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映林
方孝孺是明初大儒、杰出思想家,然而在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随着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靖难之役”画上了句号,建文帝出亡,一批臣子不甘臣服有违礼法、“犯上作乱”的燕王朱棣,纷纷遭诛戮,伴以“瓜蔓抄”,株连无辜。总计不下数千人被诛戮,流放充军发配者约有数万人之多,方孝孺拒绝为朱棣撰写登基诏书,被诛十族。
究竟如何看待方孝孺的死,数百年来,莫衷一是,究其原因,则是在于论者所处的时代、地位不同,而论者的视野也有高下,见仁见智,实属正常。
《皇明表忠记》的作者钱士升肯定方孝孺的忠:“孝孺十族之言(诛),有以激之也。愈激愈杀,愈杀愈激,至于断舌碎骨,湛宗燔墓而不顾,而万乘之威亦几于殚矣。”
明后期著名思想家李贽,对孝孺的过激言论导致诛十族,也颇不以为然。他以山西清远戍卒罗义为例,罗义曾上书燕王,“乞早息兵归国”。燕王置之不理。他又赴京上书要求朝廷“息兵讲和”,被逮入大狱。靖难之役后,朱棣提拔他为户科给事中,不久擢为湖广参政。李贽借此议道:“此卫卒见识,胜方正学十倍,人亦何必多读书哉?呜呼!以全盛之天下,金汤之世界,付与讲究《周礼》、精熟《大学衍义》之大学士,不四年而遂败。可畏哉,书也!”把孝孺的以死抗争仅仅归结于读书多了,这是一种偏激的看法。
民国著名通俗历史小说家蔡东藩说:“方孝孺一迂儒耳,观其为建文立谋,无一可用,亦无一成功。至拒绝草诏,犹不失为忠臣,然一死已足谢故主,何必激动燕王之怒,以致夷及十族,试问此十族之中,有何仇怨,而必令其同归于尽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