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债之下，何去何从

罗伊·科恩

正气凛然的“一人代表团”。上世纪90年代，阿塞尔在“和平种子”夏令营

2021年5月11日，我和几个人坐在南特拉维夫的小咖啡馆里学习阿拉伯语。我们的老师，一位居住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公民，告诉我们他和他身怀六甲的犹太妻子长期面临着无家可归的危机。房东们不愿意将房子租给他们这样的异族通婚家庭。空袭警报是我们的下课铃。几天前，加沙地区的武装分子开始向以色列发射导弹，特拉维夫首次成为他们的目标。除去恐惧，我的胸腔里还有沉痛悲伤漫溢。上世纪90年代，我也曾相信以色列会变得更好，更加公正，远离暴力。但在阔别祖国15年后，我重新站在迦南地上，恍觉少时那美好的信念已褪色不再。

這份信念源自我十几岁时所结识的不凡少年们。炮火声中，我的脑海里清晰地浮现出一位故人的身影。他比我高大，蓄着短短的胡须，习惯微微偏头，笑起来脸颊鼓起，说话时总会压低声音眯着眼睛以增强气势。他的名字，阿塞尔·阿斯列，几乎是以色列社会20多年来不可说的“禁忌”。1997年初次见面时，他14岁，来自北部加利利的阿拉伯村庄;我13岁，是阿什杜德（原属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我们被以色列教育部选为以色列代表，参加美国人创办的“和平种子”青少年夏令营。该夏令营创立于1993年，旨在建立冲突地区青少年之间的联系，为未来的沟通理解奠定基础。营地位于缅因州的乡村，夏令营成员可以在这里参加体育、艺术等传统活动。夏令营还鼓励成员进行小组对话，不同阵营的孩子们坐在一起谈论自己的理想、恐惧和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