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位迷思与崛起国的战略透支

丁思齐

【内容提要】关于大国战略透支的成因，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关注的重要议题。文章关注了地位追求对崛起国战略透支的影响，通过演绎推理和对威廉二世时期德国海军扩张战略透支的案例分析发现，如果崛起国沉迷于更高国际地位的追求，并由此出现了地位迷思，那么崛起国很可能会陷入战略透支的境地之中。地位迷思之所以会导致崛起国的战略透支，主要原因在于地位迷思会影响崛起国战略行为的全过程。具体来说，战略评估阶段会导致目标偏移，战略制定阶段会导致风险寻求，战略执行阶段会导致资源汲取，战略调整阶段会导致止损失败。从地位迷思的角度看，对地位追求保持克制态度的中国目前尚不存在战略透支的风险。

战略透支是大国战略行为中一种常见的行为，战略透支或过度扩张也被认为是导致大国衰落的主要原因。按照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他那本名噪一时的《大国的兴衰》一书中的说法，“如果一个国家在战略上过分扩张——如侵占大片领土或发动耗资巨大的战争——那么它就会存在这样的风险：为此耗费的巨资可能超过对外扩张所带来的潜在利益，而如果这个国家已进入经济相对衰退时期，其困境将更加严重。”(1)[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的经济变革与军事冲突》，蒋葆英等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第2页(序言)。保罗·肯尼迪的这句话实际上也指出战略透支的一般内涵，即“战略资源投入所花费的成本超过了其所能获取的收益。”(2)章珏、徐进：《大国战略透支研究》，《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2期，第58页。招致被包围的困境则通常被视为战略透支的成本高于收益的战略行为的具体表现。(3)[美]杰克·斯奈德：《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于铁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页。

近年来，随着中国外交开始从韬光养晦走向奋发有为，中国开始更为积极主动地塑造外交环境和推行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对外政策，并且期间也被部分学者认为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所以在这些学者看来，中国的奋发有为政策似乎正在增加中国战略透支的风险。在这种背景下，关于战略透支的讨论也成为了近年来中国国内国际关系学界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姑且不论这些学者的观点准确与否，但他们的讨论的确提醒了正在崛起中的中国要警惕出现战略透支的情况，应该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来使用中国的国内外资源和推进中国的对外政策，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民族复兴。在这种背景下，本文所试图讨论的问题也正是关于大国战略透支的，即崛起国战略透支形成的原因。

一、关于大国战略透支原因的既有研究

关于大国、崛起国的战略透支或过度扩张历来是历史学者和国际关系学者关注的重要话题。关于大国出现战略透支的原因，国内外出现了不少的解释。

第一，国际体系结构的解释。从国际体系结构的角度看，对像类似单极体系这样的国际体系结构来说，其往往是导致像单极国这样的大国战略透支和过度扩张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实力塑造意图，巨大的实力优势会鼓励单极国去追求更为远大的战略目标。因为“强大的国家(尤其是单极国家)容易受到狂妄自大的影响。狂妄自大是一种反复出现的蠢事。”(4)Stephen M.Walt,“America Has a Commitment Problem,” Foreign Policy,January 29,2019.另一方面，会使得单极国拥有极大的行动自由。在失衡的单极中，单极国拥有着甚至其他国家加起来都难以匹敌的物质实力，这使得其他国家约束单极国的行为几乎不可能。因此，单极国可以行其所能。有研究指出，“美国为什么入侵伊拉克？轻率的答案是‘因为它可以’。”(5)Jack Snyder，Robert Y.Shapiro and Yaeli Bloch-Elkon,“Free Hand Abroad,Divide and Rule at Home,” World Politics,Vol.61,No.1,2009,p.155.总之，在单极世界中大国容易犯的错误是“到处插手、心余力绌”。(6)[美]肯尼思·华尔兹：《冷战后的结构现实主义》，韩召颖译,载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8页。但国际体系结构仅仅只能给出一种倾向性解释，而无法就大国战略透支给出明显的答案。比如，为什么同样是在单极结构下，克林顿政府就没有出现战略透支的问题，但小布什政府却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并导致美国陷入过度扩张的泥沼之中呢？

第二，国内政治的解释。国内政治的解释主要关注国内利益集团、决策过程对大国战略透支的影响。关于国内利益集团的影响，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的《帝国的迷思》一书指出，一个国家之所以过度扩张，是因为狭隘的利益集团——比如说军方、外交部门以及大型企业——本身可以要也可以不要帝国主义为自己自私的目标而劫持对外政策的结果。(7)[美]杰克·斯奈德：《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第19-21页。布劳利(Mark R.Brawley)提出，霸权领导国之所以选择继续增加资源以匹配承诺或同时以增加资源和承诺的方式回应过度扩张，主要希望为追求霸权愿望而建立的国内机构继续发挥作用，即便相关政策于整体的国家利益不利。(8)Mark R.Brawley,“Afterglow or Adjustment?：Domestic Institutions and Responses to Overstretch,”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李隽旸则基于社会联盟理论讨论了公元前415年雅典的西西里远征这个战略透支案例，指出劳动者对外政策偏好的转变，是雅典帝国政策转向战争选项的关键变量。(9)李隽旸：《西西里远征:过度扩张的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科学》2017年第4期,第28-67页。关于决策过程的影响，《小集团思维》一书则是其中代表。该书认为，采取存在不少缺陷的小集团决策方式的大国更有可能战略透支。(10)[美]欧文·贾尼斯：《小集团思维：决策及其失败的心理学研究》，张清敏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伊拉克战争则是这一观点的有力佐证。因为作为美国过度扩张代表的伊拉克战争就在很大程度是小集团决策的结果。(11)韩召颖、宋晓丽：《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决策探析——小集团思维理论的视角》，《外交评论》2013年第2期，第28-67页。

第三，意识形态的解释。传统意义上，由于受到西方意识形态霸权的影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被视为一种扩张主义的意识形态。(12)Sarah E.Mendelson，“Changing Course Ideas,Politics,and the Soviet Withdrawal from Afghanista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p.41.不过，正如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等人近来的研究所揭示的，实质上，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更是一种典型扩张主义意识形态。冷战后，美国的对外政策之所以会失败，美国之所以会走向战略透支和过度扩张，很大程度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13)John J.Mearsheimer,“The Great Delusion: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alitie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8.谈及冷战后美国过度扩张的原因，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A.Kupchan)写道，“这些战略错误是意识形态过剩的产物，是对美国力量塑造国际事务的能力过于自信的产物。”(14)Charles A.Kupchan,“Isolationism:A History of America’s Efforts to Shield Itself from the Worl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0,p.23.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Ryan)也注意到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美国战略透支的影响，提出了“美国过度扩张的自由主义基础”的论断。(15)[美]克里斯托弗·莱恩：《和平的幻想：1940年以来的美国大战略》，孙建中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3页。还有研究发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往往会导致美国对意识形态他者威胁的过度反应(Overreaction)。(16)Michael C.Desch,“America’s Liberal Illiberalism: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Overreaction in U.S.Foreign Polic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2,No.3,2007/2008.意识形态解释的不足之处在于，仅仅关注意识形态因素并不足以解释大国的战略透支，因为只有在特定体系背景下，意识形态因素才可能真正主导国家的对外政策。

第四，领导人的解释。杰弗里·托利弗(Jeffrey W.Taliaferro)提出领导人的认知是影响国家在并不涉及核心安全利益的地缘地区进行大规模军事、外交干预，进而导致大国过度扩张的重要原因，即领导人如果预期国家实力减弱，并以更好的国际环境作为期望值，则倾向于采取风险接受战略。(17)林民旺：《规避损失与大国的过度扩张——读杰弗里·W.托利弗的<制衡风险>》，《美国研究》2007年第2期，第144-152页。阎学通也讨论了领导人因素的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如果按照阎学通的研究，那么进取型领导人以及争斗型领导人更可能采取扩张性的对外政策和带来国家的战略透支。(18)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5期，第102-128页。有研究指出，具有高成就动机的领导人更可能推行扩张性政策和导致过度扩张。(19)张一帆、马荣久：《精英分裂、成就动机与战略透支——以北宋中后期西北拓边政策为例》，《战略决策研究》2021年第4期，第22-57页。

第五，战略行为过程的解释。通过将战略透支置于整个战略行为过程中进行考察，章珏和徐进发现，战略透支与战略制定和实施阶段中的目标偏移和战略调整阶段中的止损失败相关，并且止损失败是导致战略透支形成的决定性因素，而止损失败则与协和谬误困境、预期成功和维持威信这三种决策心理有关。(20)章珏、徐进：《大国战略透支研究》，第51页。

综合以上分析可见，关于大国的战略行为出现战略透支情况的原因，国内外学者已经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涵盖三个层次。基于上述研究，本文试图提出一种补充性的理论解释。本文试图关注大国的地位追求对崛起国战略透支的影响，认为崛起国地位追求的行为动机是导致崛起国战略透支的重要原因。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有研究已经关注到了地位寻求对崛起国对外扩张政策的影响。(21)游启明：《崛起国为什么修正国际秩序》，《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3期，第75-103页。但是相关研究却并没有进一步分析这种地位寻求政策对大国战略透支的影响。

二、崛起国战略透支的地位迷思逻辑

本文认为，地位迷思(Myth of Status)是导致崛起国战略透支的重要原因。地位是指对国家在某种重要属性上——财富、文化、社会政治组织——所处位置的所持有的集体信念。(22)Deborah Welch Larson,T.V.Paul,and William C.Wohlforth,“Status and World Order,” in T.V.Paul,Deborah Welch Larson,William C.Wohlforth eds,Status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p.9.地位迷思指的是，崛起国沉迷于国际地位追求，甚至于对国际地位的追求成为了其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

(一)崛起国为什么追求地位

对更高地位的追求在人类社会的日常实践中几乎是不言自明的，因为几乎所有人和国家都渴望更高的地位。一方面，对更高地位的追求是人性使然，因为更高的地位可以满足人的心理需求。通过追求更高的地位，人可以实现和保持对其他行为体的优越感从而获得心理满足。(23)Tudor A.Onea,“Between Dominance and Decline:Status Anxiety and Great Power Rival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40,No.1,January 2014,p.130.拉森(Deborah Welch Larson)等人提出，“地位可以提供有价值的无形物品，如尊重、尊敬，或一个人所珍视的信仰似乎得到了满足。”(24)Deborah Welch Larson,T.V.Paul,and William C.Wohlforth,“Status and World Order,”p.19.如果按照史蒂芬·罗森(Stephen Peter Rosen)的说法，则是“也许地位很重要，不是因为我们赢了之后得到了什么，而是因为我们享受战胜其他人的过程，也就是胜利的行为本身，而不是胜利的实际后果。”(25)Stephen Peter Rosen,War and Human Natur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p.73.

另一方面，更高的地位则可以带来一些现实或潜在的实在利益和好处，这是追求更高地位的有形收益。因为更高的地位往往意味着更优先的资源分配权利，更高地位的人或群体在资源分配过程中往往具有显著的优势。以色列学者阿泽尔·盖特(Azar Gat)指出，“在群体中拥有较高的等级，就能分享更多的公共资源。”(26)Azar Gat，The Causes of War and the Spread of Peace:But Will War Reboun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p.48.乔纳森·伦森(Jonathan Renshon)则有言，“追求地位，可能是期望较高的地位会在未来带来实际的好处，如显示能力或提供获得权力和资源的机会。”(27)Jonathan Renshon，Fighting for Status:Hierarchy and Conflict in World Politic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7,p.47.除此之外，高地位可能带来的实在利益好处还包括更高的自主决策权力、提高国家的谈判地位、更有可能帮助其拥有者赢得期望的竞争、能够增加国家的强制权力和软实力以及增强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等等。(28)Andrej Krickovic and Zhang Chang，“Fears of Falling Short versus Anxieties of Decline:Explaining Russia and China’s Approach to Status-Seeking,”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13,No.2,2020,p.224；Tudor A.Onea,“Between Dominance and Decline:Status Anxiety and Great Power Rivalry,” p.131；Deborah Welch Larson,T.V.Paul,and William C.Wohlforth,“Status and World Order,” p.19.

而崛起国的地位诉求可能会更为强烈。一方面，崛起国可能此前长期处于国际体系或国际秩序安排的边缘地带，在地位等级中可能位居次要位置。因此在物质力量增长的背景下，崛起国可能会有较强地提升自身国际地位的诉求。另一方面，较高的国际地位有助于崛起国“树立良好的形象，增强自身国际行为的正当性，并降低他国的不信任，”(29)王梓元：《地位政治与中国崛起的地位伸张》，《外交评论》2021年第1期，第51-52页。从而缓解大国崛起所带来的“崛起困境”。

然而，大国对更高国际地位追求所带来的地位迷思却可能成为导致大国战略透支的重要原因。对于地位迷思导致大国战略透支这点，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国就是一个很好的诠释。路易十四曾有言，“我对于荣誉的爱胜过我灵魂中所有其他的东西。”(30)[美]理查德·内德·勒博：《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陈锴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第212页。路易十四“对自己荣誉的追逐决定了战略的形成”，“对荣誉的关切”也“激发了他所做的一切”。(31)[美]约翰·林恩：《追逐荣誉：路易十四治下的战略缔造(1661至1715年)》，载威廉森·默里，麦格雷戈·诺克斯，阿尔文·伯恩斯坦：《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时殷弘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188，196页。对地位的执着且狂热的追求，不仅促使路易十四建造了作为地位标志的宏伟凡尔赛宫，(32)[美]理查德·内德·勒博：《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第219-220页。而且促使路易十四渴望战争，因为“一个君主的荣誉很大程度上基于他在国际舞台上的成功，而这意味着战争的胜利。”(33)[美]约翰·林恩：《追逐荣誉：路易十四治下的战略缔造(1661至1715年)》，第196页。最终的结果是，这位陷入地位迷思和“沉迷于战争”的“太阳王”所留下的是巨大的债务负担和一个无法偿付债务的财政体制，以及一个被削弱的法国，结局不是荣耀而是革命。(34)同上，第216页。并且通常来说，地位迷思所导致的战略透支也几乎只可能发生在大国和自认为大国的国家身上，因为往往只有这些国家才会在国际地位方面有着更为远大的抱负和追求。对于许多中小国家而言，生存才是压倒一切的目标。

(二)地位迷思如何导致崛起国战略透支

通常来说，国家的战略行为主要包括以下四个过程或阶段。首先，是战略评估阶段，即决策者明确国家所要追求的利益目标，并评估利益目标实现过程可能面临的主要挑战与威胁，以及理清国家可用于实现所追求利益目标的国内外战略资源；其次，是战略制定阶段，即领导人依据战略评估的内容制定一整套实现国家利益目标的战略规划，指导国家如何具体追求和实现既定的利益目标；再次，是战略执行阶段，即领导人动员国内外战略资源将已制定的战略规划落到实处；最后，是战略调整阶段，即领导人依据战略实施的结果对战略规划进行重新评估，发现并纠正战略实施过程中所可能存在的问题，对战略规划进行调整，从而推动战略规划的更好实施和原有战略目标的更好实现。本文也将从这四个阶段来分别考查地位迷思是如何影响崛起国行为，并导致战略透支的(见图1)。

图1 地位迷思与崛起国战略透支的逻辑

首先，就战略评估阶段而言，地位迷思可能会带来目标偏移，即执着于国际地位追求的国家决策者可能会将原本不构成或只构成有限物质威胁的国家视为主要针对对象。地位资源往往是稀缺的，通常只有极少数国家可以获得较为充分的地位资源和占据国际地位等级体系的顶端。拉森等人指出，地位在社会上是稀缺的，因为不可能被每个人都享受。如果每个人都有很高的地位，那么等于没有人有更高的地位。(35)Deborah Welch Larson,T.V.Paul,and William C.Wohlforth,“Status and World Order,” p.9.用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话说：“如果所有人拥有它，就如同无人拥有它”。(36)[美]理查德·内德·勒博：《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第52页。地位资源的稀缺性也决定了地位市场，即能够竞争更高地位的竞赛场是具有显著封闭性和排外性的。通常来说，只有身处于精英圈子内的精英群体才有资格争夺荣誉和地位。作为大国地位重要象征的联合国安理会就可被视为这样的精英圈子。因此，获得精英圈子的认可，能够进入精英圈子是进入地位市场和竞争地位的第一步，而且这可能也是最难的一步。(37)[美]理查德·内德·勒博：《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第53页。因为地位作为关系性概念的特性决定了，得到原有精英俱乐部成员的主观认可往往是通往高地位之路上所必不可少的一环。(38)Deborah Welch Larson,T.V.Paul,and William C.Wohlforth,“Status and World Order,”p.10；Marina G Duque,“Recognizing International Status:A Relational Approach,”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62,No.3,2018.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精英俱乐部大国一旦拒绝新兴大国的国际地位诉求就可能导致新兴大国的国际地位追求受挫，而出现“地位停滞”(Status Immobility)的情况。(39)Steven Ward，Status and the Challenge of Rising Power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7.由此，执着于地位追求的国家就很可能将原本不对其构成物质威胁的精英圈子内的国家视为重要的追逐对象，甚至是重要威胁。因为可能在其看来，这些国家阻碍了其对更高国际地位的追求。

这种目标偏移会从三方面影响大国的战略透支。第一，带来崛起国的大量资源投入。因为地位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作为地位重要代表或撬动其他大国承认的象征性物品通常来说是非常昂贵的。因为唯有昂贵才能稀缺。(40)Paul Musgrave and Daniel H.Nexon,“Defending Hierarchy from the Moon to the Indian Ocean:Symbolic Capital and Political Dominance in Early Modern China and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72,No.3,2018,pp.591-626.大量的资源投入无疑意味着潜在的战略透支。第二，使得崛起国陷入多线作战的境地之中，即导致国家将有限的国家安全资源用于应对虚幻的地位威胁，进而导致国家有限的战略资源的分散和浪费。第三，使得崛起国陷入被包围的境地之中。因为将原本不对其构成威胁的国家视为重要威胁，显然将带来被视为威胁的国家的回应。在这种情况下，就可能导致国家安全环境本无必要的恶化，甚至可能招致被视为威胁的国家通过组建制衡联盟以进行外部制衡。由此，导致其陷入自我包围的困境之中。

此外，地位迷思带来的目标偏移还表现在，对地位的过度关注使得行为体将本来只能对其构成实在物质利益威胁的威胁夸大为对其地位的威胁，将物质层面的威胁夸大为心理层面的威胁，带来本体不安全。由此，就可能导致本无必要的过度反应，从而加大战略透支的可能性。用马克思·韦伯(Max Weber)的话说，“国家可以原谅对其利益的损害，但不会原谅对其荣誉的损害。”(41)[俄]安德烈·齐甘科夫：《俄罗斯与西方：国际关系中的荣誉》，关贵海、戴惟静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0页。以“9.11”为例，由于冷战后美国过分关注自身的国际地位，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可被概括为“首要战略”(Primacy)，这一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旨在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因此，美国将原本只是对美国本土安全产生了冲击的“9.11”事件解读为对美国霸权地位的威胁。巴特(Ahsan I.Butt)指出，“2001年9月11日，美国在物质上仍然处于霸权地位，”然而恐怖主义行动却“摧毁了美国资本主义和军事力量的象征，美国的地位和威望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害。”(42)Ahsan I.Butt,“Why did the United States Invade Iraq in 2003”Security Studies,Vol.28,No.2,2019,p.269.

其次，就战略制定阶段而言，地位迷思可能会带来风险寻求。地位资源的稀缺性也决定了地位竞争往往是激烈和极具竞争性的。理查德·勒博研究发现，对地位的追求是导致战争的重要原因，地位解释了其构建的战争数据库中的58%的战争动机，而畏惧和利益动机仅能分别解释18%和7%的战争。(43)[美]理查德·内德·勒博：《国家为何而战？过去与未来的战争动机》，陈定定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5页。地位竞争的激烈性也正如威廉·沃尔福思(William C.Wohlforth)所发现的那样，地位竞争可以更好地解释大国间的冲突。(44)William C.Wohlforth,“Unipolarity,Status Competition and Great Power War,” World Politics,Vol.61,No.1,January,2009,pp.28-57.沃尔福思还提出了一种类似于“安全困境”的“地位困境”(Status Dilemma)概念，认为一个国家在某些可衡量的维度上提高了自己的地位，而其他人却没有对这一地位给予相应的承认，但领导人则会对这种状况感到不安，并寻求纠正这种状况，由此就可能采取强硬的行动。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察觉到强硬行为与地位要求之间的联系，并通过抵制这种行为拒绝该国的地位要求。由此，就可能导致军备竞赛、竞争、危机或战争。(45)William C.Wohlfarth,“Status Dilemmas and Interstate Conflict,” p.118.阿泽尔·盖特同样发现，对地位的追求是导致人类冲突与战争的重要原因。(46)Azar Gat,The Causes of War and the Spread of Peace:But Will War Reboun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p.48.此外，还有不少研究也发现，战争的爆发与地位动机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47)Andrew Q.Greve and Jack S.Levy,“Power Transitions,Status Dissatisfaction,and War: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Security Studies，Vol.27,No.1,2018；Jonathan Renshon， “Status Deficits and Wa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70,No.3,2016；Allan Dafoe,Jonathan Renshon,and Paul Huth,“Reputation and Status as Motives for War,”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17,2014.还有观点指出，特定地位只能通过极具风险的以战争为代表的暴力风险方式获得，“某些名誉和地位利益只能通过暴力获得；和平谈判，无论多么一边倒，都不能产生同样的效果，”因为“战争以一种高度公开、影响巨大和显著的方式揭示了能力。”(48)Ahsan I.Butt，“Why did the United States Invade Iraq in 2003?” p.268.

简言之，正如理查德·勒博所言，“没有风险，就不可能得到荣誉。”(49)[美]理查德·内德·勒博：《国家为何而战？过去与未来的战争动机》，第78页。对于执着地位追求的崛起国而言，要想实现对更高国际地位的追求就必须接受这个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与挑战。前景理论认为，当面对损失时人们倾向于接受风险。不过，作为一种纯粹的理性选择理论，前景理论没有考虑到人的行为动机的变化对人的风险接受意愿的影响。理查德·勒博则基于人的行为动机重构了前景理论，认为当行为体的动机被追求荣誉和地位的精神动机所主导时，行为体受风险影响的程度较低，更愿意承受风险，并指出对这样的行为体来说，失去荣誉是不能容忍的，为了避免失去荣誉而甘冒风险，乃是失去生命。(50)[美]理查德·内德·勒博：《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第425-426页。还有研究发现，地位不安全带来的本体不安全会促使大国不惜采取成本极大、收益不明显的对外政策。(51)李太龙：《“大国认同”因素对俄罗斯外交决策的影响分析——以俄罗斯叙利亚行动为例》，《俄罗斯学刊》2021年第1期，第67-71页。概言之，受到地位迷思影响的国家领导人可能更愿意接受高成本和高风险而追求更高的国际地位。换言之，地位迷思会导致崛起国违背大战略的审慎与拒绝冒险主义的根本原则。(52)宋德星：《战略现实主义——中国大战略的一种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9期，第10-13页。由此，地位迷思也更有可能导致崛起国的战略透支。

再次，战略执行阶段，地位迷思可能会推动资源汲取，即对更高国际地位追求的地位迷思政策可能会更好地帮助领导人从国内汲取和动员资源。个人身份与群体身份往往是相互建构的，这也就意味着个人可能不仅关心其在所在群体中的地位，也会关心其所在群体在更大群体中相对于其他群体的地位，而且更高的群体间地位也更可能有助于个人积极身份的建构与实现。(53)Tudor A.Onea,“Between Dominance and Decline:Status Anxiety and Great Power Rivalry,” pp.129-131.如果个人所属群体的群体地位相较于其他群体更高，一方面，不仅可以满足个人的心理需求，使得个人可以从较高的群体地位中获得自尊和满足感。国外研究中有观点认为，“作为受尊重群体的成员，会产生自豪感等积极情绪；作为不受尊重群体的成员，会产生羞耻感等消极情绪，在某些条件下，还会产生愤怒和挫折感。从这个角度看，个人之所以关心国家的地位，是因为国家的地位会影响他们的自尊；”(54)Steven Ward，Status and the Challenge of Rising Powers，p.37.另一方面，也因为如前所述的高地位意味着更优先的资源分配权力可能给群体带来更大的发展机会和更为优先的群体间资源分配权力，从而推动群体的生存和发展，而更好的群体生存与发展又可能带来更高的群体地位，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战略资源的汲取与动员是战略执行过程中所必不可少的环节，并且也对战略规划的成功实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由于群体间地位如前所述可以推动积极的个人身份建构和推动国内发展，并可能有助于增进领导人的执政合法性。因此，领导人旨在增进国家国际地位的地位寻求政策较之于其他类型的对外政策，可能更为容易地获得国民的认同和获得政策合法性。还有研究发现，相比于复杂的外交和安全战略，公众更容易赞同国家互动体现出来的地位含义，并且与聚焦具体政策细节的审慎的成本—收益不同，有关地位的话语往往辞藻华丽，与国家认同紧密相连，因此能够隔绝一些反对的声音，也更能激发公众的情绪。(55)Steven Ward，“Race,Status,and Japanese Revisionism in the Early 1930s,”Security Studies，Vol.22,No.4,2013,pp.617-618.由此可见，充斥着地位话语的地位寻求政策可以更容易地实现对国内资源的汲取与动员，帮助领导人动员到足够资源。(56)Xiaoyu Pu,Rebranding China:Contested Status Signaling in the Changing Global Orde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9,pp.29-30.足够的资源显然意味着更有可能导致战略透支，毕竟有限的战略资源可能导致战略规划无法得以充分实施，更遑论战略透支，战略透支只可能与大量的资源投入与资源消耗联系在一起。

最后，战略调整阶段，地位迷思可能会带来止损失败。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eedman)指出，“人们往往期待战略从最开始就能够提供一幅理想的最终图景，然而在实践中，事先设定的种种目标很难按部就班地逐一实现。相反，事物的发展进程会随着状态的变化而改变，完全不像事先所预估或期待的那样，这就需要对先前的战略以及最终目标进行重新评估和修正。”(57)Lawrence Freedman,Strategy:A 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换言之，战略调整是保障战略规划最终得以成功实现的关键，即便战略规划在前期的实施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但只要能够及时进行战略调整，那么战略规划依然可能有效实现。所以止损失败是导致大国战略透支的一个主要原因。

而地位迷思则可能是导致止损失败的重要原因。一方面，这与国内观众成本有着密切关系。国内观众成本理论认为，每个国家的国民都会珍视国家的荣誉，因此，在国际危机中使国家荣誉受到损失的领导人会被国民给予惩罚，并且国内观众成本是领导人决策时的首要考虑。(58)James D.Fearon,“Domestic Political Audiences and the Escala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8,No.3,1994.所以即便有决策者已经察觉到了甚至是明确发现国家的地位追求行为可能已经出现了或正在接近战略透支，但由于忌惮承认地位追求政策失误甚至是失败可能会带来沉迷于地位追求话语国民的失望与愤怒甚至是国内支持的受损，也不会轻易修正路线。另一方面，主动停止地位追求相当于变相承认地位追求战略的失败。由此，就可能导致国家的国际声望和国际荣誉受损，甚至有可能招致其他大国轻视与嘲笑，从而带来国际地位的下降。特别是，主动承认失败甚至可能导致领导人的个人荣誉和面子受损。而对于特别在意地位和荣誉的崛起国以及领导人来说，这种结果显然是难以接受的。例如，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65年编写的一份特别备忘录写道，“纳赛尔在也门处于两难境地。目前的僵局是他的资源负担，也是对他的威望的侮辱……他们可能已经损失了大约5000人，而且设备消耗率很高，财政负担也很重；它可能已经超过正常的和平时期成本(每年超过6000万美元)……因为承认失败……会失去面子。”(59)“Special Memorandum Prepared in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February 18,1965,FRUS,1964-1968,Vol.21.

杰克·列维(Jack S.Levy)曾指出，相比于增进国际地位、声誉和国内政治支持这些方面的利益，国家领导人更愿接受和承担更大的风险来规避这些方面的损失。(60)Jack S.Levy,“Prospect Theory,Rational Choice,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1,No.1,1997,p.93.由此可见，面对可能的战略透支，致力于地位寻求的决策者可能不仅不会停止地位追求政策，甚至还可能会进一步致力于风险寻求，通过继续诉诸地位追求话语从国内汲取动员资源来追求国际地位。正如有研究所指出的，“地位关切提升了地位的价值，而地位的价值反过来又会导致更大的升级行为，只有升级(以及胜利，尽管不太可能)有机会提升或挽救行为体的地位。”(61)Jonathan Renshon，Fighting for Status:Hierarchy and Conflict in World Politic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7,p.92.综上，地位迷思将很可能使战略纠偏难以实现，战略止损失败，从而带来战略透支。

(三)案例选择与研究方法说明

下文将通过分析威廉德国时期海军扩张这个案例来进一步说明地位迷思是如何导致崛起国战略透支的。本文之所以选取威廉德国时期海军扩张这个案例，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威廉德国海军扩张这个案例是一个经典案例，几乎所有讨论地位追求与大国对外政策的研究都会提及这个案例，这也在客观上为本文的讨论提供了较为丰富的资料。特别是，囿于语言和技术问题，在难以获得相关第一手资料的情况下，丰富的二手研究是文章能够完整的重要保证；第二，这一案例也是几乎毫无疑义的大国战略透支的案例。由于对大国是否出现战略透支情形的判断主要基于成本-收益的定性分析，因此可能出现人言人殊的情况。但由于威廉德国海军扩张这个案例是一个公认的战略透支案例，由此可减少歧义；第三，威廉德国与今天的中国有诸多相似之处，讨论这个案例或可有助于我们为今天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如何避免战略透支提供可借鉴的经验与启示；第四，尽管有不少案例都可以说明地位迷思对大国、崛起国战略透支的影响，但德国海军扩张这个案例则可以展示地位迷思导致崛起国战略透支的全过程。因此，运用该案例可以实现对相关观点的“强检验”，(62)[美]斯蒂芬·范埃弗拉：《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陈琪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4-32页。验证相关观点的合理性。单案例研究也意味本文案例研究的目的不在于进行普遍性检验，而在于合理性探索。

最后还需要说明地位迷思这个核心概念的操作化问题，准确、可靠的概念化是研究科学性的重要保障。但对于地位迷思这个概念，本文却难以找到准确且可靠的操作化标准。因为地位迷思如前所述是一种基于特定集体信念所形成的对外政策态势，这种态势意味着领导人高度关注国际地位追求，崛起国的对外政策也相应地极富国际地位寻求色彩。对于地位迷思的操作化，本文主要采取“定性的方式对其进行评估”，(63)高程：《区域公共产品供求关系与地区秩序及其变迁——以东亚秩序的演化路径为案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1期，第9页。所依据的主要是威廉德国领导人的言论和现有相关研究。

三、地位迷思与德意志第二帝国海军扩张的战略透支

作为崛起国的德意志第二帝国，从19世纪末开始推行著名的“世界政策”(Weltpolitik)。殖民地扩张和海军扩张是世界政策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不过从最终的实践来看，海军发展成为了世界政策的核心，形成了“海权偏执”。(64)徐弃郁：《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新华出版社，2017年，第232页。关于威廉德国为何推行世界政策和进行海军扩张，对大国地位的追求正是其中的关键原因。威廉二世曾明确指出，一支强大的海军将是“维护帝国伟大和威望的最重要基础之一。”(65)Michelle Murray,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Status,Revisionism,and Rising Power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9,p.92.在1907年的海牙和平会议期间，德国有声音说道，“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舰队，德国将只是一个二流强国。”(66)“Enclosure.Captain Dumas to Count de Salis,” December 9,1907,in British Documents,Vol.4,No.43,Quoted from Michelle Murray,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Status,Revisionism,and Rising Powers，p.117.在威廉二世时期海军扩张的关键人物提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看来，德国已经在海军发展方面落后了，“所以弥补这种忽视是德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和伟大的文化国家的一个生命问题。”(67)Peter Padfield，The Great Naval Race :The Anglo-German Naval Rivalry,1900-1914，New York：David McKay Company,1974,p.82.对于德国海军扩张背后的地位动机，国内外学者也多有关注和论述。(68)参见：邢来顺：《德国威廉二世时期的世界政策及实施后果》，《经济社会史评论》2019年第1期，第29页；秦立志：《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海权战略与英德冲突的根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1期，第61页；Rolf Hobson，Imperialism at Sea:Naval Strategic Thought,the Ideology of Sea Power,and the Tirpitz Plan,1875-1914，Boston: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2002,pp,297,302-303；Jonathan Renshon,Fighting for Status:Hierarchy and Conflict in World Politics,pp.189-193；Steven Ward,Status and the Challenge of Rising Powers；Michelle Murray,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Status,Revisionism,and Rising Powers,pp.89-92.

从最终的结果看，对大国地位的执着追求的确导致威廉德国陷入了“地位迷思”之中。温弗里德·鲍姆加特(Winfried Baumgart)指出，德国人推行“世界政策”好像就是为了争取平等地位，他们似乎将获得威望置于了“世界政策”的最高地位，以致于他们好像在任何事情上都要干预和显示自己，但又说不清楚具体目标是什么。(69)梅然：《德意志帝国的大战略：德国与大战的来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14页。乔纳森·斯坦贝格(Jonathan Steinberg)认为，德国人追求的是威望、承认和平等之类的情感和心理意义上的目标，为了这些德国人甚至愿意为了太平洋上的一些小岛或北非的一小块领土而宣战。(70)同上。马克思·韦伯认为，俾斯麦后的德国所追求的，不是权力政治，而是声望政治。(71)[德]沃尔夫冈·蒙森：《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阎克文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156页。英国外交官艾尔·克劳(Eyre Crowe)认为，德国已经成为了除不切实际的荣誉之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国家。(72)吴征宇：《<克劳备忘录>与英德对抗的起源》，载吴征宇编译：《<克劳备忘录>与英德对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页。可见，地位迷思对德国当时对外政策的深远影响。

地位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世界政策”最终走向了“海权偏执”。因为在德国进入瓜分殖民地浪潮之前，以英国为代表的其他国家已经完成了对世界主要殖民地的瓜分，这也意味着对威廉德国来说，通过殖民地扩张、获取更多更好的殖民地来实现地位追求，走向世界强国之路已经非常难以实现。在殖民扩张不再可行的情况下，威廉德国把目光转向了海军扩张。

威廉德国之所以执着于追求更高的国际地位，甚至导致其陷入了执着于地位追求的地位迷思之中，至少与以下四方面的原因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一，工业化的伟大成就、国力的增长带来了当时德国人自信心的增长，使得德国人认为德国不应该仅限于被认为是“欧洲大国”而应是“世界大国”，认为德国开始有了欧洲大陆之外的利益追求。(73)Jonathan Renshon，Fighting for Status:Hierarchy and Conflict in World Politic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7,pp.194-196.第二，对大国地位的追求也是德国的历史传统与经久不变的诉求。《克劳备忘录》指出，威廉二世的地位追求“一以贯之地遵循了相同的普鲁士思路，这种思路曾经激励过普鲁士历代国王为将普鲁士转变为强国而进行努力。”(74)[英]艾尔·克劳:《关于英国与法德两国关系现状的备忘录》，载吴征宇编译：《<克劳备忘录>与英德对抗》，第47页。第三，威廉二世个人因素的作用。威廉二世对于推动德国寻求更高的国际地位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认为，“威廉二世最渴望的是国际间承认德国的重要地位尤其是实力。”(75)[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150页。最后，威廉德国的地位迷思还与威廉德国将地位寻求的对外政策用于维持德国国内团结有关。几位“世界政策”时期德国重要的政治人物均持有这种观点。(76)徐弃郁：《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新华出版社，2011年，第192-193页。基于以上分析可见，威廉德国的地位追求甚至导致其陷入地位迷思主要归因于心理动机，是为了获得实现成长为世界强国的心理满足，而非实在利益导向的结果。

为了实现海军扩张，威廉德国于1898年、1900年、1906年、1908年以及1912年分别通过了五个海军法案。从1890年至1914年一战爆发，威廉德国的海军军费支出也是不断增长，从1890年的460万英镑，到1900年的740万英镑，到1910年的2060万英镑，再到1914年的2240万英镑。(77)A.J.P.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年》，沈苏儒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0页。从1900到1913年，以陆军预算的百分比计，海军预算急剧攀升，1900年为25%，1905年增至36%，1911年增至55%，在1913年的陆军大法案后才降回至33%。(78)[德]霍尔格尔·黑尔维希：《一个民族国家的战略无常：普鲁士/德国》，载威廉森·默里、麦格雷戈·诺克斯、阿尔文·伯恩斯坦：《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第271页。就最终的结果而言，地位迷思尽管推动了一战前德国海军的高速发展，使德国海军实力大大提升，实现了从1897年位居世界第七的“婴儿舰队”向世界第二大舰队的跃升，但地位迷思也最终导致了德国海军扩张的战略透支，很大程度上使德国陷入了自我包围的境地。威廉德国海军扩张的战略透支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明显恶化了德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一是与英国的关系，威廉德国的海军扩张是导致英德关系恶化和双方战略互疑加剧的最主要原因。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德国没有采取那么咄咄逼人的海军扩张政策，一战前的英德关系会好很多。保罗·肯尼迪认为，“1914年前英国与德国疏远的真正原因在于北海和默兹河一带。”(79)Paul M.Kennedy,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1860-1914,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p.415.二是与法俄的关系。威廉德国以海军扩张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外交政策也促使法俄对德国的意图产生了深深的疑虑。而法俄对德疑虑加剧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促成了英国实现与法俄之间在殖民地问题上矛盾的消解，最终的结果就是德国实现了被包围的“联盟梦魇”。按照大卫·埃德尔斯坦(David M.Edelstein)的说法，“威廉二世的挑衅行为促使其他国家考虑制衡德国，使德国只剩下奥匈帝国作为盟友。”(80)David M.Edelstein,Over the Horizon:Time,Uncertainty,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7,p.59.而对大国关系的影响也是导致一战爆发的重要原因。正因为海军扩张在大国关系层面对德国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所以查尔斯·格拉泽(Chales Glaser)认为，“放弃海军建设会使德国能够保持与其他欧洲大国更好的政治关系，而这反过来会强化德国的安全。”(81)[美]查尔斯·格拉泽：《国际政治的理性理论：竞争与合作的逻辑》，刘丰、陈一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44页。

另一方面，将大量的战略资源投放到海军建设上，使得德国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陆军建设，而事实上德国位居欧洲大陆中心，在欧洲大陆腹背受敌的地理位置决定了陆军之于德国安全才是至关重要的。关于这一点，国内外也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了，并提出一战前德国如果能将用于海军扩张的资源用于陆军发展，一战的结果或许会被改写。特别是，一战中战前扩张的德国海军舰队实际上并没有在战争中起到多大作用，战争中德国海军真正有影响力的恰好是战前被忽视的潜艇。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艾伦·泰勒(A.J.P.Taylor)就持这种观点，他认为“当1914年战争爆发的时候，德国的无畏战舰都泊在港湾里毫无用处。如果德国人把造军舰的钢铁用来铸造重炮和搞机械化运输，那么，他们在陆上战争中就可能稳操胜算。”(82)[美]A.J.P.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年》，第512页。

总之，单纯从海军层面看，威廉德国海军扩张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到一战前德国已经拥有仅次于英国的强大海军。但从总体战略层面看，威廉德国时期海军建设的最终结果可以说是灾难性的，对德国几乎毫无用处，资源投入明显大于收益，毫无疑义地形成了战略透支态势。特别是，尽管威廉德国海军扩张的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寻求英国的承认(见下文)，但最终结果用保罗·肯尼迪的话说却是，“海军扩张不仅没有实现尊重和获得让步，反而造成了持久的敌意。”(83)Paul M.Kennedy，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1860-1914,New York:Allen & Unwin,1980,p.418.

四、地位迷思如何导致德意志第二帝国海军扩张战略透支

总的来看，地位迷思具体从以下四个方面导致了德国海军扩张的战略透支。首先，地位迷思带来了威廉德国的目标偏移，即地位迷思使得德国将原本不对其构成严重物质威胁的英国视为了德国主要的战略指向。就安全威胁而言，正如默里(Michelle Murray)所言，19世纪末“英国对德国没有什么威胁”。(84)Michelle Murray,“Identity,Insecurity,and Great Power Politics:The Tragedy of German Naval Ambition Before the First World War,”Security Studies,Vol.19,No.4,2010,p.657.因为在当时英国的眼中，法俄而非德国才是英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和敌人。“从19世纪末以来，英国对帝国防御需要所作评估的一大前提便是：俄国是头号敌手，法俄同盟带来了俄国入侵印度和法国入侵英国本土的双重威胁。”(85)梅然：《德意志帝国的大战略：德国与大战的来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第337页。杰克·斯奈德还指出，“英国绝没有用自己的海军或经济地位压制德国的贸易。”(86)[美]杰克·斯奈德：《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第75页，但在这种情况下，威廉德国的海军扩张却直接针对英国。用霍尔格·赫维格(Holger H.Herwig)的话说，“毫无疑问，这支舰队的建立，首先是针对英国的。”(87)Holger H.Herwig,“Luxury Fleet”:The Imperial German Navy 1888-1918，London：Routledge，1980，pp.35-36.那么，为什么在英国没有对其构成明确的直接安全威胁的情况下，德国依然将英国视为海军扩张的最主要战略指向呢？从地位寻求的角度出发，或许可以得到合理解释。

因为如前所述一个大国要想实现更高国际地位的追求，关键一环就在于原有精英俱乐部大国的承认。对于当时的德国来说，这意味着获取当时的世界霸权国及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海军的英国的承认。正因如此，威廉德国才将英国视为德国对外政策中的“关键他者”和主要的针对对象，并将海军发展作为撬动英国对德承认的杠杆。有观点认为，“德国愿意与英国争夺海军霸权，这是它胁迫英国让出其不愿放弃的地位的最好(也许是唯一)筹码。”(88)Jonathan Renshon,Fighting for Status:Hierarchy and Conflict in World Politics，p.213.用梅然的话说，“在世界范围内无人能敌的皇家海军则堪称英国人的最大骄傲，也是他们在德国人面前流露优越感的首要依靠；因此，德国推行‘世界政策’，尤其是掌握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才能够赢得英国的尊重并促其合作。”(89)梅然：《德意志帝国的大战略：德国与大战的来临》，第328页。由此，威廉德国势必会进行大规模的海军扩张。这也势必会带来德国战略资源的分散，迫使德国面临陆上与海上两面出击的压力，威廉德国也因而迈上了海军扩张战略透支的第一步。

其次，地位迷思带来了威廉德国的风险寻求。一方面，面对实力优势非常明显的英国海军，提尔皮茨构想了一套极具风险性的海军战略。提尔皮茨认为，要想使得德国海军的扩张进入到英国的视野之中，并达到通过海军扩张促使英国承认德国大国地位的目的，德国海军不用与英国海军平起平坐也可以做到，即虽然英国海军仍旧可以打败强大到一定程度的德国海军，但只要英国海军所遭受的损失使其无法有效应对法俄海军的挑战，从而会丧失海军霸权，那么这样的高风险将会成功威慑英国。(90)徐弃郁：《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新华出版社，2011年，第242页。这也即为著名的“风险理论”。显而易见，“风险理论”是一种极具风险性的海军战略，本质在于将德国海军作为对英国地位寻求的“风险投入”手段，为了达到最终目的甚至不惜以本国海军被完全打垮为设想。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写道，“提尔皮茨宣布了他的‘威胁理论’，说是等到德国舰队足够强大，对英国的海上霸权构成真正的威胁，那么英国就不得不尊重德国作为世界大国应享有的利益。”(91)[美]威廉·麦尼尔：《竞逐富强：西方军事的现代化历程》，倪大昕、杨润殷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319页。泰勒也指出，提尔皮茨认定只有在一支强大的德国海军的威胁下，英国才会被迫向德国靠拢，与德国站在一起。(92)[美]A.J.P.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年》，第530页。

另一方面，则反映在德国人的“哥本哈根情结”上。所谓的“哥本哈根情结”指的是，威廉德国担心旨在针对英国的海军扩张会刺激到英国人，从而使得英国为了确保自己的海上霸权而对正在发展中的实力稍显不足的德国海军采取预防性打击的方式来将德国海军消灭在摇篮之中。这种对“英国人在使用武力上没有任何顾忌”(93)[美]乔纳森·斯滕伯格：《哥本哈根情结》，载吴征宇编译：《<克劳备忘录>与英德对抗》，第168页。的“哥本哈根情结”也对当时的威廉德国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学者评论道，“德国的对外政策行为不可能摆脱掉那个使‘哥本哈根情结’成为现实的思维框架。”(94)同上，第178页。并且在当时的德国人看来，“哥本哈根情结”是他们在成为世界强国之路上所必须承担的风险，除非德国愿意放弃海军发展和世界大国地位的追求。(95)梅然：《德意志帝国的大战略：德国与大战的来临》，第336页。换句话说，尽管“哥本哈根情结”深厚，而且被认为风险重重，但为了实现地位追求，当时的德国人甘愿接受采取直接针对英国的海军扩张所带来的风险。

总之，正如唐世平所言，正是为了更强大的位置，所以德国才愿意接受高风险而挑战英国。(96)Shiping Tang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Defensive Realis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0,p.93.也正是德国这种极具风险性且直接针对英国的海军扩张方式，最终导致了英德关系的恶化和英德之间的海军军备竞赛(见下文)。英德之间的海军军备竞赛也正是导致德国陷入战略透支的关键原因。换言之，地位迷思带来的极具风险性的直接针对英国的海军扩张计划是导致德国最终战略透支的重要原因。在沃德(Steven Ward)看来，“战前德国的外交政策在战略上是毫无意义的，部分原因是它以似乎威胁到了英国的重要安全利益为代价来寻求地位。”(97)Steven Ward,Status and the Challenge of Rising Powers,2017,p.85.这句话也说明了地位迷思对于德国战略透支的重要影响。毕竟正是地位迷思促使德国采取了一种直接威胁到英国重要安全利益的高风险的地位寻求方式。

再次，地位迷思带来了威廉德国的资源汲取。地位寻求政策也帮助威廉二世当局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动员了国内舆论，从而实现了资源汲取与动员，保障了海军扩张资源的投入。海军扩张、海军主义是弥漫在当时德国社会各阶层中的一种论调，“海军思想”在当时的德国具有“跨越部门壁垒的能力”。(98)Geoff Eley,“Reshaping the Right:Radical Nationalism and the German Navy League,1898-1908,”Historical Journal，Vol.21,No.2,1978,p.333.《克劳备忘录》指出，当时德国国内占据主流地位的观点是，“我们的未来在海上”，“海神三叉戟一定要掌握在我们手中。”(99)[英]艾尔·克劳:《关于英国与法德两国关系现状的备忘录》，第48-49页。1898年成立的主张海军扩张的民族主义团体德国海军协会的成员数量从成立之初的78652人增加到了1914年的1108106人。(100)Holger H.Herwig,“Luxury Fleet”:The Imperial German Navy 1888-1918,p.40.这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德国国内对海军扩张的较为狂热的支持情绪。就知识界而言，包括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uck)和马克思·韦伯等世界级学者在内的许多当时德国有名望的知识分子都明确主张海军扩张。其中，马克思·韦伯全力支持提尔皮茨的海军政策作为赢得德国在海外所占分量的手段。(101)[俄]沃尔夫冈·蒙森著，《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第140页。国内政治中的高合法性与高认同性无疑推动了资源汲取动员，使德国海军扩张的资源投入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从而进一步使德国海军扩张的战略透支成为可能。

海军扩张之所以受到当时德国社会的广泛支持，主要就在于强大海军在当时德国国内被视为大国地位的象征。威廉德国时代，“对世界强国的追求不再是统治者或国务家的专利，而是深深植入德国大众的心目中。”(102)吴征宇：《<克劳备忘录>与英德对抗的起源》，载吴征宇编译：《<克劳备忘录>与英德对抗》，第14页。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教授沃尔夫(Reinhard Wolf)则指出，“德国仿效的军事工具，比其他任何一种都更能代表英国的统治地位。因此，舰队在德国全境广受欢迎。”(103)Reinhard Wolf,“Rising Powers,Status Ambitions,and the Need to Reassure:What China Could Learn from Imperial Germany’s Failures,”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7,No.2,2014,p.196.索罗姆(Erik Grimmer-Sole)写道，“海军被认为是德国价值观、德国生活方式和德国制度的力量和有效性的体现。作为在公海上的浮动媒介，人们希望它能将国内和海外的‘德国人’团结起来。”(104)Erik Grimmer-Solem，Learning Empire:Globalization and the German Quest for World Status,1875-1919，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67.这些也可以较为充分地说明，地位追求、海军建设与威廉德国广受支持之间的关系，所以提尔皮茨将海军视为“一种能够团结人民的权力。”(105)Michelle Murray,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Status,Revisionism,and Rising Power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p.90.

为了更好地实施海军扩张，威廉二世和提尔皮茨还非常重视舆论引导的作用。他们试图通过加强充斥着明显地位话语的宣传，将海权宣传视为一种说服精英、动员民众、增进民族忠诚的政治宣传艺术，“努力创造一个海军主义的公众”，用以“对决策机构施加压力，说服国会和帝国议会。”(106)Dirk bönker,Militarism in a Global Age:Naval Ambitions i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World War I，p.208.在巧妙宣传的推动下，对海上力量的追求成为了威廉德国超越一切的民族身份的集结点。(107)Ibid，p.234.支持海军扩张的强大民意与社会舆论实际上也起到了思想栅栏的作用，促使反对推行“世界政策”和反对海军发展的几个主要政党在进入20世纪后开始逐步改变立场。(108)Steven Ward，Status and the Challenge of Rising Powers,pp.94-97.

最后，地位迷思造成了威廉德国的止损失败。由于英国的霸权地位和生存都系于强大的海上力量。(109)[英]艾尔·克劳:《关于英国与法德两国关系现状的备忘录》，第42页。加之，威廉德国“屯兵北海”的“近海进攻”对英国的本土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直接挑战英国海上霸权的德国海军扩张逐渐被视为了英国所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当时英国国内就有声音明确指出，“德国最雄心勃勃的海军项目在英国人眼中形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幽灵。(英国)不能忘记，‘海上霸权’是她存在的生命之血，任何挑战这种霸权的力量都会给她带来一种她无法忽视的威胁。”(110)Paul M.Kennedy,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1860-1914,p.414.当时一位英国外交官指出，尽管德国的声明与此相反，但他“发现无法说服许多与我交谈过的同胞，让他们相信德国舰队并不对英国构成威胁”。(111)“Sir F.Lascelles to Sir Edward Grey,” August 12,1908,in British Documents,Vol.VI,No.112,Quoted from Michelle Murray,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Status,Revisionism,and Rising Powers.pp.119-120.于是正如《克劳备忘录》指出的，英国不仅对德国的海军扩张作出了回应，而且还对威廉德国海军扩张作出了较为强硬的回应。(112)[英]艾尔·克劳:《关于英国与法德两国关系现状的备忘录》，第74-75页。由此，就导致了20世纪初英德之间影响深远的海军军备竞赛。

然而，海军军备以及陆上安全威胁“两线作战”带来的巨大财政压力使得当时威廉德国部分决策者逐渐意识到在与英国之间的海军军备竞赛中，德国已经无法获胜。由此，当时德国国内出现了战略纠偏和战略止损的主张。1908年末，在与提尔皮茨的一次对话中，比洛(Bülow)就提醒提尔皮茨德国已经在竞赛中失败了，并建议进行战略纠偏，将资源从战列舰和重巡洋舰转移到提高海岸防御和商业突击能力上。(113)Steven Ward，Status and the Challenge of Rising Powers，p.80.总的来看，当时德国有两种选择，“要么调动宝贵的资源发起一场必败的军备竞赛，要么完全放弃对世界强国地位的渴望，寻求与英国的和解。”(114)Holger H.Herwig，“The German Reaction to the Dreadnought Revolution,”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Vol.13,No.2,1991,p.281;Michelle Murray,“Identity,Insecurity,and Great Power Politics:The Tragedy of German Naval Ambition Before the First World War,” p.684.最终的结果则是提尔皮茨为代表的主张继续海军军备竞赛的力量获得了最终胜利，德国将继续同英国之间进行以战列舰为主的一场必败军备竞赛。(115)徐弃郁：《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第269-270页。概言之，威廉德国的海军扩张最终止损失败，以不可阻止的态势走向必败的深渊。

威廉德国海军扩张的战略纠偏和战略止损之所以失败，特别是，这是在当时德国内部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继续与英国对抗，进行海军军备竞赛对德国的安全有着潜在的灾难性后果，以及会向法国和俄国发出修正主义的意图，从而进一步危及德国的大陆地位的情况下发生的，(116)同上，第230-231页。其中的关键原因就在于地位迷思，即这样做“会被国内外认为是对德国的羞辱。”(117)Tirpitz to Bülow,January 4,1909,in German Diplomatic Documents(Dugdale 1930),Vol.III,pp.335-340,Quoted from Steven Ward，Status and the Challenge of Rising Powers，p.80.“威廉二世——以及民族主义民众对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德国平等权利的执着，使贝特曼·霍尔维格难以在海军建设上向英国人做出让步。”(118)Steven Ward，Status and the Challenge of Rising Powers，p.97.贝特曼针对1912年的海军法案解释道，“为了保持德国的大国地位这个总目标”，德国需要自己的舰队。(119)A.J.P.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年》，第530页。可见，地位追求正是促使德国在明知海军扩张将带来严重后果的情况下，继续推进海军建设的根本原因。

威廉二世说道：“我不希望以发展德国海军为代价与英国建立良好关系。如果英国仅仅以限制我们的海军为条件而伸出友谊之手，那就是无边的无礼，是对德国人民和他们的皇帝的严重侮辱。(海军)法案将被执行到最后一个细节；无论英国人喜欢与否，都不重要！如果他们想打仗，他们可以开始打仗。如果他们想开战，他们可以开战，我们并不害怕。”(120)Holger H.Herwig,“Luxury Fleet”:The Imperial German Navy 1888-1918，p.52.在一次与英国外交官讨论德国发展海军的速度和规模时，威廉二世指出这是“关乎国家荣誉和尊严的问题”，必要时德国“将为之而战”。(121)“Secret Papers of Tirpitz,Scenes with the Kaiser,”in British Documents,Vol.VI,No.124,Quoted from Michelle Murray,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Status,Revisionism,and Rising Powers.p.118.提尔皮茨认为，“降低建设速度……在国内外都会觉得是对德国的羞辱，这种羞辱……是没有必要的。”(122)“Secret.Admiral von Tirpitz to the Chancellor,Prince von Bülow,”January 4,1909,in German Diplomatic Documents,Vol.III,337,Quoted from Michelle Murray,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Status,Revisionism,and Rising Powers,pp.117-118.因此，每当英国人要求德国海军计划与他们自己的削减速度一致时，德国都会拒绝，理由是“在涉及国家荣誉的问题上不能进行讨论。”(123)“Sir C.Hardinge to Sir Edward Grey,”August 15,1908,in British Documents,Vol.VI,No.116,Quoted from Michelle Murray,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Status,Revisionism,and Rising Powers.p.118.简言之，地位迷思带来止损失败。

当然，还需要讨论其他竞争性解释，以进一步增进地位迷思解释的解释力。除地位迷思解释之外，目前还有两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解释：经济利益解释、利益集团推动解释。经济利益解释认为威廉德国的海军扩张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德国的海外利益、海外市场以及海上交通线；(124)[美]戴尔·科普兰：《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金宝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按照杰克·斯奈德所提出的利益集团解释，“几个弱小的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集团的结合……使德国陷入过度承诺和多发树敌的境地”。(125)[美]杰克·斯奈德：《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第117页。然而，这两种解释固然可以在理论上解释威廉德国为什么要进行海军扩张，但却无法解释威廉德国为什么采取“风险理论”和“屯兵北海”这种海军发展和运用战略进行海军扩张的原因。特别是，市场寻求带来的保护海上交通线和海外利益的需要带来的应该是“远海护卫”的海军战略，而非“屯兵北海”的“近海进攻”。对此，用德国著名历史学家路德维希·德约(Ludwig Dehio)的话说，“确实，我们的海军不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商业。”(126)Ludwig Dehio,Germany and World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Alfred A.Knopf,1965,p.79.

五、结语与启示

威廉德国时期海军扩张战略透支的案例表明，过度执着于大国地位追求的地位迷思动机是导致大国战略透支的重要原因。地位迷思之所以能够导致大国的战略透支，从战略行为阶段考查，是因为战略评估阶段会导致威胁夸大，战略制定阶段会导致风险寻求，战略执行阶段会导致过度资源汲取，战略调整阶段则会导致止损失败。正是地位迷思对国家战略行为的这一系列影响，决定了地位迷思是导致大国战略透支的关键要素，因为它能够影响大国战略行为的全过程。

英德对抗究竟是德国的崛起即实力增长所导致的，还是德国的对外政策即行为改变所引发的，这一问题不仅关乎如何认知英德对抗的本质，而且对理解今天的国际关系现实也有着重要意义。(127)吴征宇：《<克劳备忘录>与英德对抗的起源》，第17页。本文的研究则更支持第二种观点。即便德国实力的增长会导致英德对抗最终不可避免，但如果威廉德国的行为能有所节制，那么英德对抗的到来至少会被推迟，英德对抗的激烈程度或许会有所降低。

本文的讨论也对正处在民族复兴进程的中国有所启示，(128)沃尔夫就曾建议中国应该汲取威廉德国的历史教训。参见Reinhard Wolf，“Rising Powers,Status Ambitions,and the Need to Reassure:What China Could Learn from Imperial Germany’s Failures,” p.185.即中国也要注意地位迷思的影响。因为地位诉求实际上也是中国的对外政策行为的重要驱动力。(129)Yong Deng,China’s Struggle for Status:The Realign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Xiaoyu Pu,Rebranding China：Contested Status Signaling in the Changing Global Orde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9.一方面，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明显地增长了国人的自信心，中国也在对外行为中表现得越来越自信和主动；另一方面，近代百年屈辱经历和现代西方中心国际体系中的长期边缘地位，使得中国一直将大国地位追求视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追求。此外，中国和德国同为崛起国，而崛起国的对外政策则往往带有明显的寻求地位、寻求承认的国际地位诉求与动机。本文认为，对于中国来说，要想有效地规避地位迷思所带来的战略透支风险，一个重要做法就是克制国际地位追求的诉求，在对外政策行为的实践中时刻注重对外政策的实在利益收益，并以实在利益收益为最主要的衡量标准来评判对外政策行为的得失与成败。总的来看，中国目前的国际地位追求也的确非常克制，(130)Xiaoyu Pu，Rebranding China:Contested Status Signaling in the Changing Global Order,p.99.目前的地位追求不太可能导致中国的战略透支。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本文是以崛起国为案例分析地位迷思与大国战略透支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上，地位迷思导致大国战略透支这种情况不仅会发生在崛起国身上，也会发生在守成国和衰落国身上。伊拉克战争和苏伊士运河战争正是地位迷思分别导致守成国和衰落国战略透支的重要例证。(131)Ahsan I.Butt,“Why did the United States Invade Iraq in 2003?,” Jonathan Renshon,Fighting for Status:Hierarchy and Conflict in World Politics,pp.233-241.此外，地位迷思对一国对外政策的影响或许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印度的对华政策。因为地位诉求正是影响渴求大国地位的印度对华政策的重要因素。印度之所以会将中国视为重要指向，就与地位迷思带来的目标偏移有关；印度之所以不会在中印边境问题上轻易地做出让步，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这会使印度失去面子，以及使印度的决策者在印度国内失去观众成本，从而危机自身的执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