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口的逃生包

2022-07-08 23:42科琳·雷德芬
海外文摘 2022年7期
关键词:玛拉海顿包里

科琳·雷德芬

危机的信号各不相同:对一些人来说,是敲门声、爆炸声、窗户破碎或者地表开裂的声音;对另一些人来说,是风中飘来的烟味,是“水位即将上升”的预警短信。

不管是躲避战争冲突的家庭,还是计划午夜出逃、远离家暴的妇女,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物件——为此刻打包的行囊。行囊本身不能缓解他们的恐惧,但收集并打包生活必需品意味着他们清楚,如果那一刻真的来临,他们已经整装待发。

“逃生包”的起源充满了传奇色彩:只要人类文明尚存,危险、灾难和战争就不会消亡。古时候,亡命之徒将毕生家当塞进布包,绑在棍子末端;二战时期,无家可归的孩子拖着行李箱避难。历史告诉我们,危机来临之际,人类生活的广阔天地只能被迫挤在一个小小的便携包里。

环境灾难可能是最严重的威胁,在2020年夺走了700多万人的家园。在南亚的洪泛区,人们用塑料袋裹住背包,搁在最高的架子上;在野火多发区,当地人将出生证明置于隔热箱内,放在门边随手可拿的地方。而对遭受家庭暴力的数百万女性来说,逃生包里的东西,必须考虑周全,而且最好放在房子外面。

如果你随时都有可能离家,又不确定何时才能回来,你会打包些什么呢?

美国加州,一旦野火袭来,海顿便会拿起逃生包,与妻女一起撤离。他们一家的逃生包里有护照、婴儿用品、求生工具和祖父的一把剑。

从海顿成为童子军那刻起,他就一直奉行“时刻准备着”这句箴言。“当然,我对它的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演变。”他说。作为一名加州森林消防员,海顿早就见识过大火将房屋夷为平地的恐怖力量。“我见过许多人在颓败的废墟中搜寻,你只要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去想,就会明白这是多么可怕的损失。”他说,“我希望我永远不会经历这一切。”

气候危机导致美国西海岸森林火灾频发。去年夏天,海顿怀孕的妻子给他发信息说自己收到了紧急撤离的预警短信。可是海顿正在另一处救火,电话失去了信号。于是,她只身一人拿起逃生包,逃到了朋友家。

“根据我的经验,你可能有一两天的时间,也可能只有几分钟的时间,这取决于起火地点与你的距离。”海顿说,“我和妻子宁可谨慎些,如果你收到警报,那说明你该走了。”

后来,那场大火改变了方向,他们的房子完好无损。“但我知道,无家可归的感觉令人绝望。”海顿说。他发现自己总是忍不住把事情想到最坏的境地。2018年,一场大火席卷了内华达山麓的天堂镇,导致85人死亡,1.9万栋建筑被毁。海顿和他的团队是第一批抵达现场的。他说:“我至今也忘不了那人间炼狱的可怖景象。”

自女儿出生以后,海顿的危机感日益增强,逃生包里的物件也在不断增多。“我们备了个尿布包,里面总是塞得满满当当。这是必备品之一,我们去哪儿都带着。”他说,“房子着火的可能性很小,我们不必整天提心吊胆,但必须随时保持清醒。”

澳大利亚,沃克因为洪水被迫离家,她在逃生包里放了毯子、枕头、手机充电器和供孩子娱乐的气球,但没有打包最重要的文件。

沃克一直知道她的房子随时有可能被洪水吞噬,但她不相信这一切真的会发生。利斯莫尔位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有2.7万人口,是个充满活力的小城。城市建于河漫滩,一旦下雨,水位就会迅速上升。为缓解洪水压力,大多数房屋被高高架起,沃克家也不例外,她的房子靠木桩撑起,高出街道两米多。水从未流进过这座房子,但在2017年,洪水漫到了前门。好在沃克明白该怎么做,如果天色变得更加晦暗,她会向当局寻求帮助。通知一到,她和她的四个孩子就得撤离,为此,她还打包好了过夜的行囊。

今年2月,洪水再次袭来。州紧急服务中心建议沃克撤离,她照做了。一家人收拾行李,每个包里都装了毯子、枕头和手机充电器。“如果我们待在疏散中心,至少还能躺在自己的枕头上,闻见家的味道。”沃克说,“我认为这很重要。”他们没有拿出生证明,也并未带上三只宠物猫。沃克心想,对猫而言,不必要的长途跋涉只会带来更大的心理创伤。

几小时后,沃克一家从新闻得知,水位越过了他们家的前门,漫过了屋顶。沃克和孩子们开始低声抽泣,“一夜之间,我们的家庭生活支离破碎。”过了一个多星期,他们才返回家中,那里的一切都被毁了。

现实令人不安,危机真正袭来的那一刻,他们根本没有时间拿逃生包。

幸运的是,猫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所有出生证明和重要文件未能逃过一劫。那场洪水还带来了污染,家里所有物件必须全部扔掉,从孩子们的美术作品到纪念沃克父母二战时期所作贡献的勋章,无一幸免。“我看到房子外面一堆垃圾,那是我的私人珍藏和心愛之物。”沃克说,“那一刻,我心都碎了。”

加沙,尤尼斯常常检查包里的东西,更换过期药品。他的妻子装了珠宝首饰,尤尼斯则装了绘画材料和旧日记。

尤尼斯每次瞥见前门那两个小箱子时,都会感到一阵悲伤,“它们提醒我,战争近在身边。”他常常检查里边的物件,更换过期药品,添置新的证书或文件。

去朋友家做客,看到他们的行李箱被堆在房间角落,这对尤尼斯而言是一件稀疏平常的事。“2008年以来,我们经历了四次大规模冲突。”他说,“逃生包是必需品,我们不能打包沙发或者厨房,但至少可以保存父母的照片、儿子的毕业证或自己的结婚证,从而守护自己的根脉和人性。”

尤尼斯明白,现实令人不安,这些箱子往往派不上用场——危机真正袭来的那一刻,他们根本没有时间拿逃生包。“形势剧变,”他说,“短短一分钟内可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2014年,以色列武装力量半夜炸毁了尤尼斯父亲隔壁的房子,睡梦中的父亲当场丧命。

尤尼斯是阿尔米赞人权中心的执行长,这让他很容易成为重点打击对象。30年来,他领导了多次运动,旨在终结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同时主张对死去的公民给予赔偿。

最近几年,针对尤尼斯及其同事的死亡威胁和言语攻击越来越多。尤尼斯心里清楚,他和妻子随时可以离开加沙,但他说,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他们都计划留在巴勒斯坦。他说:“局势终会转变,占领也会结束。这是一项正义的事业,值得我们付出时间和生命。”

索马里,记者穆明的挎包毫不起眼,里面装着他的办公用品: 手提电脑、笔记本、加密移动硬盘和手机充电器。

穆明每早锁门外出时都会背起一个毫不起眼的小挎包,内有手提电脑、笔记本、手机充电器、加密硬盘和一把新牙刷。在接下来的12个小时里,这个挎包不会离开他的视线。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他的工作排在第一位。

穆明在索马里这个最危险的国家当记者,他深知报道腐败与侵害人权行为会给他带来麻烦。几十年前的内战搞垮了政府,也巩固了恐怖组织的势力。去年,安全部队之间的暴力冲突导致首都摩加迪沙6万至10万居民流离失所。“每天都有危险,”穆明说,“必须作足准备。”

危险来自四面八方。去年,数十名记者被当局逮捕,两名记者被激进组织青年党杀害。“我常常觉得自己在等死。”穆明说。每天他都会收到砍头或断舌的暴力威胁,有的通过社交媒体匿名发送,有的通过口头传达。穆明会慎重对待这些恐吓,并按照老办法躲起来,直到他认为足够安全了,才会重新出现。即便没有在躲藏,他也不会轻易离开公寓,除非是去上班。“我会给助手打电话,让他送点儿吃的。”他说,“我要努力减少同外界的接触。”

对穆明来说,不存在离开索马里这项选择,“这份工作,我义不容辞。”可事情没那么容易。“索马里记者树敌太多。”他说,“当军队攻击你,政府敌视你,罪犯袭击你的时候,你怎么可能感到安全呢?”

哥伦比亚,环保活动家路易莎生活在气候潮湿的地区,每隔几个月就得把逃生包里的衣物全部清洗一遍。

每隔几个月,路易莎就会清空逃生包,清洗里面的三条裤子、三件衬衫和一件外套,并置于阳光下晾晒。“我住在气候潮湿的地区。”她说,“衣物即便纤尘不染,也得清洗一遍。”

路易莎的家人笑话她的逃生包体积实在过大。除了衣服,她还装了急救箱、指甲刀、洗发水、体香剂和护手霜。“他们问:‘你是要去旅行吗?’”她笑道,“我以前跑过路,知道这些东西有多重要。”

大多数时候,路易莎会逃到当地人修建的避难所中。她来自亚马孙雨林边缘地带的一个小型社区,是一位农民,也是一位环保活动家。这片土地牵扯到武装组织、政府官员和石油公司的利益,因此路易莎及其邻居常常遭受这三方势力的威胁。

为保护家园,路易莎帮助成立了一个组织,旨在教授年轻一代在掌握现代农业技术的同时传承先祖习俗。“石油公司告诉我们,打破传统是发展的唯一途径。”她说,“这和我们的理念相悖,我们认为,保护传统有助于发展。”

开始逃亡之前,阿玛拉在家里安装了紧急呼救按钮,并多次报警。但这些措施并不能保障她的安全。七年来,她一直受到前夫的暴力威胁。“过了很久,警察才开始重视这件事。”她说,“过去,我不敢直面问题,只能祈求一切赶紧好起来,我尽力安抚我的前夫,不让事情变得更糟糕。”

警方告诉阿玛拉,最好的选择是搬家,并且不让任何人知道她和她七岁的孩子搬往哪儿。慈善机构为他们提供了新的住处,他们必须在两天之内搬过去。

现在,阿玛拉回忆起她和她儿子收拾行李的往事,轻轻地笑了起来,“于我而言,逃生包里装的是我的全部生活。”她艰难地挑选了几件清洁用品,在行李箱内给它们挤出了一丝空间。她有强迫症,抵达新居后会将所有家具擦拭干净。

考虑到儿子,阿玛拉带上了平板电脑和头戴式耳机。这样一来,她处理一大堆繁琐的文书和法律文件,一遍又一遍地向政府官员描述前夫的暴力行径时,就可以将儿子抱在腿上,调高耳机音量。“这些谈話令我感到痛苦,肯定不能让他听见。”儿子想带上他的培乐多彩泥系列,但阿玛拉说:“衣服和培乐多,我想谁都会选前者。”

[编译自英国《卫报周刊》]

编辑:要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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