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小档案——立孔雀雉鸡铜杯

李想

名称：立孔雀雉鸡铜杯

年代：西汉

尺寸：高52.4厘米，口径9.6厘米

材质：青铜

现藏：云南省博物馆

1998年4月的某天上午，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云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宁静，电话那头一位不愿意透露身份的举报人，提供了一条劲爆的线索：羊甫头村的某个建设工地挖出了大量文物，文物贩子们正蹲守在那里竞相争购……举报人说得有鼻子有眼。尽管工作人员无法确定线索的真实性，但还是抱着文物安全高于一切、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信念和想法，立即向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通报了情况。相关部门当机立断，下午便驱车来到距昆明市区4千米的官渡区小板桥镇羊甫头村。

建设工地的现状比电话里描述的更令人触目惊心：一根根巨大的椁木横七竖八地散落在地面上，其中还夹杂着破碎的青铜器和陶瓷器残片；一些埋藏较深的墓葬虽然没被破坏，但已经清晰地暴露在底层剖面上。一同前往现场的考古专家断定这是一处大型墓葬群，建议云南省文化厅立即向国家文物局申请开展抢救性发掘工作。不久后，羊甫头墓葬群的考古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1998年9月至2001年6月，相关人员对羊甫头墓地进行了四年的考古工作，共计发掘1.5万平方米，发现各时期墓葬839座，出土各类文物数千件。其实，这并不是羊甫头村第一次出土文物。20世纪40年代，羊甫头村遍布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又称飞虎队）的医院、招待所等机构，在施工的时候就发现过青铜器，只不过当时兵荒马乱，人们无暇顾及这些地下珍宝。20世纪60年代末，羊甫头村在建设医疗机构时，也发现了一批珍贵文物，云南省博物馆闻讯赶来就地征集了出土文物。囿于当时的社会条件，云南省博物馆并未对医院周围进行细致的勘察工作。

不得不说，羊甫头墓葬群真是命运多舛。不过最后还是多亏了当地群众较高的文物保护意识，以及云南省各级文物考古部门雷厉风行的工作态度，墓葬群里的国宝才被保护下来，免遭被贩卖的厄运。

此次羊甫头墓葬群发现的墓葬，有803座与一个曾经在云南出现过的古老王国——滇国有着密切的联系。斗转星移，时空变幻，作为战国至西汉时期我国西南地区最强大的地方政权之一的滇国，早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用心寻找，也仅能在史籍中搜得只言片语。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司马迁所著《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相关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

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经过数年的征讨，终于让滇国臣服于西汉王朝，在其以前管辖的土地上设置益州郡，并封滇国最高首领为滇王，赐滇王金印。然而，公元前1世纪之后，各种史籍和地方志中，就再也找不到任何关于滇国的记载，这一度让后世的史学家们对司马迁《史记》中滇国的描述产生了质疑。再加上滇国本身没有文字，也没有更多其他的信息可以佐证，这个王国是否真实存在过，似乎已成为一个历史谜团。

直到1956年11月，云南省博物馆工作人员在昆明市晋宁区的石寨山墓葬群发现了一枚金质的“滇王之印”，由此才敲开认识古老滇国的大门。这枚金印呈四方形，保存完好，印纽做成一条盘绕的蛇形，回首逼视，两眼熠熠发光。金印的出土，不仅证实滇国的确存在过，更再一次佐证了司马迁《史记》的可信度。自此之后，在滇池流域附近，与滇国相关的历史遗迹，如江川李家山墓葬群、金莲山墓葬群、学山聚落遗址等相继被发现，这个消失了数千年的古老王国，逐渐露出了真实的面貌。根据考古出土的文物及相关遗迹，考古学家大致“描绘”出了滇国的雏形——滇国出现的时间最迟不晚于战国初期，汉武帝时期被纳入汉代版图，其势力范围主要分布在以滇池地区为中心的云南省中部及东部地区。虽然这个王国没有产生自己的文字，但有着相当发达的青铜文明：出土了大量的青铜贮贝器、青铜鼓、青铜案、青铜枕等，在这些青铜器上有房屋模型，有祭祀场景，还有老虎、豹子、牛、羊等现实生活中的动物造型，充满了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格，形象地展现了滇人的祭祀习俗、生产生活方式、居住房屋样貌等信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青铜器是考古界通往古老滇国历史的唯一一把钥匙。

在羊甫头墓地出土的众多精美文物中，一件高50余厘米、装饰有孔雀的铜杯，引起了考古学家的兴趣。这件铜杯分为杯身和杯盖两部分。杯身瘦长，器身敞口，平底，下面做成喇叭状高圈足。杯盖为宝塔造型，共分为五层：第一层为一对雉鸡，顶层为一只昂首挺胸的孔雀，尾羽分成三部分，自然垂在顶层的平台上作为支撑。器物表面装饰有涡纹、三角纹和弦纹等。整件器物造型简洁大方，并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之所以会受到关注，是因为在目前出土的滇文化青铜器中，仅此一件装饰有孔雀造型，而其他青铜器上的动物多是牛和虎的造型。有学者认为，牛在滇文化中寓意着财富，而虎则代表着勇气和力量，所以滇人更偏爱牛和虎。

众所周知，被誉为“彩云之南”的云南，是我国野生绿孔雀唯一的分布地，也就是说，曾经在滇池附近生活的人是能见到孔雀的。孔雀毛色艳丽，又是鸟类，虽然飞行能力不是很强，但足以吸引人们的目光，可它为什么没有被滇人纳入崇拜体系，大范围地刻画在生活用品或祭祀用品上呢？这只孤零零的立孔雀雉鸡铜杯，又是在什么机缘巧合下制造出来的呢？由于滇国并无文字，这些问题或许永远没有答案。不过，这并不影响这件文物本身的价值，带点神秘感何尝不是另一种美呢？

其实，同一时期甚至更早时候的中原地区，孔雀还是很受欢迎的。先秦时期就有“萧史吹箫，能致孔雀”的传说，萧史是秦穆公时期的人，吹得一手好箫，婉转的箫声能将孔雀、白鹤等祥瑞之鸟吸引到庭院来。从那时开始，孔雀就被视为祥瑞之鸟。

孔雀，因产自南方，故有“越鸟”“南客”的称呼，因其色彩斑斓，深受中国人的喜爱，在传统文化中有着独特的地位，被誉为“百鸟之王”，更被认为是凤凰的化身，是高贵和圣洁的象征。孔雀之名在中国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述异记》还将白孔雀列为“中瑞”。由于中原地区不产孔雀，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岭南地区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还将孔雀作为供品进献给中原王朝，《汉书》中就有南越王赵佗遣使者献孔雀给西汉王朝的记录。

出于喜爱，文人墨客也常将孔雀作为讴歌的对象，留下了众多千古名篇。三国时期的杨修、曹植、钟会与西晋左九棻的《孔雀赋》，均是不可多得的佳作。特别是钟会，生动传神地描绘了孔雀的诸多特点：“戴翠旄以表弁，垂绿蕤之森纚。裁修尾之翘翘，若顺风而扬麾。五色点注，华羽参差。鳞交绮错，文藻陆离。丹口金辅，玄目素规。”南北朝时期，与《木兰诗》并称为“乐府双璧”的《孔雀东南飞》更是让孔雀之名广为流传。

后来，孔雀又被世人赋予官运亨通、加官进爵等寓意，所以孔雀又成为官服上的常用图案，明清时期三品文官的补服纹样皆为孔雀（一说清朝二三品文官的补服纹样皆为孔雀）。说句题外话，铜杯上的另一种动物——雉鸡，也是补服纹样，而且级别要比孔雀高，如果将这件文物放到清代，显然是孔雀僭越了规制。当然，这只能是一个小玩笑。言归正传，清朝还将孔雀的尾羽作为官帽上的装饰，分为单眼、双眼和三眼，以彰显地位的尊卑，時人称其为“顶戴花翎”或“孔雀翎”。此外，古人还用孔雀的羽毛制作屏风、扇子，彰显华丽富贵。

孔雀除了在世俗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更是一些宗教中的“常客”。《西游记》中说，开天辟地之时，“百鸟之王”孔雀得天地之灵气，生出了孔雀和大鹏金翅鸟。但是，孔雀有吃人的癖好，尽管佛祖修成正果，还是被其吞进腹中。佛祖没有办法，只得剖开孔雀的脊背钻出来，后敕封其为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佛经故事中还有很多关于孔雀大明王菩萨的传说，这无疑都加深了人们对孔雀的喜爱与崇敬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