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著亦需做广告

2022-06-21 04:08袁刚毅
书屋 2022年6期
关键词:钱锺书围城汪曾祺

袁刚毅

“本出版公司出版的《心事有谁知》一书在某印刷厂装订成册时,一位技工不慎将一张千元美钞夹入书中而忘记取出,事后,查找多次仍未发现,以致技工心急如焚。请发现它的人,务必做做好事归还于他。他将奉上五百元美金以作酬劳,并登报致谢。”看了上述文字,诸位自然明白这是关于一本书的广告。虽然明知是噱头,然而玩味再三,让人忍俊不禁,不得不叹服制作者匠心独具。

书籍是传播知识及文明的载体,同时又是一种商品,也就是说,出版商是要靠它来赚些银两度日的,因而为所出的“作品”做广告,自古已然,于今为盛。唯求名实相副为好,若动辄“划时代鸿篇”“史诗巨著”之类,徒增世间笑谈而已。

近日翻检资料,不意看到几则现代文学名作初版(或再版)时的广告,颇值得玩味,不妨抄将下来,与读者诸君共赏。

钱锺书以学问名世,载誉士林,却也以1946年2月至1947年1月连载于上海《文艺复兴》杂志的《围城》震动文坛,在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由郑振铎、李健吾编辑的《文艺复兴》号称“战后唯一巨型月刊”,自诩“水准最高,读者最多,期刊权威,风行全国”。它为《围城》和钱锺书另一部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所作的广告,如是说:“作者钱锺书先生,以博学和智慧闻名,他目光深远,犀利地观察并且解剖人生。《人·兽·鬼》仍旧保持他的一贯作风。里面包括《上帝的梦》《猫》《灵感》《纪念》四个短篇。像有刺的花,美丽、芬芳,发散出无限色香,然而有刺,用毫不容情的讽刺,引起我们一种难以排遣的惆怅,该书由开明书店出版。”

之后,《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为配合小说发行,1947年刊行的《观察》周刊第三卷第一期封底刊载了《围城》的广告:“这部长篇小说去年在《文艺复兴》连载时,立刻引起广大的注意和爱好。人物和对话的生动,心理描写的细腻,人情世态观察的深刻,由作者那支特具的清新辛辣的文笔,写得饱满而妥适。零星片段充满了机智和幽默,而整篇小说的气氛却是悲凉而又愤郁。故事的引人入胜,每个《文艺复兴》的读者都能作证的。”

上引两篇广告词,笔触简致,虽是广告宣传,但并不夸大其词,都并不令人感到夸张地点出了《围城》的智性和谐趣之美。据李健吾先生回忆,他参与了这些广告词的推敲。

汪曾祺先生世称“中国当代最后一位士大夫文人”,他的散文浸透了古典中国的文化精髓,萧散闲逸,淡定从容。1989年3月,汪曾祺散文集《蒲桥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编者将此书广告别致淡隐地印在此书封面上,称:“齐白石自称诗第一,字第二,画第三。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虽非定论,却有道理。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

1991年5月,《蒲桥集》由作家出版社再版,汪曾祺先生一篇文字随之问世。这时,读者才知,原来上述文言小品式广告是先生难违出版社盛意,亲手拟定,且声明“广告假装是别人写的,所以不脸红。如果要我署名,我是不干的”。

可爱的汪老,如此做了一次卖瓜“王婆”,读之不禁哑然失笑,有趣至极。

“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扬所当扬,抑所当抑。《齐人物论》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坛上大大小小二百多号人物拉来,逐一评论。对中国新文学的重要作品、作者以及当代的文学现象、文学热点、文学口号等,按散文、小說、戏剧、诗歌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尖锐的个人化‘酷评’。偏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见。这是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崭新思考和审视,又是一种传统的回归。作者打破一切条条框框,完全不考虑其他因素,只从个人感受出发,从文学的世界度量衡出发。其观点鲜明,行文直率。指要害发掘极深,作结论用语极辣,堪称‘锋利的手术刀’。文学的真正进步是个人化。”这是署名庄周的《齐人物论》增补图文本的广告说辞。此书全文先在《书屋》杂志连载,后于2001年1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初版,入选《南方周末》“2001年中国十大好书”,2004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再版。庄周乃伪托古人游戏笔名,实则张远山、周泽雄、周实合著。这部文学评论集种种“挑剔”高论,却是坚持倾听自我内心声音的结果,见解独到,率性真实;即便刺耳,诚堪温暖相裹,身处当世,尤可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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