资源的长期保存成为国外图书馆研究与业务实践中关注的重点且取得了显著成就。在此基础上，国外图书馆立足于个人情景简化其专业性方法，培养公众的信息素养及能力。例如，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与曼彻斯特大学图书馆合作开展了Paradigm研究项目，项目成果以工作手册的形式提供了有关数字形式的个人文件归档问题的最佳实践指南[24]。

二是强化技术支持。数字记忆资源的全生命周期运行依赖于数字手段，同时社会化建构的重要前提是解放“人工”，技术的辅助不可缺失。例如，普渡大学图书馆在个人数字存档指南中提供不同类型数字资源保存的在线工具或技术使用方法，如针对网站资源，指南提供了Heritrix、Webrecorder等免费工具，针对音视频文件，指南介绍了将磁带、DVD、相机等传统设备上的视频传输到电脑并转化为数字文件的方法[50]。

5 图书馆数字记忆社会化建构的展望

图书馆已成为数字记忆建构的重要力量，更显示出社会化趋向。面向日益复杂的数字情境与社会需求，在现有经验之上，留待有体系化建构的多重空间。

第一，融合数字记忆的信息理论与方法体系建设。作为兼具记忆与信息服务属性的机构，图书馆需要应势于数字情境有效创新理论与方法体系，从而更好发起具有社会化特质的数字记忆项目。进一步来说，受信息资源管理研究范式的影响，探究数字信息资源长久保存与在线可访问的管理方法与技术框架成为图书馆在数字记忆领域中关注的重点，按照内容策划、资源收集、建库保存、传播利用的基本思路开展数字记忆项目[51]，缺乏与记忆理论的深入融合。在未来的数字记忆建构之中，图书馆需要更加了解文化记忆在数字情境中有着怎样的表现与特征、存储记忆与功能记忆应如何对照于图书馆的职能之中、数字信息具备怎样的叙述特质等。

第二，为实现信息对数字记忆的全景映射，信息生产、收集、加工、呈现等需要全流程再造优化。一方面，从信息资源建设来看，哪些信息应纳入资源、对应的标准是什么、由谁确定和筛选、质量如何把控等问题均需要在前端得到确认。另一方面，信息加工与呈现更需要面向利用层的数字记忆实现升级。例如，建设专题数字资源集是图书馆最常用的方式，在丰富资源元数据要素的基础上，按照标题、日期、资源描述或说明等方式进行排序，无法充分反映记忆的时空特性，而近年来图书馆开始探索使用故事地图等技术呈现更明确的空间关系和叙事逻辑，但目前使用率较低且都是文字与图片资源的结合呈现。因此，图书馆还需要持续关注如何创新与优化数字记忆资源的展示方式、增加数字技术在资源呈现和编排的融合度、探索新兴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

第三，数字记忆的大众化属性需要群体智慧的支持，互联网及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展使得大众可以介入或参与记忆的书写，如何实现图书馆与多元社会力量协同合作同样需要进一步探索。社会化建构在主体层本质要义就是建立图书馆引导之下多元社会主体协商共建的治理性框架。因而，对图书馆而言，尚需优化的行动空间在于建立常态化的协作机制，用以明确各主体立足记忆话语的职责分工，形成数字记忆建构的共同体。那么，都有哪些建构主体、权利与义务如何细化与平衡、质量如何管控等问题均需探讨。再如，大众参与如何实现，这涉及到图书馆如何吸纳足够多的公众，也关系到大众如何拥有充分的意识与能力。

第四，图书馆作为重要的数字记忆社会化建构主导或引导方，应有怎样的行动保障体系同样是关键。一方面，当前以素养培育和技术开发为主的保障措施如何优化。就素养培育来说，所需的图书馆已经形成系统的数字记忆建构专业规则体系和延伸向大众教育的功能转换，这些需要充分的探索。另一方面，除此之外，还有哪些保障措施应得到落实。这涉及到图书馆应当部分自主充实自身的资源与能力，寻获更多元的行动策略，如建立线上线下混合的多元主体协同空间。同时，亦要求图书馆在社会化建构框架之下探索借助多元社会力量（如企业、学术机构等）提供保障要素的可能性。

6 结语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记忆建构的社会化趋势愈加明显。本文通过案例调查发现国外图书馆在数字记忆社会化建构中的定位及实现路径，总结其在建构方法体系、记忆资源建设、社会参与机制、建构保障措施等方面的实践策略。然而，研究侧重于对实践成果的梳理和归纳，仅从现有不足中提出发展方向和思路，尚需更深入的研究以明确数字记忆社会化建构的关键要素及系统性方案，进而有效促进实践优化。

作者贡献说明

周文泓：提出研究思路，设计研究方案，论文修改及定稿；代林序：案例资料收集及分析，论文撰写及修改；

黄思诗：案例资料收集及分析，撰写论文；

郭玉祥,陈淑涵：分析案例，撰写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