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不写书：作为文化中介的文学图书编辑实践研究

刘蒙之 师驰 刘战伟

[摘 要] 作为编辑出版学研究中的“元问题”，图书编辑如何参与编辑实践在我国学界一直缺乏系统的经验深描与理论建构。本文以布尔迪厄的文化生产理论为视角，以文化中介“三维度”为分析框架，基于48名文学图书编辑撰写的 “编辑手记”展开对文学图书编辑“做书”编辑实践的考察。研究发现，文学图书编辑普遍在审美逻辑与市场逻辑纠缠的混合逻辑的复杂平衡中，在构造实践、知识实践与影响实践的线性进程中完成图书的物质生产、象征生产与合法性生产。研究证明，作为物质与象征双重生产的产物，图书是被编辑“做”出来的，而不是被作家“写”出来的。作家实践的产物是作品，编辑实践的产物才是图书，文学图书编辑是具有高度能动性的“文化中介”，而不是功能性的“把关人”。

[关键词] 审美逻辑 市场逻辑 文化中介 文学编辑 图书出版

[中图分类号] G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22） 03-0030-13

“Writers Dont Write Books”： A Study of Literary Book Editing Practice as Cultural Intermediary——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48 Book Editors Notes

Liu Mengzhi Shi Chi Liu Zhanwei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710119）（School of Journalism，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872）

[Abstract] How book editors participate in editing practice is a basic theoretical problem in the study of editing and publishing sc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ntermediaries theory and Maguires “three dimensions” of cultural intermediar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mplex cultural production practice of “book-doing” in literary book editing based on the “editors Notes” written by 48 literary book editors reflecting the editing process. It is found that literary book editors generally complete the material production， symbolic production and legitimate production in the linear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practice， knowledge practice and influence practice in the complex balancing art of the mixed logic of aesthetic logic and market logic. The results show that as a result of cultural practice of both material and symbolic production， books are “done” by editors rather than “written” by writers. The product of writers practice is the work， and the product of editing practice is the book. Book editor is a highly active “cultural intermediaries” rather than a functional “gatekeeper” in the production of literary books.

[Key words] Aesthetic logic Economic logic Cultural intermediary Literary editing Book publishing

它們（图书）的物质表面同时是一种经过中介的个人、情感和审美体验的表征^[1]。

——托马拉·奥拉夫（Thumala Olave）

就文学作品而言，作家是第一生产力，但也不要小看了编辑的作用。在复杂的情况下，编辑也是推出作品不可忽视的力量。

——何启治

1 问题的提出

图书编辑如何参与出版实践是出版研究的一个“元问题”^[2]。作为一种缺乏标准化“技艺”的创造性职业，图书编辑的专业实践向来蒙着一层朦胧面纱，个中细节隐藏于无法述状的理论“黑箱”;同样，文学生产是具有高度象征性、审美性和创造性的场域。因此，人们对编辑“做书”和作家创作都充满了不确定的想象。相比文学研究对作家创作的长久关注与较为丰硕的理论建构，编辑出版学在文学图书编辑实践的研究上尚有不少问题有待回答。如基思·尼格斯（Keith Negus）所言：“我们应该培养一种解开文化中介实践的能力，弄清楚这种审美活动何时、如何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可能是创造性的、创新性的”^[3]。本文引入布尔迪厄的文化生产理论和“文化中介”概念，试图探讨文学图书编辑如何进行编辑实践的问题，也希冀能超越文学范畴，对整体图书编辑的“文化中介”价值进行省思。F5CDA0EE-B226-4D1F-9AD6-B0F99FF02FD8

2 文献回顾与讨论

2.1 文化生产中的“文化中介”

布尔迪厄1984年在《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

判》一书中首次提出“文化中介”（cultural inter-mediaries）概念，将之描述为一种代表“新品位”并提供象征性商品和服务的机构^[4]，同时被用来指代介于生产和消费之间承担象征价值生产的职业群体^[5]。“文化中介”概念普遍适用于对信息和知识密集型行业的观察^[6]，作为“品位制造商”，他们依赖品位和价值方面的专业知识从事特定文化产品、服务和行为的生产工作^[7]。

在“文化中介”概念提出之前，西方学界大多借用传播学领域“守门人”（gatekeeper）概念描述图书编辑的工作实践^[8]，将图书编辑对书稿的选择和加工视为文化“把关”过程。但如尼格斯所说，“守门人”概念有个错误的假设：编辑被动地等待送到编辑部“门口”的手稿^[9]。在图书出版业全球性市场化转向之后，图书编辑早已不是“等着手稿上门”的“把关人”，而是主动积极地寻找有潜力作家与有价值手稿的“文化中介”^[10]。显然，“守门人”概念将编辑实践过度简单化了^[11]。

“文化中介”是一个被忽视或低估的重要概念，它描述了文化企业及其工作者积极寻找、策划、建构内容的能动性生产过程，更符合文化生产的现实^[12]。就出版业而言，出版社是文化中介机构，图书编辑是文化中介，图书的物质和象征生产有赖于出版社编辑的“文化中介”实践 。因此，用“文化中介”取代“把关人”概念考察图书编辑实践对推动图书编辑“元问题”的研究具有变革意义。

2.2 文化与图书生产中的“二元逻辑”

布尔迪厄在《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一书中提出，在文学和艺术生产中普遍存在二元逻辑：审美逻辑和市场逻辑。他认为二者是本质对立的，前者否认短期的商业利益而以累积象征资本为目标，并且以此获取长远的经济价值;后者将文化产品等同于其他商品而单纯追求商业利益^[13]。市场逻辑以明确的市场导向为特征，其核心是通过市场交换商品和服务以获得经济利益。相比之下，审美逻辑则以生产艺术的愿望为标志，本身被视为一种并不需要外部合法化的抽象质量^[14]。

近几十年来，从审美逻辑到市场逻辑的转变已经在文化生产不同领域进行^[15]，甚至有学者认为市场逻辑完全主导了审美逻辑。玛丽娅·阿丝特里德（Marie-Astrid）和约阿纳·卢普（Ioana Lupu）探讨了金融化如何殖民编辑功能并按照其逻辑来塑造创作对象^[16]。王舒认为，在“利润至上”背景下图书编辑的文化功能被利益功能日渐遮蔽^[17]。陈金川认为编辑角色正在由“文化生产型”向“文化经营型”转变^[18]。另有学者认为没有发生绝对的逻辑迁移，而是存在着一种共存和互补的“混合逻辑”^[19]。向新阳等认为，文化追求与市场意识是现代出版人必须具备的两大基本素质^[20]。

于是，包括图书出版业在内的文化生产在反“经济”的审美逻辑和市场逻辑之间摇摆成为常态。图书既是能指又是所指，既是商品又是作品，既是实体又是符号。图书的物质、象征双重属性要求图书编辑具有调和艺术与金钱、审美与经济的双重能力，在对立的“二元逻辑”之间达成某种平衡。

2.3 文学图书编辑的“文化中介”实践

布尔迪厄将出版机构中负责发掘作家、寻访手稿和采买版权的组稿编辑（acquisition editors）称为作品价值生产的“关键中介”^[21]。组稿编辑在作品生产者和图书消费者之间进行调解与协商，在出版社创意和管理部门之间架起桥梁。我国出版业中，“策划编辑”或“责任编辑”类似组稿编辑角色，他们的核心职责是作为“关键中介”承担图书物质形态和象征价值生产的工作，并在图书产品与潜在市场之间建立联系。

玛丽亚·安赫丽卡（María Angélica）认为：“图书之所以具有吸引力、赏心悦目和愉悦，是因为它们的物质表面同时是一种经过中介的个人情感和审美体验的表征”^[22]。作品从文稿到散发墨香的图书直至被捧在读者手中，需要作者、译者、编辑、装帧设计师、插画师乃至印刷厂调色师等不同文化中介处在实践网络中不同位置，凭借各自的文化权威、社会声望、审美劳动与文化资本参与图书出版实践，其中图书编辑处在实践网络的关键位置，承担发动者和协调者的角色。目前對文学图书编辑实践的研究可大致分为三种取向。

其一，聚焦文学图书的选题决策与市场关系。弗拉斯（Frassen）研究发现，为了应对文学产业全球化带来的新书数量过多、品质良莠不齐与竞争“白热化”等问题，荷兰文学图书编辑通过评估图书在外国文学场域的位置来确定选题。弗拉斯进一步指出，因各国文学图书编辑采用大致相似的策略继而导致不同国家文学市场出现“同构”现象^[23]。

其二，通过关注文学图书生产的具体实践以探讨其底层逻辑。柴尔德里斯（Childress）探究了荷兰文学图书编辑是如何借助设备           书本扫描（BookScan）所提供的销售数据来调整自己的选题决策的，研究发现基于市场逻辑的工具理性决策并未吞噬编辑审美实践的主体性^[24]。帕雷斯基（Pareschi）基于意大利文学编辑媒体采访语料的研究表明，文学编辑的媒体话语呈现回避市场逻辑的倾向^[25]。研究人员还探索了审美与市场逻辑是如何在图书的属性、作者的行为或选择图书的决定中具体表现的。F5CDA0EE-B226-4D1F-9AD6-B0F99FF02FD8

其三，关注文学图书出版制度逻辑转变。韦勃德（Verboord）发现在文学市场中，出版商和图书编辑开始追逐畅销书，文学逻辑逐渐让位于市场逻辑^[26]。桑顿（Thornton）的研究表明市场化的出版企业更加追求短期利润^[27]。普利（Pouly）对杰克·伦敦小说《白牙》的个案研究证明文学图书生产可以实现“双赢”，即同时获得象征资本和经济资本^[28]。这表明文学图书编辑普遍要具有“阅读”的文学能力和“计数”的商业能力这两种逻辑上对立的能力，帕雷斯基等人称之为文学逻辑和编辑逻辑的调适^[29]。

3 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

为了讨论我国文学图书编辑的编辑实践，本文引入马奎尔（Maguire）的文化中介“三维度”分析框架：构造（framing）、专门知识（expertise）与影响（impact）。“构造”指文化中介参与商品（产品、服务、思想、行为）制定，为受众提供具有正当性和价值的物质生产;文化中介与其他行为者的区别在于他们拥有专门知识—至少包括专业知识（或多或少依赖抽象的、标准化的策略和资质）和个人知识（或多或少依赖于主观偏好和品位）两种;影响指文化中介通过实践影响着受众对商品合法性的感知^[30]。循着“构造—专门知识—影响”的线性进程，图书编辑完成图书“物质—认知—价值”的能动性创造。本文以文化中介“三维度”为分析框架展开对我国文学图书编辑文化中介实践的分析并回答下列问题：文学图书编辑如何构造文学图书？使用哪些知识？采用哪些手段生产文学图书合法性？有哪些更大背景的因素影响文学编辑实践？

本文采用的研究数据来自于文学图书编辑撰写的“编辑手记”。“编辑手记”是编辑随手记下的具有新鲜内容和心得、体会的短文，目的是积累知识和经验以提升工作能力^[31]。近年来，新媒体的发展为图书编辑积极在网络空间“自我言说”提供了平台，往日讳莫如深、不为人知的图书编辑思维过程和实践细节借由“编辑手记”的书写与传播逐渐从幕后走到台前，成为揭示文学图书编辑真实实践过程的重要话语资源。本文所选“编辑手记”的作者均为责任编辑，采集自“做书”“个人图书馆”“豆瓣读书”，以及微博、各种出版新媒体和少量报刊杂志。表1为“编辑手记”列题。

4 文学图书编辑中的构造、知识与影响实践

亚瑟·斯廷施凯姆（Arthur L. Stinchcom-be）认为出版业类似于建筑业是“按照技艺而不是官僚路线组织”^[32]的。在图书出版业中，级别较低的人员也被给予专业地位，被授予生产有市场价值产品的责任^[33]。在文学图书出版中，编辑是能动性的文化中介主体，其工作起点是对图书的构造实践，一如编辑S1所写：“从有idea起，就开始了一场纠结之旅”。

4.1 生产图书：图书编辑对文学图书的构造工作

马奎尔所谓的“构造”是一个动词，指文化中介对文化产品的整体设计。文学图书编辑的构造实践不仅包括物质构造，也包括对作品风格、性格乃至“人格”的象征构造。图书的物质构造对应其商品属性，象征构造对应其意义属性。席尔瓦（Silva）和维埃拉（Vieira）持相似观点：文化中介的构造过程是一种内容和物质形式交织在一起的产生意义的行为^[34]。

4.1.1 图书策划：文学图书的选题构造

图书的生产通常不能离开一个触发性的选题构造起点。在我国文学生产场域，“策划编辑”或“责任编辑”通常承担布尔迪厄所谓“关键中介”的角色：确认选题价值与图书生产对象。分析“手记”发现，编辑普遍表现出选题开发的能动性。S5认为从“浩如烟海的书讯中找出一个好选题是编辑工作的一部分”。S6刚到出版社一年多就开始寻找自己的选题方向。S17认为“好的作者是一本书成功的基石”，自己苦苦搜寻符合选题立意的书稿。

埃兹奎尔·萨弗斯坦（Ezequiel Safers-tein）认为，如今的图书编辑“开始表现得更像报纸编辑”^[35]。图书编辑主动出击寻找选题早已成为文学出版业的“惯习”，他们通常采用“关系”和“工具”两种渠道寻求选题。一般而言，编辑在寻找国内作家作品时较多依赖“关系”。S7提到《汉口情景》之所以“花落”江苏文艺社，部分原因是“池莉老师对江苏文艺社、对汪总的信任和友情”。S8也提到“《花城》杂志前主编田瑛老师与李老师（作者李佩甫）私交甚笃，为《平原客》来到花城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关系”渠道的实践凭借出版社和编辑长期积累的社会资本。寻找外国文学图书时编辑较多依赖“工具”。由于文化差异、语言障碍与空间距离等因素，编辑一般借助版权代理公司、书讯网站和好友推荐等“工具性”手段寻找选题，并通过版权代理公司竞争版权。选题决策的依据更多依赖获奖、销量数据、名人推荐等基于象征价值的“工具理性”。

不论是社会资本还是象征资本，均为文学生产场域的稀缺资源。近年来，文学图书编辑凭借其文学审美和职业嗅觉发掘网络作家和平台作者，将见诸网络且有文学价值的文本集结成书成为一个重要的选题渠道。在图书选题确定之后，图书编辑便为每一项具体工作物色专业人选，如协调外国文学图书出版中的译者，社内或社外的装帧设计师、插画师等多元主体参与图书生产过程。

4.1.2 内容编辑：文学图书的象征构造

作为“文化中介”的文学图书编辑，其核心功能是对文学图书象征价值的确认与生产。诗集《吉檀迦利》的编辑S2被组长要求对该书“要有自己的想法和理解”。S10在谈到自己责编的图书《我的词典人生》时期望该书“能够承担起更高层次的出版意义以及社会价值”。围绕象征价值构造，编辑需要开展复杂、琐碎的编辑劳动。S10说：“收稿、删减、沟通、再删减……審稿、改稿、再审稿、再改稿……每个常规步骤都经历了不常规的重复……”《催眠师手记》的编辑S3为了使作品成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手记体社会小说”，和作者沟通了几十次，前后对作品的修改达到八次。F5CDA0EE-B226-4D1F-9AD6-B0F99FF02FD8

象征价值构造涉及广泛的触觉感受与视觉符号，编辑通过对图像、文字、装饰、纹样等符号的构造形成图书的文化意涵与想象空间，赋予文学图书符合其“气质”的“人格”。S13如此解释《陆犯焉识》封面设计的象征意涵：旅行箱是“主人公追求自由的象征”，箱子上的礼帽意在表达苦涩的人生中的“几分风雅和悠然自得”。S14希望设计师将《火中遗物》的封面设计成“色彩浓烈或者暗黑的画风”是为了暗合该书“新颖、怪诞、阴暗同时又洞察人性”的特征。

图书编辑还通过图书附件构造意义。编辑S4以图表形式将所编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整理成一张“人物关系图”。S16精心制作了《尤利西斯》里的都柏林地图，用视觉化的方式呈现小说的故事线索和情节。这些附件构造既便于读者更好地完成象征性消费，也是基于市场逻辑的考虑。

4.1.3 出版设计：文学图书物质构造

罗杰·沙特尔（Roger Chartier）主张阅读体验的历史表达不能脱离文本的物质形式。沙特尔说：“文本的存在离不开使其能够被阅读（或聆听）的媒介，并且任何文档都不能独立于其被读者接触的形式来理解”^[36]。托马斯·布雷默（Thomas Bremer）等在《物质性与文学导论》一文中也指出，“文学具有设计、印刷格式和版式”的物质性^[37]，读者需经由图书的物质性来获取图书的象征性意义，读者对图书的“触摸、持有、阅读、标记甚至污点的感官体验都是阅读”^[38]，物质性因而也是图书阅读的应有之义，是“图书”之所以为“图书”的构造对象。

图书的物质构造是文学作品实体意义的呈现。从这个角度看，作家仅仅书写“作品”，图书编辑却需要构造物质形式的“图书”，这正是俗称“做书”的含义。S18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目录是钢混结构，文本是墙体建筑，装帧就是精细的内外硬软装修”。作为图书物质性载体，装帧、版式、开本、纸张、字号、字体、字距、行距等要素都是文学作品意义传播的媒介。

布雷默·托马斯（Bremer Thomas）认为，在文学图书出版中，物质性控制着文本接收和阅读行为，从而有助于决定一部文学作品是否成功^[39]。在数字出版削弱实体书知识载体功能的当下，建立在图书物质性上的“实体感”更凸显出重要价值，因此，“反复打磨”成为文学图书编辑“做书”的普遍策略。编辑S19从书名、文案、内文排版到封面设计，每一个细节都经过审慎考虑。S11在定稿后和设计师数次调改版式、深更半夜上线“肝”方案。S10对用纸极度考究。S15在《诗人继续沉默》快要下厂印刷的时候“硬请排版公司把版芯向外移了一点”，目的是让读者翻开书能轻松看到最里面的字。

4.2 生产意义：文学图书编辑实践中的专门知识

马奎尔（Maguire）认为，文化中介与其他参与文化商品生产的行动者之区别在于他们具备“专家取向”的专门知识，专门知识至少由抽象、标准化的专业知识和依赖于主观偏好和品位的个人知识两部分组成^[40]。日本出版家松本昌次对此有类似的表述，他认为“编辑是全面动员自己的个性、人格、人生观、世界观以及知识、教养、技术，甚至日常生活方式等个人的一切，从事与专家、作者或创作图书者有关的工作”^[41]。

4.2.1 个人知识与主观偏好

马奎尔认为，文化中介的经历、态度和具体化的资本是职业资源与信誉的保证，其特殊能力源于他们自身经历、阶级、年龄、性别等因素形成的特殊品质^[42]。分析“手记”可见，个人知识与主观偏好作为文学图书编辑专业能力的源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价值判断与实践。S21承认《梦游人》是“满足个人喜好而做的书”。S27偏好“先锋文学”，认为“只有先锋文学才是最为纯粹的汉语文学”。《罗生门》的编辑S23 说该书是自己“一心愿意倾注全力打磨的作品”。S28对小说的本性和品质也会有自己的看法。

图书编辑基于自身主观感受、品位和偏好对作品价值的判断被布尔迪厄称为“游戏的感觉”。在专业出版、教育出版、学术出版等广泛领域中，图书编辑对选题的价值判断往往基于专业与理性，而非文学图书编辑依赖的是否被“打动”、是否有“感觉”等主观感受。S25在见到新凤霞亲笔手稿后直觉感到“它应该是一份很有价值的稿”。S26在读到“美国斯坦福性侵案”当事女孩的传记样章后立即燃起出版的想法。

当编辑遇上“对口味”的图书选题时便会产生“化学反应”，催化出编辑热情并更积极地投入实践。S29在责编《岛上花园》时认为自己有责任将感受到的美好传达给读者。S24刚进入出版业时做的是前辈老师的选题，“虽然都会全心编校，但是毕竟不是自己的选题，情感上似乎总有些隔膜”。S6认为不是自己内心认可和选择的书“做出来也会差口气”，“仿佛把两个不爱的人拴在一起，互相都别扭”。

文化中介或多或少地以个人性格和文化资本作为其职业信誉的基础，个人知识、偏好品位是文学图书编辑文化中介实践中的“前知识”。事实上，文学图书市场常常存在“偶然性”也依赖“偶然性”，否则便不会有文学创新发生。成功的文学图书固然往往出自“惯习”与传统之手，但也常常依赖文学图书编辑基于个人品位和经验的“灵光一现”。一般来说，过度依赖制度化的工具理性会压抑编辑“游戏的感觉”从而限制文学市场成功的“偶然性”。鉴于此，一些出版机构给予编辑个人品位和自主权以制度化承认。编辑S30供职的出版公司规定“做外国文学的高级产品经理每年有一个力排众议，一票通过选题的权利”，而他（她）自己也“做好了动用这个名额的准备”。

4.2.2 专业知识

文化中介和文化生产网络中其他行动者的区别在于其拥有“专家取向”的專门知识。对文学图书编辑而言，专业知识主要包括文学知识和出版知识，也即三联书店原总编辑李昕提出的“既是某学科或专业领域的专门人才又是出版领域专门人才”^[43]。F5CDA0EE-B226-4D1F-9AD6-B0F99FF02FD8

S48认为，编辑的文学知识包括对文学作品优劣的专业判断与评价、对经典文学作品的涉猎与理解、文法与语感素养等。编辑S20将看文稿比作“吃包子”，只需咬一口就知道是不是“一个好吃的包子”。S9在编辑外国文学译著《纸牌屋》时认为文学图书编辑应专业地判断“文字、语法是否准确”“情节是否合理”“如何处理会更加吸引读者”，同时保证译文流畅精准且契合本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凭借文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与审美，编辑总是站在“专业读者”的立场向作者提供有效建议。如S32在对《清道夫》典藏版进行编辑时希望作者能对主线故事再进行完善，S13在倾听作者严歌苓的创作构思后给出宝贵的专业意见。

图书编辑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做书”过程，除了依赖文学知识进行象征价值编辑，还要依赖出版专业知识进行图书的物质价值编辑。一般来说，文学图书编辑的出版知识通过行业标准规范、经验积累、前辈传承、个人感悟等途径获得，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共识性。S1认为要根据内容、版式、开本、装帧等选用最适合的纸张类型，从而使读者获取阅读的舒适感。S14为了让读者在不同角度下都能看出《火中遗物》封面的金属质地而选择在黑色上加金色。

出版知识并非机械的，而是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和创造性，偶尔冲破共识的边界、挑战既定规范，为图书编辑提供新的实践经验。以图书封面设计为例，一般来说，文学图书封面设计要尽量避免过于沉重的设计风格，以免给潜在读者造成“压迫感”。《候场》一书却大胆使用“黑书方案”，并且突破了“不选进口纸、不选镜面纸”等多项做书“戒律”，甚至没有护封、腰封和前后勒口。该书依然取得了市场成功。这样的另类处理挑战文学图书编辑的共识经验，在客观上打破一些被固守的行业规范，彰显了文学图书编辑的实践主体性与创造性。

4.3 生产“影响”：文学图书合法性的建构实践

文化中介凭借其专门知识建构文化产品的目的是影响他人对文化商品合法性的估计^[44]。文化中介塑造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并试图通过各种说服和营销技巧以及市场运营策略来使这些价值观与人们的生活发生联系^[45]。就文学图书生产而言，文学图书编辑在象征价值与经济价值两个维度上建立图书的合法性，即生产“影响”。分析“手记”发现，文学图书编辑主要通过文学批评、文学或图书奖项以及媒体营销三种手段实施图书的“影响”生产。

4.3.1 文学批评、名人推荐与象征资本生产

约请文学批评家撰写作品评论或书评是文学图书出版行业合法性生产的通行惯例。批评家对作家、作品、图书的评论可以帮助其建立声誉，同时实现文学图书象征价值的生产，是一种“象征性的赌注和经济上可期回报的双重运动”^[46]，与文学批评的功能类似，约请“名人推荐”同样是追求象征资本转化。

S11在编辑《离殇》时担心作者“没有名气、没有读者基础、没有长期追踪她写作的评论家”，认为“出版这样一部作品无疑是有风险的”，于是在新书上市前联系了一些对此类题材感兴趣的评论家和媒体人进行“提前分享”，目的显然是约请评论。S12在编辑《极地重生》时没有邀请专业评论家，而是选择“中国极地测绘之父”鄂栋臣和中国第27次南极考察中山站站长赵勇为该书撰写评论并进行权威推荐。

文学图书生产中，文学批评家的“品位权威”与名人之“名”是文学生产场域极为重要的象征资本，随着批评家的姓名与书名出现在同一文章的标题中、知名人物推荐语被印在新书腰封上，象征资本便得到最大程度的迁移与转化。在一些情况下，文学图书编辑自己撰写的文章对图书的合法性生产亦有不小贡献。他们在“编辑”和“批评家”两种身份之間切换，同时实现象征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双重生产。如S22评论《身不在场》“文字极为走心……平和、耐读又有着坚定的观点”。S34为《船》撰写的《编舟记》一文更像是思想精辟的书评，赋予图书《船》以象征价值与市场价值的更大合法性。

4.3.2 官方认可的奖项与荣誉

奖项是某一行业领域中一种重要的认可形式，目的是确认和奖励该领域中被认为是最好的做法^[47]。奖项通过颁发证书、奖杯、奖金等仪式性行为实现对获奖者的“承认”，获奖者在这种“承认”中获得专业荣誉和“象征资本”^[48]。不同奖项或荣誉具有不同的象征资本含量，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被称为中国四大文学奖，含金量无疑最高。此外我国还有骏马奖、冯牧文学奖、庄重文学奖等全国性奖项。专业杂志社还会推出“十月文学奖”等奖项。图书奖项中，中国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与国家图书奖被誉为“中国图书三大奖”，此外中国好书奖、中国图书文津奖等综合类图书出版奖项也占据重要地位。

布尔迪厄指出，经济资本只有再次转化为象征资本才能保证文化生产场获得长期的经济利益^[49]。由官方权威颁布文学或图书奖项赋予文学图书象征资本，一方面影响文学批评家与大众口碑的取向，另一方面使得文学作品的市场效益得到抬升。小说《曲终人在》获得2015“中国好书”之前销量为4.5万册，获奖之后加印了5万册平装和1万册精装。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出版界都在“恭喜”后浪文化和世纪文景两家出版机构，认为该书编辑即将开启“躺着数钱的节奏”。S35责编的《平如美棠》一经上市就拿下当年几乎所有重要的出版奖项，市场业绩自然随势而起。为了生产图书的象征资本和更长远的经济资本，出版社和图书编辑通常会选择积极参与奖项和荣誉的竞争。

分析“手记”发现，文学图书编辑其实早在选题策划阶段就依据获奖和荣誉因素构造图书。S31选择出版《她来自马里乌波尔》的原因是“这个获得了莱比锡图书奖的选题一下子点亮了屏幕前的我”。S12选择《极地重生》是因为该书在国外收获的好评和大奖。小说《耶路撒冷，一个女人》的编辑S15选择该选题不但是因为其文学审美价值，还因为它获过《洛杉矶时报》图书奖和入围过布克奖。这也呼应了弗拉斯发现的全球文学市场“同构”现象^[50]。F5CDA0EE-B226-4D1F-9AD6-B0F99FF02FD8

4.3.3 大众与市场承认

鉴于文学创作的细分化、门类性和创新性，总有一些文学图书不符合文学评论家的审美标尺或官方及专业场域的评奖标准，导致其并不容易获得批评家关注或为奖项评审所接纳。此外，出版业的制度变迁、文学出版的市场化转向以及二元逻辑的混合交叉都使得象征性资本的分配机制发生转变，文学图书编辑的合法性生产必然包括大众承认和市场表现。正如S6所言，一本不能转化为流量的书会被妥妥地埋进“赔钱货”的冰冷库房。

除了沿用诸如签售会、发布会、演讲等传统手段，文学图书编辑也在探索社交媒体时代的“新打法”。“每家基本营销动作虽有不同但相差不会太大”，S37认为“微博、微信、豆瓣、官媒，再加上抖音、小红书”的一套组合拳是文学图书营销的常规操作。S38责编的图书《岛上书店》做到了在各种媒体平台“到处都看到这本书的身影”。除此之外，文学图书编辑普遍调动各种媒体渠道营建阅读粉丝社群，以制造社交性的“草根”书评数据，生产出阅读量、流量、销量等市场数据的方式构造图书影响力。

布尔迪厄强调，“对大众媒体的控制”是文化中介的一个显著特征^[51]。在小红书、B站、视频号、抖音等平台上，一些文学图书编辑变身读书博主或up主，通过文字、图片与视频等形式推荐自己编辑或者本机构出版的其他图书。S39说自己分别欠营销编辑、渠道商、平台方和读者一句好的文案、有力的广告语、又酷又带货的标题和一个购买它的理由。S36说自己的书几乎每年都被书评媒体列入期待清单，微博上和豆瓣上每年都有网友询问近况。这都表明文学图书合法性生产中的大众与市场承认的作用。随着新书的出版，图书编辑不断面向大众和市场生产其象征价值以塑造图书的合法性。

5 审美逻辑与市场逻辑：文学图书生产的底层逻辑

文化生产受到审美逻辑和市场逻辑两种主要逻辑的影响，艺术和商业之间的对立是理解文化生产理论的核心^[52]。文学图书编辑在实施整体构造、象征生产与合法性生产的编辑实践背后，受到哪些更大的底层逻辑支配呢？

5.1 审美逻辑：追求“做一本好书”

分析“手记”发现，文学图书生产中弥漫着由审美逻辑主导的实践话语，编辑普遍将审美逻辑置于优先位置。S2认为不管时代怎样变化“都相信好书的力量”，在承认图书具有商品属性的同时强调图书是“一个携带灵魂的商品”和“跨越时空的情感和思想传递”。S36认为文学图书价值“首先当然是文学价值，是否有独特的视角、开创性的表达等”。有个别图书编辑表现出对市场逻辑的强烈排斥，编辑S40说自己“也曾胡乱做过几本所谓的‘畅销书，但很快就知道自己不是这块料，听到那些码洋、利润的算法，就没来由地觉得恶心”。但大多数编辑并不激进，只是强调编辑实践中审美逻辑的优先价值。

把审美逻辑放在优先位置并不是空洞的话语，对文学图书编辑而言意味着甘冒风险、不计得失，同时需要说服其他创作者一起参与挑战。S42在责编《动物庄园》时，插画创作中的繁复线条让画家画秃了好几支贵重的进口针筒笔，以至于全部稿费都“资不抵笔”。S43深知剧本类图书的市场有限，可是当其认为赖声川的剧本“远超我们这个时代”时却选择“我来做”。S31顶着巨大压力做“自己认可的选题”，但做“喜欢又有价值的书，多忙多左支右绌都没关系”。审美逻辑的优先位置是文学图书之所是的关键，而这种实践文化与强调编辑自主权、免受管理和等级制度影响的以“技艺”主导的编辑制度分不开。

5.2 市场逻辑：“生活是另外一回事”

虽然拥抱审美逻辑并将其放在优先位置是文学图书编辑实践的惯例，但市場逻辑无时无刻不发挥着决定性作用。S44深深认识到“情怀是一回事，生活是另外一回事”。S21谈到自己责编的小说《梦游人》时透露，从市场角度考虑“99%的机构放弃了出版它的念头”。S5在编辑《大地之上》后意识到更大的挑战在于市场销售，“市场上的书那么多，谁会看一本写印度的小说”？极端的情况下判断文学图书生产合法性的标准直接出自经济收益。S9认为“一部经受得起市场检验的作品才是好作品，而一部好的作品也必须要经受得起市场的检验”，这印证了尼古拉斯·谢伊（Nicholas Shea）“财务是出版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方面，影响着图书制作过程中的每一个参与者”的观点^[53]。

在世界范围内，图书出版业整体呈现由审美逻辑向市场逻辑的制度性转变，这使得市场逻辑逐渐成为贯穿文学图书编辑工作始终的“背景性”逻辑。阿列克谢耶维奇获诺贝尔文学奖后，之前拒绝与编辑S33所在民营公司合作的出版社都找上门来“佯装得很生气”，说“为什么不找我们来出这本书”，答案一目了然，“商业原则对文学的出版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54]。S12策划《极地重生》时，“当天完成核算成本、预估定价”，“畅销、爆款、流量、名气，每一个词都让编辑心生颤抖”。S37坦承出版《大山里的小诗人》尽管是“出于感动和社会责任”，但也是因为“这书，有机会”。

在文学图书生产中，编辑往往采取一定的编辑策略来确保市场逻辑的实现。S12在策划《极地重生》之初就确定了“当当独家力推”的渠道策略。采用名家作品也是市场成功的保证，S7责编池莉的作品原因有二：“她作品的市场保证且不用说，也绝对可以提升出版商的品格”。分析“手记”发现，尽管文学图书编辑普遍表现出较高程度的审美倾向，但无不为市场逻辑所制约，甚至在一些情况下为短期利润所奴役。编辑既要为审美逻辑负责，更要为市场逻辑负责，经济利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文学图书编辑衡量自我价值的标准。

5.3 混合逻辑：“取悦大众”与“讨好精英”

《毛姆创作生涯回忆录》的编辑S45在其编辑手记中援引了戴斯蒙·麦卡锡的一句话：“小说家要建立一流声望须同时做到‘取悦大众和‘讨好精英”，这句话切中了文学图书生产中混合逻辑的本质。在编辑实践中，文学图书编辑并没有绝对化地滑向单一的市场逻辑或审美逻辑，实际运行的是两者共存和互补的“混合逻辑”。F5CDA0EE-B226-4D1F-9AD6-B0F99FF02FD8

虽然市场逻辑和盈利需求影响着文学图书编辑的编辑实践，但众所周知，审美逻辑缺位的市场逻辑难以长久。首先，利润动机可能会阻碍原本基于审美逻辑的决策，让部分文学图书编辑产生挫败感，如S6坦承自己身边不乏一些因为“找不到做书的意义”而退出出版圈的朋友。其次，市场逻辑会抑制图书编辑的自主决策空间并最终伤害市场自身。前文已提及，文学图书消费偏好的不可预测性使图书编辑面临着不确定的市场，处处以市场考虑反而堵死“偶然性”市场空间。

总体而言，文学图书生产过程是二元逻辑流动交织、互相作用的过程。一方面，面对两种本质对立的逻辑做到“鱼和熊掌”兼得并不容易，如S41认为“面对竞争激烈的图书市场，寻求出版思想性、艺术性俱佳，又兼顾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图书变得越来越难”。另一方面，编辑实践的最终目标又是尽可能实现“鱼和熊掌”的兼得，因此，编辑总是需要在二元逻辑之间博弈与权衡，在理想情形下实现二者“兼得”。例如S47编辑的《繁花》出版后既受到文学界广泛好评，又在两年内21次印刷，各类版本累计印数达30多万册。S46认为其责编的《骗子来到南方》也达到了审美与市场逻辑的统一。

此外还存在一种较为割裂的逻辑，如S43所说：“我们就干干净净、不必讨好，不去想任何所谓的‘市场，这一次，我们认真地做剧本”，其策略性地将承担市场逻辑和审美逻辑的图书区分开来，前者生产经济资本，后者生产文化资本，但这需要出版社的制度支持。

6 余 論

本文以布尔迪厄文化生产理论为观察视角、以马奎尔的文化中介实践“三维度”为分析框架、以48名文学图书编辑撰写的“编辑手记”为数据来源展开对我国文学图书编辑的中介实践研究。研究发现，在文学图书生产中，文学图书编辑分别要实施图书的选题、象征和物质整体构造，依赖专门知识生产文学图书的象征价值以及利用文学批评、文学或出版奖项和媒体营销生产合法性等编辑实践履行其作为文化中介的角色职能。在具体的编辑实践之上，还存在一种更大背景的影响因素，即体现文学自主性的审美逻辑与体现经济利润的市场逻辑之间此消彼长或互相混合的作用。一般情形下，文学图书编辑既不会也不能倒向天平的一端，而是选择扮演两种逻辑之间的“平衡艺术家”。

作为对“图书编辑如何参与编辑实践”这一“元问题”的学术努力，本文对图书编辑赋予文学图书物质、意义和合法性的“做书”进程进行描述，意图强调图书编辑在图书生产中发挥的具有高度能动性与主体性的文化中介作用。本文对文学图书“编辑手记”的分析纠正了关于“作家写书”的轻率话语，即文学图书并不是被作家“写”出来的，而是由文学图书编辑“编”出来的。作家完成的仅仅是“作品”，最终完成“图书”象征生产、物质生产与合法性生产的人是编辑。图书编辑在审美与市场逻辑的复杂考量中，通过构造、知识和影响生产完成图书的孕育进程。受“文化中介”之前的“守门人”概念影响，社会普遍赋予图书编辑功能性的“来稿把关”甚至机械性的“校对加工”的误读。事实上，图书编辑不是作品的“文明仆人”，而是“做书”的文化中介，这是“编辑”一词与一职长久以来未被深刻品察的应有之义。

注 释

[1][22][38]María Angélica Thumala Olave. Book love. A cultural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attachment to books[J]. Poetics，2020，81：101440

[2]方卿.关于出版学研究对象的思考[J].中国出版，2020（6）：15-23

[3][5][9][12][45]Keith Negus. The work of cultural intermediaries and the enduring distance betwee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J]. Cultural Studies，2002，16（4）：501-515，501-515，501-515，510-515，514

[4][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著;刘晖译.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291

[6]Sean Nixon， Paul Du Gay. Who needs cultural intermediaries？ [J]. Cultural Studies，2002，16（4）：495-500

[7]Jennifer Smith Maguire. Cultural Intermediaries， The Wiley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Consumption and Consumer Studies， First Edition.Edited by Daniel Thomas Cook and J. Michael Ryan. John Wiley & Sons， Ltd. 2015：1-3

[8]Lewis A. Coser. Publishers as Gatekeepers of Ideas[J].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1975，421（1）：14-22

[10][30][44]Jennifer Smith Maguire， Julian Matthews. Are we all cultural intermediaries now？ An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intermediaries in context[J].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2012，15（5）：551-562，556-557，557F5CDA0EE-B226-4D1F-9AD6-B0F99FF02FD8

[11]约翰· B.汤普森著;张志强，何平，姚小菲译.文化商人：21世纪的出版业[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13

[13][49]皮埃尔·布迪厄著;刘晖译.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110，116

[14][15]Doris Ruth Eikhof， Axel Haunschild. For Arts Sake！ Artistic and Economic Logics in Creative Production[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2007，28（5）： 526，523

[16]Marie-Astrid Le Theule， Ioana Lupu. Publishing without editors or authors？ Competing logics， circulation， and cultural creation in a publishing firm[J].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ccounting，2016，38：16

[17]王舒.编辑的角色认同与文化自觉[J].浙江学刊，2008（3）：199-202

[18]陈金川.“入世”背景下的出版业编辑转型[J].中国出版，2000（5）：12-14

[19]Annemarie Kersten. Dimensions of Conventionality and Innovation in Film： The Cultural Classification of Blockbusters， Award Winners， and Critics Favourites[J]. Cultural Sociology，2014，8（1）： 3-24

[20]向新陽.编辑劳动规律漫议[J].出版科学，2003（4）：11-13

[21]Pierre Bourdieu.The Rules of Art[M]. Cambridge： Polity，1996：229

[23][50]Thomas Franssen， Giselinde Kuipers. Coping with uncertainty， abundance and strife：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of Dutch acquisition editors in the global market for translations[J]. Poetics，2013，41（1）：48-74，48-74

[24]Clayton Childress. Decision-making， market logic and the rating mindset： Negotiating BookScan in the field of US trade publishing[J].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2012，15（5）： 604-620

[25][29][52]Luca Pareschi， Maria Lusiani. What editors talk about when they talk about editors？ A public discourse analysis of market and aesthetic logics[J]. Poetics 81 （2020）101444：5，4，4

[26]Marc Verboord. Market logic and cultural consecration in French， German and American bestseller lists， 1970–2007[J]. Poetics，2011，39（4）：290-315

[27]Patricia H. Thornton. The Rise of the Corporation in a Craft Industry： Conflict and Conformity in Institutional Logics[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2，45（1）：81-101

[28]Pouly， Marie-Pierre. Playing both sides of the field： The anatomy of a “quality” bestseller[J]. Poetics， 2016，59：20-34

[31]卢祥之.浅谈编辑手记：供青年编辑参考[J].科技与出版，1998（5）：15

[32]Stinchcombe， Arthur L.Bureaucratic and Craft Administration of Production： A Comparative Study[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59，4（2）：168-187

[33]Paul M. Hirsch. Processing Fads and Fashions： An Organization-Set Analysis of Cultural Industry System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2，77（4）：639-659

[34]Filipe Carreira da Silva， Monica Brito Vieira. The Politics of the Book：A Study on the Materiality of Ideas[M].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19F5CDA0EE-B226-4D1F-9AD6-B0F99FF02FD8

[35][46]Ezequiel Saferstein. The New Role of the Managing Editor at Large Companies in Argentina[J]. Publishing Research Quarterly，2016，32（4）： 305，307

[36]Roger Chartier. Lesewelten， Buch und Lektüre in der frühen Neuzeit[M]. Frankfurt， New York： Campus，1990：12

[37][39]Bremer Thomas. Materiality and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J]. Neohelicon，2020，47（2）：349，349-356

[40][42]Jennifer Smith Maguire， Julian Matthews. Cultural Intermediaries and the Media[J]. Sociology Compass， 2010，4（7）：405-416，410

[41]雷燕青.做编辑需要“十八般”武艺[EB/OL].[2015-10-27].http：//www.cptoday.cn/news/detail/473

[43]李昕.青年編辑如何进化自己？[EB/OL]. [2018-05-04].https：//mp.weixin.qq.com/s/KdIAAz_2EyD3 VSiD5CR00w

[47]Yong Volz. Journalism awards as a site of contention in the field of journalism[J].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3，6（4）：391-396

[48]Paul Julian Smith. Social Space and Symbolic Power： Fernando Savaters Intellectual Field[J]. 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1998，93（1）：94

[51]Pierre Bourdieu.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M]. London：Routledge，1984：325

[53]Nicholas Shea. Curators of Culture： Redefining the Role of Editors[M]. Pub Res，2018，34（1）：110-117

[54]付昌玲.文学出版与中国当代文学[J].小说评论，2014（3）：132

（收稿日期：2022-03-02）

[作者简介] 刘蒙之，传播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师驰，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0级硕士生;刘战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19级博士生。

出版科学，2022，30（3）：30-42F5CDA0EE-B226-4D1F-9AD6-B0F99FF02FD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