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排斥者如何革命？
——齐泽克新无产阶级理论的批判与反思

胡 顺

革命理论，尤其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马克思政治理论的核心所在。当今世界著名左翼哲学家齐泽克(SlavojŽižek)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激进批判中重塑了马克思的经典无产阶级理论，提出了以“被排斥者”为核心概念的新无产阶级理论。齐泽克的新无产阶级理论招致了国内外学术界很多人的批判，但有些批判实则难以成立。本文试图通过解读“被排斥者”的哲学本体论根基，揭示齐泽克新无产阶级理论的来龙去脉，而后借鉴拉克劳、林哲元和马奥尼对齐泽克的批判，对齐泽克新无产阶级理论进行进一步的批判与反思。

一、被排斥者的哲学本体论根基：“S/”

齐泽克的主体(subject)理论主要来自拉康的精神分析哲学。齐泽克思考的重心始终是主体自身中的某种溢出(excess)。拉康用“S/”(划杠的主体)来表示这种主体。齐泽克正是把拉康的这套主体观运用于激进政治领域，建构出自己的政治主体理论。

拉康的“S/”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主体呢？我们知道，精神分析为人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总是回溯到人的幼年期来阐释其理论。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的确是解释主体生成的最佳视角。拉康认为，人在生命之初，即婴儿0～6个月大的时候，处于一种肉体性的混沌状态，拒斥任何语言符号。拉康用真实界(the Real)来指称这种前语言的状态，认为这种状态实则揭示出了人的最根本性的存在样态。在6～18个月时，婴儿开始进入镜像阶段，婴儿看到镜中自己的形象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此时，婴儿虽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但其视觉系统却成熟得多。他观察到了镜中那种完满的整体形象，其中也包括他人，尤其是母亲的形象，婴儿便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整体，将镜中的形象误认为是自己，自我(ego)得以生成。在拉康看来，这标识了人的第一次异化。在经历了镜像阶段后，婴儿进入象征界(the Symbolic)中，使得“我”能够说出来。象征秩序本质上是语言的维度。婴儿必须接受语言的象征性“阉割”才能成为主体，接受符号性认同，即完成第二次异化。这样，婴儿在符号网络结构中就能占据一个位置，具有各种身份(identity)。(1)汪震：《实在界、想象界和象征界——解读拉康关于个人主体发生的“三维世界”学说》，《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拉康把主体与自我严格区分开来，认为自我是想象性误认的结果，而主体是象征界建构的产物。在拉康看来，隶属于象征界的主体具有两个重要特征：无意识与分裂性特征。拉康关于无意识有个经典名言——无意识主体是大他者的话语。进一步说，主体是由象征秩序这一大他者(big Other)所驯化出的无意识主体，主体的所思或所欲求看似是主体自身真正所想，但其实是大他者之所求，主体的这种无意识如语言一样被先天地结构。而这又隐晦地揭示出主体的分裂性本质，即在无意识的主体之下，总存在一个无法被符号化的深渊(abyss)。这一深渊构成了精神分析中的“征兆”(symptoms)，它标识了语言的界限。这即是说，当主体被褪去围绕在身上的符号性“外衣”之后，主体剩下的就是无本身。这里，我们还可以从大他者能指本质特征的视角理解主体的这种分裂。拉康指出：“一个能指，就是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的东西。这个能指就是所有其他能指为它代表主体的能指。”(2)拉康：《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630页。由于每一个能指都要依靠另一个能指来定义自己，自己不能定义自己，所以，每一个能指都是一种空无(void)。

拉康通过挪用索绪尔语言学中分隔所指与能指的横线来描述主体的这种分裂状态。拉康将这条横线转换成一条从右上方向左下方的“斜杠”(barre)，使其贯穿在代表主体的字母S上，形成“S/”，这一划杠的主体就是被象征秩序穿透的分裂主体，这是主体意识到大他者本身不一致或匮乏的时刻。(3)SlavojŽižek,Incontinence of the Void Economico-Philosophical Spandrels,Cambridge:The MIT Press,2017,p.232.事实上，晚年拉康将其研究的重心放在了阐明真实界与象征界之对立所产生的主体性分裂问题上。这一点被齐泽克继承了下来。

在齐泽克看来，当我们将“现代主体之死”置于拉康的分裂主体视域下时，恰恰可以做出一种新的论断：我们所认为的主体死亡的时刻正是主体新生的时刻，即主体被掏空了所有实体性内容后所留下的空无预示着主体的新生。或者说，福柯的主体是一种成功的主体化，形成了一个作为完整审美主体的自我；而拉康的主体是失败的，对应于一切主体化(subjectivation)之后的剩余排泄物。(4)SlavojŽižek,Enjoy Your Symptom! Jacques Lacan in Hollywood and Out,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2,pp.183-184.正是在这里，齐泽克将拉康的主体观与后结构主义的主体观严格地区分开来。齐泽克认为，后结构主义的所谓主体其实是主体化,是一种关于主体位置(subject-positions)的理论，它被认为是一个彻底非主体过程的结果：主体总是被前主体过程(欲望等)捕获，强调的是作为历史进程中主体的不同生活经历与位置。实际上，这种主体完全是由大他者建构出来的，是具有各种身份的主体。(5)SlavojŽižek,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secon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8, p.197.用拉康的话说，这种流行的主体是所指的主体(subject of the signified)，他试图用语言表达自己是某种意义的承载者。与此相反，齐泽克认为，拉康的主体是能指的主体(subject of the signifier)，即这是一个抽象的过程，将主体化后产生的丰富的内容全都抽掉，抽去个人生活于他们的主体位置上呈现出的丰富经历，那么残留下来的就只剩下空无了。这种原初的空无(original void)，符号结构中的这一短缺(lack)，就是能指的主体，它不可能找到一个属于“它自己”的能指。主体试图用语言来阐释自己，却遭到了失败。齐泽克指出，这种失败恰恰是能指主体得以成立的积极条件，这种符号化失败后留下的空无正是能指主体的核心内涵。(6)SlavojŽižek,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secon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8, pp.197-198.问题的关键在于区分主体与主体性，后者是主体进行主体化的结果。

用齐泽克的话说，拉康的能指主体是被还原(reduced)为一个没有想象性与象征性认同来支撑的空洞主体。那这种没有象征性支撑的主体究竟意味着什么？此时，他作为符号共同体中的一员已经“死去”，这种死不是生理性死亡，而是符号性死亡。主体的存在不是由符号网络中的位置决定的，主体的存在使得空洞的纯粹虚无(Nothingness)得以物质化。大他者(象征秩序)中的这种空无(void)就是拉康所说的对象a——抵制符号化的享乐的纯粹实体。(7)SlavojŽižek,Enjoy Your Symptom! Jacques Lacan in Hollywood and Out,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2, p.8.齐泽克将失去符号性支撑的空无主体等同为对象a。这也正是拉康的幻象公式“S◇a”所要表达的意思。

接下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主体如何穿越这一纯粹空无的状态，达到“正常状态”？在还原为“S/”后，紧接着就是象征秩序的重新建构，完成主体化。用精神分析的话说，主体为了逃避对象a的创伤性内核，他必须完成符号性认同。那么，主体会不会一直停留于这种绝对否定之中？这种状态界定了精神分析过程的最后阶段，即拉康所说的“主体的贫困”(subjective destitution),主体不再把自己假定为主体，或者说，主体假定的不是大他者的存在，而是不存在，全然接受了真实界，一直保持真实界与其符号化之间的鸿沟。主体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消除了作为主体的自己。所以，主体作为主体必然要去重新建构象征秩序。这里必须强调的是，主体再去重构新的大他者时，主体所依赖的不是旧的大他者预先设定的实体性内容。因为旧的大他者早已烟消云散，而是自己按照自己的实体性的设定去建立新的大他者。

至此，“被排斥者”的哲学本体论根基完整地呈现出来：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先是从(符号性)现实中还原为一个纯粹空无的主体，尔后是这一主体再度重建现实。这一动态的过程涉及两次行动(act)。为了表示区分，我们把前一次行动称为行动1、把后一次行动称为行动2，行动1的典范是安提戈涅，行动2的典范是列宁。而这两次行动之间的中介正是拉康的“S/”。我们可以用图1来概述这一内容。

图1 两次行动

二、被排斥者的四重无产阶级化：行动1的完成

在解剖了“被排斥者”的哲学本体论根基后，我们就可以绘制出齐泽克新无产阶级理论的轮廓。它的第一步就是被排斥者的四重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nization)。这一无产阶级化的过程正是“现实/→S/”的过程，即行动1。被排斥者只有经历这一过程才能成为新无产阶级。

这里首先需要强调一个总体性的问题：齐泽克出于何种依据认为当下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处于新无产阶级诞生的时刻，即末日(end times)这一阶段？齐泽克对当下资本主义的一个总的判断是：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到来。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才能真正回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意义。齐泽克认为，只有在今天，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关于资本主义动力(dynamics)的分析才是完全现实的。(8)SlavojŽižek, The Relevance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19, p.47.或者用黑格尔的话说，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到来，现实才达到它的概念(reality arrived at its notion)。我们知道，黑格尔所说的概念并不仅仅是一种停留于思辨领域的抽象，它一定要按照概念所设定的那样完成现实化，达到它的定在，此时的概念才是完整的。齐泽克意在表明，只有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确立才真正标志着资本主义达到它的完全现实化，即意味着实现了所谓的全球性胜利。正是在这里，出现了一个真正的辩证性反转：在这个完全现实(actuality)的时刻，界限必定出现，胜利的时刻正是失败的时刻。资本主义在克服了外部障碍、取得全球性胜利后，新的威胁就来自内部。齐泽克认为，真正辩证的矛盾就在于此：马克思不是简单地错了，他经常是正确的，并且比他本人预想的更正确。(9)SlavojŽižek, The Relevance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Cambridge: Polity Press,2019, p.47.按照通常的观点，马克思早在19世纪所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就以科学的方法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资本的限制在资本自身，而历史发展却并没有像马克思所预料的那样。这导致诸多人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了。但齐泽克却指认，只有在资本主义取得全球性胜利的时刻，才能彰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持久意义。正是在这一时刻，资本主义敲响了走向灭亡的丧钟，新的掘墓人开始出现，“每一个‘生于末世’的新无产阶级(作为政治主体的被排斥者)，便是肇始未来普遍文明的真正担纲者”(10)吴冠军：《齐泽克的“坏消息”——政治主体、视差之见和辩证法》，《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3期。。

在齐泽克看来，资本主义在取得所谓全球性胜利的同时在自身内部也产生了溢出，从而打开了四种对抗的场所，这四种对抗又是作为一个四重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出现的。(11)SlavojŽižek, First as Tragedy Then as Farc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2009,p.92.这四重无产阶级化涉及的领域分别是外在自然、内在自然、文化、符号性身份。关于这一点，学界已经讨论得很多，在此不再赘述。(12)参见林哲元：《空无与行动：齐泽克左翼激进政治理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22-330页。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四重对抗之间的关系。齐泽克认为，柯亨(Gerald A. Cohen)对经典马克思工人阶级概念所总结的四个特征(社会的多数、生产财富、被剥削、贫困)是第一个四分体(tetrad)，而这四种对抗之间的关系是第二个四分体：“多数”特征出现在生态学中，“贫穷”是贫民窟内被排除者的特征，“财富生产”越来越依赖于生物遗传学等科技发展，“剥削”再次出现在知识产权的困境中，在那里，所有者利用集体劳动的结果。这四种特征形成了一种符号方形(semiotic square)，是沿着社会/自然与新的种族隔离的社会墙内/外的两种对立：生态标识了自然的外部、贫民窟在社会的外面，生物遗传标识了自然的内部、知识产权在社会的里面。(13)SlavojŽižek,In Defense of Lost Causes,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8,p.428.另外，学界在分析齐泽克的革命策略时，论及最多的就是他的巴托比政治(Bartleby politics)，即“什么也不做”。(14)参见刘云杉：《论齐泽克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哲学批判》，《天府新论》2021年第3期。但笔者想要强调的是，无论是被排斥者经历的四重无产阶级化过程，还是巴托比政治，都是属于行动1的领域，不能忽略对行动2的分析。

通过对齐泽克文本的考察不难发现，行动1的典范就是古希腊悲剧中的安提戈涅。这离不开拉康对这个人物形象的解读。在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中，安提戈涅敢于不顾国王克瑞翁的禁令，在被剥夺了一切的情况下埋葬了反叛城邦的哥哥波吕涅克斯，公然反抗体现在国王身上的大他者权力，因此陷入了符号性死亡先于生理性死亡的状态。拉康认为，如果安提戈涅不冒暂时“悬置大他者”的这种危险，就不会有严格意义上的伦理行动(act)；只有当主体冒着不被大他者“庇护”(covered up)的危险时，一个真正的行动才会出现。(15)SlavojŽižek,The Ticklish Subject The Absent Centre of Political Ont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9, pp.263-264.拉康对行动的解读更多偏重伦理方向，而齐泽克则将其引向激进的政治主体方面。在齐泽克看来，行动的范例是“女性的”：安提戈涅对克瑞翁说“不”这一行动实际上是自杀性的，她将自己排除在共同体之外，因此她没有提供任何新的、积极的方案，她只是坚持自己的绝对要求。(16)SlavojŽižek,Enjoy Your Symptom! Jacques Lacan in Hollywood and Out, 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 1992, p.46.

齐泽克虽然受拉康的启发找到了作为行动1典范的安提戈涅，但这毕竟是历史形象，与当下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并无直接关联。齐泽克必须要回答：究竟谁是行动1的当代形象？反叛新无产阶级不可能停留于纯粹思辨领域。齐泽克将目光关注在第四重无产阶级化上，发现了作为被排斥者的肉身代表——贫民窟居民。

事实上，齐泽克分别从现实层面与理论层面考察了贫民窟居民。

从现实层面来说，齐泽克当然知道贫民窟通常被视为暴力、黑帮或宗教帮派斗争的场所，贫民窟中主导的意识形态是五旬节基督教，它把神圣崇高的原教旨主义和一些诸如公共食堂、照顾小孩和老人之类的社会方案混同起来。齐泽克就说过关于巴西贫民窟的情况，即当权者是如何有意识地允许与毒品有关的犯罪，每次各种新社会的反叛者开始政治性地组织起来时，这些人突然之间就可以买到毒品了，这就是那些掌权者做的，买到毒品之后的这些人自然就延迟了政治意识的觉醒。(17)SlavojŽižek,Demanding the Impossible,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13, pp.103-104, p.103.齐泽克也同样批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欧洲的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直在寻找新的革命主体：第三世界的农民、学生、被排斥的移民，等等。一些左派试图引入大规模无家可归的难民，从国外引进无产阶级来填补国内的缺口，以为这样就可以通过一个代理的革命主体来获得革命了。在齐泽克看来，这些想法完全是下流的。(18)SlavojŽižek,The Relevance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19, pp.42-43.如齐泽克所说，我们在这里不仅“应当抵制把贫民窟居民升华、理想化为一种新的革命阶级”(19)SlavojŽižek, In Defense of Lost Causes,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8,p.424.，同样也应当抵制把难民、移民等理想化为新的革命阶级。

从理论层面来说，齐泽克一直坚信贫民窟内蕴含着激进政治潜能。在齐泽克看来，贫民窟居民身上的许多特征都符合马克思对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的分析，他们甚至比经典无产阶级更“自由”，即他们从所有实体性束缚中“解脱”出来，居住在不受国家治安管辖的自由空间，被强制性地聚集在一起，失去了传统的生活方式。齐泽克这一论断的依据其实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机器大工业的快速发展给无产阶级革命带来了客观条件。与此同时，齐泽克也指出了两者最为重要的区别：马克思定义工人阶级是严格按照经济剥削方式，而贫民窟居民的决定性特征是社会政治性的(sociopolitical)，是当权者自愿放弃对他们进行全面的控制和规训，认为让他们住在贫民窟这个模糊(twilight)地带更合适。在这个意义上，齐泽克认为，贫民窟居民，而不是难民，是全球资本主义系统地产生的“活死人”(living dead)。(20)SlavojŽižek, The Parallax View,Cambridge: The MIT Press,2006, p.268, p.269,p.269.我们知道，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描述过资本家与工人在市场上相遇的场景。这一场景隐含的前提是：资本家与工人都是作为国家公民、作为具有平等法律权利的自由个体而出现。齐泽克发现，这种同一公民身份和共同参与的政治空间已经随着社会政治性的排斥，即贫民窟的出现而消失。(21)SlavojŽižek, Less Than Nothing Hegel and the Shadow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2, p.440.齐泽克专门提到了一个现象：贫民窟居民是另一个新兴阶级，即象征阶级(symbolic class，包括经理、学者、记者等)的反阶级。(22)SlavojŽižek, The Parallax View,Cambridge: The MIT Press,2006, p.268, p.269,p.269.这里的悖论就在于：一位洛杉矶的学者和一位印度的学者有着很大的共同性，而生活在洛杉矶贫民窟里的人与生活在印度贫民窟里的人也有很大的共同性，即便他们彼此在地理上相距很遥远。齐泽克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新轴心，还是象征阶级固有的分裂，以便我们将赌注压在贫民窟居民和象征阶级中的‘进步’部分的联合上？我们应该寻找的是从贫民窟集体中出现的新形式社会觉醒(social awareness)的迹象：它们将成为未来的雏形。”(23)SlavojŽižek, The Parallax View,Cambridge: The MIT Press,2006, p.268, p.269,p.269.在2006年初次将贫民窟居民设定为被排斥者的肉身代表后，齐泽克一直都在坚持这一观点。齐泽克自己也坦言：“我把我的最大希望寄托在贫民窟里发生的事情上。”(24)SlavojŽižek,Demanding the Impossible,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13, pp.103-104, p.103.这正是因为，齐泽克立足于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在贫民窟居民的身上发现了诸多与马克思经典无产阶级相似的因素，认为这些因素为激进政治组织提供了空间，解放政治的任务就是使贫民窟居民政治化(politicize)，对他们进行组织和规训。齐泽克指出，委内瑞拉已故前领导人查韦斯在其执政的前几年的最大功绩就是完全把贫民窟居民政治化，将其纳入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动员之中，但后来却陷入了民粹主义的陷阱中。(25)SlavojŽižek, In Defense of Lost Causes,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8,pp.426-427.那么，究竟如何使贫民窟居民政治化呢？齐泽克对此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三、被排斥者的革命行动：重述列宁/行动2

在被排斥者完成了四重无产阶级化，找到了自己的肉身代表后，接下来的自然就是革命行动问题，即实现从行动1到行动2的转变。齐泽克2009年在《新左派评论》(NewLeftReview)发表了题为《从开始处如何开始》 (HowtoBeginfromtheBeginning)的文章。这里的“开始处”其实就是指行动1的完成，只有从这一无所有的状态才能重新开始。而“如何开始”就是要回答行动1结束后的开始如何进行。行动2有个重要特征，即它是在没有大他者保证的前提下进行的，因为之前的旧的大他者已经失效，行动2的承担者——被排斥者——是按照自己的实体性的设定去建立新的大他者，是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行动2必然是恐怖的，尤其是真正的政治行动——革命——所产生的恐怖是最为猛烈的，因为人们暂时无法将其整合进自己的符号秩序中。当行动2结束后，被排斥者建立了新的符号秩序时，历史才会生成，新的大他者才会回溯性(retroactive)地回答行动2的原因。简言之，结果出现在原因之前。这揭示了行动2是一种非线性的进化历史进程。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齐泽克为什么总是强调革命不再按照历史规律搭乘历史的火车——因为历史是一个偶然的、开放的过程。这就好像是有一条历史规律，一条或多或少清晰的、占主导地位的历史发展主线，而革命只能在间隙(interstices)中发生，逆流而动，革命者必须耐心等待(通常非常短暂的)系统公开故障或崩溃时期，抓住他们的机会之窗，夺取权力，然后通过成立机构来加强对它的控制；一旦混乱的时刻结束，即便大多数人对新政权感到失望，想要摆脱它也为时已晚，因为权力已经根深蒂固。(26)SlavojŽižek,The Relevance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19, p.44.很多学者曾将齐泽克的革命行动解读为一种不顾客观历史条件的唯意志主义，这其实是一种误读。事实上，行动2的展开并不仅取决于政治主体的纯粹空无，还需要有旧的符号秩序中固有的间隙，只有两者重合，即机会之窗出现时，才会产生巨大的颠覆力量。但这是完全无法预料的意外。(27)林哲元：《空无与行动：齐泽克左翼激进政治理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40页。而涉及符号秩序中固有的间隙时，就必须考虑特定社会中存在的结构性裂缝。在齐泽克看来，在这种没有旧的大他者保证的前提下抓住机会之窗，打碎整个象征大厦，重建新大厦的典型代表就是列宁。

齐泽克对列宁的关注主要发生在2001年。此后，他一直深入挖掘作为革命行动典范的列宁对当下欧洲左翼运动的重要作用，一直在号召重述(repeat)列宁。在2017年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之际，齐泽克像2002年那样选编列宁著作，并写下了引言和后记——《列宁2017：记住、重述和解决》。齐泽克也坦言，在今天，列宁和他的遗产已经过时，属于一个已经失效的“范式”(paradigm)。因为列宁不仅与当代资本主义中的许多问题(生态、性解放斗争等)无关，而且他那残酷的政治实践与当前的民主政治完全不同步。(28)SlavojŽižek,Lenin 2017 Remembering, Repeating, and Working Through, London: Verso, 2017, p.5.尽管如此，他仍然认为，在已经很少有人认真思考替代资本主义的革命这一暗淡的情势下，列宁却是我们这个时代迫切需要的革命典范。在齐泽克看来，我们不是要重述列宁之前的特定做法，而是要找回一个正在生成中的列宁(Lenin-in-becoming)。列宁处于一个灾难性的背景中，即在旧的历史经验已被证明无效的背景下，仍点燃了革命之火。(29)斯拉沃热·齐泽克：《哈特和奈格里为21世纪重写了〈共产党宣言〉吗？》，罗岗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8页。

齐泽克主要从两个方面盛赞列宁在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期间的一系列政治行动。

一方面，齐泽克赞扬列宁在没有大他者保证的前提下发动革命。齐泽克发现，列宁在1917年所写著作的一大特点就是通俗易懂，他极其辛辣地讽刺那些不停地为革命寻找某种“保证”(guarantee)的人。这些寻求保证的人有两种：一种人坚持社会必然性的物化观，认为不应过早地冒险革命，必须等待适当的时机，即历史发展规律成熟。他们认为，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来说，现在还为时尚早，工人阶级还没有成熟。另一种人坚持所谓规范的民主合法性，认为此时大多数人还不站在我们这边，所以革命不会体现真正的民主。齐泽克认为，无论是寻求历史规律，还是期待获得民意支持，其实都是惧怕风险，都是对行动深渊的恐惧。齐泽克指出，列宁对此的回应是，那些等待革命客观条件成熟的人都是革命的观察者，而不是积极的参与者，只能被动地永远等下去，他们本身就是革命的阻碍；而对于第二种人来说，他们主张革命者在冒险夺取政权之前，应该组织一次全民公投来确定大多数人是否支持革命，这无异于空想。列宁所做的正是没有大他者庇护的革命行动，自己来给自己保证。(30)SlavojŽižek,Revolutionatthe Gate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2,p.8,p.10.在二月革命发生后，列宁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帝国主义战争引发的第一次革命，列宁便迅速回国，决定冒险一搏，重复这次革命，将革命继续推进为社会主义革命。

另一方面，齐泽克赞扬列宁善于抓住机会之窗。齐泽克极为推崇列宁在十月革命期间把握历史瞬间的能力。齐泽克认为，与寻求大他者保证的革命相关，关于革命时机也有两种不同逻辑：要么等待最终危机的线性时刻，即期望革命将根据历史演变的必然性，“在适当的时间”爆发；要么认为革命没有“适当的时间”，革命时机会在“正常”历史发展的弯道(detours)中出现。在齐泽克看来，列宁不是唯意志论的主观主义者——他坚持认为，例外(一系列特殊情况，如1917年的俄国)会瓦解常态(norm)本身。(31)SlavojŽižek,Revolutionatthe Gate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2,p.8,p.10.具体来说，按照齐泽克的解读，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核心就是工人阶级作为革命主体的失败。十月革命的胜利要归功于“土地与和平”的口号，它是针对绝大多数农民的，并准备抓住他们短暂的激进不满(radical dissatisfaction)时刻。列宁从这种不满中催生出普遍解放的斗争意志。他已经按照这些思路思考了十年左右。列宁对斯托雷平(Stolypin)土地改革取得成功的前景感到震惊的原因就在于，斯托雷平改革旨在创造一个新的、强大的独立农民阶级。列宁写道，如果斯托雷平成功了，革命的机会将在数十年内丧失。(32)SlavojŽižek,The Relevance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19, p.43. 齐泽克同时也强调，不应把十月革命解读为一个孤独的天才面对迷失方向的群众，并将其思想强行灌输给群众的过程，十月革命不是一群无情的忠诚革命者完成政变的神话。齐泽克认为，列宁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绕过了党的官僚体系(nomenklatura)，同时找到了回应：基层(grass-roots)民主的惊人爆发。地方委员会在大城市蓬勃发展，无视权威“合法”政府，将一切控制在自己手中。参见SlavojŽižek, Revolutionatthe Gate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2,pp.6-7.列宁的伟大在于，他深知1917年俄国面临的紧迫问题(和平、土地分配等)可以通过“合法”议会手段加以解决，但他迫切地将这些问题政治化，使其与当时社会机体中的裂缝衔接起来，以此作为撬开整个社会符号秩序的支点，进而彻底打碎它，在此基础上建构了新的现实。

那么，列宁对当下的革命事业有何启发呢？齐泽克认为，他启示我们必须坚定地从开始处开始。也就是说，不是在20世纪革命时代(从1917年到1989年)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而是下降至起点(stating point)寻找一条新路。(33)SlavojŽižek,How to Begin From the Beginning, The Idea of Commun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0,pp.210-211.这条新路究竟是什么，或者说被排斥者如何进行革命？齐泽克并没有对此给出明确而又详细的回答。在笔者看来，我们可以从他自21世纪以来对列宁的重述中找到一些答案。首先，关于被排斥者革命的具体步骤并没有答案。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因为答案只有在被排斥者革命之后才能回溯性地产生。其次，被排斥者革命的机会之窗恰恰就蕴含在当代资本主义四种对抗之中。以生态问题为例，生态危机当然可以通过市场的逻辑来解决，但对于齐泽克来说，关键在于使生态危机政治化，将其置换为阶级斗争问题。那时，排斥者革命的机会之窗就有可能降临。

四、对齐泽克新无产阶级理论的批判与反思

齐泽克的新无产阶级理论一经面世就遭到了很多学者的批判，尤以拉克劳、林哲元与马奥尼为代表。

拉克劳对齐泽克的指责主要集中在“革命行动的主体究竟在哪里”这一问题上。拉克劳讽刺地写道：“在齐泽克的解放主体中，存在某种天外来客般的东西；作为革命主体，它的条件是在如此的社会效果的严格的几何学中被详细规定的，以致没有任何经验行动者可以满足其规定。”(34)欧内斯托·拉克劳:《为什么建构人民是激进政治的主要任务》，《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第1期。拉克劳这里所说的几何学规定就是前文提及的符号分形的结构。拉克劳对齐泽克的这一批判应该说也代表了大多数学者的想法。国内学者李西祥也极为赞同拉克劳的这一批判，他指出：“拉克劳对齐泽克的批判是相当有力的。齐泽克的思想充满了一些浪漫主义乌托邦构想，其实际上的可行性严重不足。找不到革命的主体，齐泽克的行动就变成了海市蜃楼。”除了批判齐泽克缺乏一个现实的革命主体外，李西祥还认为，齐泽克的思想“缺乏革命的具体策略和步骤，而仅仅是一种空洞姿态，似乎只要主体在头脑中进行挪移，即所谓的符号扭转，某种如手枪发射那样突如其来的革命就会发生，这确实是一种空想主义的乌托邦。”(35)李西祥：《从列宁到行动:齐泽克革命观的批判与反思》，《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3期。

林哲元从总体上认为齐泽克的主要缺陷在于缺乏厚实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他在两个问题上具体分析了齐泽克新无产阶级理论的不足。林哲元指出的第一个问题是，齐泽克论证新无产阶级理论的逻辑链尚显薄弱。林哲元认为，齐泽克简单地用旧理论范式将贫民窟居民视为新无产阶级，显然过于粗糙简单。齐泽克仅仅基于人数持续增加、被迫聚集在一起、已经无所可失、国家无法控制等特征，便推导出贫民窟居民是新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更何况国家还有更强大的暴力军队组织可以作为必要时的介入工具，因而很难说贫民窟已经脱离国家的掌控。林哲元指出的第二个问题是，他强调齐泽克忽略了马克思有关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的论述的一个关键点——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直接产物和生产过程的必要组成部分。贫民窟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但并未占据整个生产循环的关键位置。这一点足以反驳齐泽克关于贫民窟居民是“新无产阶级”的论断。(36)林哲元：《空无与行动：齐泽克左翼激进政治理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79页。

马奥尼的批判更多是针对齐泽克本人而言的。齐泽克是极为推崇列宁的。他推崇列宁善于把握机会的能力以及在这种能力中存在的巨大潜能，认为这种潜能足以真正改变世界。马奥尼对齐泽克的追问在于：齐泽克到底在对谁讲话？部队在哪里？组织在哪里？在列宁那里，列宁本人就是变革的动力，他不仅改变自己还改变他人，那在齐泽克这里呢？齐泽克领导的革命在哪里？或者说，马奥尼认为自己对齐泽克提出了一个致命的问题：“齐泽克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一个变革行动者、一个革命者的作用，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哲学解释者？”“当然，革命需要理论和分析，革命运动也能够从专注的知识分子那里获益。然而，如果如齐泽克所主张，列宁是我们应当向之寻求精神和贡献的典范革命家，那么，难道我们不应当问齐泽克： 在‘解释’和‘改变’之间不能建立更好的平衡吗?莫非齐泽克的‘革命’不过是一种不流血的、无力的辩证法，正如许多人抱怨的那样，既深奥又华而不实？”(37)约瑟夫·格里高利·马奥尼：《论齐泽克的革命观》，《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4期。简单地说，齐泽克的思想中有一个革命，但谁会关心这样的学术问题呢？

现在，我们来分析三位学者对齐泽克的批判。

首先，拉克劳批判齐泽克的关键就在于现实中“没有任何经验行动者”来成为新无产阶级的肉身代表。但在笔者看来，拉克劳对齐泽克的批判事实上并不能成立，新无产阶级的现实承担者正是贫民窟居民。至于革命的具体步骤与策略，就像笔者在前文中的分析那样，只有在革命发生之后才能回溯性地生成。

其次，林哲元是严格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展开对齐泽克的批判的。(1)诚如林哲元所说，齐泽克的新无产阶级理论较少涉及政治经济学分析，齐泽克只是在分析资本主义取得所谓的全球性胜利时才提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2)林哲元所说的齐泽克对新无产阶级论证的链条尚显薄弱，这一点恐难成立。这里的关键在于区别经验描述层面与理论建构层面。我们知道，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进行过实地考察，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所揭示的情况与齐泽克在贫民窟中发现的情况是极为相似的，但这丝毫不影响马克思与恩格斯将工人阶级建构为革命的无产阶级，同样这也不影响齐泽克将贫民窟居民建构为革命的被排斥者。(3)对于被排斥者不处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关键环节，齐泽克是知道的，他并未忽略这一点。齐泽克之所以不像奈格里那样从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内部寻找革命主体，是因为内部产生的革命主体很容易被资本主义同化，这个主体看似是在反抗，实则是在支撑资本主义体系。因此，林哲元对齐泽克的这点批判也难以成立。不过，我们可以将林哲元对齐泽克的批判解读为齐泽克立足于全球化时代对马克思无产阶级概念的重构。

最后，马奥尼对齐泽克的批判可谓切中了核心问题。如齐泽克自己所说，他把希望放在贫民窟内，放在贫民窟居民和象征阶级中的“进步”部分的联合上。齐泽克作为学者，作为象征阶级的一部分，自己理应做的是深入贫民窟内，将贫民窟政治化，但齐泽克并没有这么做。另外，齐泽克自己天天号召欧美左翼应重述列宁，那他为什么不去现实地努力去成为贫民窟居民所需要的“列宁”？齐泽克本人是否能够发挥列宁当年的作用呢？事实上，齐泽克所参与的政治运动无非是“占领华尔街”之类而已。这里涉及的关键正是马奥尼所阐明的：革命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齐泽克仅仅是一个解释世界的哲学家。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3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2页。马克思不仅立足于理论去论证无产阶级何以要革命，更是亲身参与现实的工人运动，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发展自己的无产阶级理论。马克思不仅是一个解释世界的哲学家，更是一个改变世界的革命家。尽管齐泽克时常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但他在政治实践这一点永远比不上伟大的马克思。所以，他的新无产阶级理论就难免会被别人指责为一种政治乌托邦。

齐泽克的可贵之处在于，在这个革命看似不可能发生的全球化时代，一直在寻找革命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