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北朝送别诗考述

摘要：送别诗是汉晋北朝重要的诗歌题材，而作为都城的洛阳是文士的聚集地，是送别诗重要创作中心。西晋洛阳送别诗近一半是四言体，还有些送别题材是依附于赠答诗表述之。永嘉之乱后中原世族大都南渡，洛阳送别诗创作亦趋沉寂，北魏迁都洛阳后，送别诗创作有所复兴，随着南北文化交流，五言送别诗逐步增多，北朝送别诗亦逐渐走向独立。北魏末年因战乱迁都邺城，洛阳送别诗创作再度衰落，隋代之后有所恢复。对洛阳送别诗的考述可大致理清汉晋北朝送别诗的特点和发展脉络，亦可为汉晋北朝诗史及文学地理等研究提供某些基础。

关键词：汉晋;北朝;送别诗;洛阳;文学地理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汉魏六朝诗地理考”（19FZWB056）;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北朝元氏文学家族研究”（2018BWY027）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2）07-0078-05

送别诗是汉晋北朝重要的诗歌题材，而作为都城的洛阳是文士的聚集地，相应亦送往迎来频繁，送别时往往作诗，故成为送别诗重要创作中心。汉晋北朝是送别诗由依附于赠答等诗歌题材表述之，逐渐走向成熟独立的时期。对汉晋北朝以洛阳为中心的送别诗创作的探究，可以基本通晓汉晋北朝送别诗发展的大致脉络。本文即以时间为序，对以洛阳为中心的送别诗进行全面考索，并以此为基础分析汉晋北朝送别诗的大体特点。

一、汉晋北朝洛阳送别诗考

（一）东汉

应玚、曹植曾作诗赠别。应玚作《别诗》二首、曹植答以《送应氏诗》二首，建安十六年（211）曹植被封为平原侯，应玚为平原侯庶子，《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建安十六年）秋七月，公西征……十二月，自安定还，留夏侯渊屯长安。”① 曹植《离思赋》序：“建安十六年，大军西讨马超，太子留监国，植时从焉。”则曹植从征马超，曹植诗其一云：“步登北芒阪，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则作于洛阳，曹植诗其二云：“愿得展嬿婉，我友之朔方。”② 则应玚将北上。徐公持先生指出曹植诗其二中“亲昵并集送，置酒此河阳……山川阻且远，别促会日长”正与应玚诗中“行役怀旧土，悲思不能言。悠悠涉千里，未知何时旋”相呼应，曹植经过洛阳时，与即将北上的应玚作诗赠答。③

（二）西晋

牵秀《祖孙楚》仅剩残句“受兹明命，作守西疆。”孙楚一生到西疆就是为征西将军扶风王骏参军时。《晋书》卷五六《孙楚传》：“征西将军、扶风王骏与楚旧好，起为参军。”④ 《晋书》卷三《武帝纪》：“（泰始六年）秋七月丁未，以汝阴王骏为镇西大将军、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咸宁二年）冬十月，以汝阴王骏为征西大將军……（三年）八月癸亥，徙汝阴王骏为扶风王。”⑤ 则孙楚咸宁二年为征西将军、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扶风王骏参军，在离开洛阳时牵秀为之送行作是诗。张华《祖道赵王应诏》，咸宁三年（277）八月以琅邪王伦为赵王，督邺城守事，是诗大约在洛阳送赵王伦前往邺城时作。⑥ 王濬《祖道应令》，诗云：“侯谁在矣，东宫诜诜。曰保曰傅，弘道维新。前疑协衡，顾问翼轮。岂伊张仲，专美前津。涣乎唐德，钦在四邻。齐轨上叶，永垂清尘。”⑦ 诗中的送别对象约为太子太傅之类，并将其喻为辅佐周厉王太子即周宣王的贤相张仲。王濬早年在益州，太康元年（280）灭吴后在建康，太康六年卒，是诗约作于太康元年至六年间某次应太子司马衷令为东宫之官送行而作。

王赞《侍皇太子宴始平王》，皇太子指司马衷。《文选》卷二九王赞《杂诗》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云：“王赞，字正长，义阳人也。博学有俊才，辟司空掾，历散骑侍郎，卒。”⑧ 《晋书》卷三《武帝纪》：“咸宁三年八月癸亥，立皇子玮为始平王，允为濮阳王……太康十年十一月甲申，以汝南王亮为大司马、大都督、假黄钺。改封南阳王柬为秦王，始平王玮为楚王，濮阳王允为淮南王，并假节之国，各统方州军事。立皇子乂为长沙王，颖为成都王，晏为吴王，炽为豫章王，演为代王，皇孙遹为广陵王。立濮阳王子迪为汉王，始平王子仪为毗陵王，汝南王次子羕为西阳公。徙扶风王畅为顺阳王，畅弟歆为新野公，琅邪王觐弟淡为东武公，繇为东安公，漼为广陵公，卷为东莞公。改诸王国相为内史。”⑨ 则咸宁三年至太康十年（277—289）十一月间，司马玮为始平王，司马允为濮阳王。太康六年王赞为太子舍人时作《三月三日诗》。⑩ 是诗约作于太康六年至十年十一月前。太康十年十一月，晋武帝在洛阳为将要前往封国的诸王公饯行，参与送别的何劭、王浚奉诏作诗。王浚《从幸洛水饯王公归国》云：“圣主应期运，至德敷彝伦。神道垂大教，玄化被无垠。钦若崇古制，建侯屏四邻。”何劭《洛水祖王公应诏》云：“穆穆圣皇，体此慈仁。友于之至，通于明神。游宴绸缪，情恋所亲。薄言饯之，于洛之滨。”{11} 正是歌颂西晋实行分封制，让宗室镇守一方，且皇帝亲自为归国宗室饯行。太康十年十一月皇太子为楚王玮、淮南王允前往封国饯行，太子舍人王赞作送别诗《侍皇太子祖道楚淮南二王》，诗云：“研彼群虑，俾侯授土。郁郁二王，祗承皇命。睹离鉴亲，观礼知盛。皇储降会，延于公姓。”{12} 正指皇太子为二王饯行。王赞《皇太子会》大约亦作于为太子舍人时。王赞《侍皇太子宴始平王》《皇太子会》虽非送别诗，但与本文所考之王赞送别诗有相关处，亦附于此。

孙楚《之冯翊祖道》，《晋书》卷五六《孙楚传》：“惠帝初，为冯翊太守。元康三年卒。”{13} 《晋书》卷四十《杨骏传》：“惠帝即位，进骏为太傅、大都督、假黄钺，录朝政，百官总己……骏自知素无美望，惧不能辑和远近，乃依魏明帝即位故事，遂大开封赏，欲以悦众。为政严碎，愎谏自用，不允众心。冯翊太守孙楚素与骏厚，说之曰……骏不能从。”{14} 则永熙元年（290）孙楚为冯翊太守。是诗即是年离开洛阳前往冯翊（治临晋，今陕西大荔）时作。潘尼《皇太子集应令》，诗云：“圣朝命方岳，爪牙思北邻。皇储延笃爱，设饯送远宾。”{15}，《晋书》卷六六《刘弘传》：“（刘弘）为宁朔将军，假节监幽州诸军事，领乌丸校尉。”{16} 幽州正是在北方边界，《水经注》卷十四引《刘靖碑》：“晋元康四年，君少子骁骑将军平乡侯弘，受命使持节监幽州诸军事，领乌丸校尉、宁朔将军。”{17} 刘弘为靖之子。皇太子元康四年在洛阳为刘弘赴任幽州刺史饯行，潘尼作为太子舍人应令作是诗{18}。元康初陆机为太子洗马时，潘尼任太子舍人，二人同为太子属官，直至元康四年（294）秋陆机由太子洗马出为吴王郎中令、潘尼出为宛（治今河南南阳）令。陆机由太子洗马出为吴王郎中令之前作《元康四年从皇太子祖会东堂》。陆机《祖道毕雍孙刘边仲潘正叔》云：“皇储延髦俊，多士出幽遐。适遂时来运，与子游承华。执笏崇贤内，振缨曾城阿。毕刘赞文武，潘生莅邦家。感别怀远人，愿言叹以嗟。”{19}同游承华（太子宫门），正指陆机与毕、刘、潘同为太子属官。大约元康四年潘尼出为宛令，毕、刘亦外任，陆机作是诗送别。{20}

潘岳《金谷集作诗》，《文选》卷二十潘岳是诗李善注引石崇《金谷诗序》曰：“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涧中，赋诗以叙中怀。诗云：‘王生和鼎实，石子镇海所。亲友各言迈，中心怅有违。何以叙离思，携手游郊畿。朝发晋京阳，夕次金谷湄。回溪萦曲阻，峻阪路威夷。绿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滥泉龙鳞澜，激波连珠挥。’”{21}“王生”句正指王诩为征西大将军祭酒，“石子”句指石崇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可见潘岳此诗正与石崇《金谷诗序》所述合。金谷园在洛阳东郊。《晋书》卷三三《石崇传》：“顷之，拜太仆，出为征虏将军，假节、监徐州诸军事，镇下邳。崇有别馆在河阳之金谷，一名梓泽，送者倾都，帐饮于此焉。至镇，与徐州刺史高诞争酒相侮，为军司所奏，免官。”{22} 诗中写春景，则是诗元康六年春在金谷园为王诩等送行时作。杜育《金谷诗》：“既而慨而，感此离析”（《文选》卷三十谢灵运《南楼中望所迟客》李善注引）{23}。由此残句看，是诗大约与潘岳诗同时作。《世说新语·品藻篇》：“刘令言始入洛，见诸名士而叹曰：杜方叔拙于用长（《晋诸公赞》曰：杜育字方叔，襄城邓陵人，杜袭孙也。育幼便岐嶷，号神童。及长，美风姿，有才藻，时人号曰‘杜圣’。累迁国子祭酒。洛阳将没，为贼所杀）。”{24} 杜育是时或为国子祭酒。张华《祖道征西应诏》，元康六年五月以太子太保梁王肜为征西大将军，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镇关中。张华为梁王肜送行时作是诗。{25}

潘岳《北邙送别王世胄》，王堪字世胄。《世说新语·赏誉篇》：“谢胡儿作著作郎，尝作《王堪传》。不谙堪是何似人，咨谢公。谢公答曰：‘世胄亦被遇。堪，烈之子，阮千里姨兄弟，潘安仁中外。安仁诗所谓‘子亲伊姑。我父惟舅。’是许允婿。”{26} 可知王堪为潘岳舅王烈之子，与潘岳为表兄弟。该诗序云：“堪为成都王军司马。岳送至北邙别。”诗云：“桓桓平北，帝之宠弟。”{27} 《晋书》卷四《惠帝纪》：“元康九年正月，成都王颖为镇北大将军，镇邺。”{28} 《晋书》卷五九《成都王颖传》：“贾谧尝与皇太子博，争道。颖在坐，厉声呵谧曰：‘皇太子，国之储君，贾谧何得无礼！’谧惧，由此出颖为平北将军，镇邺。转镇北大将军。”{29} 则成都王颖元康九年正月为平北将军，旋改镇北大将军，诗中之“平北”正指平北将军司马颖。元康九年春王堪随成都王颖镇邺，潘岳在洛阳之北邙送王堪作是诗。卢景宣出为弋阳太守，潘尼作《送卢弋阳景宣》，诗云：“九重不常键，阊阖有时开。愧无贮衣献，贻言取诸怀”{30}，可见卢景宣是从洛阳出为弋阳太守（治西阳县，今河南光山县西南），潘尼为之送行作是诗，卢景宣事迹及是诗具体创作时间未详。成都王颖永宁元年（301）四月诛赵王伦，不久即离开洛阳回到邺城，离开洛阳前已授大将军、加九锡，卢晏大约此时为司马颖大将军掾，不久司马颖回邺城，卢晏随行，潘尼为之送行作《送大将军掾卢晏》。卢晏具体事迹未详。张载《送钟参军》，《晋书》卷七十《钟雅传》：“东海王越请为参军，迁尚书郎。”{31}永嘉元年（307）以东海王越辅政（《晋书》卷五《怀帝纪》）{32}，大约是年以钟雅为参军，是诗大约是年作于洛阳。

（三）北魏

孝文帝为刘昶出镇彭城饯行并命群臣赋诗送别（皆佚）， 《魏书》卷五九《刘昶传》：“太和十八年，除使持节、都督吴越楚彭城诸军事、大将军，固辞，诏不许，又赐布千匹。及发，高祖亲饯之，命百僚赋诗赠昶，又以其文集一部赐昶。”{33} 太和十八年（494），刘昶出镇彭城，孝文帝为之饯行，并命群臣赋诗赠别，还以自己的文集赠刘昶，可见孝文帝对刘昶等平齐民文士的重视，群臣赋诗亦见是时朝臣诗歌唱和等文学活动之盛。

孝文帝为元桢任相州刺史饯行并命群臣赋诗（皆佚），《魏书》卷十九《景穆十二王传·南安王桢》：“又以桢议定迁都，复封南安王，食邑一千户。出为镇北大将军、相州刺史。高祖饯桢于华林都亭。诏曰：‘从祖南安，既之蕃任，将旷违千里，豫怀惘恋。然今者之集，虽曰分歧，实为曲宴，并可赋诗申意。射者可以观德，不能赋诗者，可听射也。当使武士弯弓，文人下笔。’高祖送桢于阶下，流涕而别。”{34} 《魏书》卷七下《孝文帝纪下》：“太和十九年冬十月辛酉，前南安王桢复本封……二十年八月丁巳，南安王桢薨。”{35}太和十九年冬十月，景穆帝子南安王元桢出为相州刺史（治邺县，今河北临漳县邺城镇），出发前孝文帝在洛阳华林都亭为元桢饯行，诏群臣作送别诗。

袁翻、李琰、李神儁、王诵、王衍、裴敬宪《饯相州刺史中山王熙》（皆佚）， 《魏书》卷一九下《景穆十二王传·南安王桢》：“（元熙）起家秘书郎，延昌二年袭封，累迁兼将作大匠，拜太常少卿、给事黄门侍郎，寻转光禄勋。时领军于忠执政。熙，忠之婿也，故岁中骤迁。寻除平西将军、东秦州刺史，进号安西将军，秘书监。寻以本将军授相州刺史。……始熙之镇邺也，知友才学之士袁翻、李琰、李神儁、王诵兄弟、裴敬宪等咸饯于河梁，赋诗告别。”{36} 《魏书》卷八五《文苑传·裴敬宪》：“裴敬宪，字孝虞，河东闻喜人也。益州刺史宣第二子。少有志行，学博才清，抚训诸弟，专以读诵为业。淡于荣利，风气俊远，郡征功曹不就，诸府辟命，先进其弟，世人叹美之。司州牧、高阳王雍举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学博士。性和雅，未尝失色于人。工隶草，解音律，五言之作，独擅于时。名声甚重，后进共宗慕之。中山王将之部，朝贤送于河梁，赋诗言别，皆以敬宪为最。其文不能赡逸，而有清麗之美。”{37} 元熙为南安王元桢孙，其父元英封中山王，元熙延昌二年（513）袭封中山王，此后授一系列官职，他出为相州刺史大约已是熙平、神龟间（516—519），元熙离开洛阳前往邺城前，袁翻、李琰、李神儁、王诵及其弟衍、裴敬宪等为之饯行赋诗（皆佚），其中裴敬宪之作最佳。据《魏书》卷六九《袁翻传》，陈郡袁翻为宋明帝时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袁宣子，宣随沈文秀投北魏，袁翻拜度支尚书。{38} 据《魏书》卷八二《李琰之传》，李琰即李琰之，乃司空陇西李韶族弟，为秘书监。{39} 据《魏收》卷三九《李宝传》，李神儁为李宝孙、李佐子，为李韶从弟（韶为李宝孙、李承子），为中书监、吏部尚书。{40} 据《魏书》卷六三《王肃传》，王诵为琅邪王肃长兄融之子，为给事黄门侍郎，王诵有弟太常卿衍{41}，王诵尚宁陵公主，公主为元勰子、孝庄帝兄彭城王元劭之女（《王诵妻魏宁陵公主元氏墓志》）{42}，《王诵墓志》正由其弟王衍撰{43}。

（四）隋

孙万寿《赠别》，《隋书》卷七六《孫万寿传》：“孙万寿字仙期，信都武强人也。……高祖受禅，滕穆王引为文学，坐衣冠不整，配防江南。行军总管宇文述召典军书。万寿本自书生，从容文雅，一旦从军，郁郁不得志，为五言诗赠京邑知友。……后归乡里，十余年不得调。仁寿初，征拜豫章王长史，非其好也。王转封于齐，即为齐王文学。当时诸王官属多被夷灭，由是弥不自安，因谢病免。久之，授大理司直，卒于官，时年五十二。”{44}《隋书》卷一《高祖纪上》：“开皇元年二月乙亥，封皇弟邵国公慧（瓒）为滕王。”{45} 《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开皇十三年二月己卯，立皇孙暕为豫章王。”{46} 《隋书》卷三《炀帝纪上》：“大业二年六月壬子，进封豫章王暕为齐王。……三年九月壬申，以齐王暕为河南尹、开府仪同三司。”{47} 则开皇元年（581）孙万寿为隋文帝弟滕王瓒文学，后配防江南，开皇九年平陈后，不得志而归乡里至仁寿元年（601）征为豫章王暕文学，是有十余年了。大业二年（606）豫章王转封齐王，孙万寿为其文学，齐王暕为隋炀帝子，为河南尹，孙万寿随之在洛阳。齐王暕受炀帝宠而骄纵，大约不久孙万寿就谢病去职了。诗云：“昔我游云阁，及尔谬同官。高步参师友，长裾接绮纨。索居方十载，相思劳万端。不言今夕遇，得尽故人欢。酒随彭泽至，瑟即武城弹。高斋屏余热，珍簟宿轻寒。叶落霜威重，蓂踈月色残。将归动离恨，弥伤行路难。”{48} 大约这位友人曾与孙万寿为同僚，孙万寿归乡十年对他多有思念，今在洛阳重逢，把酒尽欢，但又要分别了，特作诗赠别，结合诗中景致，大约作于大业三年秋冬之际。是时大约孙万寿谢病辞齐王文学之职。

二、汉晋北朝洛阳送别诗统计与分析

现可知汉晋北朝时期洛阳有送别诗28首，现存22首，其中东汉4首，西晋17首，北魏6首（皆佚），隋代1首。作者有：应玚（2）、曹植（2）、张华（2）、牵秀、王濬、何劭、王玚、王赞、陆机（2）、孙楚、潘岳（2）、潘尼（3）、杜育、张载、袁翻、李琰、李神儁、王诵、王衍、裴敬宪、孙万寿（两首及以上者标出诗歌数，未标数字者即存诗1首，袁翻至裴敬宪诸人洛阳送别诗已佚）。

现存22首洛阳送别诗中四言诗8首，全作于西晋时期，20句以上的长篇2首，其中40句以上的长篇1首。四言送别诗占西晋送别诗约47%，而同时期四言赠答诗占赠答诗总数约55%，则赠答送别之作在西晋时期以四言诗为多，当时送别诗远不如赠答诗多（西晋洛阳赠答诗现存约80首），且此期间送别诗还未完全独立，有些送别诗以赠答的形式抒写。现存22首洛阳送别诗中，应命而作者有8首，全为西晋时期所作，占西晋送别诗总数约47%。即便以22首为计数，亦达到36%，远高于六朝建康应诏送别诗占送别诗总数的19%。8首中有6首是四言诗。基本结构是称颂王朝、赞颂对方才德、描写送别场景、抒发惜别等情感以点出送别之意。与当时繁盛的四言赠答诗结构有较多相似处，比如对王朝和对方才德的称颂。由于要描写送别场景，相对来说四言送别诗比四言赠答诗的景物描写有较大增加。应命而作多为官样文章，不一定是友朋间自然而真诚的送别，其中自然多采用雅正的四言体。西晋9首五言送别诗中，除了孙楚、张载之作及潘尼《送大将军掾卢晏》仅剩残句无以判断外，仅有潘尼《送卢弋阳景宣》以送别为主要内容。这些亦可证当时送别诗还未完全独立。潘尼之作对送别诗的独立有推动性，但送别诗独立的进程，为永嘉之乱、中原文士大都南渡所打断，此后由六朝文士的创作实现了送别诗的成熟独立。

西晋永宁、太安间陆云为成都王司马颖僚属，此期间邺城赠答、送别之作短暂兴盛，陆云应命在邺城作有2首四言赠答诗，4首四言送别诗，4首中两首诗题中有祖饯，两首虽诗体看是赠，其实亦为送别，但不论点明祖饯还是以赠为饯，都以颂德为主，只是在结尾处提及离别的感伤和劝勉。结构与四言长篇赠答类似，只是在结尾处略提及有关离别的内容。北魏迁都洛阳前文学中心在都城平城，且当时文学尚不发达，主要继承西晋余绪，赠答诗相对多些，该时段平城现可知有诗歌18首，现存8首，有3首是四言长篇赠答诗。送别诗1首是孝文帝为朝京师平城的冀州刺史咸阳王熙还冀州而饯行赋诗（已佚）。由于中原士族的南渡，当时洛阳文学已大幅衰落，该时段洛阳则几无可知的送别诗。北魏迁都洛阳后，南北交流增多，南朝文学传至北朝，孝文帝又仰慕南朝文化，北魏迁都洛阳后，现可知有多次群臣赋诗为朝臣外任地方官而送别，可见北魏洛阳送别诗有一定程度复兴。魏分东西后，文学中心转移到邺城和长安，洛阳诗歌再次衰落。北齐时期邺城现可知卢思道有两首以赠答写送别的诗作《赠司马幼之南聘》《赠刘仪同西聘》，虽仍以赠为题，但已以送别为主要内容，虽数量不多，但在南北文学的交流中逐步推进北朝送别诗的成熟独立。西魏北周都城长安因有南朝大家王褒、庾信的到来，而送别诗的创作有起色，他们将独立的送别诗体裁带到了长安。隋代以洛阳为东都，洛阳文学复兴，南北文学交融，送别诗亦随之复苏。

三、余论

汉魏洛阳送别诗初步发展，诗中多表现对世积乱离的感慨，是梗概多气的建安诗风的一部分。西晋崇雅正，四言诗泛滥，送别题材更多附属于赠答、应诏题材，但此外已有部分诗歌写友朋间送别，且诗中抒写送别的语句增多。北魏都洛阳时的送别诗，多臣僚应命为某大臣饯别赋诗，这一方面是晋代祖饯应诏赋诗的继承，另一方面孝文帝等元魏宗室仰慕南朝文化，南朝一些五言应诏饯别之作也会传入北朝，对洛阳五言送别诗当有影响。当然大规模的群臣应诏赋诗还是对西晋崇雅正之风的继承和北朝文化本身大气气象的显现。南朝送别诗对北魏送别诗影响最大的似乎还是友朋间的送别，南朝有友朋送别而群体赋诗的，如永明九年（491）春谢朓亦随随王子隆前往荆州，沈约、虞炎、范云、王融、萧琛、刘绘等为之饯别赋诗，袁翻、李琰、李神儁、王诵、王衍、裴敬宪等为相州刺史中山王熙饯行赋诗，或亦受这种文士间友朋送别群体赋诗的影响，虽然袁翻等诗皆佚，但可以想见他们犹如沈约等送别谢朓那样，已是有意识创作专门的送别诗，当为五言诗，主旨是送别而非赠答，逐渐脱离赠答诗。隋代南北文化进一步交流，北朝文士亦能熟练创作独立的送别诗，如孙万寿《赠别》虽题中有“赠”字，但不是为赠答而作，也非为感怀世事而作，已是一首完整的送别诗，从两人的友谊说起，接着抒发重逢欢聚之乐，最后写离别之愁。

汉晋北朝洛阳送别诗中送诗19首，別诗3首，送诗占86%，六朝建康送别诗中送诗占76%，一方面送别活动中，送是主动行为，别者不论是否有人送，都要出发，既然送者是主动行为，自然送别活动中送者作诗多，此后的时代也是送诗远多于别诗;另一方面应诏写的送别诗几乎是为大臣饯行时作，自然是送诗，这样推高了送诗的数量，汉晋北朝应制送别诗比重高于六朝，当然其送诗比重会更高于六朝。留别诗是别者主动作的，一般不会应命作，别诗的增多也与送别诗逐渐真正成为独立的诗歌文体相伴随。

注释：

① 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4—36页。

②⑧{21}{23} 萧统编、李善等注、俞绍初等点校：《新校订六家注文选》，郑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77—1278、1912、1280、1947页。

③ 徐公持：《曹植年谱》，范子烨主编《中古作家年谱辑校》卷1，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127页。

④⑤⑨{13}{14}{16}{22}{28}{29}{31}{32} 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542、60—68、68—79、1543、1178、1763、1006、95、1615、1877、116页。

⑥{18}{25} 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71、754、759页。

⑦{11}{12}{15}{19}{30} 欧阳询撰、汪绍楹点校：《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16、518、715、516、516、516页。

⑩ 详见陆路：《汉晋河淮诗考述》，《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17} 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40页。

{20} 俞士玲：《陆机陆云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页。

{24}{26} 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周祖谟等整理：《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01—602、580—581页。

{27} 许敬宗编、罗国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页。

{33}{34}{35}{36}{37}{38}{39}{40}{41} 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10、494、178—180、502—503、1870—1871、1536—1544、1797、896、1412—1413页。

{42}{43} 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线装书局2008年版，第4册第139页、第6册第216页。

{44}{45}{46}{47} 魏徵等：《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35—1736、14—36、38、66—70页。

{48} 李昉等：《文苑英华》，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1455页。

作者简介：陆路，河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流寓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河南信阳，464000。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