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门庆的“ 财色 ”追求来看晚明社会之“ 变 ”

丁海超

【摘要】 《金瓶梅》围绕着核心人物西门庆的人生轨迹展开书写，折射出晚明社会变化之状。本文以西门庆所追求的“财色”为着眼点，洞悉晚明时期新兴商人的新逻辑和已初具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经济变化、愈加黑暗的官商勾结之政治和儒家修身观念的坍塌、人性主体意识的觉醒。《金瓶梅》对西门庆的“财色”书写具有一定的写实性，展示出真实的晚明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时代的局限性，具有现实警醒之意义。

【关键词】 《金瓶梅》;西门庆;财色;晚明社会之变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20-0035-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20.009

“人物”是小说文体诸多要素中最为关键的一项：小说的情节围绕着核心人物而展开书写，核心人物与边缘人物的接触与互动才让复杂的情节得以推进;小说的语言与风格也受制于其书写人物的性格、年龄、身份、情感。西门庆便是《金瓶梅》中重点塑造的核心人物，《金瓶梅》记录了西门庆追求“财色”过程中的种种罪孽和西门家族盛极一时到骤然衰败的毁灭过程。西门庆一生沉沦于“财色”之中，最后不得善终，具有警醒反思之深意。

一、“财”与“色”——西门庆一生所求

《金瓶梅》描写的600多个人物都与西门庆有着或近或远的关系，形成了西门庆与帮闲兄弟、西门庆与妻妾、西门庆与贪官等以西门庆为中心的集合体，而这些集合体内部关系都靠“财”和“色”来维系。

西门庆与他的帮闲们结拜为十兄弟并非是兄弟情深，而是因为他们彼此需要，这些帮闲们需要西门庆的“财”，西门庆也需要他们帮自己出谋划策，拓宽人际关系以获取更多“财”。十兄弟中与他来往最密切的就是应伯爵。西门庆尚未发迹时，应伯爵贪图西门庆的钱财与之结交。西门庆发迹后，应伯爵变本加厉巴结利用西门庆，而西门庆也借应伯爵之力扩大了经商规模。

西门庆的妻妾不仅满足了他对“色”的追求，还满足了他对“财”的追求。西门庆通过婚姻获取对方丰厚陪嫁资产来积累资本。他先是迎娶了布商遗孀孟玉楼，后又娶李瓶儿为妾，可谓是“财”与“色”双收。经过这两次婚姻，西门庆“富”了起来，打点关系，谋取官职。他还用这些钱作为本金放高利贷，继而开了绒线铺、绸缎铺，从此西门庆一路官运亨通、飞黄腾达，走上了人生的巅峰。

西门庆通过用“财”贿赂封建官吏，实现了从平民到官宦的身份转换。西门庆一直与贪官们保持良好密切互动，他深知如果想在商场叱咤风云、确保自己的“财”路畅通无阻，就一定要有官府的庇佑和保护，一定要靠财生权，靠权保财。未有官职前，西门庆巴结大小官吏;通过西门庆给蔡京送生辰礼，获得官职并得到蔡京的庇护。从此西门庆就兼有富商和官僚双重身份，由此平步青云、为非作歹，获取了更多的“财”。

《金瓶梅》以宋写明，是晚明时期社会的缩影，晚明社会已经由传统封建社会开始慢慢向新的近代社会转型，出现了许多新的时代特点。西门庆作为《金瓶梅》中的关键人物，则被赋予了明代晚期新兴商人的特质，其竭尽一生的“财色”追求正是晚明时代的印痕，是帮助人们洞悉晚明时期政治变化、经济变化、社会思想变化的透视镜。

二、西门庆的“财色”追求与晚明时期经济变化

《金瓶梅》中所描写的临清清河县是明代新兴经济重镇，西门庆是明代晚期新兴商人代表。通过西门庆的经商新逻辑，可以了解到明代晚期的经济变化。

第一是经商同时兼营高利贷，将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相结合，相辅相成。明中叶以后，明代晚期商人都纷纷投资典当业，因为这种高利贷性质的店铺经营可以带来十分可观的利润。西门庆自然不会放过如此生财之道，他也开了典当铺。西门庆靠着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相结合的方式获利颇多。第二是经商胃口越来越大。明代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地主阶级的胃口越来越大，他们开始想要从农业、手工业多层面压榨农民，获得巨额财富。西门庆子承父业，经营生药铺，经过几年的投机钻营，其经营规模不断扩大;经营项目也由单一的生药铺转向多样化的绒线铺、缎子铺等铺子;经营方式也由坐地经营发展为长途贩运，批零兼营。①西门庆将开设店铺与长途贩运相结合，从中谋取了巨额的利润，使原本只有几千两银的铺子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变成了具有几万两银的大店。当时大量的行商活动，使得商品经济发展得极为活跃，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第三是形成了一套卓有成效、先进的经营管理方式。据书中第二十回描述，可知店铺内进货、销售、财务都有专门的人负责，这样既提高了工作的效率也避免了差错。从西门庆经营的店铺中的人际关系来看，西门庆与这些伙计已经不是单纯的封建时代的奴仆关系了，而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和承包关系，西门庆是店铺的占有者和支配者，其他人都是合作者和雇佣者。②书中的陈敬济、吴二舅都是西门庆的亲属，他们是西门庆的亲信，也是他的生意合作伙伴。傅伙计、韩道国、贲第传等人都是雇佣者，他们与西门庆签订劳务合同，在店内各司其职，按月领银。除月银之外，西门庆还以店铺分成的方式给他们一定的报酬来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在西门庆的经济活动中，他与部分人已经形成了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彼此以平等的商业经营者的姿态出现，福祸相依，具有很大程度的资本主义性质。

从《金瓶梅》中西门庆商品和货币流通的经商新逻辑和其财富的迅速增值和積累，可以看出晚明时期商品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商品经济不再是自然经济的补充，具有了资本主义的性质。

三、西门庆的“财色”追求与晚明时期政治变化

在中国传统“重农抑商”思想影响下，商人社会地位低下，世代不能为官。而《金瓶梅》实际表现的晚明时期，因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出现了一批经济实力十分雄厚的巨贾。而当时的官员官俸寥寥无几，为满足自己的物欲，这些官员一改轻视商人的态度，与商人相互勾结。所以晚明时期封建官场上官吏之间相互勾结、彼此袒护的官场世俗化和官僚市侩化的倾向最为严重，金钱万能观充斥于官场，任人唯贤的标准急剧沦丧。③

西门庆将其经商的交换新逻辑也运用于官场，用“财”诱惑囊中羞涩但却拥有权力的官员，与其进行权财交易，以“财”生官，开通了自己的仕途之路。西门庆第一次借“财”生官是在蔡太师生辰时，不惜重金为其准备了价值连城的礼物。蔡太师开心地在朝廷钦赐给他的空名告身札付上给西门庆安排了山东提刑所理刑副千户的官位，改变了西门庆的人生，西门庆自此实现了人生阶层的跨越，从一个普通的富商变成了一名既富也贵的朝廷官员。西门庆第一次借“财”生官后，为非作歹，贪赃枉法，但他给负责考察地方官员的巡按宋御史和巡盐蔡御史小恩小惠，哄得他们都在考察报告中不遗余力地夸奖西门庆，还提出让其升官的建议。西门庆用自己的“财”掩盖了自己的罪行，实现了第二次的以“财”生官。

晚明时期，在商业经济的刺激下，社会各阶层都陶醉于物欲的满足之中而无法自拔，导致官商勾结尤为严重，政治愈加扭曲，也因此造就了西门庆这样的官商结合体。反而言之，西门庆作为晚明时期商人的典型代表，他在官场的胡作非为和商场的叱咤风云都是明代晚期官商勾结最为直接的印证。

四、西门庆的“财色”追求与晚明时期思想变化

晚明时期，商品经济繁荣发展、商品货币流通和交换新逻辑的出现，致使官商权财交易更为猖狂，政治扭曲严重，而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也因此受到巨大冲击，儒家修身观念在现实生活中不断边缘化以致坍塌，但值得庆幸的是，与此同时，人性主体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复苏。

通过书中大量的性描写可以发现，西门庆一生都在纵欲而罔顾伦理准则，他凭借自己雄厚的财力，与众多女性进行财色交易，获得身体的快感，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金瓶梅》中像西门庆一般追求身体的欢愉，并追求身体带来的经济价值的人极多，完全背离儒家正统观念。晚明时期，丰裕的物质、奢靡的世风以及阳明后学观念的变化，导致儒家修身观念日益边缘化、直到坍塌。在儒家伦理的视野中，修身是为人之本，要身心一体，以礼约身。明代中后期兴起的阳明心学，倡导士人克制欲望，提升道德境界，这是儒家修身观念的延续。而罗汝芳、王艮等阳明后学受到物质享受世风的影响，开始肯定“身”的独立性价值，并在理论上重新解释了气质、形色、私欲等与“身”相关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世俗生活中身体享受的合理性，也致使儒家修身观念坍塌。《金瓶梅》中西门庆所代表的绅商阶层物欲横流的日常生活便是晚明时期身之放纵、心之蒙蔽最好的折射。

客观地说，《金瓶梅》中大量的性描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明时期人性主体意识的复苏。当时公私辩中已经出现了对私欲、私产的辩护和肯定，形成了一股重视个人的思想潮流。④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等人批判宋明理学倡导的“存理灭欲”的思想观念，积极肯定个体私欲是人之天性。西门庆虽被大家称为万恶淫棍，其与女性财色交易也违背了道德良知，但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人性主体意识的复苏，特别是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就是要追求女性独立，女性想要寻求精神上的独立那必然先要实现经济上的独立，所以要摆脱对男性经济上的依赖，敢于支配属于自己的财产。西门庆家各妻妾的财产是各自分开管理和享用的。可见当时女性经济已经相对独立，私产得到一定的认可。而《金瓶梅》中那些通过“色”来换取西门庆“财”的女性们，虽不能对其行为赞同，但也要看到其背后所蕴含的女性主体思想的觉醒意义。

五、《金瓶梅》的写实性与现实意义

《金瓶梅》自问世以来就备受争议，问世后就被冠以“淫书”之名，屡次被列为“禁书”。直至20世纪上半叶，《金瓶梅》的地位才发生了转变，中国小说研究者开始挖掘其“淫书”以外的价值和意义，肯定其内容与描写上的真实特征⑤，如郭希汾提出：《金瓶梅》“欲明社会半面之情形，此亦为重要之史料。”⑥《金瓶梅》以现实主义写作手法将现实世界刻画得淋漓尽致、生动真实，客观反映了明代晚期社会的情状，其价值远非一般的情色读物所能相比。早在清朝末期学者狄葆贤和梁启超就极力为《金瓶梅》正名，提出要正视《金瓶梅》借描写下等社会的情事来以此描摹上等社会之状，从而投射整个时代社会状况的文学价值。《金瓶梅》的作者竭尽所能地避免了个人主观情绪，采用白描实写的手法将书中的各个人物刻画得有血有肉，尤其是核心人物西门庆，以西门庆的“财色”追求为中心展开书写，表面表现西门庆一家之琐细，实际是借此来客观真实地曝光当时下层社会的情事，进而呈现出当时整个社会处于变动之中的荒淫混乱的社会风貌。而《金瓶梅》不同于以往小说，它以平凡人物西门庆的日常生活为题材，平浅的取材弱化了小说虚构的成分，拉近了与真实世界的距离，实现了人物真实到故事真实的跨越，可谓是“明代社会现形记”。作者着重描写西门庆 “财色”欲望追求是当时时代背景下平凡人物的必然选择。明代晚期商品经济蓬勃发展、蒸蒸日上;明朝晚期官吏以权谋私、徇私枉法较前朝更甚;明代晚期朝野放纵性欲，丝毫不加节制，使得处在下层的民众更是形成了扭曲的价值观，整个社会弥漫着荒淫无度的风气。《金瓶梅》成书于这样的时代，自然受到时代影响，西门庆正是抓住了时代契机，才赢得了财富与权势。同时，西门庆对“财色”的极致追求也是晚明时期时代背景的集中反映，让读者更准确地了解明代晚期历史。《金瓶梅》因此成为历代学者研究晚明历史、社会风俗的资料库。

《金瓶梅》因其写实性成为明代历史的透视镜，因其所写贴近读者日常生活，表现社会黑暗，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性，具有着现实警醒、反思借鑒之意义。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必然感受到人性的弱点，从而反省自身。作者为书中每一个追求“财色”而纵欲无度的人都安排了宗教式的惩戒结局，可见其对晚明社会的种种乱象，内心矛盾而复杂。作者面对晚明社会现实，以人性作为切口，肯定人欲又对人类私欲泛滥进行批评，在矛盾中渴望读者不断反思自省，更好地完善人性。⑦《金瓶梅》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在书中已走向了生命的尽头，而其所反映的真切、立体的明代晚期社会所存在的某些丑陋而荒唐的社会之弊病也是社会发展过程值得重视并急需解决的难题，所以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金瓶梅》具有着社会批判的现实意义和反思意义。

六、结语

作者以极其真实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西门庆在短期获得泼天富贵且赢得权势的人生轨迹，表现了其对“财色”的极致追求。西门庆实现人生追求，既得益于他的智慧与努力，又得益于当时的时代，因此必然会打上时代的印痕。而《金瓶梅》的写实主义手法早已超越了小说范畴，所以作为晚明时期典型的商人代表，西门庆的“财色”追求，足以让人们了解到真实、全面的晚明社会。而其所表现的典型人物和社会，也似还不曾成为过去，超越了时代的鸿沟，具有着时代警醒意义，提醒着每一位读者严于律己，不沉沦于欲望之海。

注释：

①李文焕：《西门庆是怎样发迹的——〈金瓶梅〉与明代商品经济》，《殷都学刊》1989年第2期，第65页。

②李文焕：《西门庆是怎样发迹的——〈金瓶梅〉与明代商品经济》，《殷都学刊》1989年第2期，第66頁。

③黎辉燕、廖光蓉：《俗语文化的学理审思——以〈金瓶梅〉为例》，《江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第250页。

④谢芳：《论明清之际公私辩中“私”的正当性及其限度》，《道德与文明》2019年第5期，第67页。

⑤李蔚：《〈金瓶梅〉的经典建构及学术史转型意蕴——以20世纪上半叶中国小说史著为考察对象》，《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155页。

⑥郭希汾：《中国小说史略》，新文化书社1933年版，第80页。

⑦杨天奇：《论〈金瓶梅〉的道教情结及创作追求》，《东岳论丛》2017年第5期，第185页。

参考文献：

[1]郏伟伦.从《金瓶梅》里性爱的张扬看晚明市民阶层的活力[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

（03）：70-75.

[2]陈支平.明代后期社会经济变迁的历史思考[J].河北学刊，2008，（01）：70-72+75.

[3]贺葵.从西门庆看明代后期商业资本的发展及特征[J].贵州社会科学，1994，（03）：102-105+101.

[4]李文焕.西门庆是怎样发迹的——《金瓶梅》与明代商品经济[J].殷都学刊，1989，（02）：64-68.

[5]卡尔·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二册[M].《哲学研究》编辑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151.

[6]程良胜.《金瓶梅》封建官场文化解读[D].武汉大学，2010.

[7]谢芳.论明清之际公私辩中“私”的正当性及其限度[J].道德与文明，2019，（05）：67-73.

[8]周骅.明清之际中国佛教的入世转向[J].宗教学研究，2014，（04）：131-135.

[9]刘相雨.论《金瓶梅词话》中的宗教与西门庆家庭的日常生活[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3（06）：78-85.

[10]黎辉燕，廖光蓉.俗语文化的学理审思——以《金瓶梅》为例[J].江西社会科学，2019，39（08）：247-253.

[11]李蔚.《金瓶梅》的经典建构及学术史转型意蕴——以20世纪上半叶中国小说史著为考察对象[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04）：153-160.

[12]杨天奇.论《金瓶梅》的道教情结及创作追求[J].东岳论丛，2017，38（05）：185-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