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中山国玉器造型纹饰艺术研究

王 杰 张 淼 刘业炜 高艳慧

1.河北美术学院 2.河北省教育考试院

在石逐渐转化为美好玉器的过程中，中华民族的文字历史也在逐步形成。中国艺术文化的特点是不能与具体历史情境切割开来的，文化自觉之要义，回顾前人经验，而我们要思考的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耦合，“推陈出新”“温故知新”后的继承传统并突破传统。青铜器与玉器造型纹饰传统的诞生，人们从艺术、礼制、社会、文化的角度有了不同的解读。艺术所着眼的并非经验的历史，而是普遍的人性。纹饰艺术与状物艺术，倘若我们理解为制度化的文化传统，便恰符合考古材料所呈现的中国艺术的发展节奏。

孔子儒家学派确立主导地位后，玉器渐成“礼”之载体，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出“玉有德”，将玉温润、洁白、坚韧的自然属性比喻为君子仁、义、礼、智、信的高尚品德。[1]唯玉通神发展到以玉比德，给予玉器温润、和谐、高洁、坚贞等有德者的美好品质。与此同时，因为战国礼制被削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兴起，带来了艺术上的繁荣景象，玉器的生产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允许了很多创新的存在。玉的使用范围扩大，佩玉等生活用器增多，礼器比重减少，琢玉技艺精湛，纹饰多样而多变，线条流畅，其中“S”形玉龙佩是战国时期最常见、流行时间较长的，贯穿于整个战国时期。

战国中山王族墓出土的玉器，造型多样，线条流畅，显示出娴熟的技艺，堪称战国时期玉器的代表。战国中山国的前身是白狄族鲜虞部，因此中山玉器既反映了战国时期典型玉器的时代风貌和审美特征，又带有浓郁的游牧民族艺术色彩。中山玉器造型和纹饰皆挺劲流畅、充满活力，表现出刚健挺拔的气势，充满强烈的动感和勃勃生机，充分表现了战国时代欣然勃发的时代精神，也显示出战国中山国奋发图强、意欲争霸的强劲气概。

一、中山玉器造型纹饰的解读

人类是有生命的，像大山一样，而整个生命结构的组成部分如动物、植物、山川、河流都是这个生命结构的元素。“纹样”是现代人基于成见性知识对古人创作的定义，这种定义一旦形成普遍性的学术认可，其危害远大于其成果。试想初次看到将玉器、青铜器纹饰创造定义为“纹样”，我们形成了怎样的印象呢？陶器的自然描绘向几何抽象纹样转化，其根本原因还要归于描绘规律和人类审美观念本身。当史前人类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描绘山、鸟、蛙、人的时候，随着经验的积累，具象就会慢慢转变为抽象，这种抽象融合在器物后就会爆发出惊人的美感，人类视觉规律对这种秩序性美感很关注[2]，这种美感为造物者所敏锐感受到。至于之后意识形态的有意介入，则是汉武帝或其后发生的事了。

对陶器、青铜、玉器上纹饰的艺术史、美学范畴的过度解读都是现代意识形态对其的强加附会。本文崇尚对拓古人的创作情境，古人一定不认同“纹样”的创作动机，无论陶器的状物化描绘，还是青铜、玉器的纹饰，古人表达的都是其真实的内心，区别是自然之物还是心中之物罢了。就陶纹说陶纹，抛开艺术史框架内的既成思维。与其讲故事一般地解读其纹饰，不如单纯地从描绘的冲动、装饰、美观等角度去解读。当然这种装饰和人的内心世界是相契合的，也是人审美观念的反映，或者在创作过程中，这种纹饰化方案必定与当时的人相恰适，成为当时的“流行”。

二、中山国发展阶段与玉器分类的关系

史前陶器上的天真状物描绘，到商周时期的有意味的纹饰艺术，再到秦汉之间的状物故事性描绘，纹饰与状物经历了状物—纹饰—状物的线性发展阶段。然而前状物与后状物却有着不同的内涵，恰似佛语“见山是山—见山非山—见山是山”之说。纹饰多为表达象征意义，状物多为叙事功能。状物到纹饰的转折大约在新石器时代，即陶器到玉器的过渡；纹饰到状物的转折大约在秦汉之际，两次发展之间都经过了状物的纹饰化发展或纹饰的状物化发展。

中山玉器造型丰富，纹饰完美，构图突出，引人注目，主要有夔龙、蟠螭、蟠虺、虎、鸟、玉环等造型和造型组合。纹饰主要有盘长、谷、涡、云、丝束或绳纹、斜方格、竖条、S纹等几何形纹，其中以盘长、云、涡和图案纹居多。纹饰多与器形、功能结合，按需采用特定的形纹。中山王族墓地共出土龙形玉佩204件，不同的玉佩造型与纹饰传达出中山国人意欲表达的象征意义。唐代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中的审美概念，同样适用中山玉器造型纹饰，如雄浑、高古、冲淡、典雅、含蓄、疏野、清奇等，从艺术上形容并分类这些玉器造型如表1。

表1 中山国发展阶段与玉器分类

（一）状物化造型

任何艺术传统的建立过程都不仅是群体认知过程，或形式的自然演化过程，必然与当时的社会情境相适应。这种适应产生了艺术传统或转折的内生性动力。战国中山国三个时期的状物纹饰、纹样纹饰、礼制纹饰，或因社会情境的转折与当时的社会功用相恰适。

鲜虞阶段，白狄游牧时期（前544—前460）即中山前期的玉佩龙蛇造型，虎头，尖耳，蛇身，椭圆形目，宽鼻大口，下唇内勾，整体做弓背造型，背部钻两小孔用于佩戴。造型奇特，纹饰华丽，浅雕阳纹和阴线盘长纹。仔细观察发现，这是中山前期由蛇化龙的造型趋势，其龙蛇形象纠结含混，却比夔龙纹更有生命表现力（如图1）。

图1 状物表现龙蛇造型玉佩

（二）纹样化造型

中山玉器造型纹饰是有意为之的秩序性艺术，从纹饰到状物性描绘的转折是文化机制与意识形态动力的综合性作用结果，带有母题性的语义表达。造型中最多的夔龙纹玉佩，有角、单足、蛇身W形弓起，龙足或脊鳍部分构成若干小“S”形多重组合，给人以律动感。满饰浮雕盘长刻画纹，远观似凸点装饰。其身、首、尾、足常相连成一器，并多呈扁平狭长状。比其他地区玉龙更伸展是中山国玉龙的特征之一（如图2）。

图2 纹样化表现夔龙造型玉佩

（三）组合造型

中山玉器造型形式要素主要遵从对称、平衡、重复、连续等抽象的组织原则。其纹样是有意创造的秩序性艺术，其介质是二维玉质平面。与青铜纹饰比较，体现出中山国集体艺术文化的转向，即朴野而神秘的游牧文化语义向礼制化语义表达，创作动机或与当时艺术的功能相恰适。

组合造型玉佩多呈现夔龙造型与玉璧的组合样式，可理解为夔龙玉佩的再发展类型。如三夔龙环形玉佩，玉佩中间为一绳索纹环，环外镂雕三条相同的夔龙。三条夔龙曲项回首，张口回望，龙身饰刻鳞羽纹、卷云纹，龙尾为绳索纹。玉佩的内外缘以阴线刻画出轮廓线。龙眼及关节处以卷云纹表示，龙身遍饰鳞纹。玉佩的减地浮雕法及鱼鳞纹、绳索纹的应用，都是中山国玉器的典型特征。龙形的处理夸张而灵动，体现了中山国玉雕变化多样又极富韵律感的艺术风格（如图3）。

图3 三夔龙玉环组合玉佩

整体来看这件战国三龙环形玉佩，构思巧妙，纹饰布局对称却不呆板，玉龙的神态鲜活，富有动感；雕刻精细，阴阳线运用灵活，符合战国诸侯王的等级。

三、中山玉器中的蟠虺、蟠螭、夔龙造型

纵观来看，中山国玉器龙蛇造型呈现蟠虺造型—蟠螭造型—夔龙造型—夔龙玉璧组合造型的转向衍变。本文认为蛇身有角则归龙属，无角则为虺魑，即有角为龙，无角则蛇。

（一）蟠虺造型

马承源先生认为：“蟠虺纹就是盘曲的小蛇的纹饰。”蟠即蟠曲，互相缠绕重叠的意思，是蛇类爬行动物的形体性状。这种纹样既与周时期带状连续为主的纹样结构不同，也与汉代只有盘旋而无重叠的“云气纹”不一样，是春秋时期具有独创性的纹样之一。虺有三种意见，一种认为是毒蛇、小蛇，一种说它是蜥蜴，还有人说它是龙的一种。《述异记》说：“虺五百年化为蛟，蛟千年化为龙，龙五百年为角龙，千年为应龙。”[3]蛇自古就有“小龙”之称，按《述异记》的说法，虺也是幼年时期的龙，所以虺和蛇应是同类。

蛇纹是一种古老的图腾，传说中华民族的祖先伏羲、女娲是人首蛇身，出现在石刻画像砖上的东王公、西王母形象也是人首蛇身。裘士京先生认为：“蟠虺纹与蟠螭纹相似，但图案稍简化而龙体更鲜明。”蟠虺是中山玉器造型之一，又称“蛇形”，多以S形的动感蛇造型为主。中山国玉器蟠虺造型，让观者在现实与幻想之间穿梭，时而感受蛇的蟠曲灵动（如图4）。

图4 中山蟠虺造型玉器

（二）蟠螭造型

螭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一种没有角的龙，是古代传说中龙王九子之一。蟠螭的外形和龙的外形十分接近，因其面如虎，有螭虎别称。《说文解字》称：“螭，若龙而黄，北方谓之地蝼，从虫，离声，或无角曰螭。”《广雅》称：“有鳞曰蛟龙，有翼曰应龙，有角曰虬龙，无角曰螭龙，未升天曰蟠龙。”《汉书·司马相如传》有“于是蛟龙赤螭”之语，文颖的注解称“龙子为螭”，张揖的注解则认为“赤螭”为雌龙。与螭相关的记述，最晚在战国已有，有龙属、龙子、雌龙之说，其先为“山林异气所生”，色黄、无角、兽形。

何新先生《谈龙说凤》一书中认为：“龙的原型来自远古的湾鳄，及蜥蜴类动物。”也就是说，蛇化为龙的中间环节即是蜥蜴、鳄鱼类的四脚爬行动物，即蟠螭纹中的“螭”。[4]中国古建筑或器物上常用螭作装饰，屋脊翘起的部分称为螭吻。蟠螭，则是螭盘卷的样子。

蟠虺造型与蟠螭造型的流行时间不同，从风格上来讲，蟠虺造型更具有生命活力，蟠螭造型更具龙的威严与粗犷，装饰感也更强。中山国玉器的蟠螭造型多和蛇有关，头部一般是虎面扩口怒吼状、圆瞪眼、眼角向上、虎耳尖廓，身体借鉴蛇的形象，弓背、长吻、身躯刻鳞甲，体态瘦而有力，表现出很强的生命力。中后期中山玉器蟠螭常常与虎一同出现，身形也和蛇有所脱离，阴刻细小的盘长纹，在玉器表面组成繁密的凸点图案（如图5）。

图5 中山蟠螭造型玉器

（三）夔龙造型

夔是一种传说中的动物，《说文解字》描写是：“夔，神魅也，如龙一足。”《六帖》描写是：“夔，一足，踔而行。”夔龙即《山海经》中描绘的“夔”的龙变，龙身而又单足。《山海经》中描述：“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5]关于夔的形状说法不一，各版本的《山海经》中，夔均作牛形，因此又称之为夔牛。但在《山海经》体系之外，夔除了牛形还有龙形之说，玉器、青铜器中常见夔龙纹便是例证。宋以来的著录中，玉器上凡表现一足、蛇形的物象都称之为夔，即采用“夔一足”的相关记载。其实，一足是双足的侧面写形，经较多观察发现，夔龙造型玉器多有角。

唐代术士杨筠松所著《撼龙经》对夔进行了一个很好的解答：“夔龙为群龙之主，饮食有节，不游浊水，不饮浊泉。所谓饮于清游于清者。”[6]作者不但直接将夔归属为龙，而且认为夔是“不游浊水”“不饮浊泉”的群龙之主，由此我们可认为，夔纹象征王权和神权，饰有夔形纹饰的玉器或礼器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权威与尊贵。

中山国出土玉器中有较多的夔龙造型，最常见的是W造型。从简洁龙身、长吻、有角、单足逐渐演变为龙身整体复杂蟠曲，再逐步发展为与玉璧、玉环组合造型，双面装饰以细密的蟠虺纹，表达出了强烈的中原艺术风格（如图6）。

图6 中山夔龙玉璧组合造型玉器

（四）人虎鸟等动物造型

通过对战国中山国都城遗址和史籍中中山文化记载的探寻，大概可以确定鲜虞、鲜虞中山阶段，中山国人处于山神崇拜和祖先祭祀的氏族部落文明时期，与中原燕赵两国已经完全形成法家文化治理国家的政治文化水平有一定差距。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提及中山国的奇怪风俗“中山俗以山在邑中”，揭示了流行于中山国的思维模式，一种和自然相处的方式。这也就能理解，中山国的都城遗址和出土文物的造型、纹饰、符号不是简单的装饰或者随意的刻画，而是蕴藏着重要的信息。

中山国人植根于大山之中，动物图像以及对山的充分利用是中山国文化的特点。中山国人与自然的对话在于“崇山”，他们对于山有无限的崇敬和热爱，这体现在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灵寿古城遗址和墓葬出土的文物来看，中山国玉器、青铜器纹饰以及建筑装饰中常见云纹和兽纹两大类：兽纹常见鹰、蛇、虎、鹿、猴等形象；云纹以云纹和虹纹为主，其中虹带纹饰呈半圆形，外饰云朵，其意是在群山中出现一道彩虹，四周云朵冉冉上升，其间分布山点纹，给人以动物长于群山的视觉感受（如图7）。

图7 中山人虎鸟造型玉器

中山青铜器、石质六博棋盘上的龙蛇纹样大都为蟠虺纹、蟠螭纹，很少有夔龙纹、蟠龙纹。与青铜器、石器上的龙蛇纹样不同，玉器更多是夔龙造型。其夔龙造型长吻上卷、下颌弧圆、W形身躯、单足、有角的基调是战国常见形式，但肢体短粗、四肢处的卷云纹及足爪形式却不多见，是中山国玉器中的特殊装饰纹。纵观中山国不同阶段的玉器造型、纹饰、工艺水平，可以看出中山国前期鲜虞阶段白狄游牧时期，并不崇尚玉器，加工雕琢的技术也不够好。鲜虞中山时期、中山国王厝时期即中山中后期，灵寿古城作为国都的鼎盛期，与中原列国文化交流更频繁，才逐步崇尚玉器玉佩。

四、结语

战国中山国龙蛇造型玉佩，挣脱穿系它的绳索，从两千多年前那个自由浪漫、充满幻想的时代，飞身而来，吉光片羽，雪泥鸿爪。战国中山国玉龙佩是中国万年玉文化的一道光影，它将玉的一切美好连同多民族融合信息传承至今。

中山玉器具有典型的北方民族文化特色，在玉器的制造上，与中原诸国同步发展，同时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元素。它吸收了周边其他诸侯国的文化艺术，特别是一些制作玉器相对发达的“国”或地区先进的文化艺术，反映了时代的总体共性，既融合了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又透露出强烈的个性，保留地域特征及民族风格，彰显着中山国玉器独有的艺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