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致斋书话（五则）

卢周来

整理旧书，其中有一本1933年辛垦书店出版的《科学概论》。该书由英国生物学家汤姆生著，邓均吾译，是杨伯恺主编的“科学丛书”中的一种。我记得应该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从旧书摊购买的，但一直未翻阅过。

引起我兴趣的是辛垦书店这个出版机构，还有译者及主编这两个人。

关于辛垦书店。此前我翻阅过吴永贵所著《民国出版史》，书里收录的民国著名出版机构有七家，分别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正中书局及贵阳文通书局;收录的中小出版机构共九家，包括新潮社、北新书局、亚东图书馆、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等，并没有辛垦书店。百度搜索，也没有专门词条。2010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民国时期出版书目汇编》第十四册中，倒是收录了辛垦书店出版的书目。

《民國出版史》收录了王云五、张元济等著名出版家，却未收录杨伯恺及邓均吾二人。

百度词条中倒收录有邓均吾及杨伯恺。其中，杨伯恺早年留学于法国，与赵世炎、李富春等一起，与周恩来等亦有广泛联系。回国后一直投身共产党各时期革命运动，在1949年12月成都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邓均吾，是杨伯恺先生同乡，亦为早期共产党员。邓虽看到了新政权诞生，却在“文革”中受冲击，郁郁而终。

此二人与辛垦书店及《科学概论》的关系，在词条中虽有零星记载，详情则少被后人所知。

循迹寻找，有两份很珍贵的史料可以补充这两位早期革命者在出版史上的材料。这两份史料均为当年辛垦书店发起人之一的沙汀的回忆录。一份是发表于《南充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一期的《杨伯恺烈士在辛垦书店的情况回忆》，另一份是发表于《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一期的《辛垦书店》。

综合两份资料记载，杨伯恺最早是在1929年下半年在沪着手筹办辛垦书店，计划出版一些介绍先进社会理论与科学理论的进步书刊。但该年年底，因受聘于成都大学而回到成都。1930年10月，广汉起义爆发，当局怀疑与杨伯恺有关并计划抓捕他，杨伯恺只得重返上海，凭借当时川军将领陈离资助的两万元钱和十来个青年学生，在上海开起了辛垦书店，由杨伯恺任经理，编辑工作由任白戈、沙汀、危淑园等担任。书店应该是停办于1937年，当年杨伯恺从上海转移到南京。近七年间，书店先后出版的仅译著就包括布哈林的《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社会主义之路》、山川均的《资本论大纲》、拉发〔法〕格的《思想起源论》《在历史观中底〔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以及费尔巴哈《黑格尔哲学批判》等。此外，还编辑出版期刊《二十世纪》。

《科学概论》是杨伯恺在辛垦书店推出的“科学丛书”中的一种。在为丛书所作的总序中，杨伯恺写道：“在中国，就一般的文化说来，须要提倡科学，把我们从神学、玄学底〔的〕谬误中解放出来。科学不发达，文化是不能增进的。智识界中的乌烟瘴气，更无从肃清。”他更指出，“不了解科学，便不能深刻地和正确地了解哲学。若果要明白现代一切庸俗哲学底〔的〕错误，则尤不能不了解科学。”

这两段话非常充分地彰显出早期共产党人主张开启民智、宣扬唯物论的情怀与立场。后来的际遇表明杨伯恺与陈延年、陈乔年等一样，的确能代表早期共产党队伍中那些有信仰并勇于为信仰献身的知识分子。

邓均吾于1932年经友人介绍，在杨伯恺创办的辛垦书店译书，预支稿费维持生活。他除了翻译这本英国著名科学家汤姆生的《科学概论》之外，还翻译了约翰·洛克的《人类悟性论》，亦在辛垦书店出版。此前，他还翻译过海涅、莎士比亚等国外作家作品。值得一说的是，他的英语水平全靠刻苦自学习得，并无海外留学经历。我简单翻阅了一下这本《科学概论》，翻译水平非常高，尤其是专业词汇如“归纳法”“演绎法”“实证研究”“自然律”等，即使是今日专业译者，亦不过如此。

有杨伯恺与邓均吾这两位传奇且值得敬仰的前辈“加持”，这部《科学概论》是很不平凡的书，亦弥足珍贵。

自1933年至今，这部书已流布了整整九十年。不知经过多少人阅读之后，现在沉睡在我这里。要不是整理旧书，我亦未必注意到它。时间太长加之北方干燥，目前书已散，但难得十分完整。书的扉页有一个印章，亦因时久洇漫无法辨识。真希望转让到能够爱护并会修理旧书的读者手里去，并能够发挥其功效。

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蔚然成气候，自五四运动始。为了响应和推动这一运动，民国时期一些出版机构推出了不少妇女读物。这其中，上海光明书局1933年出版的叶舟所著的《现代妇女书信》就是其中一种。

当年从旧书摊购得此书，封面及内页因虫蛀、水渍、风干而破损不少，整本书纸页也已非常脆弱。小心翼翼翻开浏览了一下目录，多是某某致某某信及某某回信，就以为作者叶舟下的是搜集的功夫。这次仔细读才知，书中前六部分中“你来我往”的书信皆是作者自撰，目的在于以虚拟的书信向妇女灌输“进步思想”，宣传自己的观点与主张。而真正的书信，则只有书中附录部分收录的二十三封。

彼时，一些女性误把上海十里洋场中“摩登”女性当作现代女性。打扮时髦，周旋于各种交际场，亦被认为是妇女解放的标志。对此，作者特别指出，这恰恰是男权社会把女性当作玩物的结果。这些“摩登”女性也是因意识不健全或被蒙蔽而不自觉迎合了男权社会心态。真正的现代女性应该有“强烈的理智、健全的意识、不屈不挠的精神、努力前进的勇气”。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妇女的职业选择既受制于传统社会，亦受制于传统思想。传统社会往往让女性待在家里，把伺候家人以及做针线活当作毕生职业。即便妇女走出家庭的思想在彼时已广泛传播，但多数妇女仍然认为体力劳动下贱，类似医学及科学领域的劳动又是男人所擅长。对此，作者提出：“职业是要向社会里去找的，所谓标准就是考察社会的需要，适应自己的个性，配合个人的能力，只求有利于人类生活，而无损一己的人格，或高或低的职业都可干得。”但作者反对两种“劳动”：一种是无意识的机器性质的强迫劳动，另一种仍然是通过取悦男性获得收入的劳动。

恋爱与婚姻是女性解放又一大话题，包办婚姻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仍然很普遍。书中就模拟了一封被母亲逼嫁作商人妇的女性的求助信。这位女性在服从于母亲安排和反抗之间犹豫。作者在模拟的回信中非常干脆：“你既然明知道你自己的前途和你母亲的幸福不能两者兼顾的，那么自然是应以你的前途为重。”“为要争得婚姻的绝对自由，对于买卖婚姻作反抗的斗争，也是值得一干而且必要的。”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书中恋爱与婚姻部分，书中虚拟了一位富家千金在大学里爱上一个穷学生后的困惑。这个富家千金在信中认为，她对穷学生的爱是超越了阶级的，是勇敢的，符合时代的。但穷学生却与她谈的是要与劳工阶级一起去争取权利，没有半点当官发财脱离穷人的想法。为此，富家千金认为，两人之间的鸿沟太深。对此，作者毫不客气地认为，富家女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怪”。

就是从作者与彼时女性书信体的这些谈心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彼时学界及政界在中国妇女解放问题上的认识及趋势，而且同时对彼时风起云涌的左翼革命思想对女性的影响得以窥见一斑。

当然，在书中，作者还就妇女家庭与育儿、学校与教育也发表了诸多观点。

比人活得长久的是书，比书活得长久的是思想。叶舟这位作者早已作古，且其经历已不可得，但这本书还在，网上也有影印本出售。更让我等感慨的是，“太阳底下无新事”。时代看似变了，但关于妇女解放的话题，却反反复复随着妇女被歧视被侮辱现象的出现而一再兴起。而作者在书中陈述的思想，也因此有了穿越时空的大意义，值得当下人们为着开新局而不断温故。

新购进的书中，有中华书局2021年出版的张伯驹先生主编的七卷本《春游琐谈》。

此前，先生已出版有《春游纪梦》《春游社琐谈·素月楼联语》。中州古籍出版了一卷本、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两卷本同名《春游琐谈》，这几本书有啥关系？

读薛永年先生《跋》，方知此书来龙去脉。

原来，当年薛永年先生大学毕业分配至吉林省博物馆，正值张伯驹先生任吉林省博物馆馆长。薛、张二人共同的好友王畅安先生修书一封向张推荐薛。薛报到后几日拜见张先生，先生赠以《春游琐谈》一书。很快，“文革”起，张先生受到冲击，薛亦受牵连，书被专案组收走。所幸专案组内刘振华亦毕业于北大考古系，与薛素善，遂将《春游琐谈》一书复借与薛阅析。专案组解散时，作为专案组组长的苏逸兰女士（亦是历史学者）干脆将此书交由薛保管。书后来一直被置于薛在长春家里的地下室。2012年，薛家地下室进水，书稿虽略经淹漫，但总体完好。2013年，张伯驹先生诞辰一百一十五年，薛先生将此书稿归还给先生的外孙。2018年，张先生外孙楼朋竹先生校订的《春游琐谈》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分上下两册。2021年5月，根据张先生七卷本原稿整理的书稿由中华书局出版。

初翻此书，很快发现，此书中内容与《春游社琐谈·素月楼联语》中前半部《春游社琐谈》大部分雷同，均为当年“春游社”成员关于金石、书画、历史、轶闻、风俗、游览、考证、掌故等方面的随笔文章。

春游社成立于1963年，是张伯驹先生在吉林省博物馆时发起。罗继祖先生有回忆云：“张老在长春的熟人只有于省吾教授，所以他时常做于老的座上客，他们既是老友，又对于书画鉴赏有同嗜。后来由于于老的介绍，我和单庆麟（吉大历史系讲师）、裘伯弓（吉大图书馆馆员）、阮鸿仪（吉林应化所研究员）都和张老结识了，一见如故。平日大家都有工作，于是利用星期天，六个人互相访问，迭为宾主。见面后，就是把自己收藏的书画文物拿出来共同鉴赏品评，也谈些别的。张老擅长京剧，是余叔岩的入室弟子，有时清唱一段博得大家鼓掌……”这就是由张伯驹和于省吾等人在长春发起的“春游社”。后来张老提议，让社员每次碰头都写一篇笔记交给他，题材不限，既可词章，亦可风俗、考证，由他一手誊写，汇为《春游琐谈》。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因为张先生曾收藏过一幅隋朝展子虔《游春图》，因对此画喜爱最甚，自号“游春主人”。

张先生1982年卒前，已在当年汇编的《春游琐谈》基础上整理出了《春游社琐谈》。后与他编著的对联知识一起，出版了《春游社琐谈·素月楼联语》一书。后又把六卷本《春游社琐谈》中先生自己的文字单独出来，编印出版了《春游纪梦》。南开版《春游琐谈》应该是根据薛先生所藏《春游琐谈》整理出版的，但进行了重新汇编，分上下两册。而从薛先生《跋》看，张老原稿共七卷，前六卷则均为《春游社琐记》中内容，只有第七卷是伯驹先生手抄，此前尚未编竟，也因此未面世。也就是说，中华书局这版分七卷，应该是按张老原稿第一次公开出版。

到此，此书来龙去脉清楚了。

值得一说的是，此书真是地道的文人书。特别适合有闲有钱的文人墨客把玩。比如，东坡《前赤壁赋》里有一句，“客有吹洞箫者”，但这个吹洞箫的是谁，估计很少有人想过，更少有人去考据过。但此书考证出，吹洞箫者是“杨世昌”。又如，记载名妓柳如是一方印如何在文人间流传，其间表露出文人“意淫”的心态，写者意趣横生，但定有如我辈般读者嗤其风流本性。

也因此，我最后再说一句：《春游琐谈》这样的书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读。特别是还在努力讨生活中的人，一方面没有这个心境去读;或者即使有心去读，可能不仅无助于静心，反而因发现有另外无法企及的生活而平添烦恼。

购了一批新书。开箱时，按老习惯都会随手翻翻每一本。马上用得上的，以及感觉马上就想读的，放在手边。其余继续码回箱里，以后再整理。

翻开陈正祥先生的《中国历史文化地理》，感觉就是马上想读的书。而且的确马上就读起来了，一直读完《自序》《原自序》以及开篇论文《中国文化中心的迁移》，差不多一个半小时，以致其他书籍来不及翻，只能先放一边。

陈正祥先生出生于浙江海宁一世家望族。姑母十九岁出嫁，二十二歲守寡后回到娘家一心向佛。陈先生的小学功夫都是这位姑母教的，对历史文化的兴趣亦受其姑母影响。姑母独女即先生表姐，长大后亦成为教师。何伊人常与先生表姐来陈先生家，与先生青梅竹马，后与先生相恋。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伊人随先生逃难，病死于荒僻深山。此后，先生一生未娶，亦无后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先生应约访问日本，日方友人赠他以小物件，说是为他孙辈准备的，先生看似淡然地回了一句：“我哪有孙儿啊。”

先生《中国历史文化地理》此次出版，亦未联系到先生家人。以致出版社只好在版权页专事声明。

读得这些，我心底涌起一种悲凉感。试想想，近现代以来中国历史的百折千回、惊涛骇浪，埋葬了多少美好的人与事，又断了多少美好的梦与愿。先生及其家族的命运，不过是其中一个缩影而已。

先生毕生体认中国文化为世界上最美的文化。他认为，这一最美的文化，是因着近代以来列强侵略而被野蛮势力破坏，亦因在蛮力面前显弱小而导致内在自卑。

先生认为，“中国文化如不能复兴，中国人就要永远做世界的二等公民”。因此，原学理工的先生发大愿要为光复中华文化努力，并改行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地理。

经过不懈精进，先生终得以成大家。他是第一个直接选任英制大学讲座教授的人，是美国地理学会1952年创会招请的亚洲四人之一。1959年国际地理学会纪念现代地理学之父洪堡逝世一百周年，先生亦是被邀请的亚洲三位学者之一，并被国际地理学会会长称为“中国地理学界第一人”“东方的洪堡”。

对这些荣誉，先生亦以此为荣且不惮于昭告世人，但先生又说：“我只做了每一个知耻中国人应做的事。”他还反诘：“其他只会空喊复兴汉文化的人，又做出了一些什么贡献？”1980年9月在广岛，先生更是呼吁广大汉文化圈人民的大团结：“用较大的经济、文化联合力量，迎接非常艰难但也可能转运的二十一世纪。”

最难得的是先生作为中国人的堂堂正气。

先生之名在日本影响很大。他的论著在东京与京都洛阳纸贵。他的知己亦遍布日本学界与政界。然而，1981年他的著作在日本出版时，在书的扉页，他坚持写了这样一段话：

谨以此书，纪念伊人。如果没有日本军国主义者无端发动疯狂的侵华战争，她绝不会病死在荒僻的深山;如果不是日本兵空前残酷的烧杀淫掠，我不致匆忙离开西子湖边逃难到了松林坡下……假如没有这一切，我可能有一极美满的家，以及成群受良好教养的儿孙——汉文化的真正继承者。而现在呢？除了国际地理学界的虚名，我一无所有。所剩下的，唯有回忆、失望、惆怅和哀伤。

日本诸多朋友劝说陈先生把这扉页上的献词删除。先生说，他宁可著作不在日本出版，也不会删除这段话。最后，日本朋友只好屈服了。

还有就是先生对英国人的态度。

先生一直认为，中国文化被空前打击，是从英国人发动的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文化自身的堕落，也是英国人以鸦片毒害开始的。在先生所有的汉语著作中，他坚持称英国人为“英夷”。

更让先生不满的是，先生在香港任教一段时间后，认为英国人一点也没有忏悔。他写道：“英国人以香港作基地，对中国欺辱了一百多年，我误认他们已知罪疚深重，要从事忏悔，想做点善事。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到香港后不久便发觉鸦片战争的邪恶意识及犯罪形象依然存在。”

为此，先生在英国出版其英文版专著时，亦不顾英方的反复协商和请求，坚持在序言中痛斥英帝国行为对中华文化的打击、毒害与腐蚀。

先生逝于2003年。因为专业毕竟有隔阂，我不知中国学界有多少人了解先生的学问，并能够传承先生的衣钵。但我接触到一位当今被抬得很高的学人，学问亦在历史地理，亦被认为有学问有风骨，而一对比陈先生立场、文字与胸襟，悲凉之外，我又顿生悲哀。

罢了！还是赶紧煞笔吧！

《清流传——中国牛津运动之内情》，是晚清遗老、文化大师辜鸿铭先生一部著作，用英文写就。1912年最早在上海出版，英文名為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辜氏的本意，是劝诫当年他在英国留学时认识的国外友人，不要把西方文化强行施加给中国。此书后来在海外亦多次出版。比如，1994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就再版过。其国内译本亦有多种。张中行老人曾在牛津大学1994年版基础上译出，书名为《清流传——中国牛津运动逸事》。我手头这本则是东方出版社1997年9月版，译者署名“语桥”。

这本小书对我思想的冲击力之大，超乎我此前的想象：中国最后一位拖长辫子的学者，思想深刻之程度至今少有人能比拟。

近代以降，中国主流知识分子将中国的问题归结为中国面对西方时的“落后”，于是，为了救亡图存，开始主张向西方学习。先是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大规模引进西方成果。正如我们所熟知的，辜氏是如此之保守：他认为这种引进将给中国带来灾难。因为引进的是“唯利是图、道德败坏的进步与新知”。他将包括张之洞和他在内的清流派对西化派的反抗，与当年他的母校牛津大学的纽曼博士发起的对于“粗鄙的工业文明和物质主义为特征的自由主义的抵抗运动”相提并论，称之为“中国的牛津运动”。但并非每个人都知道的是，辜氏的保守，缘于他思考到了事关每个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大问题：当西方工业文明与物质主义的引进摧毁了中国人对于皇权的忠诚和信仰，没有神道的中国人到哪里去寻找精神家园与道德底线？而西方基督教却已经在工业文明与物质主义之外，解决了信仰与道德底线问题：即“在财神之外还有上帝”。所以，辜氏近乎祈求地向他的西方同行提出，不要贸然“将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主义推向中国”！

更令我想不到的是，辜氏还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大师。在书中，他说，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伦理学，目的在于教会人民和国家怎样花钱，而非怎样挣钱。而中国的问题，正在于引进了肤浅的盎格鲁-撒克逊式中产阶级物质主义导致的“不知如何花钱”：“不是去致力提高精神生活”，而是追求“极尽其安逸、奢侈和炫耀的豪华生活”。其结果，必是使中国人的道德集体堕落。

大概更会令当下许多知识人“大跌眼镜”的是，辜氏因此对太平天国运动及义和团运动予以充分的同情。他写道，“当这个国家的人民看到自己拼命辛勤劳动，仍然落得衣食难继时，唯一可做的就是一怒而起，以暴烈的方式去铲除国家的恶瘤——就是现在所谓有太平军造反运动”。而对于当下许多主流学者所认为的义和团“盲目排外”，辜氏明确认为：“义和团之行为是中国传统‘尊王’精神的体现。这种精神正是支撑了中国数千年的命脉。”

总之，这部小书，绝对值得当下中国知识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