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格局助推乡村振兴：内涵、依据与路径

严宇珺　龚晓莺

[摘 要] 新发展格局立足于国内大循环，助力乡村农业、产业等各方面优化升级，不断激发农村的市场活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基于此，探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何以助推乡村振兴。沿着内涵、依据、路径的逻辑进路，将研究内容分为三个部分。具体而言，从阐述新发展格局赋予乡村振兴的五重新内涵出发，深入揭示和阐明新发展格局助推乡村振兴的依据，进而探讨新发展格局下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新发展格局下，乡村振兴的内涵更为丰富，紧紧围绕“改革”“精准化”“本土化”“协同”“高质量”等特点在实践层面做出转变。新发展格局助推乡村振兴的依据在于两者之间存在内在逻辑关系，存在作用力，且新发展格局对乡村振兴就乡村农业发展、乡村产业发展、乡村自身发展等方面提出新要求。从理念、制度、科技、治理、规划五个层面对新发展格局下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进行探讨，分别是推动乡村高质量振兴的理念创新、破除制约乡村高质量振兴的机制障碍、增强引领乡村高质量振兴的创新动力、加快夯实乡村高质量振兴的薄弱环节、开拓通向乡村高质量振兴的必由之路。

[關键词]新发展格局;乡村振兴;内涵;依据;实现路径

[中图分类号]  F32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3-0461（2022）07-0057-07

一、引言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1]，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2]。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重要讲话中强调，“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3]，“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4]。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仍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突出表现。因此，落实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必须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着力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弱项，推动城乡协调发展[5]。

通过对已有研究的归纳总结，发现针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乡村振兴战略之间的研究较少，研究内容不够丰富，研究广度和研究深度亟待提升。首先，已有研究往往着力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关系研究，而对于乡村高质量振兴以及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等方面的研究相对缺乏。随着我国在2020年完成乡村脱贫攻坚任务，乡村振兴未来的走向应当如何？而我国这时候提出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其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需要重点关注[6]，特别是区域内城乡一体化发展、城乡协调发展以及县域发展，而已有研究过多着眼于从乡村自身出发，忽略了乡村所处的区域，未考虑到经济内循环发展格局。因此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需要重新梳理乡村振兴的重要内涵，需要阐明新发展格局助推乡村振兴的依据，以及探讨新发展格局下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基于此，本研究从阐述新发展格局赋予乡村振兴的五重新内涵出发，深入揭示和阐明新发展格局助推乡村振兴的依据，进而探讨新发展格局下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

二、新发展格局下乡村振兴的重要内涵

（一）乡村振兴的全新观念：改革促振兴

改革促振兴是新发展格局下乡村振兴的全新观念。新发展格局下，乡村振兴的持续推进需要从观念层面作出转向，转变大众对乡村的固有看法，为乡村塑造新的发展形象，这成为乡村改革促振兴的首要任务。我国的户籍制度以及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不利影响长期存在，如乡村是“贫穷”的代名词，农业则是与“没有前途”“种田”等刻板印象挂钩，进而产生了一种城市与乡村不对等的现象，以及“城市为主，乡村为次”的惯性思维和社会认知。其次，不少地区对乡村振兴的解读不够深入，大多直接将乡村振兴等同于简单的脱贫，并没有从产业优化、改革创新、技术赋能等层面深入考虑如何推动乡村振兴走向高质量发展道路，使我国的乡村振兴缺乏质量，不足以加强和扩大国内大循环。最后，扩大内需的关键在于乡村，乡村是国内大循环的根本所在，乡村内循环对于国内大循环体系至关重要。因此，在新的历史方位下，需要赋予乡村振兴全新观念，改变社会对乡村的固化思维，坚持乡村走改革发展之路，变革乡村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矫正乡村在国内大循环体系中的定位。

（二）乡村振兴的发展定位：精准化振兴

精准化振兴是新发展格局下乡村振兴的发展定位。已有学者指出各地区在新发展格局构建中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需要明确各自的发展定位和未来前进方向，最终实现特色化、精细化、专业化的发展[7]。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二十字总要求，全方位涵盖了乡村振兴对于经济、生态、文化、社会、政治等方面的要求，展现了乡村振兴的理想状态。但就现实层面和可操作性来说，我国乡村数量较多，发展程度一般，国家财政投入有限，实现面面俱到的高质量发展困难很大。实际上，随着当代社会产业链的不断完善，“多点开花”的发展理念容易让发展陷于“平庸化”的困境，造成资源浪费，丧失竞争力。因此，新发展格局下乡村振兴的发展定位应当是精准化振兴，推动某一个或几个方面趋于特色化、个性化、专业化发展，降低被替代的风险。

（三）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本土化振兴

本土化振兴是新发展格局下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乡村振兴的动力也由“外”转向“内”，重点挖掘乡村内生动力。新发展格局是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大循环的重点在于乡村内循环的激发与构建，而乡村内循环需要着眼于乡村的内生动力，让乡村成为推动国内大循环加速运转的引擎。当下，或迫于压力以及绩效考核的要求，或追求政绩，或对乡村发展理念的错误认识，使得有些乡村陷入唯GDP式的发展境地，试图通过投机取巧的方式，片面追求速度发展，忽视可持续发展，营造出在短期内实现乡村振兴的虚假现象，最终违背可持续发展的初衷，进而影响乡村后续正常发展。基于此，需要增强乡村自我决策和自我管理的内生力量，而非被外部力量掌控，需要培育加强乡村自身发展的本土要素，激发乡村内部创新动力和潜力，摆脱乡村发展被外部资源“卡脖子”的困局。因此，新发展格局下乡村振兴应注重内生动力的培养，注重内生性资源的积攒，使乡村真正成长为国内大循环中的中坚力量。

（四）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协同促振兴

协同促振兴是新发展格局下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8]。这表明国内大循环中的乡村振兴不是乡村孤立发展，而是乡村与外部的融合发展，要求协同推进某一地区乡村与乡村之间、乡村与城镇之间的联系。通过研究发现，前期乡村振兴的成果通常过多关注乡村自身发展，较少关注乡村与外在的联系，而现有的研究克服了这一不足，着重从乡村与外部的关系角度思考乡村何以振兴，如已有学者指出，我国传统乡村乡民的各项活动以及社会交往不仅限于在村庄中开展，更多是在以基层集镇、中间集镇和中心集镇联合的集镇群中开展[9]。因此，新发展格局下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应当是协同促振兴，通过构建并完善以乡村为根本的区域发展网络，真正落实乡村自身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协同合作，从而提升区域内循环能力。

（五）乡村振兴的时代目标：高质量振兴

高质量振兴是新发展格局下乡村振兴的时代目标。新發展格局下，质量第一，高质量才能带动数量的增长，进而为国内大循环带来源源不断的动力，因此新发展格局对乡村提出高质量发展的新展望。新时代，基于核心技术“卡脖子”困境，我国深刻感悟与高质量相比，数量的增长所能发挥的作用较小。当前，我国有些乡村在推进乡村振兴时，仍执着于“数量”，沉迷于量的“数字游戏”，与“质量兴农”的战略规划背道而驰。同时对于技术创新、产业链完善、核心竞争力培育的重视不够，导致乡村发展出现同质化问题，难以推出具有品牌效应的农产品和具有地方特色的模范村等。同时导致部分乡村的市场核心竞争力处于弱势，无法发挥乡村在内循环体系中的应有作用，无法在新发展格局中充当重要引擎。因此，新发展格局下乡村振兴的时代目标应当是高质量振兴，树立“质量兴农”的高质量振兴理念，通过技术革新、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等方式大力提升乡村核心竞争力，最终实现高质量振兴。

三、新发展格局助推乡村振兴的依据

（一）新发展格局与乡村振兴之间存在内在逻辑关系

新发展格局与乡村振兴是互促共进、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带来了历史机遇，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乡村振兴的着力点在于乡村农业发展、乡村产业发展、乡村自身发展。不断推动乡村农业、乡村产业、乡村自身的转型升级，加速乡村劳动力、土地、资本、信息、数据等生产要素的配置趋于合理，使生产要素的利用率得到显著提高。另一方面，乡村振兴的大力开展，使得乡村农业、乡村产业、乡村自身兴旺发展，使得当地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生活日益富裕，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消费能力会进一步增强，消费意愿会不断提高，继而扩大国内需求和国内市场，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为国内经济实现大循环提供充足的原动力，最终推动国内经济大循环构建以及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新发展格局与乡村振兴在政策目标层面展现统一性。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政策目标在于“转向高质量发展”，从数量规模转向质量效益，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也追求速度;“转变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增长，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转换增长动力”，从投资驱动型转向消费驱动型。乡村振兴的政策目标在于高质量振兴，坚持质量第一，以高质量带动数量的增长;加强乡村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挖掘乡村消费市场的潜力，激活乡村消费市场，进而扩大内需。因此，可以说两者在政策目标层面有一定统一性。

新发展格局与乡村振兴在政策实践层面有所交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政策实践层面以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突出堵点，不断调整经济结构，推进要素配置趋于最优，协同经济增长的质和量，盘活国内资源要素，激发和开拓国内消费市场等为目标。新发展格局在政策实践层面的选择势必会对乡村振兴在政策实践层面的选择产生影响，主要集中于农业发展政策改进重点和乡村消费能力提升工具。前者涉及乡村要素流动循环与乡村体制机制改革等，后者涉及乡村市场流通体系完善、乡村消费金融服务体系完善、乡村消费结构升级等。因此，可以说两者在政策实践层面有一定交融性。

（二）新发展格局与乡村振兴之间存在作用力

1.乡村振兴能有效作用于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特别是国内大循环的构建与乡村振兴息息相关。乡村振兴是构建国内大循环的根本所在，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可或缺的一环。乡村振兴在降低农业生产“卡脖子”风险，扩大乡村市场规模，挖掘乡村消费市场潜力，牢固乡村就业基础，建立健全乡村社会信任体系等方面能有效作用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降低农业生产“卡脖子”风险。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助于解决我国对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供给和保障问题。随着“卡脖子”时代的到来，除了科技层面受到挑战，农业层面的“卡脖子”风险也日益加剧，粮食安全问题日渐严峻。粮食是人类生存发展最基本的物质资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稳定的根本，一旦农业生产被“卡脖子”，其带来的风险不可估量，直接威胁到国家安全稳定。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有助于优化和革新我国的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国内紧缺性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减少对进口农产品的需求，进而夯实国内大循环体系构建所必备的农业基础，并为进一步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奠定坚实的基础。

扩大乡村市场规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助于挖掘乡村市场潜力，扩大国内市场规模，凸显国内市场优势，加速国内大循环体系的构建，进而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8]。当前，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乡村振兴对乡村市场起的培育作用，一方面，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乡村市场的潜力得到挖掘，会形成巨大的投资市场;另一方面，乡村振兴能为特别是像水果这样的国内农产品增加市场竞争力，有利于培育本土农产品市场。此外，乡村振兴能带动乡村养老、旅游、新能源等新兴市场的蓬勃开展与逐步壮大，在乡村培育了新兴行业的市场空间。

挖掘乡村消费市场的潜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助于加快鄉村基础设施改善，提升乡村信息化普及率，增加农民收入，拉动农民消费需求，增强国内总体消费能力，进而推动国内大循环体系的构建。已有学者指出国内大循环最终落点于消费[10]，并且不可忽视的是乡村居民也是我国重要的消费主体[11]，因此乡村消费市场潜力十分巨大。相比于大城市，乡村大多数农民的消费受制于较低的收入，也受制于落后的基础设施，进而抑制了乡村消费市场的潜力。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7.9%，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9.6%;2020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下降3.8%，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2.9%。可以发现近年来相较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长率更高，可以说乡村消费市场富含巨大潜力。因此，扩大内需的关键在于促进农民群体的消费意愿。

牢固乡村就业基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助于优化农民的人力资本，提高就业率，推动乡村本土产业的多元化和高质量发展，增加乡村就业机会，打下牢固乡村就业基础。已有学者指出增加就业岗位有助于对冲经济下行[12]，为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提供有利因素。因此，牢固乡村就业基础对构建新发展格局至关重要。但目前乡村就业基础不够牢固，需要攻克以下几方面问题：首先是乡村产业化发展程度低，缺乏就业岗位，农民为追求美好生活逐渐与乡村的本土发展脱离;其次是农民的思想认识和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专业知识和专业技术很匮乏，在外地很难找到适合的岗位;再者是大多农民缺乏运用法律来维权的意识，有关就业的机制体制尚未完善。

建立健全乡村社会的信任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助于实现乡村“治理有效”，切实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程度，形成乡村公认规章用以规范农民行为，建立健全乡村社会的信任体系，为国内大循环的构建打下坚实的治理根基和社会根基。已有学者指出社会信任是推动新发展格局治理的社会基础[13]。但今天的乡村社会信任度更为脆弱，一方面，加速推进的市场化打破乡村传统，原本乡村约定俗成的道德伦理和既定村规不断被打破，而与当前社会相匹配的、为大家遵守和公认的治理规则尚未普遍建立，乡村治理水平亟待提升，乡村信任关系尚未正式建立;另一方面，不断弥漫的个体化风气使得农民的合作和集体意识日益淡薄，乡村社会的信任体系趋于土崩瓦解。

2.新发展格局作用于乡村振兴的全面实现

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助力了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推进。新发展格局下，经济发展动力发生转变、发展环境得以优化、要素自由流动的空间关系得到重组，均有助于推动乡村振兴的全面实现。

新发展格局下经济发展动力转变为乡村振兴提供历史机遇。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出口受阻，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弊端明显，对我国经济发展形成严峻挑战。为战胜这一考验，我国尝试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4]。新发展格局的提出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动力将发生巨大转变，外向型动力持续变弱，而内生动力不断增强，国内大循环在经济稳固增长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将持续提升。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助于夯实农村这一薄弱点，打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的堵点，一定程度上助力乡村振兴的全面实现。从本质上来说，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是回应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同时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推进契机。

新发展格局下发展环境优化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保障。新发展格局是一个整体，具有系统性，需要国家从战略性高度实施科学规划，需要统筹协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也就是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乡村消费力度的提升、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推动等都至关重要，同样的，供给侧在具体实施中着力于破除不利于要素自由流通的体制机制壁垒，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得以充分发挥，进而提高乡村的资源配置效率，最终实现优化发展环境，畅通国内大循环的目标。总的来说，新发展格局下发展环境得以优化，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的支撑。

新发展格局下发展空间重组为乡村振兴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可能。经过统筹协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发展环境实现优化，国内大循环将逐步畅通，新发展格局雏形初现。新发展格局为便于要素自由流动的空间关系的重组提供了机会，并实现了空间重构，这激发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活力，也拓展了发展空间。具体来说，城乡间的失衡状态会因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完善、政策制度保障完备而被彻底改变，城乡会因产业分工而互为市场，城乡一体化发展将迎来新阶段，逐步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和谐城乡关系，推动乡村振兴实现长足发展。

（三）新发展格局对乡村振兴提出新要求

1.新发展格局对乡村农业发展提出新要求

新发展格局对乡村农业发展提出推动乡村农业产业链延伸、拓宽和整合，建立并健全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以及提升农业科技创新等新要求。首先是推动乡村农业产业链延伸、拓宽和整合。新的历史方位下，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新发展格局对乡村振兴提出新要求，需要加速农业转型升级，特别是农业产业链升级，通过乡村农业产业链的纵向延伸、横向拓宽、各环节整合，有助于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增强农业竞争力，以及优化传统农业结构[15]，进而早日实现乡村农业产业化、集约化、商品化发展。其次是建设并健全现代乡村农业经营体系。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和发展，为新时代农业现代化形成稳固局面奠定了基础[16]。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最初是以家庭承包经营制为基础得以发展，当下成为我国缯强农业竞争力和驱动农业现代化的强劲助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完善和发展需要将现代科学技术运用于农业生产，需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要推进多样化经营方式，并引导规模经营趋于多形式、多层次和多元化。最后是提升乡村农业科技创新。农业科技创新是推动乡村农业发展，实现乡村高质量振兴的外部推动力。农业科技创新的提升一方面源于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如政府提供政策、资金、专家等帮助，企业给予技术、资源等支持，农民积极加入农业科技创新的人才培训。另一方面源于对外部环境的重视，如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得到完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得到重视，营造了有助于推动农业科技创新的大环境等。

2.新发展格局对乡村产业发展提出新要求

新發展格局对乡村产业发展提出多元化、特色化、绿色化、共享化、信息化、品牌化等新要求。首先，乡村产业要趋于多元化发展。产业多元化推动产品多样化，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各类需求，有助于进一步扩大内需，推动国内市场的构建;同时，有助于提高乡村资源利用率，降低产业发展的风险，推动乡村产业的长足发展[17]。其次，乡村产业要趋于特色化发展。乡村产业特色化意味着要尊重乡村，不能刻意模仿某种特色，要真正做到因地制宜[18]，这就对找准乡村特色和优势提出了高要求，有的乡村人文资源丰富，有的自然现象独特，有的地理位置优越，有的拥有产业基础，还有的拥有叠加优势，最终围绕特色优势，整合相关资源，进而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再者，乡村产业要趋于绿色化发展。绿色发展是乡村产业高质量振兴的根本，不断推进产业趋于绿色发展，将绿色发展理念贯彻到乡村产业发展全过程中，将乡村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竞争优势和经济效益，真正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乡村带来美好生活。然后，乡村产业要趋于共享化发展。新时代背景下，新经济形态不断涌现，推动现代经济呈现出共享这一新特征，因此乡村产业发展也应顺应时代潮流，通过资源共享和信息共享的方式提升资源利用率，增加经济效益，争取让全体乡民共享发展成果。接着，乡村产业要趋于信息化发展。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新发展格局下，乡村产业发展有必要积极推进信息化改造，包括建立乡村大数据平台和信息共享平台、加强乡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培养乡村信息化人才、以及提高农民的信息化素养等。最后，乡村产业要趋于品牌化发展。乡村产业发展要保证并持续提升产品的质量和竞争力，要以优良的产品质量打造乡村品牌、扩大产品知名度、提升产品附加值，来满足新发展格局下多样化和高品质的市场需求，进而实现乡村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3.新发展格局对乡村自身发展提出新要求

新发展格局对乡村自身发展提出提高乡村自身的资源承载能力、健全乡村自身的治理体系、改善乡村自身的相对贫困等新要求。

首先是提升乡村自身的资源承载能力。资源承载能力不足是新发展格局下实现乡村高质量振兴必须要解决的关键难题。当乡村获得充足的资源，但乡村自身对于资源的利用效率却不高，两者无法平衡，就会造成乡村资源承载能力不足，进而引发乡村资源浪费，发展进度缓慢、社会不公等后续问题。因此，有必要协同供给侧与需求侧，逐步提高乡村自身的资源承载能力。一方面，政府要加强乡村的信息化和生活化基础设施建设，为进入乡村的资源提供基础设施层面的配套保障，使政策、资金、物资等资源顺利进入相应的产业，进而提升乡村资源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要逐步破除阻隔要素从乡村自由流入城市的壁垒，使城市的要素能顺利进入乡村市场，进而完善要素市场结构。同时，使国家投入乡村的各种要素真正在乡村发挥起作用，而非重新流回城市。此外，政府可出台财政、税收等优惠政策吸引包括金融、电商等行业在内的多元市场主体，开拓农村市场，进而扩展国内市场。

其次是健全乡村自身的治理体系。治理体系的落后是新发展格局下实现乡村高质量振兴必须要克服的固有难题。高水平的乡村治理能力以及完备的乡村治理体系是新发展格局构建以及乡村高质量振兴实现的重要表现。一方面，要转变理念以实现“乡村管理”到“乡村治理”的跨越，要对乡村治理模式进行改革和创新，完善乡村治理主体，调整乡村治理结构，加强自治制度建设，加速形成以民主自治为主的多元化治理格局，即基础政府指导，村委会自我管理，村民自主融入，社会组织积极参与[19]。另一方面，要注重人才的培养，在乡村大力推进“人才强基”工程，对村民进行定期培训，教授经营、技术、管理等所需的专业知识，同时，注重提升他们的政治素养。此外，要重视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不断调整和改善党员队伍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使基层党组织作用得到充分发挥[20]。

最后是改善乡村自身的相对贫困。相对贫困是新发展格局下实现乡村高质量振兴必须要战胜的新难题。不同于绝对贫困，相对贫困直接指向发展、发展成果共享、对美好生活向往等问题，带有识别难度高，治理周期长等特点，因此有必要构建起长效治理机制。一方面，要深入了解相对贫困的产生根源以及识别机制，真正落实精准化扶贫。另一方面，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这一新的历史机遇下，通过对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形成产业集聚和发展的比较优势，进一步激发和增强乡村产业发展的动力;同时加速乡村一、二、三产业交融发展，在乡村建立和健全现代产业体系，为农民共享发展成果提供保障，为可能出现的相对贫困问题做好准备[21]。此外，改善相对贫困要强化主体协同合作，形成政府-社会资本有效协同的良性合作机制，并与新发展格局下乡村高质量振兴实现全方位结合。

四、新发展格局下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

（一）理念层面：坚持推动乡村高质量振兴的理念创新

新发展格局下，乡村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对理念层面提出更高的要求。一是坚持以正确的理念推动农业发展。近年来，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实现长足发展，相比之下传统农业发展较缓慢。2021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稳住农业基本盘，切实发挥农业‘压舱石’作用”。乡村要实现高质量振兴，需要秉承以改革促发展的理念，而非直接套用“工业化”发展模式。二是坚持阶段性的长期规划理念。乡村高质量振兴并非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以长远的眼光看待乡村高质量振兴这一长期性历史任务，并将其分解成多个阶段性任务，避免掉入片面追求短期效益的陷阱。三是坚持农民自主参与的理念。我国已有的乡村发展历程表明，农民主体性以及能动性的发挥是实现乡村高质量振兴的根本所在。培养农民的主人翁意识，加强农民在乡村建设中的自主性与参与性，鼓励农民在乡村治理与建设中行使权利，使农民既是参与者，又是受益者。

（二）制度层面：破除制约乡村高质量振兴的机制障碍

新发展格局下，乡村要实现高质量振兴，对制度层面提出更高的要求。一是推进现有土地制度和宅基地制度的改革。现行制度下，乡村从事非农建设的活力被压抑，乡民的发展空间被挤压，乡村的产业结构趋于单一。通过制度改革，有助于拓展非农经济活动开展的空间，丰富乡村产业结构，推进乡村产业发展。二是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有助于乡村获得平等的发展权，有助于乡村获得更多优势资源，有助于促进农业产业开发，有助于推动乡村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有助于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实现乡村高质量振兴，进而实现地区真正公平发展。三是培养技术型和管理型乡村人才。乡村要想实现高质量振兴，人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人才[22]。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乡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乡村的年轻一代大都趋于农民市民化，使得乡村出现空心化、老龄化等问题。而国家大力助推乡村高质量振兴，这有助于引领乡村产业发展，吸引在外年轻人返乡。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引导年轻人学习技术和管理，进而提升乡村人才的质量和数量，为乡村高质量振兴奠定人力资本的基础。

（三）科技层面：增强引领乡村高质量振兴的创新动力

新发展格局下，乡村要实现高质量振兴，对科技层面提出更高的要求。一是以科技缓解供需矛盾[23]。依据乡村的实际情况以及乡村对科技层面的需求，针对乡村农业的重点领域，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对供需信息进行精准匹配，以供给侧改革为导向，找准影响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短板，精准发力。二是科技赋予基层治理新机遇。现代科技和信息化为社会治理提供了全新的技术保障，社会治理的未来走向在于以数字化和智能化等为导向的技术治理。在此次新冠疫情防控中，科学技术发挥出巨大的作用，直观展示了数字化治理的优势。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使乡村面临着高质量振兴的新挑战，而科技恰能给乡村提供新的历史机遇。三是推动县域创新作用最大化。中央高度重视“县域”，仅2021年“一号文件”中该词出现频率就高达11次。县域创新有助于激活主体的创新能动性，推动科技与县域发展的融合，进而推动科技融入乡村产业，实现科技成果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目標。新发展格局下，乡村发展光靠城市和乡村自身是行不通的，需要认识到“县域”的独特作用，可以说新时代乡村高质量振兴必须联合“县域”。

（四）治理层面：加快夯实乡村高质量振兴的薄弱环节

新发展格局下，乡村要实现高质量振兴，对治理层面提出更高的要求。一是真正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基层党组织作为乡村振兴的“排头兵”，扮演着“战斗堡垒”的角色，在乡村治理的有序开展和乡村资源的有效整合中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24]。二是要加速推动自治、法治、德治的不断融合。新时代乡村治理提倡以自治为主，并在自治过程中辅以法治和德治，以法治和德治来优化自治的过程，最终实现最优自治。法治需要通过制定规章、完善村规、实施监督反馈制度等方式实现。德治需要以辩证的眼光看待乡村传统文化和习俗，宣传和普及优良道德文化，用乡民广为接受的方式引领乡村风气积极向上。三是推动治理趋于标准化。新时代背景下，标准化治理能有效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25]。标准化治理表现为“标准化+”的形式，具有高效率、易推广的优点，能精准夯实乡村治理的薄弱环节，能加快改善乡村治理的结构，进而推动乡村走向有效治理，最终实现乡村高质量振兴。

（五）规划层面：开拓通向乡村高质量振兴的必由之路

新发展格局下，乡村要实现高质量振兴，对规划层面提出更高的要求。一要把握顶层和基层的关系。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要妥善把握顶层规划和基层落实间的关系，遵循并坚持生产生活生态平衡的规划布局，将实践重心放在推进现代服务业、制造业、农业三者的交汇融合上，助力扩大内需战略的坚定实施，推进国内大循环新格局构建。二要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乡村振兴对于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应始终坚持以融合推动发展，以发展推动振兴的方式。乡村振兴不能仅仅停留在乡村本身，需要以城市或县域带动乡村发展，提升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追赶速度。三要激发内生动力。农民要破除“听之任之”的观念，在规划过程中要充分发表自己的想法，凝聚农民集体智慧，广泛提升农民的参与度与积极性，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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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Development Pattern Boosts Rural Revitalization：

Connotation， Basis and Path

Yan  Yujun，  Gong  Xiaoying

（School of Marxism，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China）

Abstract：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which is based on the domestic circulation， helps optimize and upgrade rural agriculture， industry and other aspects， constantly stimulates the market vitality of rural areas， forms a strong domestic market， and provides a new historical opportunity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ual-circulation can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Along the logical route of connotation， basis and path， the research content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Specifically， starting from expounding the five new connotation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given by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this paper deeply reveals and expounds the basis fo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n discusses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the conno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richer， and changes are made at the practical level closely arou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form”“precision”“localization”“coordination”“high quality”. The basis fo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lies in the internal logical relationship and force between the two， and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erms of rural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rural self-development.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from the five aspects of concept， syste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overnance and planning： promote the concept innovation of rural high-quality revitalization， remove the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restricting rural high-quality revitalization， enhance the innovation power leading rural high-quality revitalization， speed up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weak links of rural high-quality revitalization， and build the way to rural high-quality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new development pattern; rural revitalization; connotation; basis; path

（責任编辑：张丽阳）

收稿日期：2022-03-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建设的历程与经验研究》（21BKS05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下劳动收入应有份额及实现机制研究》（17BKS053）。

作者简介：严宇珺（1993—），女，浙江湖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龚晓莺（1963—），女，四川荣县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