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南向”政策下台湾地区与东盟贸易效应分析

陈丽霜 苏美祥

一、研究背景及文献综述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地区经济发展开始进入转型期，面临产业结构升级、劳动力短缺等问题，岛内投资者纷纷向外转移。随着东盟经济体不断发展壮大，以及独特的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优势，东盟迅速成为继中国大陆之后台商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台湾当局积极推动台商“南进”，如出台“加强对东南亚地区经贸工作纲领（1994—1996）”，注重与菲律宾、泰国、新加坡、越南等国开展贸易、投资、产业、教育等领域的合作。2000年年初，台湾当局与东南亚有关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强调推动台商在东盟的投资，试图借此避免台商投资过于集中中国大陆。2010 年两岸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两岸经济合作开始迈上制度化轨道，但与此同时，马英九当局仍继续强化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蔡英文执政初期提出“新南向”政策，着手建立“新南向”政策执行机制，把“南向”目标进一步扩大到南亚等区域，内容包括产业人才、创新产业合作、医药合作、区域农业、青年交流等五大领域。台湾当局“南向”政策长期受到各界诟病，但蔡英文当局仍执意推动台商“南进”，与传统“南向”政策相比，其推动力度、合作领域、覆盖范围进一步升级。

作为外向型经济体，台湾地区拓展对外经济往来本无可厚非，但在开放路线选择上却成为岛内政党政治角力的重要议题，台湾当局对外经贸政策演变备受关注，因此，围绕“南向”和“新南向”政策下台湾地区与东盟经贸关系研究，一直是两岸学界研究的热点。大陆现有相关研究文献显示，除对台湾当局“新南向”政策背景与内容的分析外，主要聚焦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台湾地区与东盟经贸关系的影响与前景分析。熊琦（2017）对“新南向”政策的可行性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新南向”政策并不可行，蔡英文企图摆脱对祖国大陆的经济依赖只是一厢情愿。林中威（2018）认为台湾地区在与东南亚各国的经贸交往中长期面临的对当地情况缺乏了解、人才与资金储备不足等问题仍未有根本改观，且各国国情千差万别，政策普适性仍然不足。李鸿阶和张元钊（2019）分析认为，台湾当局“新南向”政策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其实施效果打了折扣，未来面临经贸合作空间不足、对外投资潜力受限、可持续发展能力偏弱等难题。二是台湾地区与东盟经贸关系受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东盟作为RCEP 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台湾当局“新南向”政策的重要对象，RCEP 签订对台湾地区与东盟双边贸易关系将产生重要影响。杜声浩和王勤（2021）研究认为，RCEP建立将导致台湾地区对外贸易转移，贸易条件恶化，从而对岛内各产业产出、经济增长、消费福利带来负面冲击。

台湾地区学者谭谨瑜（2017）分析认为，“新南向”中东盟、印度有近20亿人口的市场需求，潜力巨大，搭配企业、产业发展所需要的专项政策，可提高“新南向”政策实施的成功率。徐遵慈和李明勋（2018）分析认为，2017年台湾地区对“新南向”国家的贸易总额、占比与出口增长率均有所提升，但同期对大陆也相应提升，且其增长幅度远超过“新南向”国家，大陆市场对台湾地区的重要性无可替代。

本文利用台湾当局跨党执政的四个时间段（1995—2020 年）①的数据，分析台湾地区与东盟整体及其成员国的贸易流量、贸易结构、贸易强度等，同时利用引力模型对台湾地区与东盟及其成员国的贸易进行实证分析，以此综合评估“新南向”政策对台湾地区与东盟贸易的影响。

二、“新南向”政策背景下台湾地区与东盟贸易关系

东盟是台湾地区对外贸易的重要合作伙伴，强化双方贸易往来是台湾当局“新南向”政策的重要内容。考察五年来台湾地区与东盟贸易往来变化，并与历史数据相比较，是判断分析台湾当局“新南向”政策成效的一个重要视角。

（一）东盟在台湾地区对外贸易中的比重

对外贸易是台湾地区经济的重要支柱，1995年台湾地区对外贸易依存度为78%，2012年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123.8%，2020年对外贸易依存度降为94.3%。作为高度依赖对外贸易的经济体，1995年台湾地区进出口贸易额为2174 亿美元，2020 年高达6310 亿美元，其中出口3452 亿美元，进口2858 亿美元，贸易顺差594 亿美元。1995至2020年，台湾地区进出口贸易一直保持增长态势，其中出口贸易增长了205%②。

1995 年台湾地区对东盟出口150 亿美元，占其出口总额的13.2%；进口106 亿美元，占其进口总额的10.2%。2020 年台湾地区对东盟出口达532 亿美元，占其出口总额的15.4%；进口359 亿美元，占其进口总额的12.6%。1995 至2020 年，台湾地区对东盟的进出口贸易持续增长，其中出口贸易增长了255%。台湾地区与东盟的贸易阶段性特征明显，1995 至2010 年，台湾地区对东盟的出口额占比基本上在15%以下，从2011年开始，台湾地区对东盟的出口额占比不断提升，2013年高达19.1%，随后不断下降，从2016到2020年下降了3 个百分点。而台湾地区对东盟的进口额占比大多数维持在10%～12%。此外，东盟是台湾地区对外贸易顺差的重要来源地，2010 年台湾地区对外贸易顺差为216.06 亿美元，其中对东盟贸易顺差为130.77 亿美元，占比60.5%，2020年占比为29%。

从东盟成员国来看，新加坡是台湾地区在东盟经济体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双方出口贸易总额从1995年的44 亿美元增加至2020 年的190.9 亿美元，增长了334%。1995 至2012 年，台湾地区对新加坡出口额占比从3.9%提升至6.4%，随后下降至2016 年的5.8%；2017 至2010 年，出口额占比维持在5.5%左右。2013 年是台湾地区对新加坡进口额占比的分水岭，进口额占比大多在3%以内；2013 年之后，进口额占比大多数在3.0%～3.4%之间波动。第二是马来西亚，台湾地区对马来西亚的出口额占比从1995 年开始出现下降趋势，2009 年降至2.0%，2017 年上升至3.3%，随后又下降。从台湾地区对马来西亚的进出口额占比来看，台湾地区对马来西亚的进口额占比超过台湾地区对马来西亚的出口额占比。台湾地区对泰国、菲律宾的出口额占比均保持在2%左右，对印度尼西亚则在1%～1.7%之间浮动，而台湾地区对越南的出口占比不断上升，2016年高达3.4%。

（二）台湾地区与东盟的贸易结构

台湾地区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对东盟的进出口商品主要集中在机械及电子设备、化学品、塑胶橡制品、基本金属及制品、光学及精密仪器、矿产品、纺织品、运输工具等。机械及电子设备是台湾地区与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产品，2008年是双方机械及电子设备贸易的重要节点，出口比重从2001年的54.5%降至39.%，进口比重从61%降至31.3%，随后均不断提升，2020 年分别高达61.6%和58%。第二是矿产品，出口占比从2001年的2.3%提升至2013 年的22.5%，随后下降至2020 年的4.4%；进口占比从2001 年的14.9%提升至2008 年的34%，随后下降至2020 年的3%。而化学品、塑胶橡制品、基本金属及制品、光学及精密仪器、矿产品、纺织品、运输工具等产品的进出口占比相对稳定，但从2016至2020年均有所下降。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即使2016年推出的“新南向”政策强调突出扩展跨境电商市场，推动台湾地区环保工程、石化等领域合作，也改变不了台湾地区与东盟的贸易优势集中在机械及电子设备方面的事实。

（三）台湾地区与东盟的贸易强度

贸易强度指数（Trade Intensity Index，TII）也称贸易结合度指数，最初是由经济学家Brown（1947）提出的，后经Kojima（1964）等人完善和发展。 该指数常被用来衡量贸易伙伴间贸易联系的紧密程度。其公式为：

其中TCDab表示a国/地区对b国/地区的贸易强度指数，Xab表示a国/地区对b国/地区的出口额，Xa表示a国/地区出口总额；Mb表示b国/地区进口总额；Mw表示世界进口总额。如果TCDab>1，表明a、b两国/地区在贸易方面的联系紧密；如果TCDab<1，表明a、b两国/地区在贸易方面的联系松散。

从台湾地区与东盟及其成员国的贸易强度指数来看，与东盟整体的贸易强度指数大多大于2，与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贸易强度指数均在2以上，与泰国的贸易强度指数大多在1.5左右，而与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等三个国家的贸易强度指数大多大于3，甚至高达8.8，以上数据说明台湾地区与东盟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贸易往来。但从2016至2020年来看，台湾地区与东盟及其成员国的贸易强度指数却有所下降（图1）。

图1 台湾地区与东盟及其成员国的贸易强度指数

三、“新南向”政策下台湾地区与东盟贸易的实证分析

在双边及多边贸易流量与影响因素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中，引力模型被广泛运用。20 世纪60 年代初，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63）将引力模型运用到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随着学界的研究拓展，该模型逐渐成为各经济体之间贸易实证研究分析的主要工具。陈丽霜（2015）通过引力模型对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施烨昕和苏美祥（2020）通过引力模型分析海峡两岸贸易影响因素。鉴于引力模型被广泛地应用于双边及多边贸易流量与影响因素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本文运用引力模型分析影响台湾地区与东盟贸易的因素。

（一）引力模型

根据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63）的贸易引力模型：

其中，Xij为两国/地区间的贸易量，A为常数项，Yi为i国/地区的GDP，Yj为j国/地区的GDP，Dij为两国/地区间的距离。由此可知，两国/地区间的贸易量与两国/地区的经济规模成正比，与两国/地区之间的距离成反比。随着更多变量被引入引力模型，其一般形式为：

其中，Xij表示两国/地区之间的贸易总量，Yij为影响两国/地区之间贸易发展的各种因素，包含两地距离、国内生产总值、人口数量、贸易协定等。

（二）模型设定

本文在借鉴引力模型的基础上，根据实证特点建立引力模型一般形式，将更多变量纳入引力模型。

1.台湾地区人均GDP：台湾地区人均GDP反映了该地区人均经济能力和购买力，购买力越强，说明对东盟经济体（成员国）的产品需求量越大。

2.东盟（成员国）人均GDP：东盟（成员国）人均GDP 反映了该地区（国家）人均经济能力和购买力，购买力越强，说明对台湾地区的产品需求量越大。

3.东盟（成员国）人口规模：东盟（成员国）人口规模反映了该地区（国家）市场规模，人口越多，市场规模越大，越能促进双方贸易发展。

4.台湾地区人口规模：台湾地区人口规模反映了该地区市场规模，人口越多，市场规模越大，越能促进双方贸易发展。

5.距离：台湾地区与东盟（成员国）之间的距离，距离越长，贸易成本越高，越不利于两地之间的贸易往来。其中东盟距离取东盟十国距离平均值。

6.台湾当局政策：为了分析台湾当局政策变动是否对台湾与东盟（成员国）的贸易产生影响，从台湾当局推出政策意图看，主要是为了更好促进两地之间的经贸往来，在此引入虚拟变量，其中2016至2020年虚拟变量赋值为1，其他时期赋值为0。回归方程中的变量含义、预期符号、理论说明及资料来源见表1。

表1 变量含义、预期符号及理论说明

为此，台湾地区与东盟（成员国）贸易影响的引力模型如下：

（三）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本文建立的计量模型，对1995至2020年台湾地区与东盟整体以及贸易往来较为频繁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等6 个国家双边贸易量以及相关变量的面板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为排除异方差影响，在进行数据回归之前，对所有原始数据都采取了对数变换的处理。本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回归估计，建模过程中采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的方式进行。经过Hausman 检验，因为检测结果P值都大于0.1，所以无法拒绝原假设，最终决定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具体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

表2 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显示，各解释变量大多数符合预期，且大多在5%和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F 值表明模型的线性关系非常显著，调整的R2均在0.8以上，表明模型的拟合度极好。

模型分析结果为：一是东盟及其成员国的人均GDP 对台湾地区与其贸易流量影响显著，从模型1 到模型3，东盟及其成员国人均GDP 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且都通过显著性检验并保持稳健，说明东盟或其成员国人均GDP每增长1%，台湾地区与其贸易流量将会增加0.62%。二是台湾地区人口规模对台湾地区与东盟及其成员国贸易流量的影响非常显著，从模型2到模型3，台湾地区人口规模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且都通过显著性检验并保持稳健，说明台湾地区人口规模每增长1%，双方贸易流量将会增加5.67%。三是东盟及其成员国的人口规模对双方贸易流量的影响非常显著，从模型2到模型3，东盟及其成员国人口规模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且都通过显著性检验并保持稳健，说明东盟及其成员国的人口规模每增长1%，双方贸易流量将会增加0.45%。四是台湾当局“新南向”政策对双方贸易流量的影响非常显著，从模型3中可以看出，台湾当局采取的“新南向”政策的回归系数为负值，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由于两岸经贸关系的纵深发展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的影响，台湾当局采取的“新南向”政策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其当下对外经贸瓶颈。五是台湾地区人均GDP对双方贸易流量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六是台湾地区与东盟及其成员国的距离对双方贸易流量不产生影响，模型3的结果表明，虽然两地的距离回归系数为负，但却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四、结论与前瞻

台湾地区与东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关系。在贸易结构方面，主要集中在机械及电子设备等产品上；在贸易强度方面，二者具有很强的贸易关联度，这意味着台湾地区较为深入地参与了东盟地区的产业分工，同时表明作为外向型经济体的台湾地区对东盟贸易的高度依赖。引力模型实证分析显示，台湾地区采取的“新南向”政策并未对双方贸易流量产生积极影响，这说明“新南向”政策没有明显效果，无法突破台湾地区当下对外经贸瓶颈。

近年来，随着TPP转化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升级后变为《美墨加协定》（USMCA）以及RCEP 签订实施等，全球区域经济整合朝向高质量、高标准发展。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台湾地区与东盟经贸往来存在较大变数，台湾当局“新南向”政策未来发展空间趋小，“新南向”政策下台湾地区与东盟的贸易发展作为不大。

一是“新南向”政策下台湾地区与东盟贸易关系仍无法避开中国大陆市场。两岸经贸关系发展40多年以来，虽在相关制度框架、运行机制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两岸经贸关系整体仍朝一体化方向发展，特别是2010年两岸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后，两岸经贸关系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大陆市场力量和对台政策的强大驱动下，两岸经贸往来持续热络，2018年两岸贸易额首度突破2000亿美元，2019年两岸贸易额为2281亿美元（年增0.8%）③，2020年两岸贸易额达2608亿美元，同比增长14.3%。相对而言，2019年台湾地区与东盟的贸易总额仅为889 亿美元，2020 年为891 亿美元。同时，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台湾当局推行的“新南向”政策并未对双方的贸易产生积极影响。纵观台湾地区从1993 年至今推行的“南向”“新南向”政策，总体上看对台湾地区与东盟双方贸易的作用收效甚微，因此，积极推进两岸经贸关系发展才是其重要方向。

二是“新南向”政策下台湾地区与东盟贸易关系无法避开RCEP。中国大陆和东盟作为RCEP主要成员经济体，自2010年中国大陆与东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以来，双方贸易保持高速增长，2020年中国大陆对东盟出口3837.2亿美元，从东盟进口3008.8亿美元，东盟跃升为中国大陆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时中国大陆连续12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虽然台湾地区与东盟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关系，同时由于台湾地区自身经贸特色，对东盟保持着较高的贸易依赖度。但是随着RCEP生效，RCEP经济体之间贸易壁垒不断削弱以及贸易便利化提升，将导致贸易从台湾地区向RCEP 经济体转移。在《信息技术协定》（ITA）以及ECFA 框架下，台湾地区出口至大陆的电机与设备及其零部件等为零关税，与RCEP成员国并无关税差异，但是随着RCEP生效后关税逐年降低，台湾地区产品在关税上的优势将逐步下滑，从而影响两岸贸易往来。同时，台湾地区除了与新加坡签订类似FTA 的“协定”外，与东盟其他成员尚未签署优惠贸易协定，因此RCEP 生效后，成员国间相关商品关税的取消，将对台湾地区与东盟双方贸易产生负面影响。

三是台湾当局热衷推行的“南向”“新南向”政策与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大势相背离。当前，中国大陆经济迅速崛起，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大陆积极主动作为、勇于担当，为世界贡献了“中国经验”。台湾当局要认清形势，肃清岛内“台独”思潮，让两岸经贸重归正轨，让台商台胞台企参与分享大陆经济发展成果，充分利用中国-东盟自贸区协定、RCEP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平台，将大陆作为做大与东盟贸易规模甚至拓展至东亚、南亚等市场空间的载体，进一步提升台湾地区对外经贸发展水平。

注释：

①本文的研究数据样本为1995—2020年，主要在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同时该时间轴包含了“南向”和“新南向”政策的四个阶段。

②根据台湾当局财政主管部门统计处、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③数据来源：苏美祥.两岸经济融合发展的内涵、难点与推进策略思考［J］.台湾研究集刊，2020（4）：10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