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保险对土地规模化经营的影响*
——基于耕地转入视角

赵璐，马莉楠，史俊宏

(1. 内蒙古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呼和浩特市，010070； 2. 内蒙古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呼和浩特市，010070)

0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民要真正成为城镇化建设和耕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参与者和受益者”。适度规模经营是今后农业发展的主旋律，也是我国农业政策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近年来，中央政府试图通过农地流转来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以达到规模经营和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的目的。自2012年起连续多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对土地流转问题作出了具体部署，特别是2020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中明确提出“鼓励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健全面向小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充分显示了党和国家对这一议题的高度重视。耕地自由流转因具有边际产出拉平贡献、交易收益和帕累托效应[1-2]，成为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主要路径，进而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已有文献指出农地流转会促进交易双方福利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土地流转的资源配置效应有效提高了经济效率[3-4]，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经营[5-6]，完善了现有农地制度，达到了增产、增收、增效的目的[7-8]。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农户对农地的投入，推进了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转型[9-10]。农地转出户可获得非农收入、土地转出收入和种粮直补等补贴，规避了农业经营风险，且消费水平整体也高于非流转农户[11]。长期来看，土地流转不但可以保障粮食安全[12-13]，也有利于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对基础设施、技术管理及金融保险服务等具有显著促进作用[14-15]。

值得注意的是，农地流转活动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耕地集中和农业规模化经营，然而，短期内试图通过土地流转促进农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并未如预期那般顺利[16]。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截至2019年，中国承包耕地流转面积已经超过37 000 khm2，占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总面积的30%以上，但仍有超过70%的耕地是由分散的小农进行耕作，小农经营的总体状况并未得到实质性改观。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耕地流转促进规模经营这一过程会面临诸多的外部约束条件。如农业劳动力成本增加[17]、交易费用过高[18]，资金信贷短缺[19]、农业经营主体自身禀赋不足[20]，不可预测的农业风险颇多[21]等多重制约，限制了耕地的顺利流转及土地规模经营的实现。可见，农业经营风险高是造成耕地流转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与传统的分散经营相比，耕地流转后的规模经营在应对自然风险的同时，还要适应市场以及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机制、环境等转变[22]，耕地规模经营主体面临的风险问题越来越突出，影响其扩大生产规模的积极性，限制了农地流转市场的顺利发展。客观上急需一种适应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风险保障机制，而现代农业保险恰好具备这方面的优势。

关于开展农业保险的重要性及现实意义，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均已多有论述，而确保规模经营主体的经济利益、推动规模化经营顺利开展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在有了农业保险为其保驾护航后，耕地流转需求不足的状况会得到改善吗？农业保险能否放松耕地规模经营面临的约束？目前鲜有学者通过微观实证来验证农业保险对农户耕地流转行为的实际影响。为实现这个研究目标，本文基于内蒙古5个盟市的农户调查数据，通过似不相关Biprobit和MV Tobit模型，从农户耕地转入的行为决策视角，探索当前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实现土地规模经营的影响效应。在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框架下，土地流转是实现耕地规模经营的一个有效路径，耕地流转面积的变化是土地规模经营的直观体现，即土地规模经营能否实现取决于农户的耕地转入行为逻辑，耕地流转面积越大，相应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水平也就越高[23]。因此，基于农户转入土地的行为视角，考察土地规模经营的实现问题，希冀为政府完善和优化土地流转政策，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供决策支撑和实证参考。

1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1.1 数据来源

文中所用数据来自课题组于2019年7—8月对内蒙古5个盟市、8个旗县区13个乡镇的650个农户所做的调查。调查过程中使用了典型与随机抽样相结合和入户一对一访谈的方法，回收有效问卷650份，问卷有效率为100%。其中，包头市110份，鄂尔多斯市156份，赤峰市141份，兴安盟98份，巴彦淖尔市145份。之所以选取这5个盟市作为研究区域，因为它们可分别代表内蒙古的东、中、西部地区，其中赤峰和兴安盟位于内蒙古的东部，包头市属于内蒙古的中部区域，鄂尔多斯和巴彦淖尔市位于内蒙古的西部。另外，这5个地区2019年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3.95万元、3.23万元、9.38万元、17.31万元和4.93万元。兴安盟的人均GDP是内蒙古14个盟市中水平最低的，而鄂尔多斯的人均GDP水平则是最高的，其他3个盟市处于中等水平，故所选区域也能展现内蒙古经济发展水平高、中等和低三类区域。

1.2 模型设定

1) 耕地转入决策模型。已有关于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的文献指出，农业保险对耕地转入行为和规模均产生了正向影响，即农业保险与土地规模经营决策间为正相关关系[24]。但实际上，农业保险购买和土地规模经营决策是相互影响的，农业保险会促进土地规模经营，而规模经营也会反向加速农业保险的发展[25]。因此，为有效解决两者中存在的这一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杨子等[16]的研究成果，其中：式(1)为农户转入耕地行为的决策方程，式(2)为农户农业保险购买决策方程。

Yi=α0+α1Zi+α2Ri+α3Si+∑α4iXi+ε1

(1)

Zi=β0+β1Yi+β2Li+∑β3iXi+ε2

(2)

式中：Yi——农户i转入耕地的概率(转入=1；没有转入=0)；

Zi——农户投保农业保险的情况(投保后=1；投保前=0)；

Ri——耕地转入价格；

Si——社会资本变量；

Li——对农户的风险态度；

Xi——一系列影响农户耕地转入及购买农业保险的其他控制变量；

α0、β0——常数项；

α1、α2、α3、α4i、β1、β2、β3i——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ε1、ε2——随机误差项，即可能对因变量产生影响的其他潜在因素。

式(1)、式(2)中被解释变量为离散型的0、1决策变量，所以采用Probit模型对参数进行估计。但方程中“农户转入耕地与否”与“购买农业保险”之间有交互影响，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使用似不相关Biprobit联立模型对联立性的二元分类变量进行参数估计。同时作为Biprobit模型的参考，采用考虑了不同方程扰动项间可能存在相关性的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对方程做了进一步的估量，以确保最终估计结果的可靠性。联立方程模型中共有两个内生变量，即耕地转入和农业保险购买决策变量，在农户转入耕地行为的决策方程中排斥的外生变量为农业保险的满意度，农业保险购买决策方程中排斥的外生变量为耕地转入价格和社会资本，达到了方程里其排斥的外生变量数目要大于或等于该方程中所含有的内生解释变量数目的基本要求，可以进行估计。

2) 耕地转入规模模型。为进一步考察农地转入家庭中，农业保险对耕地转入规模的实际影响，并验证Biprobit模型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接下来会继续将“耕地转入规模”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农业保险为核心解释变量，其他控制变量作为辅助变量，设定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由于耕地转入规模取值大于0，从零点处删除，属于截断问题，不宜直接利用OLS方法对参数进行估计，因此，借助受限被解释变量模型中的规范截取回归模型——Tobit模型检验农业保险对农户耕地转入规模所产生的影响，模型构建

Ym=α0+α1Fi+α2Ri+α3Si+∑α4iXi+ε1Ym

(3)

式中：Ym——农户转入耕地的规模；

Fi——农户的农业保费支出，为下文的联立方程做准备，并配合Tobit模型中因变量是受限变量的特点，这里将代表农业保险变量的指标由“投保农业保险与否”变换为“农业保费支出占比”；

ε1——随机误差项。如前文所述，如直接采用Tobit模型进行估计也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误差。

因此，引入SUR和Tobit相结合的多方程系统Tobit模型(Multivariate Tobit，MV Tobit)对农业保险购买决策与耕地转入规模间的关系进行再估计[26]，尽可能消除因模型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所带来的估计偏误，以获得农业保险助力农业规模化经营、带动农民增收政策效应的精准评估结果。

1.3 变量选择及说明

为检验农业保险对农户耕地转入行为的影响，这里首先识别农业保险对农户是否转入耕地所产生的影响，然后以耕地转入户为研究对象，再分析农业保险对其耕地转入规模所产生的影响，变量具体设置如表1所示。

1) 耕地转入决策方程。首先是重点关注的两个内生变量。一是农户是否转入耕地决策变量，转入耕地则赋值为“1”，否则为“0”；二是农业保险购买决策变量，投保后赋值为“1”，投保前赋值为“0”。其次是农户转入耕地与否决策方程的解释变量。转入耕地与否决策方程目的是考核农业保险对农户耕地转入决策的影响。耕地转入价格是影响农户转入土地与否的主要因素之一，选取耕地转入价格的对数形式作为土地价值变量。社会资本是指农户在组织结构中所处位置的价值，主要包括人情彩礼支出、领导能力、社会地位以及邻居帮助等方面。已有文献指出社会资本能够有效传递信息、降低搜寻成本，对土地流转决策具有显著的影响[27-28]，选取人情彩礼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代表农户的社会资本变量。再次是农业保险购买决策方程的解释变量。农业保险购买决策方程需要选择区别于转入耕地与否决策方程的变量。风险态度是指农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面对风险所采取的态度。在农业风险应对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任何风险的发生对农民来说，都有可能是致命的打击。已有研究表明农户风险态度越向偏好倾斜，购买农业保险的概率越小[29]。因而，选择这一指标作为识别农业保险购买决策方程的外生变量，最后是其他控制变量。

2) 耕地转入规模方程。该方程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户转入耕地的规模，即农民家庭转入耕地的公顷数。核心解释变量为农业保险保费支出占比，其他控制变量与上述农户转入耕地与否决策方程的变量设置相同。除此之外，为控制地区间的差异，还引入了乡镇虚拟变量。上述方程中所涉及变量的具体说明见表1。

表1 变量含义

2 估计结果及分析

2.1 农业保险对耕地转入决策的影响

借助Stata13.0软件对农业保险与农户是否转入耕地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计量结果如表2所示：表2中展示了单一方程Probit模型的计量结果。从农户是否转入耕地的决策方程中可以发现，农户购买农业保险这一决定对转入耕地与否产生正向影响，系数为0.128，但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2中展示了似不相关Biprobit模型的计量结果，与上述单一方程Probit的估计结果有很大的区别，同时农户转入耕地的行为对农业保险购买决策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在1%的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贡献率高达0.103，充分说明这两个变量间存在一定的相互作用关系。而从估计结果中的Wald值也可以证明使用似不相关Biprobit模型的必要性。此外，还列出了为确保似不相关Biprobit模型估计结果稳健性所做的三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总体上3SLS的估计结果与似不相关Biprobit模型并无二致，进而证明后者的计量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所以，下文将着重讨论似不相关Bi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

表2中可以同时观察到耕地转入决策方程和农业保险决策方程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但本文的目的是要识别农业保险对农户耕地转入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以期推导出农业保险对于促进土地规模经营的作用机理，所以这里只对耕地转入决策方程的结果进行分析。耕地转入决策方程的估计结果表明，农业保险变量的回归系数达到了1%的显著水平，且对农户转入耕地的行为带来了明显的正向效应，验证了前文的研究假说。这表明，有了农业保险后，农户转入耕地的可能性变得更大了。模型的边际效应进一步证明，在其他解释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形下，参与农业保险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户发生耕地转入行为的可能性就会上升10.9%。可能的原因在于：农民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时刻需面对着较高的自然灾害损失风险，而其自身规避风险的经验和能力均不足。有了农业保险做后盾，不仅能有效转移和分散风险，还能确保农业生产活动的持续稳定及健康发展，势必会增强农民进行规模化生产的意愿和信心，进而增加了农民家庭转入耕地的积极性。农户转入耕地后会形成小农场的经营模式，小家庭农场往往是最有效率的生产单位，这种模式下的耕种会更加精细化和集约化，单位土地所使用的劳动力更高，产出也相对要高一些，有效提高了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农业保险有把土地转向更有效率耕种者的配置功能。是否投保农业保险已成为农户耕地经营的一项重要选择，特别是对那些转入耕地的农户而言，农业保险是其转移农业风险的一条有效捷径，是一种比较有效的风险事后处理机制。因此，农业保险是影响农地转入的关键因素。耕地转入决策方程中的外生变量耕地转入价格在10%的统计水平上对农户耕地转入行为产生了负向显著影响，说明流转价格越高，农民越不愿意转入耕地。这是因为意愿交易价格越高，相应地农户转入的成本就越高，而收益却被压缩，因此转入意愿变低。而耕地转入决策方程中的另一外生变量“人情彩礼支出占比”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2 耕地转入决策模型估计结果

另外，其他辅助变量也对农民是否转入耕地带来了些许影响。回归结果显示，个体特征中受访者年龄在5%的统计水平上对农户耕地转入与否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而文化程度在10%的统计水平上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最大可能就是随年龄的增长，思想意识比较传统，在非农就业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外出务工机会变少，务农成为他们少有且比较适合的就业形式，为更好维持家庭生计，在其能力范围内转入耕地适当扩大经营规模也成为他们一个重要选择。而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对工资收入的预期会较高，接受新知识和应用新技术的能力较好，对新政策的了解程度也会相对较高，非农就业机会就会更多，因而他们更愿意接受待遇丰厚的非农工作，且流转土地还可以获取一定的财产性收入。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劳动力流动、农业机械价值及参与农业合作社4个变量分别在5%、10%、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转入耕地的行为。需要说明的是劳动力流动之所以会对耕地转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是因为在家庭劳动分工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重越大，表明农民越可能会以农业作为生计的主要方式，以农业收入作为安身立命之根本，因而这一比重越大农户越愿意转入耕地。家庭兼业情况对农户转入耕地与否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家庭中如存有兼业情况，其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会相对较高，农民就会更倾向于将耕地转出，而非转入。

2.2 农业保险对耕地转入规模的影响

为进一步探究农业保险与农户耕地转入规模之间的关系，本文又借助MV Tobit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了相应的参数估计，表3列出了回归结果中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的变量。如模型的似然比检验结果所示，农户耕地转入规模和农业保险保费支出占比两变量间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关系，两者的相关系数为1.194，p值为0.031。这不但反映了耕地转入规模和农业保险间存在交互影响，验证了选择多方程系统估计方法进行回归分析的合理性，而且也说明在控制其他特征变量后，农户投保农业保险活动对耕地转入规模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保费支出占比越高耕地转入规模越大，前文的研究假说进一步得到验证。这一结果与农业保险对耕地转入决策的影响基本一致，即农业保险会增加农户耕地转入的规模，有助于土地经营规模的实现。证明农业保险对耕地转入行为的正向影响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表3 耕地转入规模模型估计结果

其他控制变量中，大部分变量的显著性与上文中的Bi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相一致。具体而言，受访者年龄、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劳动力流动、农业机械价值、参与农业合作社以及家庭承包地面积等5个变量显著增加了转入户的耕地转入规模。而家庭兼业情况以及耕地流转价格这两个变量则对农户转入耕地规模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这与何京蓉等一些学者的研究结论恰好相一致[30-31]，即“非农收入占比及耕地转入价格越高，农民越不愿意转入耕地”。

3 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内蒙古5个盟市、8个旗县区13个乡镇的650个农户的调研数据，运用Biprobit联立模型和多方程系统T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农业保险对农民耕地转入决策及转入规模所产生的影响。结果显示，农业保险对农户是否转入耕地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即农业保险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户发生耕地转入行为的可能性就会上升10.9%。同时农户耕地转入规模和农业保险保费支出两变量间的相关系数为1.194，证明参加农业保险对耕地转入规模起到了显著促进作用，提高了农民家庭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的可能性。此外，受访者的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劳动力流动、农业机械价值、家庭兼业情况、农业合作社及耕地转入价格等因素也对农户耕地转入行为的发生产生了一定影响，且以上研究结论得到了稳健性检验的支持。

依据本文的研究结论与分析，为保障农地流转有序进行、有效提高农户转入耕地的积极性、扩大农地的经营规模，解决土地经营过于分散与农业现代化建设的矛盾，需要农户自身和政府有关部门共同做出努力。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启示：一是要通过推动政府部门、保险公司和高等院校等多元主体在农村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有关业务的传播和培训工作，利用网络平台和现代通讯手段推送农业保险资讯，多渠道提升农民的农业保险知识水平；二是加强农地流转相关手续和政策的宣传，规范农地经营权流转交易规程，降低农地流转风险，提高农民农地流转交易能力，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转入耕地的农户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及扶持，并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对农民农地流转理性参与的促进作用；三是实事求是地评价农业保险对耕地转入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在扎实推进土地流转顺利进行的过程中，积极开展大宗粮食作物的产量保险试点工作，效仿国外对粮食等重要农作物实施保险与补贴相挂钩的政策[32]。同时支持和规范农地流转中介组织的发展，提高农村农业保险和社会保障水平，有效缓解农民对农地转入及转出的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