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极治理“无极化”的原因及其未来

吴 昊

(山东大学 东北亚学院，山东 威海 264209)

学界通常运用“极”(pole)的概念来分析国际关系的演变和发展，而“极”是指以主权国家为代表的权力中心，即在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里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国或国家集团[1]。在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不同阶段，由于世界秩序要素的不同呈现方式、不同的国际社会行为规范以及行为体关系架构的不同模式，“极”主要表现为“单极” “两极” “多极”以及“无极”。百年大变局时代的世界秩序是一个高度全球化的秩序，行为体之间的诸多差距正在不断消解，世界秩序变得愈发去中心化[2]10。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国内治理问题迭发，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危机重重；中国等非西方经济体迅速崛起，积极推动世界秩序更多元化、更平等化、更公正化。因此，“可以说目前世界秩序进入了‘无人区’”[3]，全球治理正在经历快速变革，世界格局“无极化”(nonpolarity)的表征不断显现。北极地区有着丰富的油气资源、冰封的自然环境、可用的航道线路、若大的战略场域，北极地区事务及其治理逐渐成为世界政治的聚合反应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北极治理在生态环境、地缘政治、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等方面的“无极化”态势愈发显著。从实践发展来看，“无极化”北极的到来需要处理的问题和协调的关系是多种多样和错综复杂的；从学理角度来看，分析北极治理“无极化”的原因与未来，对北极治理“无极化”进行展望式的研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无极化”的发展进程与研究成果

“极化”主要是以“极”来界定和分析国际社会权力结构的产物，“无极化”主要是指力量中心多元化、世界秩序平衡化、国际关系扁平化、科技发展分散化等，即权力中心数量增多、实力差距不断缩小、格局架构多元平衡。

(一)“无极化”的国际实践

国际关系发展历程表明，以“极”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国际社会权力结构，在世界秩序转变中的作用是极为突出的。地理大发现推动世界逐渐连为一体，世界秩序得以产生并延续发展。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及其所产生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所建构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确立了“主权平等” “利益至上” “国际法治”等现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原则。此后的维也纳秩序、凡尔赛-华盛顿秩序，其权力中心均非单极，而是存在守成国和崛起国的力量交叠和角色转变，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多极”状态。二战结束后雅尔塔会议所确立的雅尔塔秩序，使美苏成为最具主导性的国际行为体，最终形成两极格局。两极格局结束之后，美国凭借超强的经济实力、军事优势、政治影响力成为主导国际事务、影响世界秩序的主要力量。21世纪以来，美国深陷对外战争难以自拔，国家战略的投入和消耗极大，对美国全球战略延展和力量有序分配来说是一种战略透支，这种战略透支导致美国实力衰落[4]。随着新兴国家综合实力的快速发展和群体性崛起，美国的权力优势被稀释、“一超”地位受到冲击。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美国是一个衰落中的霸权国家，经济、政治和军事等共同衰落是主要表现[5]。美国国家经济增长滞缓，国内政治极化严重，国家发展挑战不断增多，国家战略疑惑和不自信在逐渐加剧，其建立、维持的霸权体系瓦解的风险不断增大，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下降，美国在世界体系中的权力优势在不断萎缩。

当今时代，世界政治正在纵深演化，国际社会“深度多元主义”(deep pluralism)态势愈显，权力在国际社会中将变得更为分散，“不会再出现超级大国，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诸大国和地区性大国主导的国家体系”[6]。2016年美国大选后，“特朗普主义”充斥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诸多领域。特朗普政府信奉“美国优先”和保守主义原则，外交上推行单边主义，深度参与国际事务的意愿降低。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当下，拜登政府致力于恢复经济、弥合国内极化政治带来的伤痕、重塑“民主”、回归多边主义，但由于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收效甚微。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危机重重，“西方缺失”(Westlessness)成为摆在西方国家面前的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东升西降”成为世界格局衍化的基本态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显示，到2030年，发展中国家GDP总量占全球GDP总量的比重将接近60%[7]，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将更加依赖新兴国家而非西方国家，新兴国家在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进程中正积极提升制度性话语权，以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改变，直接对世界工业化格局、科技格局、贸易格局、城市化格局、现代化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带动世界政治格局、全球治理格局更加均衡地发展，多元无极的世界格局愈发显著。

(二)“无极化”的学术研究进展

约瑟夫·奈指出，世界政治的现有结构，像极了“一盘复杂的三度空间的国际象棋”[8]、顶层代表军事权力，大致是美国单极的，并且会持续一段时间；中间层代表已经多极化的经济权力；底层由非国家行为体构成，则无法用“单极” “多极”或“霸权”等词语来描述。如果将度统合起来观察，当今世界就很难用“极”的概念来做界定了。约翰·齐普曼提出世界走向“无极化”的论说。他指出：“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一个无极世界之中。美国的权力，虽强大到能够自由地主导国际社会行动日程的设定，却不能充分保证国际社会能够有效地执行这样的议程安排。随着世界格局的转变，在国家和次国家层面都有力量足以对抗美国的日程安排，但是却又无力塑造有吸引力和强制力的新日程安排，也不能推行既可以抵消外界影响又可以持续运作的地区日程。”[9]尼古拉·兹洛宾认为，各国为了应对共同的全球挑战而愈发相互依赖，世界将没有主导性的权力中心，“无极”世界到来[10]。

非国家行为体在世界政治中的角色和话语权也在不断提升。尼尔·弗格森明确提出，美国霸权衰落之后的世界，多极化已不符合现实，政治权力向非霸权国和非国家行为体转移[11]。理查德·哈斯认为：“与全球化相伴随，人员、商品和思想的跨境流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更容易，国家已经失去了守门人权利(gatekeeper rights)，非国家行为体能够并已经积累了强大的跨国力量。国际体系正在向无极转变”，“无极世界可以通过促进全球更为深入的一体化以寻求稳定，国际体系需要合作性多边主义，以建构‘协调的无极格局’(concerted nonpolarity)”[12]。

随着世界政治“去中心化”态势凸显，“极”存在、发展的基础愈发薄弱。巴里·布赞提出，随着国家之间实力差距的不断缩小，世界政治最有可能出现的现象是去中心化的全球主义(decentred globalism)，超级大国在未来的世界秩序中将走向终结[13]。而且，“在一个没有超级大国的世界里，没有谁能取得全球性的支配地位，也没有谁应该寻求或自认为是全球霸权”[2]271。阿米塔·阿查亚将冷战结束后的世界秩序称为“复合世界”(Multiplex World)，不需再强调极化，也更为开放。“秩序的建立和管理更为多样化和去中心化，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其他国家、全球和地区实体以及跨国非国家行为体都会参与其中。”[14]

国内关于“无极化”的研究亦在逐步展开。叶江从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客观状态出发，认为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格局向着“无极化”方向发展[15]。他注意到国内研究不足的情势，认为“在相当程度上，‘无极化’的论说应该是对今天国际体系发展演变的比较适当的分析，尽管很难说是完全准确的定论”[16]。他进一步认为，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共同在世界事务及其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没有哪一种力量中心可以自由地主导国际政治的议程设置[17]。何倩认为，随着美国国家实力的下降，维持单极秩序的能力和意愿在下降，而其他国家或组织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承担世界秩序转变和调整的风险，世界将进入“无极化”时代[18]。孙玉华从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新兴力量的崛起等几个方面分析影响世界格局向“无极化”发展的因素，并分析中国的角色定位与战略选择[19]。叶江认为，新兴经济体的群体崛起和非国家行为体影响力上升对西方大国所主导的全球性现代国际政治体系产生了巨大冲击，当代国际格局非常明显地呈现出既是“无极化”又是多元行为体互动的“多元无极化”特征[20]。

当下，世界格局及其未来发展趋势是，世界权力格局平衡化、世界政治版图扁平化、国际软法功能彰显，“无极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态势，主体互动、战略信任、国际协调将成为“无极化”的全球治理的基本范式。第一，世界权力格局平衡化。世界格局中具有绝对实力优势、主导议程设置的国家，即综合实力突出的“极”已不复存在，且难以再现，各权力中心之间的实力差距在不断缩小，发展需求多样性和合作必要性的提升在同步增强，国际体系变得胶着且平衡。在“无极化”的世界格局中，权力分配呈现一种分散化趋势，行为体间的力量对比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既可能行为趋同，又可能趋异。第二，世界政治版图扁平化。这是因为，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既表现在它们是世界经济增量的主要提供者，又表现为它们在世界权力格局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国际行为体对于世界政治发展的夙愿和诉求在多元化，本国发展模式和增长意愿在逐步外溢化，关于世界事务的意愿设定和方案选择的供给渠道增多、扩展效应增强。世界正逐步“形成全球、区域、次区域治理相互牵动、不同治理领域相互关联、多种治理主体之间相互影响的立体复杂态势”[21]，出现“多元的复合治理网络”，多元世界的全球治理趋向扁平。第三，国际软法功能彰显。在世界政治格局向纵深发展的时代，国际软法对国家等行为体具有吸引力，能够凝聚多方共识、缔结多边文件，带来世界事务平衡发展和全球治理深度开展的活力[22]。世界格局“无极化”需要国际软法来塑造认知、引起期待和促进实践，以柔性力量促进“无极化”世界的多边主义的发展。简言之，“无极化”时代的世界格局，其体系内的契合点不断增多、联动性不断增强、融通度不断提升。

二、北极治理“无极化”的原因

北极治理由来已久且正在持续演化发展。北极治理大致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1920年《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全球性北极治理的开始。随着北极能源、资源和战略价值的日渐凸显，北极国家纷纷拓展其北极主权的权利范畴，积极开发北极油气资源、开展北极航运，北极治理开启1.0时代。冷战开始后，在两极的世界格局下，美苏战略对抗聚焦北极地区，北极的地缘战略价值由此进一步凸显，而意识形态成为影响北极态势的主要因素，北极治理进入战略对抗的2.0时代。冷战结束后，北极地区的环境、生态经历了重大变化，对全球气候安全有着重大影响，北极治理开始超越区域范畴，融入全球治理进程。这一阶段，既有2007年8月俄罗斯科考队在北极点海底插上一面钛合金制造的俄罗斯国旗这样“宣示主权”意味浓厚的行为，也有2011年5月北极理事会签署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北极搜救协定》这样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事件。总的来看，北极治理进入全球参与、竞争与合作并存的3.0时代。

现如今，世界生态和政治系统各组成部分间的紧密耦合关系持续强化，世界秩序变得复合且多元[23]，全球治理在权力、规范、制度、法律等诸多层面均在经历快速变革。在长期的发展和治理进程中，北极地区事务的治理已成为世界政治聚合反应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极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多维联动和态势同构不断凸显。2013年5月15日，中国、印度、意大利、日本、韩国和新加坡成为北极理事会正式观察员，北极理事会的包容性和北极治理的多元参与性不断加强。正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北极地区原住民社区的生态脆弱性和发展敏感性，导致北极地区正面临新的公共健康和社会安全风险，这极大地增强了北极地区与世界的发展融通性和命运与共性。在生态环境、地缘政治、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等的耦合影响下，北极治理多元无极共生的态势不断清晰化，北极治理“无极化”的4.0时代逐步到来。北极治理的变迁及其影响要素见表1。

表1 北极治理的变迁及其影响要素

(一)生态环境方面

生态环境是北极地区最为根本性的问题，几乎所有北极治理问题的出现与演化，都是北极生态环境恶化的连带反应。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能源需求和供给不足问题的日渐凸显，人类对北极资源开发的强度不断提升，由此给北极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多重影响。北极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与地缘政治经济之间的联动性持续增强，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影响北极态势变迁的主要因素。

在北极地区生态环境是人类合作应对的风险、把握机遇、维持稳定的大背景，在这一背景下，北极地区行为体的利益逐渐交融、命运与共。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2020年12月发布的《北极报告卡2020》显示，2019年10月至2020年9月，北极地区的平均地面温度是至少自1900年以来的第二高纪录，北极地区积雪量持续走低、冰川和冰盖继续呈快速消失趋势[24]。北极理事会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组(PAME)正在推动制定一项海洋废弃物区域行动计划(Regional Action Plan on Marine Litter)，以此协调北极国家的意愿和行动，加强与《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保护公约》(OSPAR)的功效互促，以减少海洋废弃物对北极地区海洋生物、生态环境、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等方面的影响[25]。在北极生态环境问题日渐紧迫的情况下，北极事务各行为体在北极地区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威胁在不断增多，而某些行为体的北极战略竞争代价和成本也在不断升高。在此背景下，各行为体在北极地区合作的必要性不断提升。北极地区生态环境的现状要求各相关方构建相互依赖、合作共生的关系，因此，蕴含竞争思维的“极”在北极的生存土壤愈发贫瘠。

(二)地缘政治方面

奥兰·扬认为“自冷战结束后，北极从旧地缘政治的边陲上升为全球治理的中心，它的地位变迁充分展示了全球化对世界政治和治理版图重塑的重要意义与效果”[26]。北极的环境变化和国家间政治向世界政治的演进，都使北极治理“无极化”在地缘政治上的表征愈发显著，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

第一，北极治理仅仅依靠北极国家很难实现善治，需要非北极国家的深度参与，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近些年，北极地区新旧安全问题彼此交叉重叠、内外多重势力相互涤荡，北极秩序开始进入转型时期，步入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国际治理新阶段。北极地区已不再是北极国家的专属北极，在北极治理方面，北极国家必须倾听非北极国家的声音。由于北极国家的传统争端依然存在且妥善解决的难度比较大，在面对北极地区新的安全威胁问题时，北极国家之间信任度不足、聚合力不够的问题便更为凸显。北极理事会等北极治理机构(机制)逐渐采取开放包容的发展模式，支持全球性多元行为体参与北极事务。《防止北冰洋中部公海无管制渔业活动协定》于2018年10月签署，签署方通过协调、共享数据和会议等方式来实施联合科学研究和监测计划，以便于在科学活动中进行合作，这成为北极地区开展多边合作以共管北极事务的范例。在相互尊重、多边协调的基础上，北极多元行为体在北极治理进程中可以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共同完善北极治理机制、拓展北极合作领域、提升北极治理成效。

第二，北极地区目前尚无足够的政治动员和整合能力、具有超强实力、主动承担责任、积极提供公共产品、主动塑造治理机制等的行为体。美国特朗普政府并未出台正式的北极政策文件，在北极地区事务及其治理上更加依赖双边合作，对于加强北极事务能力建设、引领北极议程等方面的意愿、积极性不高[27]。拜登政府也尚未出台正式的北极政策文件，仅有美国海军于2021年1月发布的《蓝色北极——北极战略蓝图》、美国陆军于2021年3月发布的《重获北极优势》报告，这两份部门级别的北极战略文件的指导性和统领性是远远不够的，美国“勉强的北极大国”[28]的角色似乎愈发明显。近些年，俄罗斯国家经济发展成效有限，对外战略面临重重挑战，导致俄罗斯难以有足够的气力在北极治理中占有足够的话语权。俄罗斯的北极政策紧紧围绕建设性合作和安全防御原则展开，建设和完善北极治理机制，与相关国家在制度框架内展开互利合作。作为中等强国的加拿大，其北极战略的主要目标是行使北极主权、促进北极地区经济发展、保护北极环境、维护原住民权益等[29]，对于引领北极治理未来走向的兴趣不大、能力有限。北欧五国在北极治理格局中的角色和分量原本就有限，多凭借先进技术和产业优势“抱团取暖”式地参与北极事务，无心也无力主导北极治理进程。非北极国家囿于国家发展阶段、身份定位、利益诉求、实践开展等方面所存在的差异或不足，广泛参与北极治理是可行的，而成为北极地区的“极”则实力不够、条件不许。北极地区的地缘政治是实力趋衡、协作共赢的架构和现实，“极”不能够准确反映北极治理体系的基本态势，“无极化”成为北极治理的趋向。

(三)经济发展方面

近年来，北极经济发展的全球瞩目性和国际参与程度在持续增强。北极理事会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组(PAME)2020年3月12日发布的《2013—2019年的北极航运增长》显示，穿行北极的船舶数量在2013年至2019年间增长了25%[30]。北极航道的稳定开通和持续利用将对传统的世界经济格局造成重大冲击，将成为新的世界海上走廊，形成以俄罗斯、北美、西欧为三大板块的“环北极经济圈”和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新轴心航线[31]。更多的国际行为体会更加积极地参与北极经济事务，北极经济发展的全球参与和多元互动将持续增强。北极八国、中国、印度各自的年度GDP增长率见表2。

表2 北极八国、中国、印度的年度GDP增长率[32] 单位：%

由表2可以看出，北欧五国在5年间(2016—2020)的经济增长整体上比美俄加三国更具活力、优势，发展前景良好。经济增势可以为国家战略的制定和实践赋能助力，促使北欧五国更有战略底气开展更高强度的北极经济活动。中印作为新兴经济体的重要代表，经济增长的稳定与持续可以推动其北极政策的更好实施，助力其更好地参与北极事务治理。

“依据海洋规则维系海洋秩序，包括合理地开发和利用海洋的空间和资源，是国际社会的普遍要求。”[33]《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主张把群岛主权赋予挪威，将经济权利平等地赋予所有缔约国。在北极地区有多重利益且是《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签约国的非北极国家，其参与北极航道和能源、资源开发有独特的机会和空间。中国和俄罗斯共同开展以亚马尔LNG项目为代表的北极能源合作，全力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冰上丝绸之路”可以促进北极国际合作机制的完善，促使北极成为一个和平安全的合作区，而这将有助于北极治理“无极化”的到来。

(四)科技进步方面

北极治理“无极化”受到“群体性技术革命”和全球科技发展分散化的深刻影响。近年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广泛渗透，带动几乎所有领域发生了以绿色、智能、泛在为特征的群体性技术革命”[34]。为了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高地，越来越多的国家纷纷出台新的科技创新发展战略，加大资金投入，积极争夺战略性新兴科技资源，科技平台的建设、科技项目的运行、科研人才的培养和科技外交的拓展等取得了极大进展。世界技术创新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南北之间巨大的技术差距迅速缩小。在全球纵深发展的技术革命，正在加速重塑世界的步伐、稳步推动世界力量趋向平衡。

全球层面科技分散化、科技无极化愈发显著，北极地区更是如此。北极各行为体在开展北极科考、推动议程设置、北极科技合作和诉求科技权益等方面，已基本抛弃“极化”思维和模式，进入“无极化”的科技合作新时代。美俄加三国虽是北极治理中具有话语优势的国家，但其北极政策的实践对北欧五国的先进技术和知识体系具有很强的需求和依赖，因此北欧五国凭借其技术和产业优势在北极治理中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2017年5月11日《加强北极国际科学合作协定》正式签署，致力于打破科学研究和探索的障碍，加强北极地区的科技合作，提高北极科学知识发展的有效性和效率。2020年11月27日，《极地研究国际合作参与方案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旨在推动北极科研项目的更好开展和管理，协调各方的国防和国家安全诉求，维持北极地区的安全稳定。2021年3月20—26日，主题为“北极：区域变化，全球影响”的2021年北极科学峰会周举行，重点研讨北极海洋生态环境变化、教育体系和能力建设、原住民生产生活等北极治理参与国共同面对的北极地区现实问题，探究加强国际合作的可行路径以有效应对这些问题。上述种种行为表明，北极地区科技进步是在知识汇聚、动态平衡的模式和愿景下促成的。

综上，在生态环境快速变化、地缘政治全球多元、经济发展可持续、科技进步动态平衡等影响下，北极地区“互惠共生”的状态持续强化，北极治理“无极化”趋势已清晰呈现出来。

三、北极治理“无极化”的未来

随着国际政治主要行为体权力的消长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发展，世界需要一种反映力量平衡和多样诉求的秩序。北极秩序作为世界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无极化”北极治理的未来需建构北极“协进型多边制度秩序”。北极多元行为体需培植共同体意识、制定共同体政策以及开展共同体行动，将北极地区政治格局引向均势化发展，增强北极地区多维多域的深层次相互依赖，推动构建“北极命运共同体”。

(一)北极合作新共识

北极地区正经历多维态势变迁，区域与国际力量错综复杂，域内和域外因素相互交织，新旧安全问题纷呈反复。《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提出，“北极问题已超出北极国家间问题和区域问题的范畴，涉及北极域外国家的利益和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攸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35]。北极治理所需的战略成本和可能面临的挑战，已远远超出一国或单一行为体的能力范畴和承受限度，需要走出区域性框架，依仗国际合作的效力。北极治理“无极化”的未来，需要各行为体树立密切合作、协同治理的理念并付诸实践行动。

“共同的问题、共同的命运已经是国际社会中不争的事实”[2]275，“共同命运要求人们转向共同安全原则，即从‘对抗型安全’(security against)转向‘共生型安全’(security with)”[2]276。尽管北极地区的地缘政治争夺仍在持续，但北极地区并没有滑向大国之间不可控的战略竞争态势，开展北极合作的需求已逐渐强化、条件已逐渐具备[36]。在北极治理“无极化”态势凸显的当下，“共同体理念理应成为北极治理的价值规范。以共同体理念为指导，公平分配北极治理中的权利和责任，强化责任共同体意识，以责任共同体推动构建利益共同体，进而实现命运共同体的目标”[37]。密切合作、协同治理的理念及实践在北极治理“无极化”的未来显得尤为必要。

北极治理“无极化”的未来方向应是，北极事务与国际事务之间的多维联动进一步增强，北极地缘政治的涵盖范畴、参与主体、关系架构已多层化且扁平化。北极治理是基于理念导向、共识增进、结构完善与机制建设的累积进程，合作北极、协同治理的价值理念和实践开展亟待加强，北极共生、北极共利、北极共安、北极共享的认知理念与实践进程应常态化和可持续。北极地区各行为体利益的不断相互交融和渗透、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使相互间的共生关系和合作必要性不断强化，北极地区“竞争中的合作和冲突中的融合”的关系结构会更加明显。

(二)北极善治新范式

北极治理“无极化”需构建协进型多边制度体系，整合北极事务发展的规则因素，各治理机制提升有效性、形成聚合力，打造“无极化”北极善治新范式，多元无极的北极会增强共同命运的意识，“北极命运共同体”才能得以现实构建，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1.生态保护机制

北极理事会等北极治理机构需积极落实海洋废弃物区域行动计划，优化工作计划以契合北极治理“无极化”趋势下北极海洋生态治理的现实需要；建立涵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在内的北极综合性研究体系，充分运用大数据、云存储、物联网等新技术手段，完善“维护北极观测网”(SAON)，做好北极数据信息的动态更新和实时传播，形成“行动计划+观测网”式的具有北极特色的生态环境保护模式；建立并优化北极环境监测与保护体系，积极推动北极海洋生态安全协同治理的有效开展，以真正保护北极生态环境。

2.安全合作机制

北极治理各相关行为体要做到：充分运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海洋法条约的相关制度安排，明确北极争端问题边界责任概念，避免北极争端陷入无序和恶性竞争；突破各种阻碍，建立“北极安全论坛”，开展广泛的多边安全合作。北极理事会需重视北极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根据北极治理“无极化”的新态势，建立“北极安全理事会”，以促进北极安全事务的多边协商解决，维护“无极化”北极的安全与稳定。

3.科技合作机制

北极各相关行为体要充分发挥2017年《加强北极国际科学合作协定》和2020年《极地研究国际合作参与方案谅解备忘录》的效力，增强多元行为体之间的科技合作，从而推动北极地区多领域的多边合作。北极理事会需降低对北极科研成果知识产权的制度性约束，拓展非北极国家参与北极科技合作的议题范围、参与层次，整合全球性极地科学组织的现有成果和资源，促进北极科技合作的全球性深度开展。

4.经济增长机制

北极各行为体应加强经济开放与发展合作，加强在北极资源开发和航道利用方面的多边合作，为北极经济发展提供尽可能多的公共产品。北极经济理事会要增强职能意识，发挥其投资与基础设施工作组的作用，而建立北极经济发展支持联盟体系是比较现实可行的选择。北极理事会和北极经济理事会要加强融通合作，强化在北极塑料污染综合治理、气候与绿色能源解决方案和蓝色生物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合作，推动北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大国提供主动力

北极地区已成为美俄中关系结构中的重要元素，三国在北极的关系互动牵动着北极地区格局的演变[38]。美国拜登政府的总体外交战略目标是“重新领导世界”，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力，提振其在北极地区领导力是“重新领导世界”的重要组成。2021年3月16日美国陆军发布《重获北极优势》的报告表明美军致力于在整个北极投射军事力量，以维持长期作战优势；加强与盟国和伙伴的战略接触和合作，以维护地区和平稳定[39]。美国北极政策的实践中，政府相关部门、各军兵种、民间团体以及国际盟友和伙伴等之间通过加强态势感知共享、协同作战以及提升互操作能力，增强美国的北极建设能力，以“重获北极优势”。中国在北极地区有着经济、航道、安全方面的复合利益，北极治理态势的变迁与中国发展利益的联动性日强。作为负责任的北极利益攸关方，中国长期负责任和有贡献地“认识北极、保护北极、利用北极和参与治理北极”[35]。中国正结合当下海洋态势转化的实际情况，优化中国海洋战略，树立新海洋安全观，增强海洋综合实力[40]，促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冰上丝绸之路”的联动发展，以马六甲海峡、台湾海峡和白令海峡为战略要道，推动沿线国家的深度融通。俄罗斯长期以来高度关注北极事务发展及其治理的开展，并积极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北极地区秩序的建构。俄罗斯于2020年3月5日发布《2035年前俄罗斯联邦北极国家基本政策》，2020年10月26日出台《2035年前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发展和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两者都旨在确保俄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北极的和平与稳定。2021年5月20日，俄罗斯开始担任北极理事会2021—2023年的轮值主席国，北极理事会到了“俄罗斯治下”时期。俄或将提议设立一个单独的论坛来讨论北极安全问题，积极推动将北极军事议题纳入北极理事会日程之中[41]。

世界格局“无极化”是宏观态势，顺势而为方能有所作为，顺势多为方能大有可为。世界大国作为资源禀赋具有战略优势的国际行为体，应该为多元协调无极格局的价值理念聚合力的增强、国际机制有效性的提升以及改善秩序体系的稳定性等发挥促进作用。俄罗斯突出的北极军事存在、中国不断增长的北极经济参与度、美国对北极领导力的再度追求，对北极治理“无极化”的未来影响巨大。美俄中要基于世界格局转变和北极治理发展的现实需要，主动承担北极治理的国际责任，提供北极治理所需的公共产品，塑造北极治理所需的范式和机制；加强美俄中在北极地区公共卫生健康问题方面的合作，特别是在有效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北极塑料污染等海洋环境问题、制定和实施实用性强的绿色能源解决方案等多领域进行合作，共同促进北极治理各议题的解决和各领域的融通发展。美俄中应积极推动北极多元行为体之间深化合作、拓展实践，为构建“北极命运共同体”提供大国引领和支撑。

结 语

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纵深发展，世界秩序在力量对比、政治格局、发展范式选择、利益诉求考量和高新科技应用等方面，均呈现“无极化”的新特征与新态势，世界格局“无极化”的关系架构、结构设计和秩序建设等各条件逐步具备。近几年，北极地区事务发展及其治理与其他国际事务之间的联动不断加强，在生态环境、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科技发展等因素的耦合影响下，北极治理“无极化”态势愈发显著，北极治理主体多元化、领域多样化、诉求复杂化、治理范式务实直接、合作共赢的前景等北极治理多元无极共生态势不断清晰。北极治理“无极化”的未来发展，有赖于北极共生、北极共利、北极共安、北极共享的认知理念与实践意识的不断提高，为此，北极地区多元行为体需要培植共同体意识、制定共同体政策、开展共同体行动，以实际行动推动“北极命运共同体”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