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与成长：共青团早期团刊的出版传播*

□文│韩红星 杨晓彤

1922年5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群团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宣告成立，1925年正式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2022年共青团迎来建团100周年。100年来，共青团不断发展壮大，围绕党在各阶段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为党培养、输送了大批新生力量和骨干分子。

在党团成立初期，宣传工作是党团组织建设与发展的核心工作。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将报刊作为启蒙革命思想、探索中国道路的途径，开启了启发民智、寻求真理方向的办报之路，并汇聚一批追求民族解放、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群体。正如列宁的论断：“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早期团刊的办报活动成为党团组织领导青年运动、唤醒民众思想、建设团体事业的重要工具，不仅是早期党团领导人投身革命实践的重要方式，也为党团思想文化宣传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我国新闻传播史上具有重要价值。传者扬其理，受者晓其事。对共青团早期团刊的出版发行工作进行考察和分析，溯源团刊缘起之背景，分析团刊功能之定位，探索早期团刊的历史逻辑与出版渊源，是总结共青团思想文化宣传主要历程与经验的基础，有助于“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高度”认识共青团出版发行工作的重要意义，更好地团结广大团员的思想与行动于中央决策中。

一、团刊的出版缘起

正如共青团的前身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于20世纪20年代初“为民族复兴而生”，团刊的创办最早可以追溯该时期建党建团前。当时的中国迫切需要探索一条民族复兴之路，而青年革命思想的觉醒与大量以出版刊物为武器的新式文化运动实践为青年团的办刊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早期团刊配合党报，以党团中心任务为核心进行革命宣传，为党的建设提供保障。

1.现实需要：革命思想的启蒙与实践

20世纪初，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早期革命者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中意识到，技术、新政、器物方面的实践无法从根本上救亡图存。俄国十月革命和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建立给早期革命者带来新的希望，他们将报刊作为革命宣传阵地，启蒙思想、探索中国道路。报刊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开启民智、传播新文化和新思想的有力“根基”，汇聚起一批追求民族解放、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群体，孕育出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雏形。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陈独秀曾提到：“凡是一种杂志，必须是一个人一团体有一种主张不得不发表，才有发行的必要。”团刊的出版是出于青年思想觉醒与青年运动的现实需要。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为代表旗手的新文化运动以《新青年》为阵地，在中国青年群体中掀起“冲决过去历史之罗网，破坏陈腐学说囹圄”的思想解放潮流；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共产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得到广泛传播，让寻找救国救民之路的大批青年学生有了新方向；以青年学生为参与主体的五四爱国运动给几千年来的封建主义带来势不可挡的冲击，掀起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青年运动新篇章。“自从受了五四这个大刺激以后，大家都从睡梦中惊醒了。”[1]各类报刊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引导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大批青年先锋怀着极大的热忱出版刊物，撰写文章，宣扬新思潮。教育家罗家伦就曾记载：“谈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的新出版品骤然增至四百余种之多。”《新潮》《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等刊物相继出现。

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组织”，党的领导与革命方向为青年团组织提供了实践基础，“要组织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中共的后备军”，“需要用各种形式来组织广泛的青年，使他们参加多方面的工作”。[2]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并作为“建团发起组和联络中心”而存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全国范围内十几个地方青年团组织纷纷响应和成立，到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青年团员发展到5000多人，“实现了青年团在思想上、组织上的全面统一，中国青年运动从此有了自己的领导核心”。[3]

以团刊为主要阵地，统一思想、指挥行动成为共产党领导共青团引导青年参与反帝反封建的重要手段。中共三大提出：“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于青年学生应从普通的文化宣传进而为主义的宣传，应从一般的学生运动引导青年学生到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国民运动。”[4]早期团刊的创办反映了这个革命背景，《先驱》的发刊词提出了“反对错误思潮，正面宣传社会主义”，[5]其首要任务是对中国现存的实际问题和相应的解决方案进行研究和探索。与此同时，团刊作为党领导下的青年团宣传舆论的“喉舌”，成为统一青年思想、关怀青年成长的重要园地，并作为组织建设的重要方式，联合各地团组织锻造成坚不可摧的革命战斗堡垒。中共三大提出，“社会主义青年团应以组织及教育青年工人为其重要工作，在出版物上应注意于一般青年实际生活状况及其要求”，[6]并成立教育宣传委员会专职于宣传鼓动事业，其负责的8种出版物中就包括3种团刊——《青年工人》《中国青年》《团镌》。团刊成为党领导下的青年团用于连结各地团组织，面向广大青年团员、青年群体宣传新思想、形成革命氛围、开启国民智识、开化社会风气的重要渠道。

2.党的建设：党报团刊的协力发行

党对团及青年运动的领导关系，决定了共青团刊物出版的方向，决定了团刊作为党早期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一大曾经提出对出版刊物的管理办法：“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7]1923年颁布的《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也规定“教育宣传委员由C.P.及S.Y.两中央协定委派委员组织之；其政治上的指导直隶于C.P.中央，并对之负责”。[8]党领导下的青年团对团刊的出版工作予以明晰的领导、管理与统筹，明确其出版宗旨与方向。党刊对团刊也有一定的领导和指示作用，如确立党刊《向导》的政治性，明示各地工作要按照《向导》的态度和指引。[9]这种管理机制保证了团刊与党刊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管理上保持高度一致，共同作为党团中央对广大群众进行思想文化教育的学习工具。

党刊与团刊在出版发行上通力合作，注重相互之间的宣传配合及推广，从而扩大发行规模、提高报刊的社会影响力，使党的主张得到广泛且迅速的传播。首先体现在内容的相互介绍与宣传上，党团刊物常常相互刊登宣传广告，如《中国青年》赞扬《向导》为“一个很有权威的周刊，散布了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的思想 ”。[10]《向导》也明示“请读最近出版之《中国青年》”。[11]为了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促进党报团刊的正常发行，部分党报团刊在发行网点上也呈现融合协作的特点，从1926年7月10日《中国青年》第126期开始，《中国青年》《向导》的分售处几乎完全一致。[12]

团刊与党刊在党的新闻宣传工作上既有共性，又有分工。“少年共产团在政治上是绝对的受党指导，但在青年工作范围以内须有自由活动的可能。”[13]青年团承担着组织和教育青年的重要工作，所以团刊更注重定位青年群体的生活、思想和工作。1923年中共三大会议对教育宣传委员会编辑部的8种出版物进行了定位与分工：党刊共4种，包括“学理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机关刊物”《新青年》，“中国及世界的政治经济的研究宣传机关刊物”《前锋》，“周内外时事的批评宣传机关刊物”《向导》，“党内问题讨略及发表正式的决议案报告之机关刊物”《党报》；团刊共3种，“青年工人运动的机关刊物”《青年工人》，“一般青年运动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团内问题及发表正式文件的机关刊物”《团镌》。党报团刊形成了革命宣传矩阵，各有侧重、通力合作、齐头并进。

在总结早期青年运动的问题时，1924年党的《S.Y.工作与C.P.关系议决案》提出：“早期青年运动的一大缺点是青年团的工作与共产党的工作未能完全分开。导致青年团日渐党化、缺乏青年情绪，不能代表青年本身利益”。[14]某些团刊兼具党报团刊的双重职能加剧了此类问题：《广东群报》经历了从广州青年团的出版刊物到广州党组织的机关报的改动；《中国青年》被中共党报委员会所领导，其编辑人员均是中共党员。[15]这些情况一定程度上导致早期团刊宣传对象重点不够清晰，党中央就此提出要引导共青团的宣传走向“青年化”“群众化”的道路：“S.Y.应专任以青年为本位的青年运动”。[16]此后，团刊更注重“青年受众”，如《人声》结合青年的阅读习惯进行文章的撰写和排版布局；《中国青年》发动读者群体进行宣传，“使青年们明白本刊的宗旨和内容，使他们看出本刊与青年的关系”。[17]

二、团刊的出版发行

早期团刊的出版从无到有、由少至多，经历了一段曲折发展的历程，部分刊物逐渐衰落或致停刊，部分刊物则经由改革发展后逐渐繁荣。检索“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及各出版社出版的团刊影印电子版、知网数据库党团刊物相关文献，初步整理出“共青团早期团刊名录”（见表1）。但因历史久远、数据库收录或影印刊物存在一定遗漏，统计名录或存在一定的疏漏。

表1 共青团早期团刊名录

续表

1.早期团刊的创办发行

团刊实践的发端植根于中国的时代土壤和党团组织的创办发展，其后续的连续办刊活动和成果也与当时的革命实践息息相关。从办刊时间来看，早期团刊的出版实践是由地方青年团出版物的创办开始的，如广州团组织的《广东群报》、天津团组织的《来报》、太原团组织的《平民》、成都团组织的《人声》等进步刊物成为最早吸引广大进步青年加入中国革命的重要工具。《广东群报》被《新青年》评价为“中国南部文化运动的总枢纽，介绍世界劳动消息的总机关”。[18]

为了解决早期地方青年团成员相对复杂、思想多元、人事变动频繁、缺乏统一管理机制的问题，早期党的建设强调把党报团刊纳入组织建设中，蔡和森曾写信给毛泽东，认为党组织十分重要，需要“结合极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组织成为一个研究出版宣传工作的团体。1921年召开的中共一大探讨了关于在各地创办和发展青年团作为党预备学校的问题，并于当年11月提出“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7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20种以上”的要求。[19]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地方团组织的工作与宣传活动得以恢复和发展。而中央团组织的建立则让地方团组织的发展有了中枢机构，党报团刊的管理思想得以发轫。相继出台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宣传部份）》《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等决议对党团出版物提出了组织管理和纪律管理的规定，从内容、人员设置到发行进行了思想的整肃、管理的规范，形成政治上的一致性、内容活动的多样化态势，团刊迎来了新发展。

受时局影响，团刊的出版活动充满着不稳定性。一方面是统治者当局对杂志发行的镇压。1925年五卅运动后，群众越发高涨的革命运动热情引发反动统治者的不满，对《中国青年》的压迫日趋严重。这本团刊被直系军阀孙传芳安上了“煽动工团，妨碍治安”的罪名，上海的部分发行书店也因此被封闭，给《中国青年》的出版工作带来巨大困难。1927年发生的“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和随之而来的白色恐怖更是给团刊的编辑发行工作带来严重的影响，很多刊物不得不暂停出版、改名出版、秘密发行。另一方面是团刊发行之初常囿于人手紧张、经验较少、稿件缺乏、经费困难等问题。《先驱》就曾多次在团内发文，征集稿件：“很盼望各处同志投稿。”“凡我同志，请多多投稿为盼。”但在党的领导与革命斗争锤炼下，团刊一直坚守立场，根据时局不断进行宣传策略调整，为共青团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2.早期团刊出版人

早期团刊的出版人绝大部分都是中共早期的革命先锋及革命理论宣传家，多为党的发起人和主要领导者。他们是拥有深厚学识造诣的进步知识青年，将西方学说与中国革命实践相融合，成为马列主义思想的传播者，是团刊出版的中坚力量。如邓中夏、任弼时、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等革命先驱，他们针砭时弊，成为先进思想的传播者，为青年运动指引革命方向。

团刊在出版策略上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并充分发挥舆论领袖的作用。团刊编著者都是身体力行“到群众中去”的革命者，他们深入基层社会调查青年的真实情况，使报刊内容贴切青年的需求、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引导人民群众参与政治革命，在人民群众中建立了一定的舆论力量。如邓中夏在五四运动中成长为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是《中国青年》《青年工人》等团刊的主编；蔡和森在刊物中开辟读者沟通专栏，听取建议与批评，从而更好地反映群众声音；恽代英曾总结经验说：“果真为革命工作，便应钻到群众中间去……群众才能相信我们，而且我们才能有把握的宣传群众。”[20]革命先驱在办刊过程中对中国民众的疾苦有了更深入的体验，加深了对马列主义学说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的思考，更坚定了他们走向政治革命的道路，让他们成为党团发展的重要先锋力量。

团刊的重要出版人都拥有着“著名革命家与重要传播者”的双重身份，他们既是杰出的无产主义政治家、革命家，也是为中国党报团刊出版事业、新闻宣传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报刊政论家、记者。团刊的出版工作，培养造就了一大批革命先锋与思想文化宣传干部，使他们成为党团建设的重要骨干与后备力量。

3.早期团刊的办刊内容

基于不同的功能定位和办刊宗旨，团刊的内容侧重点各有不同，既有宏观的革命政治思想宣传，也有特定的革命动员组织与指引。梳理不同团刊的内容，总结团刊的经验，可归纳为以下几类内容。

注重纪实性时事报道与通告。李大钊曾言“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工作一直主张以事实为基础，要求真实地报道评论事实。这也和反动新闻“畏惧真理、歪曲事实、造谣欺骗的本质”形成鲜明对比。恽代英在总结《中国青年》等刊物思想宣传效果突出的原因时提出，一方面是因为中国青年需要革命，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说的是真话”。[21]只有呈现、传播新闻事实，才能让人民群众了解每天的时事变化、社会变革，从而为党团组织的思想引导打下基础。在这一思想下，国内外包括青年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等在内的革命运动往往是团刊报道的重要内容。如在国际共产主义的革命运动报道方面，《赤光》进行了大量的时事报道，团结了大批华人、华侨、留学生。

注重理论性的宣传与社论。蔡和森提出“凡游移不定的论说和与马克思主义矛盾的东西，党的出版物皆不登载”。[22]团刊的宣传与社论有非常明确的宗旨，一方面旗帜鲜明地批判错误的思想观念与主张，如揭露批判“封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中国青年》坚守党团思想重要阵地，对国家主义的言论和行动进行了有力批判。另一方面宣传马列主义思想和基本理论，充分传达党团中央的思想政策。《广东群报》《青年周刊》等团刊专门开辟了马克思研究相关的固定栏目，为党团组织做了大量丰富坚实的政治宣传准备工作，为革命动员打下坚实的思想理论和民众基础。

注重报道具有参考性价值的革命活动、伟人事迹、革命团体运动。瞿秋白曾经论述“没有革命的理论，绝不能有革命运动”，所以已有的理论必须和中国的实际革命情况、革命实践密切联系，才能发挥其核心作用，也更能发展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行之有效的革命方针。如果说纪实性时事报道和理论性的主义宣传为党团组织工作提供了“认识论”基础，那么主义与实践的结合则提供了“方法论”的参考。通过对具有参考性意义的活动、伟人和团体的报道，一方面能够介绍党团和青年的活动方法、光辉事迹，鼓舞青年民众共同参与；另一方面能够研究和总结出革命经验教训，探索出最根本的、合适的、实用的中国革命路线，使理论实现“实际化”“本土化”“规模化”。《先驱》曾出版专号报道两位革命家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少年》改名发展为《赤光》时，第一期就申明是“改理论的为实际的”[23]。

注重报刊媒体的沟通性。团刊以马克思主义提倡的“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为指导，文章不能只是“泛泛而谈”，而要注重思想启发，切实解决青年群体的实际问题，所以始终看重与青年群体的联系，特别注重听取青年读者的批评与建议，使得“每一种主张都能切实合乎群众的要求”。中共中央编印出版的《我们今后怎样工作》指出要“注意客观地时刻留心听取和研究党内外群众的意见”。[24]《中国青年》《无产青年》等团刊切实履行联系青年、反映青年需求的风格，语言文字更为平易近人、生动活泼，可读性更强。将思想理论教育、政治革命动员与青年群体的实际问题和青年热点事件相结合，进行生动巧妙的阐述，引导青年逐步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通过与读者的互动沟通，团刊得以更好地了解人民群众的心声、在社会上获得更广泛的影响力、更好地为党团组织服务，也得以将具有思想可塑性的青年塑造成为“共青团式”的人。

抓住重大机遇适时进行舆论宣传。社会动荡背景下形成的各种特殊事件、运动高潮、传统节日、纪念日等，往往能够将事件的宣传推向一个集中的话题，或形成关注的高潮，即集中全国各阶级的“注意于某一事件或问题”，其舆论也常体现出规模性、集中性的特征。团刊常常抓住这种重大的机遇，发布纪念文章追溯历史、回顾革命斗争，提醒青年铭记历史及明确其中的历史意义，并联系实际布置下一阶段的革命任务，或是出版副刊、特刊进行舆论宣传。如关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欢庆与纪念”“马克思诞辰纪念”等纪念日、特殊事件的宣传与舆论引导，党报与团刊在这个时间点相互配合刊登重要文章，形成传播矩阵弘扬党团组织的政治理念、路线方针等。《少年先锋》在俄国十月革命、巴黎公社事件纪念日推出了纪念特号，如1926年第1卷第7期即为“十月革命纪念特号”，刊登了《为十月革命纪念告青年》等文章；《列宁青年》也在1928年11月推出《中国共产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十月革命十一周年纪念》，通过对十月革命十一周年的纪念，提出“今年纪念十月革命中之国际形势与我们的任务”[25]，并组织配发一系列纪念十月革命的文章。

4.早期团刊的出版实践

时局动荡与当局的高压统治下，决定了团刊的发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与灵活性。除了书店发行、邮寄等主渠道外，团刊还会在大范围集会、纪念会等大型场合进行流动发行。在反动势力统治区域，部分团刊会注重变换出版形式，采用秘密发行或伪装封面出版的手段掩护发行，主要撰稿人也采用笔名方式进行写作，并依靠党团组织的交通员进行传递，或是建立秘密发行网，从而保证报刊与出版人员的安全。[26]《少年先锋》以伪装封面的方式在广州出版。同时，一些团刊发行的广告只介绍其内容和价格，针对发行地址的信息则寥寥无几。如《先驱》曾经刊登启事说明本刊并没有寻找好地址，读者需要与代办人进行订阅。俄国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日之时，《中国青年》也因时局紧张被迫改名为《无产青年》继续出版；而《列宁青年》从第八期起封面常用《青年半月刊》《国庆纪念》《美满姻缘》等名字出版。[27]

为了在读者中扩大发行量和影响力，团刊的出版发行不计较经济成本和经济效益，尽量让报刊的定价保持在一个低廉的水准上。或是采取一系列赠阅、优惠订阅、募捐等方式进行出版。《中国青年》原本定价大洋2分每册，在读者来信“定价太高”后，多次修改定价，还不断推出优惠办法：提前订阅、团体订阅的读者均能够享受价格上的优惠。除此之外，为了打破禁邮限制，部分团刊还会鼓励自由翻印和发行。《中国青年》规定只要翻印单位在翻印工作中符合这些条件：按统一价格出售、除加注“某某翻印”字样外不增减一字、每期寄赠报社2册审核、说明翻印份数，即可无限制地进行翻印。所以上海、广东、河南、北京、汕头都有书店对《中国青年》进行翻印。1927年年初，其发行量就达到了4万份。[28]正是通过这种非常时期的非常规发行方式，团刊得以延续并在青年群众中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三、早期团刊的角色定位

列宁曾经总结党报的社会功能为：“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吸引政治同盟军，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鼓动员还是集体的组织者。”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早期团刊继承与发展了这种主张，被赋予兼具时代背景与精神特色的社会功能。

1.启蒙者：以新闻报道唤醒青年自觉性

列宁曾说：“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团刊及时反映中国社会所处的严峻环境与紧张的时局变化，批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警醒青年并引导他们走向革命道路。《中国青年》发出呐喊:“中国的政治太黑暗了，教育太腐败了” ，[29]设置了“我们的新闻”栏目，以时事新闻警醒青年；《赤光》提出“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指出办刊是为了揭露黑暗现实，“帝国主义和军阀正在对中华民族进行严重压迫”[30]；《先驱》表明要“反对错误思潮，正面宣传社会主义”[31]。

团刊的新闻报道贯穿着一个更重要与鲜明的主题——唤醒青年群体的自觉性，“打破因袭、奴性、偷惰和依赖的习惯而代以反抗的创造的精神”[32]。通过对现实的批判，唤醒青年改革现实的觉悟，鼓舞青年参与到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青年运动当中。

2.启智者：探寻中国革命的路径

新文化运动带来新思潮，为青年接受马列主义奠定了基础。俄国十月革命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性，马列主义学说在中国青年中作为一种思潮大范围传播开来。毛泽东提出：“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共产党的建立也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与路径，让团刊明确了自己的核心出版工作：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进行宣传与探讨，从而对中国民众进行思想上的启发，《列宁与青年》《列宁之思想》《列宁与中国的革命》等理论文章多次在团刊中出版。《青年周刊》宣言“我们最服膺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无产阶级学说就是指示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33]《先驱》认为“本刊的第一任务是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34]传播进步思想让团刊多了一重使命——党团中级干部的学习刊物。团刊的出版活动随着革命运动发展而变革，又反过来作为“启智者”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

3.党的后备力量组织：党在青年中的桥梁与纽带

党报党刊的发行会议指出要“把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35]共青团作为党的“后备力量”，使命之一便是先锋动员和成员组织。作为共青团宣传工作重要组成部分的团刊，成为一种精神“桥梁”，承担了组织传播的重要职责。其发挥的组织传播功能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在共青团内部充当中央团组织与地方团组织之间的联络员和组织者，在共青团外部担任指导青年参与革命斗争的“指挥”。

团刊是指导青年群体参与政治革命斗争、组织青年运动的“明灯”。以团刊为媒介，以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为导向，以中国革命运动为核心，发布新闻、评论，这些团刊出版内容指导青年运动与青年工农的革命斗争，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广泛的影响力。《列宁青年》在《本刊启事》中指出“团报的使命更加重大了——它有组织和指导青年工农的斗争，促进新的革命浪潮迅速到来的任务。”[36]所以团刊注重刊载中国共产党中央与中国共青团中央关于策略路线规划的文章，或是将各地青年斗争的实践经验收集起来进行回顾与反思。与此同时，通过读者群体中的青年干部和青年运动积极分子影响更多的人，号召广大团员切实参与团刊的发行和推广，力求鼓动读者共同“找着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宣传介绍”。

在党的领导下，团刊的组织传播承载着思想宣传的传播与行动层面的组织。正如早期党报发行具备了“以报刊为‘媒介物’构建中央与地方、组织与党员、党员与群众之间的有形纽带，形塑报刊发行推广与组织构建相互为用”[37]的格局，团刊不仅担负起青年精神层面的思想建设，也承担着政党的组织建设，成为党的后备力量的组织保障。

4.党的喉舌：发表党团主张，争取青年力量

团刊是党领导下的共青团的宣传“喉舌”，承担了党团阶段性的纲领和路线宣传。《团镌》被指定为“团内问题及发表正式文件之机关刊物”；《先驱》则在长期的内容编辑中大篇幅地探讨与青年团建设、中国革命运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列宁青年》是“发表本团的主张，发表本团对于各种政治问题的态度及意见”。团刊的宣传协力共产党组织阶段性的斗争，动员并组织青年运动，成为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重要武器。

“我们常听见青年界的呼喊，常看见青年界的活动，他们视拯救中国、拯救人民为己任”，[38]青年群体是革命的中流砥柱，是党团组织的后备军，是政治运动的重要参与力量。“谁有青年，谁就有武器”，所以，争取广大青年是团刊的重要宣传目的。《列宁青年》直言“我们最尖锐的武器——团报……它应该加紧夺取广大青年在它的周围。”[39]团刊启迪青年成为改革、改造社会的中坚力量。

为了吸引青年读者，团刊注重编辑内容的“有益”与“有味”。《少年周刊》曾提出“以浅显趣味为形式，凡是能够读报纸的青年都能够读本刊，凡是被压迫的青年都从本刊获得多少的帮助”；《人声》杂志以诗歌的形式反映时事；《中国青年》多次在报刊上刊登启事询问读者对稿件的看法，还刊登了大量的读者来信稿件。值得注意的是，团刊在注重青年读者需求的同时特别明确自身立场：“纯粹的文艺欣赏有违本刊宗旨”，始终注重出版革命文学、革命新闻。

四、结语

早期团刊的创办与出版活动源于特殊的时代背景，青年思想的觉醒与党团建设的支持又给团刊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团刊的创办与发展反映了党领导下的共青团革命斗争的历史进程，团刊成为党团建设的重要力量，成为党领导下的共青团的旗帜与武器，为共青团的建立与完善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人员储备与民众基础，还开启了国民智识、开化了社会风气，为后续青年运动、青年教育奠定了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