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负粘性及其对“减税降费”政策影响的实证分析*

肖建华 谢璐华

一、问题提出

为赋能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我国先后分三个阶段稳步推进“减税降费”政策（陈小亮，2018）。据统计，“十三五”期间，我国新增降费规模达7.6亿元，宏观税负由2015年的18.13%降至2020年的15.2%。为应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以及全球疫情冲击，2022年明确实施更大力度“减税降费”政策组合，以增强市场主体活力。然而，企业对“减税降费”政策的效果感受不一，有些企业获得感很强；也有些企业获得感较弱（冯美乐和马小勇，2021；段姝等，2022）。究竟是何原因？有学者用税负粘性来揭示“减税降费”政策效果与企业获得感之间的关系，认为税负粘性损蚀了“减税降费”的政策红利。也有研究认为税负粘性破坏了企业财务会计中一贯秉承的“成本—收益”相匹配的会计原则，导致了企业税负随着业绩提高而变化的幅度与其业绩减少而变化的幅度呈现非对称性，因此，税负粘性的存在是企业税负痛感产生的重要原因（程宏伟和杨义东，2019）。

“粘性”一词最初在经济学领域内应用较为广泛，后在企业成本研究领域受到重视。“税负粘性”指的是税负随着企业业务收入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但两者变化呈非对称性，在经济繁荣时期，税负上涨速度大于营业收入上涨速度；而在经济衰退时期，营业收入下降速度快于税负下降速度。很多学者对其成因进行了探究，秦皓楠等（2018）认为企业所得税粘性的出现是由于会计利润与应税利润存在差异；而孔墨奇等（2020）认为管理者自利程度越高，企业所得税粘性越大；胡洪曙和武锶芪（2020）则从股权性质、避税程度、财政分权、征管努力四个维度探究企业所得税税负粘性成因。在增值税税负粘性成因方面，有研究者认为存货的非对称波动产生了增值税税负粘性（余新创，2020）；程宏伟和吴晓娟（2020）以制造业为研究对象，认为议价能力的增强会减小增值税的税负粘性。此外，还有学者从税务稽查强度（杜剑等，2020）、产权性质、政治关联、地方治理环境和税收征管环境等角度探讨了税负粘性的成因及其强度（干胜道等，2020）。

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利用财税政策为企业发展蓄能仍是主要政策手段，而“减税降费”政策是否需要作出改变以及如何作出改变，需要对“减税降费”实施的效果进行科学评估。企业税负粘性的研究，不仅可以有效捕捉企业税负变动的规律和特点，理解“利多税多，利少税多”的反常现象，还可以深层次挖掘“减税降费”政策实施过程中企业获得感不均的原因。本文主要创新之处在于：第一，拓展了企业税负研究范畴，在分析企业整体税负粘性的基础上，对比分析了增值税税负粘性和所得税税负粘性。第二，从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两个角度剖析企业税负粘性的异质性表现，反映财政政策与企业微观行为的互动。

二、理论分析

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反作用于经济，经济发展好坏直接决定税收的多少，宏观经济增长、企业的盈利情况与企业的税收负担的变动趋势是一致的，也即国富则利多，利多则税足；国贫则利少，利少则税寡。已有研究表明，企业税会差异是导致税负粘性的主因（秦皓楠等，2018）。从宏观层面来看，税会差异的产生与制度因素高度相关，税收目标与会计目标有所不同，会计核算原则更具弹性，税收原则更显刚性，税收需要体现政策意图，会计准则的目标是帮助使用者进行决策。为了自身利益，企业会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税收筹划，而政府会有意识地管控企业避税行为，二者博弈之下必然会出现企业税负变动方向与会计利润变动方向的不一致。从微观层面来看，税会差异的大小与企业盈余管理的动机有关。出于自利考虑，企业难免采取盈余管理行为，青睐于选择只影响会计利润不影响应税利润的项目损益进行盈余管理甚至利润操纵，企业税负下降，税会差异因此加大（吕敏和曾富全，2010），出现企业税负变动方向与会计利润变动方向的不一致。当然，企业盈余管理动机的强弱也受到管理层的乐观预期程度、企业调整成本难易和委托代理问题的影响，而政府对企业税收行为的管控能力会受到征管压力与征管能力的影响。客观上讲，正因如此，企业税负粘性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从税制结构上看，由于不同税种的性质不同企业税负粘性大小有所差异，以增值税为主的间接税的征收依托于严格的抵扣征管机制，实缴税额和应收税额之间的差距较小，而以企业所得税为主的直接税存在较大企业自主调整空间，实缴税额和应收税额之间的差距较大。因而，企业税负粘性在税种类型上会出现异质性。从不同地区来看，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压力不同，征管强度变动幅度不同，故不同地区的企业税负粘性表现不同。从行业类型来看，不同行业的企业由于资本结构、成本构成、行业竞争程度等不同，费用支出的分布与水平各不相同，企业税负粘性大小不同。从生命周期来看，各个生命周期的企业其生产经营范围、组织的结构、成本调整难易程度、委托代理的问题存在差异，税负粘性程度各异。从企业权属来看，央企、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所面临的税收征管强度不同，一般来说，作为地方财力的最稳定来源，地方国有企业的税收征管一贯严格，税收征管强度变化程度最弱。民营企业在利益最大化目标下，盈余管理动机较大。央企的委托代理问题严重，盈余管理动机存在。故不同权属类型的企业税负粘性有所差异。因此，企业的税负粘性存在多角度的异质性特征。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参照梁上坤（2018）所建的模型，建立模型（1）来检验“减税降费”期间企业税负粘性的存在性：

其中，i表示各个企业；t表示年份；Rtax表示企业的综合税负变动情况；Rturnover表示营业收入变动；Dt表示营业收入变动方向；Contronl表示控制变量组；μ表示个体固定效应；η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表示随机误差项；α2表示营业收入变动与营业收入变动方向的交乘项系数，系数α2小于0时，表示企业存在税负粘性现象，且绝对值越大税负粘性越强。如果营业收入上升时，则Dt=0，表示营业收入每增加1个百分点，税收负担加大α1个百分点；如果营业收入下降时，则Dt=1，表示营业收入每减少1个百分点，税收负担下降α1+α2个百分点。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借助2009—2020年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为观测样本，依据我国“减税降费”的实际操作，将2009—2020年样本依据“减税降费”政策实施的三个节点划分为三个阶段：2009—2015年为“结构性减税”阶段；2016—2017年为全面“营改增”阶段；2018—2020年为全面“减税降费”阶段。企业层面的样本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并对样本按如下原则进行数据处理：第一，选取样本为A股企业。第二，选取研究年份内非借壳上市以及非退市的非金融保险类企业。第三，选取研究年份内非ST或者固定资产非负的上市企业。第四，选取财务数据完整连续的企业。第五，对于部分缺少一两年的数据根据企业年报财务数据进行推算。第六，剔除利润总额为负数的企业。第七，对连续变量进行了1%和99%的缩尾处理。依据上述处理最终得到了16128个样本企业。

（三）变量定义

1.因变量

Rtax表示企业综合税负变动情况，为企业当期税收负担与企业上期的税收负担之比，再取自然对数；参考刘俊和刘峰（2014）的做法，Tax表示企业综合税负，衡量方法为支付各种税收与应交税额的年末余额之和减去收到的税收返还再减去应交税额年初余额。Rincome表示企业的所得税税负变动，为企业当期的所得税费负担与企业上期所得税费负担之比，再取自然对数；Income表示企业所得税税负，为所得税费用减去递延所得税再减去应交所得税；Rvat表示企业的增值税税负变动，为企业本期的增值税税负与企业上期增值税税负情况的比值，再取自然对数；增值税税负计算方法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减去购买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再将差额转化为不含增值税的金额，计算出相应税率下的增值税。由于部分学者的企业综合税负的测算方法为支付各种税减去收到的税收返还，故引入此种计算方法作为稳健性检验。

2.自变量

Rturnover表示营业收入变动，为企业当期营业收入与上期营业收入之比，再取自然对数。Dt表示企业营业收入变化方向，其值为1表示当期营业收入规模比上期有所下降，反之为0。稳健性检验中，Rprofit表示营业利润变动，Dp表示营业利润变动方向，其值为1表示当期营业利润总量比上期有所下降，否则为0。

3.控制变量

Control表示控制变量组，其中，Lev表示资产负债率，是企业期末负债总额和期末资产总额的比值；Zm表示资产资源密度，是企业年末总资产与当期营业收入（百万元）的比值；Rm表示人力资源密度，是企业员工人数与营业收入（百万元）的比值；Roa表示净资产收益率，是企业的净利润与企业年末资产规模的比值；Bl表示销售毛利率，是企业销售收入和销售成本的差额除以销售收入；Size表示企业规模，是期末资产规模的自然对数。

4.分组变量

为考察企业税负粘性的异质性表现，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性质、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进行分组回归。首先，在地区层面，Cz表示财政分权强度，测度方法为本省财政收入/（本省财政收入+中央财政收入），高于中位数的样本所属地区列为强财政分权，否则为弱财政分权；Area表示行政区域，将样本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其次，在行业层面，Hhi表示行业集中度，低于Hhi指数平均值的样本定义为行业集中度高，否则为行业集中度低；Line表示行业类型，具体分为高端制造业、科技服务业、传统服务业、其他传统行业；其中，高端制造业参照高丽娜和卫平（2012）的做法，选取医药制造业、金属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制造业、电器机械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机械制造业；科技服务业参照吴芹和蒋伏心（2020）的做法，选取研究和试验发展、专业技术服务业、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传统服务业为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其他传统行业为在2017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中除了高端制造业、科技服务业、传统服务业外其余的行业。最后，在不同企业属性方面，Owner表示所有权性质，分为民营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和央企；Life表示企业生命周期，参照佩洪和汪春霞（2017）的做法，依据企业各类现金流量方向将其划分为成长期、成熟期与衰退期。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1列示的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的结果，可以看出，各变量的标准差较小，所选样本总体稳定。企业税负变动均值为0.084，所得税税负变动均值为0.234，增值税税负变动均值为-0.085，初步判断在“减税降费”期间，大部分企业的综合税负具有逐年上升趋势，且企业所得税负担有一定幅度上升，增值税负担有轻微下降，说明“减税降费”政策对企业税收负担、所得税负担、增值税负担的影响程度不一。营业收入变动均值和中位数均为正、营业收入下降的观测值占比为28%，说明样本期内大部分企业的营业业绩逐年上升，28%的目标企业面临业绩下滑的情况。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二）营业收入波动与企业税负波动

为验证企业“减税降费”期间营业收入和税负波动的非对称性，根据样本企业营业收入变动、税负变动数据的均值绘制了图1。如图1显示，样本期内企业的总体税负波动趋势和企业的营业收入周期性波动规律高度一致。这说明大部分企业的税收负担与企业的营业收入密切相关，营业收入多则企业缴税多，营业收入少则企业纳税少。如果将考察的企业分为营业收入上升组和营业收入下降组，从中初步判断，面对营业收入上升时，企业税收负担会明显增加，当企业营业收入下降时，企业税收负担改变幅度较小，尤其在2009年后，我国宏观经济面临较大外部压力，一方面，部分企业的营业收入增加速度放缓，但这部分企业的税收负担仍以一定的幅度增加；另一方面，部分企业的营业收入下降，但企业的税负下降幅度相对较小。税负粘性的存在性得到初步验证。

图1：营业收入波动与企业税负的波动

（三）企业税负粘性的存在性

表2报告的是“减税降费”期间企业税负粘性的具体情况。

第一，表2的列（1）为主回归结果，营业收入变动的回归系数（α1）数值为0.655，显著为正，说明营业收入规模扩大1%时，企业的税收负担上升的幅度为0.655%；营业收入变动与其变动方向的交乘项系数（α2）显著为负，数值为-0.443，表明当企业营业收入下降1%时，企业的税收负担下降的幅度仅仅为0.212%（α1%+α2%）（下同）。不难发现，企业在“减税降费”期间，税收负担并不会随营业收入变化而自动进行调整，表明企业税负粘性的客观存在性。

第二，表2的列（2）—（4）报告的是“减税降费”三个阶段内，企业税负粘性的阶段性差异。首先，列（2）报告的是在2009—2015年“结构性减税”阶段的税负粘性，营业收入变动的系数为0.673且统计显著，表明当营业收入规模扩大1%时，企业的综合税负上升的幅度为0.673%；营业收入变动与其变动方向的交乘项系数为-0.383，表明当企业业绩下滑1%，企业的综合税负下降幅度为0.290%。其次，列（3）描述的是在2016—2017年全面“营改增”阶段的税负粘性，营业收入变动的系数为0.752显著为正，表明当营业收入规模扩大1%时，企业的综合税负上升幅度为0.752%；交乘项系数依旧显著为负，表明目标企业面临业绩下滑1%时，税收支出缩小的幅度仅为0.221%。再次，列（4）是2018—2020年全面“减税降费”的税负粘性，营业收入变动的系数显著且数值为0.450，说明该阶段上市企业普遍业绩上升的空间有限，交乘项系数为-0.384且具有一定的统计意义，表明业务量下降1%时，企业的税收负担下降的幅度仅为0.066%。从上述可以看出，在全面“减税降费”期间，企业面临业绩下滑时，企业综合税负水平下降幅度在三个时期内为最小。

第三，表2的列（5）和列（6）报告的是区分税种的企业税负粘性回归结果，结果显示税负粘性现象在增值税中并不存在，而所得税的税负粘性较强。

五、异质性检验

企业由于在地区、行业、权属等方面的不同，其业务收入与税收负担之间的变动速度也会有所差异，即税负粘性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有必要对企业税负粘性的异质性进行检验。

（一）地区异质性

表3的列（1）—（3）报告的是地区税负粘性异质性检验结果，营业收入变动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营业收入变动与交乘项系数均显著为负，从其系数的绝对值大小可得，处于东部地区的企业税负粘性最大，处于西部地区的企业税负粘性最小。这可能与地区间税源、税收征管、政府开支压力等有关系。“减税降费”期间，东部地区的税源较为充足、税基丰盈程度较大，对于辖区内的企业地方政府更多地选择“放水养鱼”，应交税额和实缴税额差距大，故税负粘性更大（谢贞发和范子英，2015）。

表3 企业税负粘性地区异质性回归结果

列（4）和列（5）的回归结果所示，根据财政收入分权的强度划分了两个样本组并进行分析，其中营业收入变动系数均为正且具有一定的统计意义，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负，弱财政收入分权的样本组的税负粘性小于强财政收入分权组。这说明处于强财政收入分权组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自主权较高，对企业实际税率有较大的自主权；应交税额和实际税额差距大，税负粘性更大。

（二）行业异质性检验

表4的列（1）—（4）分别描述的是高端制造业、科技服务业、传统服务业与其他传统行业的企业税负粘性，其中营业收入变动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而科技服务业组中交乘项系数不具有统计意义，对比四个行业的交乘项的绝对值可以看出，其他传统行业的税负粘性最强、传统服务业的税负粘性次之、高端制造业税负粘性最弱，科技服务业的企业税负粘性现象不存在。这说明其他传统行业往往产能过剩、生产成本较高、所享受的有针对性的税收优惠政策较少，承受较高的税收负担，经济下行的压力导致传统制造业的营业收入规模增长受限，企业更多的是维持简单生产，税收负担的调整空间极其有限，形成了其他传统行业低营收高税率的经营困境，企业盈余管理动机强，税负粘性大。

表4 区分行业的企业税负粘性回归结果

列（5）和列（6）报告的是高行业集中度和低行业集中度的企业税负粘性，其中营业收入变动系数均显著为正，交乘项系数分为-0.389和-0.458，均具有统计意义。表明行业集中度越低，企业税负粘性越大，这可能是由于行业集中度越低的企业，面临的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高，企业利润空间有被压缩可能，加之“减税降费”期间，外部经济环境恶化，企业创造现金流能力和外部融资能力下降，为获取竞争优势，企业盈余管理动机和主观避税动机增强，税负粘性加大。

（三）企业性质的异质性检验

表5的列（1）—（3）报告的是区分产权属性情况下民营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央企的税负粘性异质性回归结果。从营业收入变动来看，其系数均显著为正，且央企的营业收入变动系数最大；从交乘项来看，其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企业税负粘性存在于不同权属的企业之中，且央企的税负粘性强于民营企业，地方国有企业的税负粘性最弱。由于央企内部的代理问题、管理层自利问题强于其他权属的企业，面临的征收环境也较为宽松，因此，央企的税负粘性明显强于其他权属的企业。其次，民营企业的代理问题较小，且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面对“减税降费”政策的出台，民营企业为长期发展去谋求税收利益的主观动机较大，盈余管理动机较高。再次，地方国有企业的获利归属于地方政府，缴纳的税收也与地方政府息息相关，地方政府为了获取稳定的财政收入保障其支出，对于地方国有企业的征管力度较大，在税款上能够确保“应收尽收”，促使地方国有企业及时降低税收负担以增强创收能力。

（四）企业生命周期的异质性检验

表5中的列（4）—（6）显示的是处于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的样本企业的税负粘性差异。从营业收入变动和交乘项系数的值来看，上市公司在各个发展阶段均存在税负粘性，衰退期最弱，成熟期最强。首先，成长期的企业，为了稳步扩大市场份额，提升社会认可度，又能够享受到较多的税收优惠，管理层的盲目乐观预期程度较低，盈余管理程度较弱。其次，成熟期的企业，发展较为稳定且规模较大，利润增长速度放缓，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代理问题，面临管理层乐观预期的可能性更大，税收优惠政策的逐步消失，盈余管理动机提高，因此税负粘性较高。再次，位于衰退期的企业，市场份额逐步萎缩，经营环境恶化，管理层乐观预期程度下降，盈余管理程度下降，税负粘性得以缓解。

表5 区分产权属性和生命周期的企业税负粘性回归结果

六、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结果的稳健性，依次进行了如下的稳健性检验：一是借鉴杜勇等（2019）的做法，将自变量滞后一期，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增强实证结果的稳健性；二是改变核心因变量的测度；三是改变自变量的测度。结果汇总至表6。表6的列（1）显示的是将自变量营业收入变动和营业收入下降滞后一期的检验方法，结果显示，营业收入滞后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营业收入滞后项与交乘项系数显著为负，企业税负粘性现象依旧普遍存在于我国上市公司。列（2）描述的更换核心因变量的测度方法，税负计算方法为支付各种税收总额减去收到的税返还，营业收入变动的系数为正且具有统计意义，交乘项的系数为负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再次验证了“减税降费”政策期间的企业税负粘性现象。列（3）呈现的是改变自变量的度量方法，用营业利润指标替换营业收入指标，结果表明，虽然营业利润变动和交乘项的系数绝对值均变小，方向和显著性依旧没有改变。可见，实证研究结果非常稳健。

表6 企业税负粘性的稳健性检验

七、研究结论与启示

以2009—2020年上市企业的数据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减税降费”期间企业税收负担和营业收入非对称性变化现象，即“减税降费”期间企业税负粘性的普遍性，但从税种来看，企业所得税显著存在税负粘性，而增值税不存在税负粘性。从异质性检验结果来看，地域异质性表现中，东部地区的企业税负粘性最大，西部地区的企业税负粘性最小；从财政分权来看，弱财政收入分权的样本组的税负粘性效应小于强财政收入分权组；从行业来看，其他传统行业的税负粘性最强，行业集中度越低企业税负粘性越大；从产权权属来看，央企的税负粘性最强，地方国有企业的税负粘性最弱；从企业生命周期来看，处于衰退期的企业税负粘性最弱，成熟期的企业税负粘性最强。

基于上述结论，从政策操作层面看，“减税降费”政策优化可采取如下策略：第一，“减税降费”政策要贯彻税收法定主义，抓好抓紧落实，以此来降低税负粘性。第二，“减税降费”政策要精准施策，根据企业所处不同区域、财政状况给予差异化政策待遇，以此降低税负粘性区域差异性与减少地方政府及企业的税收策略行为。第三，“减税降费”政策要在普惠性的基础上实施行业政策，以此来降低行业的税负粘性差异。第四，“减税降费”政策要引导企业建立长期动态的税收成本管理机制，增强税收敏感性，以此来降低企业产权属性上的税负粘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