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锳先生的生平著述与学术思想

林大志

詹锳先生的生平著述与学术思想

林大志

（闽南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詹锳先生学术研究历程分为3个时期：民国时期为研究初始期，专注于李白研究及六朝文学研究，代表作《李白诗文系年》；留美及回国之后为研究接武期，专注于心理学研究与文艺理论研究；新时期以降为研究鼎盛期，专注于文艺理论研究与李白研究，代表作《〈文心雕龙〉义证》《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主编）。詹瑛先生以中西会通的学术思想、无征不信的学术品格、守正创新的治学路径建构其独特的学术思想体系。

詹锳；著述；学术思想

詹锳，1918年生，字振文，山东聊城人。詹锳先生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成就卓著，是中外知名学者和教学名师，其学术成就主要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文艺理论两个研究领域，在语言学、心理学等领域也有不凡成果。其中，李白研究和《文心雕龙》研究造诣精深，成果颇丰，相关著述成为后世研究李白和《文心雕龙》的重要参考。

本文拟从3个时期综论詹锳先生的著述成就，摭拾学术道路的相关资料，彰明他的学术思想和学术品格，以期对詹锳先生的学术成就有更为清晰和全面的认识。

一、初始期：民国时期学术研究的切入点与重要著述

早期，詹锳先生的研究聚焦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学术生涯则起步于李白研究。1938年夏，詹锳先生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在云南昆华女子师范学校任教。1939年7月，他曾报考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当次共计27人报考，经两轮审查进入“初审及格”名单10人，詹锳先生名列其中①。最后考试结束，詹锳先生未在录取名单中，个中原因待考。因原本十人通过初审，最后参加考试者九人②。1940年2月，詹锳先生回到母校西南联大工作，在中文系担任助教。就专业能力而言，获聘联大教职的难度当不亚于研究生考试③，能回联大任教，充分说明母校对他的学术水平的肯定。此时在西南联大担任助教的有李嘉言、杨佩铭、吴晓铃、李觐高等；担任讲师的有陈梦家、余冠英等人；担任教授则有罗常培、杨振声、罗庸、唐兰、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王力等人④。其中，罗庸先生对詹锳先生帮助最大。罗庸（1900-1950）是民国知名学者，曾任西南联大中文系系主任，创作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的歌词《满江红》。詹锳先生在罗庸和闻一多等名师的指导下，选择了李白作为研究的主要目标，开始从事李白研究。詹锳先生在他的《自传》中回忆道：“1940年初我回到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任助教，教‘大一国文’。这时课余之暇，才开始研究李白，那主要是在罗庸先生指导下进行，有时也向闻一多先生请教。”[1]3

詹锳先生的学术研究很快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民国时期在李白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的学者之一。1943年初，詹锳先生写成了《李白诗文系年》初稿⑤。同时，他还撰写了多篇李白研究的单篇论文，涉及别集版本、李白生平家世、作品辨伪等方面（表1）。

就外部视野和内部视野而言，詹锳先生的这些论述对后世多有启发作用。外部视野，指针对一个研究对象进行研究过程中的整体计划、推进次序。就李白研究这个目标对象而言，版本、作家生平、作品辨伪，是研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詹锳先生这些文章和《系年》一书所论述的大多是这类问题，也是李白研究的基本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后续研究才能依序推进。这些著述在后来李白研究体系中一直居于基础性、关键性的地位，是后来从事李白研究必须参照的研究著述之一。

内部视野，是指研究所运用的论证方法。这一时期，詹锳先生研究总体上属于传统学术的古文经学，即基于文献考据的一派。学术论证过程是建立在对前人文献资料引证的基础上，在细致梳理、排比这些材料的过程中，探寻并发现相互关涉、勾连的信息和线索，以此为依据，谨慎立论，细致推考，最终得出自己的结论。例如，论《猛虎行》一诗之真伪，詹锳先生依次征引了严羽、杨齐贤、萧士赟、杨遂、刘定之、王琦、曾国藩等历代多家相关材料，借助新旧《唐书》《唐方镇年表》及苏涣诗等多种文献考证张旭卒年，与安史之乱时间比对，知其在乱前已卒，然而“今诗中所叙，皆禄山乱时事，而犹盛称张旭，则其必为伪作明矣”⑥，从而得出该诗系伪作的结论。当然，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后世存在不同意见，尽管文章的这一结论未成学界定谳，但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此处本文关注的焦点不在文章结论，而在其论证过程中所运用的文献引证的研究方法。总之，《李诗辨伪》《李白〈菩萨蛮〉〈忆秦娥〉辨伪》两篇论文，分别对后世窜入李白集中的各体诗歌、碑文、词作等19篇作品逐一进行了辨析、考证，经过这一项甄别辨伪的工作，使李白研究的作品范围得到了一个初步的厘清和框定。《李白家世考异》《李白之生平及其诗》两篇文章则对李白的生平家世问题进行了考证，詹锳先生在前一篇中对陈寅恪《李白氏族之疑问》一文提出的李白先人为西域胡族寓居蜀地说表示赞同，在此基础上引证了多种文献，延伸提出自己的结论：李白先人或本胡商，入蜀后渐成豪族，自幼所受教育中西兼具，于胡性中融入儒、道两家，遂成其诗歌豪放飘逸之风格。观其论证之线索，大体均为文献考证的思路与方法。至于《李白集版本叙录》等文章，这一研究特点尤为鲜明。

表1 詹锳先生早期李白研究部分成果

《李白诗文系年》一书研究视域更为阔大，内容涵盖李白全部作品，研究理路也采用了文献考证的方法。该书将年谱与诗文系年相结合，对三分之二以上的李白诗文进行了考证和系年，系年的数量大大超过了清代王琦的年谱，其中大部分结论准确可信，为研究者带来诸多便利，卷帙不繁却多有启发。李白别集之外，《系年》一书可谓后世学者从事李白研究起步阶段必须参考的论著之一。詹锳先生在书中做了很多具有说服力的考证工作，解决了李白研究的大量基础性问题。书中考证的问题，例如崔侍御与崔四侍御其人的辨析、假托李白救郭子仪之说的真伪、李白遇司马承祯的时间、李白《明堂赋》作年、《蜀道难》的创作题旨与作年、《大鹏赋》系年及其与《大鹏遇希有鸟赋》之关系、天宝四五载间的游踪与作品系年等，均在充分征引前人文献的基础上，进行审慎而绵密的考辨，结论易于信从。对于此书的评价，学界论述较多，故仅略述一二⑦，重点评析詹锳先生的单篇论文。

这组论文与《李白诗文系年》是同步研究所得之成果。詹锳先生以系年为核心，围绕研究目标推进展开，牵连到多个相互关涉的问题，最终研究所得，属于系年范围者则入《李白诗文系年》一书（部分内容则是先期刊发，嗣后收入《系年》书中），其他相关问题则单独成篇。因此，詹锳先生自己也说，这些单篇论文是“系年”工作的副产品。

李白研究之外，这一时期詹锳先生还在中国古代文学其他领域特别是汉魏六朝文学领域专力探求，撰写发表了多篇论文（表2）⑧。

从方法上讲，詹锳先生的这些文章多有旧学考据一派的色彩，但其学术观点、学术思想却并无陈腐之气。相反，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常常能够提出启人思致的新见。例如，近年来《玉台新咏》的编者问题为学界所关注，特别是章培恒、胡大雷⑨等先生提出的新观点，令这一问题的研究再度升温。詹锳先生的《〈玉台新咏〉三论》一文，讨论了成书年代、编纂因缘、选录标准等三个问题，在编纂因缘一节关注到《〈玉台新咏〉序》与众不同之所在，即着意描叙一“丽人”而非交待编撰过程的特点，“此谓新诗可使丽人解忧也”[2]16，进而考证这一丽人当为梁元帝徐妃。詹锳先生的这篇文章较早把解决问题的思路指向了丽人（女性），这个思路对后世的研究多有启发。胡大雷先生在上述文章中亦曾提到：“十年前，笔者从詹锳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曾读詹锳师《〈玉台新咏〉三论》一文（以下简称‘詹文’）……现对照詹文和章文，觉得眼前豁然开朗，于是再次思考《玉台新咏》的撰录者问题。”同时，这一时期詹锳先生还发表了数篇语言学方面的论文，以六朝对四声的发现为切入点，对四声、五音等问题进行了论析。

表2 民国时期詹锳先生在古代文学其他领域部分学术成果

民国时期詹锳先生的学术研究，属于典型的传统考据一派，以充分的文献征引为立论基础，提出个人观点，通过资料的对勘、分析，得出考证结论，具有传统朴学的特点；同时，观点富于新创，结论多有新见，初步形成了个人特色的研究风格。

二、接武期：留美及回国初期的研究历程与著述成果

1948年8月初，詹锳先生赴美留学，进入美国南加州大学攻读比较文学专业研究生。半年后转入教育心理学专业，1950年获得硕士学位。同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心理学，1953年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这一时期，詹锳先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学领域。撰写了硕士论文《双目视力不平衡对阅读效率的影响》，博士论文运用统计学方法，研究不同思想倾向者对读物理解的差异⑩。1953年7月回国，次年3月任天津师范学院（河北大学前身）副教授。此后四十余年，詹锳先生一直在河北大学工作。从回国至工作落实，前后迁延大半年，这或与解放初期的大环境及詹锳先生的履历存在一定关涉。詹锳先生留美前在济南工作了一年多，任山东师范学院教授兼国文系主任，其间曾短暂兼任王耀武的秘书。这段履历或许对他的工作安排带来影响。以詹锳先生的学历和资历，似可有更理想的结果。高教部曾与中科院等单位接洽，后来才联系了西北大学、天津师范学院等单位。据现存档案等材料记载，期间或曾对他的经历调查了解⑪，详情待考。詹锳先生在《自传》中也提到：“抗美援朝停战协定刚刚签字，我得不到信任。心理学研究所不接受我。”

回国的最初六七年，詹锳先生主要从事心理学研究，先后发表了《巴甫洛夫心理学观点的历史探讨》《巴甫洛夫对心理活动和心理学的看法》《从心理学的对象看心理学的科学性质》等论文⑫；合译鲁季克（pyduk）的《心理学》（人民体育出版社1959年版）教材；此外还有一些未刊稿，如20世纪50年代初编写的心理学公用教材约二十万言（学校内部铅印），1957年的《中学生的阅读兴趣调查》，1960年的《个性心理学概论》书稿，等。

这一时期，詹锳先生关于李白研究的著述成果正式出版，即《李白诗论丛》（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和《李白诗文系年》（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两部著作⑬。《论丛》一书为詹锳先生的论文集，重点收录了民国时期刊发的李白研究单篇论文。这两本书成为后世相关领域研究的必读书目，可谓当代李白研究具有奠基意义的重要著作，同时，两部专书的出版也奠定了詹锳先生在李白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堪称“现代李白研究的奠基者”⑭。

此外，詹锳先生李白研究为李白、杜甫在当代学术界趋于比肩而立的地位做出重要贡献。在中国诗歌史上，李杜双峰并峙，然而源于杜甫的忠君思想等诸多因素，杜甫的研究更为后世所重。对学界内部而言，20世纪以来，由于詹锳等学者对李白的研究使这一状况逐渐发生改观。

1961年詹锳先生从教育系调动到中文系工作，任古典文学教研室教授，从此，他的研究也从心理学转回到古典文学上来。20世纪60年代前期撰写并发表了多篇古代文学研究成果（表3）。

表3 20世纪60年代前期詹锳先生撰写并发表的古代文学研究成果

1963年起，詹锳先生应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之约，撰写了《唐诗》一书，列入古典文学知识丛书出版计划，1965年书稿完成，因环境变化未能出版。这一时期，詹锳先生已开始了《文心雕龙》及文艺理论的系统研究。《齐梁文艺批评中的风骨论》《〈文心雕龙·明诗篇〉义证》等文章就是这方面研究的成果，后者系詹锳先生应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之约，撰写《〈文心雕龙〉义证》一书的早期成果。可惜，此后社会环境大变，研究工作被迫中止⑮。

三、鼎盛期：新时期学术研究与重要著述

20世纪70年代末起，詹锳先生虽已年逾花甲，仍笔耕不辍，取得了令学界瞩目的成果。此后20年，詹锳先生的研究著述品类繁多，兹分3个阶段略述如下：

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詹锳先生关于唐代文学与《文心雕龙》研究三部著作的出版。首先是《唐诗》出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后更名上海古籍出版社），向詹锳先生重新约稿，詹锳先生对原书稿进行了修改与完善，于1979年出版并列为该社“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之一。此书“风行一时，一二年间印出18万册”[2]501。其次是《刘勰与〈文心雕龙〉》出版。1977年底，詹锳先生应中华书局之约编写该书，1980年正式出版并列入“中国文学史知识丛书”。与詹锳先生后来的“龙学”著作相比，这本书的关注度相对较小。这本书虽然字数不多，却已寄寓了詹锳先生《文心雕龙》研究的总体观点与基本体认，提纲挈领，视野宏阔，可谓大家小书，应该得到学术界更多的重视。再次是《〈文心雕龙〉的风格学》于1984年出版。该书是詹锳先生《文心雕龙》研究的第二部著作，在其“龙学”研究体系中居于承上启下的位置，酌用西方文艺理论是该书研究方法的重要创新。就《文心雕龙》研究而言，此书属于风格学专题研究领域的第一部专著。詹锳先生在该书第一节《风格释义》中指出：“我们简直可以说风格学是刘勰文学理论中的精华，其中有许多深邃的见解是后来很少人阐发，也很少人发掘过的。”“文革”打乱了詹锳先生的出版计划。此书出版时间较晚，实际上最初的写作却早于《刘勰与〈文心雕龙〉》一书⑯。近年陶礼天等先生曾就以上两部“龙学”专著再次发表专文评析[3]，此不赘述。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代表作《〈文心雕龙〉义证》（以下简称《义证》）等两部重要著作的问世。詹锳先生的《文心雕龙》研究起步很早，20世纪40年代初在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任副教授给学生讲授《文心雕龙》课之余即已开始。20世纪60年代初，詹锳先生转入河北大学中文系任教时有了系统研究的计划，并发表了部分论文，与此同时，他接受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之约，开始撰著《义证》一书，可惜研究工作刚进行不久，就因“文革”的发动而中止。20世纪70年代末起，詹锳先生重点转入对《文心雕龙》的全面研究，在完成上述两部“龙学”著作的同时，持续进行了《义证》的撰著工作。因此，《义证》一书始撰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至80年代末方得正式出版[4]。中途历经坎坷，前后迁延近30年之久。

纵观国内20世纪以来的现代学术史，《文心雕龙》研究堪称显学，研究成果蔚然大观，然而各类著述中，系统全面的校注整理本数量并不多，此前较有代表性者有范文澜、刘永济、王利器、杨明照、陆侃如、牟世金、周振甫、郭晋稀、赵仲邑等近十家，詹锳先生的《义证》一书堪称此类研究的集大成者。该书“是一部带有会注和集解性质的研究专著，引证广博，按断慎重，在国内外学术界有重大影响……但本书绝不仅仅是一种会注和集解，并不只是为读者提供丰富广博的研究参考资料，它是詹锳先生长期深入研究《文心雕龙》成果之结晶，在‘义证’中有许多詹锳先生的精辟见解和独到看法……是本世纪《文心雕龙》研究方面一部集大成之作”[5]。这是一个允当的评价，也是一个较高的评价。

詹锳先生的《语言文学与心理学论集》由齐鲁书社出版。该书收录詹锳先生各时期单篇论文共计20篇，内容以古典文学和文艺理论研究为主，兼收少量语言学、心理学方面的文章。这些论文大多曾公开发表，研究论题集中在《文心雕龙》和李白、杜甫等领域，少数则因为早年发表于民国期刊，此时因年代久远已难以寻见，可见者也多纸缺字坏，翻检不易。该书所收论文时间跨度较长，观点多创新之论，诸如《文心雕龙·隐秀篇》真伪、李白部分作品考证等问题均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后，詹锳先生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等著作的问世。1991年，詹锳先生主编的《李白诗选译》在巴蜀书社出版；1996年，由詹锳先生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以下简称《集评》）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李白诗选译》一书由詹锳先生指导，陶新民、张瑞君、丁立群、詹福瑞四位博士生起草，再经詹锳先生修改审校而成。此书的编写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80年代末完稿。该书突出特色在于，撰著并非单纯作品赏析之目的，而是以古籍整理的思路进行译介，故译文忠实原著，这与某些选译类专书有所不同⑰。此书亦为后续《李白全集》的整理做了有益的准备，该书的作者随后成为《集评》一书的主要参加者，编写过程对于文献资料的搜集、文本的阐释等方面也为《集评》做了准备，庶几可称《集评》一书的“前奏曲”。

《集评》可谓20世纪李白研究最重要的代表性成果之一。该书由詹锳先生任主编，全书8册近5 000页，共计340余万字，《集评》出版后第二年便获得国家图书奖。这部书有几个突出优点：一是版本；二是集大成；三是己见精当。首先，作为古籍整理之作，《集评》以平冈武夫影印静嘉堂文库藏宋蜀本《李太白文集》（宋乙本）三十卷为底本。宋刻去唐未远，版本之长不必赘语。回观20世纪李白研究史⑱，学界评价较高的李白全集整理本共有3种，《集评》居其一。另外两种本子，一为瞿蜕园、朱金城所注《李白集校注》[6]，一为安旗、薛天纬、阎琦、房日晰所注《李白全集编年注释》[7]，二书虽各有所长，出版时间亦更早些，但就所选底本而言，《集评》自然更优。其次，该书具有汇校汇评的特点，内容包括题解、校记、串讲、集评、备考五个部分，对于后世研究李白的学者来说，可谓一本在手，资料大体完备，故被学界誉为划时代之作、集大成之作⑲。再次，《集评》不仅是文献汇集之书，亦是深入研究之作。在詹锳先生的撰著中，这一研究色彩均有体现，其中不乏覃思独创、精切允当之论。

这一时期詹锳先生还发表了多篇论文。除收入上述《语言文学与心理学论集》中的诸篇之外，还有近年出版的《詹锳全集》中“集外论文”之目所收单篇论文21篇。这些文章多涉及唐代文学、文艺理论研究，兼及其研究方法或为学生所撰书序（表4⑳）。

四、詹锳先生的学术思想与学术品格

回顾詹锳先生的研究道路，各时期的目标略有侧重，20世纪40年代从李白研究切入、起步，同时兼及六朝文学、音韵学；20世纪40年代末转入心理学研究；20世纪60年代初转回唐代文学及文艺理论研究，特别是李、杜研究与《文心雕龙》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起，对《文心雕龙》研究着力最多；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重点从事李白研究。而贯穿其中的学术研究理念则可归结为以下方面：

第一，中西会通的学术思想。就研究方法而言，詹锳先生的学术研究过程是一个逐步成熟、臻于会通的过程。早期以文献考证为特色，属于传统的考据之法；后期则以兼收并蓄为特色，具有中西会通的现代科学研究之色彩。

詹锳先生幼年读私塾，后在济南读高中，打下了扎实的旧学基础，进入北大后，又遍从名家进行专业学习，经历现代大学系统全面的学术训练㉑，形成以传统考据为特色的基本研究方法。若沿着这一轨道而行，詹锳先生的研究自当延续这一研究方法。然而，詹锳先生没有止步于此，而是选择了出国留学。海外留学的经历对詹锳先生的研究方法产生较大影响。詹锳先生在美国读书的专业属于自然科学，曾学习工业心理学、统计学、计算机等多个学科的知识，对个人学术思维的训练多有裨益。以这样的专业背景为基础从事文学研究，其眼界、思路、方法诸多方面自然与单一的传统旧学背景存在差异。因此，詹锳先生的学术思想便有了中西会通的条件和基础。

就学科属性而言，詹锳先生认为，文学与文学研究不同，文学研究是科学，“文学作品本身固然不是科学，对于文学作品的研究却是科学，研究文学要有科学的头脑，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1]14。詹锳先生的这一思想，对于做好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的意义。文学研究自身有其科学研究的属性，对于问题的论证往往不仅需要情感倾注、审美感知，同时还离不开严密的逻辑推理、客观的理性判断。因此，詹锳先生的这一研究理念确保了其古典文学研究过程既有温度与感情，又有冷静与理性。不仅如此，詹锳先生并未因强调其科学属性，而呈现对西学过度崇拜的倾向。“如果衡量一个国家的精神文明，古代的文学艺术是不可抹煞的，而研究古典文学却不能不运用现代化的科学方法……我近些年来的治学方法，是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文学。我没有中国腐儒的固成之见，我在美国留学五年，又去美国讲学一年，也从来不崇拜洋人。”[1]14

表4 《詹锳全集》遗珠之作略补

詹锳先生学术思想构成也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詹锳先生回国之后，认真研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文艺思想，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思考和研究，在坚持原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吸收、融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回国后，他长期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及教育思想都有深入的学习和探究。甚至，在那个资料匮乏的年代，依然多方查找，坚持不辍㉒。在此基础上，将其与传统方法、西学思想相结合，博采众家之长。詹锳先生指出：“要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现代化的科学方法，来对待古代作家和古代作品，还他们以历史上的本来面目。”㉓谈及自己的治学思想，他曾谦逊地表示：“我一生所学可称得上是个杂货摊……我的知识是个大杂烩，不取一家之言，也不是从一个角度出发，我希望能做到实事求是，能采取各家之长。”[2]354这里，“杂货摊”的说法就是兼收并蓄的谦辞。人是社会中人，任何人都无法完全超然于外，必然受到时代与环境之影响，受到个体人生道路与经历之影响。詹锳先生的学术研究是传统考据之学、西方自然科学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三者的有机结合。由此，詹锳先生的学术思想呈现中西汇通、博采众长的鲜明特点。

第二，无征不信的治学原则。无征不信是詹锳先生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他数十年始终坚守的治学原则。詹锳先生早在《李诗辨伪》一文中即强调“无征不信”的治学理念，指出：“余为斯文，或于前人甄辨者再为补正，或就诗中含意与实事互相抵牾者，反复申辩，以雪洗其赝诬之辱。胪陈往说，无征不信，专辄之弊，庶可免焉。”这篇论文收在1957年出版的《李白诗论丛》中。詹锳先生在其他各时期也都有一些类似表述。20世纪80年代末，詹锳先生总结自己的研究方法时，特别强调了“无征不信”：“我目前从事的是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考据之学。我对于辞章之学的理解，也常常是通过考据来论证，总是‘无征不信’。”[2]356正是基于这样的治学精神，詹锳先生的研究往往是从原始文献入手，以版本搜集、考辨以及作品系年为出发点逐次展开，无论是李白研究还是《文心雕龙》研究，这样的例证不胜枚举。

回顾詹锳先生的求学经历，堪称师出名门，源流醇正，很早就奠定了以乾嘉考据之学为特色的研究路径，“无征不信”可谓这一学派治学方法的主要特色。随后，赴美留学的经历又培养了詹锳先生现代自然科学的研究理路，对于问题的研究，强调逻辑思维与理性意识，而这种精神与“无征不信”的原则实相契合。葛景春先生总结詹锳先生李白研究的特点时指出：“这种建立在无征不信的原则上的求实之风，是继承乾嘉以来的学术传统，同时与当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相结合的研究风气，即‘实学’研究学风。一扫当时学术界一些人的‘空疏’习气，建立起实事求是科学研究严谨学风。”㉔这是对詹锳先生学术思想的整体概括。此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詹锳先生研究体系中影响日益增强，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同样主张实事求是，严谨求实，因此，它对詹锳先生“无征不信”的治学原则不断强化。“无征不信”是传统考据之学、西方自然科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共性所在。詹锳先生长期坚守这一原则，坚持在治学过程中一以贯之，最终熔铸为其学术品格。

第三，守正创新的治学路径。坚持无征不信，并不意味着墨守成规，并未阻碍詹锳先生大胆创新的学术胆识，詹锳先生的研究是在无征不信基础上的守正创新，致力于推陈出新是詹锳先生学术研究的突出特点。

詹锳先生的学术创新体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宏观维度，指研究的整体视野、方法创新。比如《〈文心雕龙〉的风格学》一书的撰著，詹锳先生运用西方文艺理论、现当代美学理论研究《文心雕龙》；将《文心雕龙》从风格学视角进行专题理论研究等。《〈文心雕龙〉义证》一书引证各类专书260余种，其中中国香港、台湾地区以及日本、匈牙利等地书目多达50余种，这在改革开放之初刚结束封闭不久的时代罕有其匹。那时学界《文心雕龙》研究文献的范围大多限于内地，数量众多的域外文献的搜集与引证正是詹锳先生创新意识的体现。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方法，也是詹锳先生创新思维的体现。他运用心理学理论分析古代文学作品，也从文学研究的视角分析心理学问题㉕。詹锳先生回顾个人治学方法时也提到研究视角的问题：“我的知识是大杂烩，不取一家之言……唯其学得比较杂，不限于一种专业，我在发现一个问题时，能从各个角度来探讨，从不同的专业来研究。例如研究一部文学作品，特别是一首诗词，我爱作心理分析；对于一个作家，我爱作历史探讨；对于某一作家的作品，我爱作系年的工作……这就涉及历史范畴了。”[2]354

微观维度，指对于具体问题的研究，如詹锳先生对《蜀道难》的系年与解读。薛天纬先生评价，詹锳先生对《蜀道难》的系年与解读运用文本细读法逐层推证，“得出了解读《蜀道难》的可信结论”㉖。这一结论正是不同于前贤诸说的新观点。再如，詹锳先生在《李白诗论丛》中附李白游踪图一张，论李白集版本绘制“李太白集版本源流表”一份，《〈文心雕龙〉的风格学》论“八体”关系则绘制网状图一幅，这些做法都有助于问题的形象化揭示，方法则颇具创新之意；再如《文心雕龙》“隐秀”篇真伪一事，自纪昀以下诸名家多以为补文为伪，詹锳先生多次撰文提出驳论，体现了独立思考的创新精神；真伪这一问题姑置不论，与此相关的“晦塞为深，虽奥非隐”八字问题，历代名家虽力证补文之伪，却俱未解决这一问题，到詹锳先生才“把事情说得明明白白。看似只不过八个字的问题，可是历来就是未搞清楚，令读者迷惑，就是到了詹锳先生这里才说明白了”㉗。总之，对于具体问题的研究，创新意识贯穿于詹锳先生研究的始终。

守正是詹锳先生学术创新的基石。他坚持无征不信，主张传承创新并重，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反对没有依据的臆测之论。关于《文心雕龙》的思想体系问题，詹锳先生坚持认为儒家思想是《文心雕龙》的主导思想，“《文心雕龙》的整个思想体系来说是属于儒家的”[8]。《文心雕龙》受到儒释道各家思想影响，学术界有不少文章提出新见。然而，通观全书，其以儒家为旨归的基本立场是毋庸置疑的，这也是詹锳先生始终坚持的观点。李白研究同样如此，詹锳先生提出过诸多新见，但是这些新见无不建立在版本研究、系年研究等基础研究之上。综观詹锳先生的著述成果，均不难发现这些严谨守正的范例。当年，詹锳先生招博士生会多加一门考试科目，专门测试文言文与律诗写作，这也是重视传统、强调基础的体现，与詹锳先生继承与创新并重的学术理念一脉相承。

① 1939年6月，拟在云南恢复北大文科研究所。郑天挺先生日记记载：“6月12日（星期一），午后小睡。四时开北大教务会议，余出席，报告研究所恢复事宜及本年毕业生职业介绍情形。”“1939年7月17日，十时归，孟真（撰者注：傅斯年）来，同整研究生报名论文。共报名二十七人，论文已审查退还者九人，今日分配审查者十八人。”“1939年7月20日（阴历六月初四日）……七时文科研究所委员会开会。研究生报考初审及格者十人：桑恒康、杨志玖、陈三苏、马学良、王丰年、逯钦立、詹锳、傅懋勣、周法高、汪篯。定八月五日笔试。十时散会。”参见：郑天挺著、俞国林点校《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58、168、169页。

② 1939年8月5日（阴历六月二十日），今日考试研究生，不敢多睡也。……与试者九人，考史学者三人，文学者二人，语言者四人。参见：郑天挺著、俞国林点校《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75页。

③据清华大学中文系网站“系所概况之大师风采”栏统计整理，网址：https://www.zhongwen.tsinghua.edu.cn/xsgk/dsfc.htm。

④“本校教师资格标准：（五）助教须具有大学毕业成绩特优之资格。”“本校教职员致送聘约办法：三、凡由本校聘请之各院院长、各系主席、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及教员一律致送聘书。”参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教职员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90-389页。

⑤该书写毕的时间，詹锳先生在《李白诗文系年》书首“说明”中云“这本书是十四年前的旧作，当时作者僻处云南贵州二省……”，文尾落款为1957年5月，按这个时间推算，在1943年上半年。而据詹锳先生《自传》及《詹锳年谱》所记，则在1942年年中。《自传》：“1940年初……课余之暇，才开始研究李白……”《詹锳年谱》（1941年）有“为时二年半，写成《李白诗文系年》书稿”条。二者比较并参核《自传》，仍以1943年为当。《自传》又云：“我在当时为了能在浙江大学立足，才开始用文言来写有关李白方面的文章，接着编写《李白诗文系年》。”詹锳先生入浙江大学在1941年初，故可推知。按：原谱该条系于1941年，“写成……”句易误解为写毕时间。由上可知，意指开始撰写时间，当据改。参见：《詹锳全集》第六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498页。

⑥詹锳《李诗辨伪》，后结集收入《李白诗论丛》一书，参见：《詹锳全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275页。

⑦参见：詹福瑞《詹锳先生的治学道路与学术风格》，《阴山学刊》1992年第3期；葛景春《詹锳先生与二十世纪李白研究》，《古籍研究》2000年第2期；拙作《詹锳先生的李白研究》，《古典文学知识》2018年第3期；等。

⑧ 此所胪列者较《詹锳全集》所辑略有增补。

⑨ 参见：章培恒《〈玉台新咏〉为张丽华所“撰录”考》，《文学评论》2004年第2期；胡大雷《〈玉台新咏〉为梁元帝徐妃所“撰录”考》，《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等。

⑩詹锳先生的博士论文题目为：The Development of Parallel Reading Comprehension Examination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at the Graduate Level。

⑪ 高教部“高人发字1783号”：“詹锳，男，三十七岁，山东聊城人。……故对詹锳不了解，但曾向前在伪山东师范学院现已到我院工作的二位教授了解，因詹兼王耀武的秘书，不经常在校，对他的政治情况和表现不了解。据他们说：詹兼王耀武的秘书是为了多挣一部分薪金，并争取王耀武的给他一部分补助以便攒资金去美国留学，当时詹较年轻，对学习要求迫切，看不出他有什么政治活动，王耀武为了拉拢一部分知识分子，所以叫詹当了秘书（仅供参考）。”按：“高人”应为当时的高等教育部学校人事司。另，严薇青《忆解放前的山东师范学院》一文略旁及，参见：济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济南文史精华》第27章，济南出版社1997年版。

⑫ 分别刊于《天津师范学院学报》1956年、《心理学报》1958年第2卷第1期、《心理学报》1961年第4期。

⑬ 詹锳先生在本书《序言》中专门写道：“提到这些论文和《李白诗文系年》的写作，都不能埋没先师罗膺中（庸）先生给我的指导和启发。尤其是《李太白集板本叙录》和《李白乐府探源》两篇，可以说是在膺中初稿的基础上扩大起来的。在资料的收集方面，我从先师闻一多先生也得到了不少帮助。……如果没有罗、闻两先生的指导和协助，这些文章可能是写不出来的。”参见：《詹锳全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219页。

⑭ 薛天纬《詹锳先生李白研究的学术特色——以〈蜀道难〉解读为例》写道：“詹锳先生是现代李白研究的奠基者。其奠基之作，是完成于西南联大时期的《李白诗文系年》（以下简称《系年》）及《李白诗论丛》。”参见：《纪念詹锳先生百年诞辰暨詹锳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待刊）》。

⑮ 詹锳先生《自传》所述：“1964年以后，全国文艺界掀起了批判运动，我就不写文章了。”参见：《詹锳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第8页。

⑯ 《〈文心雕龙〉的风格学》“后记”：“本书……其中《齐梁美学的风骨论》于1961年12月曾……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发表，后来即有计划地草撰《〈文心雕龙〉的风格学》，可是没有写完即遇到‘文化大革命’。在‘十年浩劫’中，有的油印稿和手稿被抄走，但押在《文史》编辑部的一篇却找回来了。”参见：《詹锳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122页。

⑰ 詹锳《李白诗选译·前言》：“我们的选译工作，是从古籍整理的角度出发的。译的时候首先考虑到要切合诗的原意，而不是自己在那里作诗，所以极少离开原意的补充，或者是抒一己之情。……个别的地方是经过细心考证的。”

⑱ 相关论述可参见：詹福瑞《李白研究述略》，《西华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张瑞君《中国六十年李白研究概略》，《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郁贤皓《建国以来李白研究概述》，《李白学刊》1989年第2期；葛景春《李白研究五十年》，《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等等。

⑲ 参见：松浦友久著、宋红译《李白研究的划时代成果——〈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评述》，《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98年第9期；阮堂明《李白全集整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文学遗产》1997年第4期等。

⑳ 参见：《詹锳、裴斐谈李白研究》，《李白研究动态》第1期，安徽马鞍山李白研究会1986年9月内刊；《介绍一种稀见本李太白诗集》，《李白研究动态》第6期，安徽马鞍山李白研究会1987年11月内刊；亦见《李白研究》1989年第1期，李白研究编辑部编，1989年12月内刊；贾双喜整理《詹锳、裴斐、郁贤皓在“李白在山东”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发言摘要》，武秀主编《李白在兖州》，山东友谊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㉑ 詹锳先生在大学期间曾从赵万里学史料目录学，从余嘉锡学目录学，从郑天挺学校勘学，从钱穆学《中国通史》和《先秦史》，从罗常培学语音学与音韵学；又从胡适学《中国文学史》，从陈寅恪学“元白”诗，从闻一多学《诗经》，从刘文典学《庄子》，从朱自清学陶诗，从冯友兰学《中国哲学史》，从罗庸学杜诗。参见：詹锳先生《自传》，《詹锳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第2页；《詹锳年谱》，《詹锳全集》第六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497-498页。

㉒ 例如，詹锳先生曾专门致信自己的好友北大阴法鲁先生，托他购买相关资料。詹锳先生在信中说：“本月中旬寄上一函并汇去五元，托购毛主席四卷以外的著作，《毛主席论教育》《毛主席论文艺》等，不知款已收到否？最近听说新北大革委会还出的有《教育青年》一书，公开发售，定价五角八分，内容也是主席有关教育方面的语录，麻烦你代我买一本寄下。”（作者1967年10月30日给阴法鲁先生的信。参见信件影印件。）按：詹锳先生与任继愈、阴法鲁等先生为同窗好友，任先生同年（1934）考入北大，阴先生次年考入。上文所述北大文科研究所1939年研究生招考后，旋于当年秋再次招考，王明、王叔岷、任继愈、翁同文、阴法鲁等七人经论文审查准予考试，录取任继愈、阴法鲁等六人。参见：郑天挺著、俞国林点校《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85-197页。

㉓ 《古典文学研究杂谈》，原载《文史知识》1988年第10期。参见：《詹锳全集》第六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356页。

㉔ 参见：葛景春《爱国情怀与求实学风——略论詹锳先生李白研究的主导思想和研究方法》，《纪念詹锳先生百年诞辰暨詹锳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待刊）》。

㉕ 例如陈玉强《詹锳先生治学方法的会通性》（《古典文学知识》2017年第3期），重点分析作者心理学、古典文学研究的互证之法；胡海《詹锳对“意象”和“比兴”的心理学解释略论》（《语文月刊》2019年第3期），讨论了作者分析文学理论范畴的心理学阐述之法。

㉖ 参见：薛天纬《詹锳先生李白研究的学术特色——以〈蜀道难〉解读为例》，《纪念詹锳先生百年诞辰暨詹锳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待刊）》。

㉗ 此系杨明先生首先揭示之创见。参见：杨明《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学习詹锳先生著作的体会》，《纪念詹锳先生百年诞辰暨詹锳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待刊）》。

［1］ 詹锳. 自传[M]//河北大学中文系古籍所. 詹锳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8: 3.

［2］ 詹锳. 《玉台新咏》三论[M]//詹锳全集: 第6卷.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6: 16.

［3］ 陶礼天. 詹锳关于《文心雕龙》的理论诠释及其方法论[J].兰州: 兰州学刊, 2017(10): 5-15.

［4］ 詹锳, 义证. 《文心雕龙》义证[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5］ 张少康, 汪春泓, 陈允锋, 等.《文心雕龙》研究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347-354.

［6］ 瞿蜕园, 朱金城. 李白集校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7］ 安旗. 李白全集编年注释[M]. 成都: 巴蜀书社, 1990.

［8］ 詹锳. 《文心雕龙》的思想体系[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9(1): 13-18.

A Study on Zhan Ying’s Life, Works and Academic Thoughts

LIN Da-zhi

（Collag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363000, China）

Zhan Ying’s academic experienc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i.e., the initial period at the Republic of China with’as his representative work, the subsequent period of the psychological and literary research starting from his returning back from America and then the heyday period in the new time of China with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His academic ideology includes his blending vision of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his academic character of believing only with proof and his academic path of integrative innovation.

Zhan Ying, works, academic thoughts

2022-01-26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基金项目“古代文论研究文献辑录学术史考察及数据库建设（1911-1949）”（18ZDA242）

林大志（1969-），男，河北南宫人，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传播。E-mail: ldzchm@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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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 - 5124（2022）04 - 0008 - 10

（责任编辑 夏登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