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国土空间规划：机理、方法与路径

鲍海君，张瑶瑶，吴绍华

（1.浙大城市学院国土空间规划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5； 2.浙江财经大学土地与城乡发展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18）

2020年9月，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了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30 ·60”目标。这是中国基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2021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明确了碳达峰碳中和十项工作重点任务，其中，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领域，要求从规划、空间布局、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三个层次进行绿色发展转型。

传统的以关键行业减排为主体的减碳方案，难以突破规模导向、集中控制的惯性锁定。低碳国土空间规划体现了“自下而上”的“分布式”减碳，可与行业“自上而下”的“线性”路径形成互补，通过空间治理与技术创新的有机结合，构建面向未来不确定性风险的韧性碳中和体系[1]。

国土空间作为碳源排放和碳汇要素的载体，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场所，而国土空间规划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手段。国土空间规划通过对全域山水林田湖草城的整体谋划，促进国土空间开发利用方式与“双碳”目标之间的协同，实现发展与减碳双赢[2]。鉴于国土空间规划具有长期锁定效应，将低碳目标全面融入到规划中将发挥不可替代的基石性作用[3]。尤其是城市，作为人口、产业、建筑、交通等集中地，产生了全球约75%的碳排放[4]，是打赢碳达峰碳中和绿色转型攻坚战的主战场[1]。通过规划统筹国土空间要素、形态与功能，转变城市的高碳排模式，塑造低碳化的空间布局、发展模式、生产生活方式等，是城市低碳治理的关键途径。

在当前“双碳”目标导向与“多规”融合背景下，以双碳为目标的低碳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亟待构建。目前低碳国土空间规划在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如双碳目标与空间规划的逻辑关系[2]、碳排放的空间治理框架[5]、规划编制的整体框架[3]、规划的工具体系[6]以及针对城市群的双碳目标阶段与应对策略[7]、碳治理战略与机制[8]等方面的探讨。也有学者以城市[9]、乡镇[10]为对象，对低碳国土空间规划的技术路径进行了探索。总的来说，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对碳空间治理思路、框架、工具的整体性把握，仍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首先，碳循环过程与国土空间规划之间的逻辑关系尚未明确。受制于碳循环过程与空间要素衔接的脱节，既有低碳空间规划在空间供给侧的用地管控和引导上存在盲点，决策多落到能源消费端的产业、交通、建筑等行业策略上[11]。其次，低碳国土空间规划的多尺度框架缺失。现有低碳空间规划多集中于城市、社区等单一层次，鲜有涵盖全要素、多尺度的系统性规划[12]。再次，低碳国土空间规划的全过程路径有待完善。既有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尚缺乏明确的碳约束目标及行动指导，亟待将“双碳”理念全面融入国土空间规划的目标体系、决策体系及保障体系，发挥规划在低碳空间治理上的统筹引领作用。

本文以碳循环过程与空间要素的耦合关系剖析为切入点，从起点、原则、工具角度探析低碳国土空间规划的机理，进而基于多尺度碳优化框架提出低碳国土空间规划方法，并构建面向全过程碳管制的规划路径，以期为“双碳”目标下的国土空间规划提供思路参考。

1 低碳国土空间规划机理：“碳循环—空间要素”耦合

低碳国土空间规划须将“数量上”的碳减排目标落实到“空间化”表达。因此，首先需以国土空间规划的各尺度要素为对象，从碳循环的“格局—过程—机理”切入，构建“碳循环—空间要素”耦合框架，为国土空间规划促进区域碳平衡、实现单因子优化及多要素协同提供理论基础。

1.1 碳循环格局—空间要素耦合

区域碳循环系统是涵盖自然和人工过程的复合系统，具有复杂性、多样性以及空间异质性[13]。从碳源碳汇的数量、结构及空间属性出发，构建“碳循环格局—空间要素”的耦合框架（图1）。

图1 “碳循环—空间要素”耦合关系示意图Fig.1 “Carbon cycle-spatial elements” coupled relationship

碳源碳汇规模属性。“城镇空间—农业空间—生态空间”三类空间的规模，基本决定了区域内碳源碳汇的规模属性及主体关系。人为碳源构成碳排放的主体，源自工业、交通、商业及生活等人类活动能源消耗。而城镇空间作为人类活动的集中载体，主导着区域内碳排放[14]。自然碳汇构成碳吸收的主体，包括植物光合作用、土壤对有机物的吸收以及水域内有机物沉积等。其中林地具有很高的生物量水平和碳储存能力，构成碳汇主体[15]。

碳源碳汇类型属性。“地类”用途决定了土地所承载的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形成相应的产业类型、能源结构与效率及相应的用地碳效应。因此，“地类”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空间内碳源碳汇的类型属性。就碳源地类而言，工业用地和交通用地碳排放强度位列各地类前列。由于行业类型差异，各地类碳排放强度可进一步分化，如三类、二类工业用地碳排放强度为各地类中最高，而一类工业用地碳排强度可低于城镇居住用地和公共设施用地[11]。碳汇地类涵盖林地、草地、耕地、园地及绿地等，由于各地类的土壤和植被的碳储量与碳密度存在明显差异，造成碳吸收效应各有差异[16]。

碳源碳汇空间属性。碳源汇在空间格局上可划分为团块、线性和点状属性。（1）各功能区块内特定的产业、人口、资本、交通、基础设施、自然资源等要素集聚模式，决定了区块内的碳源碳汇总量与强度。因此，功能区块的空间布局，塑造了碳源碳汇的团块属性及其空间异质性[17]。作为主要碳源的工业区（尤其是重工业地块）布局，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固定碳源”的空间分布[18]。各类自然保护区、公园等生态资源集中区块，形成高碳汇能力的空间团块。（2）空间内不同功能区块的空间隔离，驱动了人口与物质的空间流动需求，塑造了“移动碳源”沿交通线路分布的线性属性。移动碳源对于地块功能的邻近度、可达性、土地混合利用程度等空间形态布局特征高度敏感[19]。随着建成空间蔓延、碎片式新区开发、功能组团“孤岛化”等，交通碳排放强度及比重日益增大。（3）建筑单体及其周围公共空间组成的“单元”，构成了区域碳循环的“细胞”。单元开发模式与开发强度，决定了建筑物的功能、建设量、空间布局、三维形态等，作用于建筑能耗及碳排放强度，塑造了碳源的点状属性[20-21]。高强度的碳排放单元，如电厂、钢铁厂等重工业园区，表现为碳源热点。

1.2 碳循环过程—空间要素耦合

区域碳循环过程，可划分为垂直碳流与水平碳流。垂直“碳流”指生态系统光合作用的碳吸收和各种途径的自然与人为碳排放，主要以CO2的形式进行流通。垂直“碳流”映射到区域国土空间系统，形成水平方向的潜在“碳流”，即国土空间系统与外界之间、各种空间要素相互之间的能源、原料、含碳产品和废弃物等碳输入输出[13]。

（1） 圈层之间的垂直碳循环。垂直碳循环，体现为碳元素在大气圈、生物圈、岩石圈等碳库之间迁移转化所形成的共生系统。岩石圈作为稳定碳库储存了地球总碳量的99%，维持着地球系统的总体碳平衡。大气圈—生物圈之间的净碳流，决定着区域国土空间系统在碳循环中的角色。然而日益增强的人类活动显著改变了碳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原有碳流强度、路径以及碳库容量等）[22]。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强化了人类生产生活中的化石燃料使用，将大量原本储存在岩石圈的碳释放到大气圈。大气圈碳库接受工业革命以来迅速增加的人为碳排放，驱动了剧烈的全球气候—环境变化以及自然灾难，成为碳中和行动的最终目标对象[23]。另一方面，生物圈经由植被光合作用，将大气中的CO2以有机化合物形式储存于植被与土壤中，是碳汇的关键。但随着人类对地表土地的改造程度与日俱增，导致净碳汇持续损失[23]。同时，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受到大气CO2浓度升高、全球变暖、降雨格局改变等多因素联合影响，进一步强化了当前碳循环过程的不确定性。

（2） 价值链上的水平碳循环。水平碳过程实质上是含碳产品的“原料—产品—废物”的全生命周期代谢过程，因此，水平碳循环紧密嵌入于产业价值链之中[24]。价值链涵盖了完整的产业内分工及其生产链条（研发、设计、生产、营销和服务等），映射到空间维度，即形成受空间价值链驱动的空间网络系统及块状功能区[25]。各功能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及生产要素流动，驱动区块之间的碳流通链，如商业区、工业区、居住区等部门之间的“碳流”交换。

“趋利”原则驱动城镇空间逐渐演化成从高端产业（生产性服务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等）到低端产业（制造业等）的离心扩散结构，也驱使伴随着产业价值链的碳流发生时空变迁。通过建立各功能区之间的链接式生产，促使价值链各环节在空间上有序衔接，有助于引导包括碳流在内的能量流、物质流在国土空间内有序流动[26]。随着产业链演进，其驱动要素将由资源和土地等低级要素向知识和网络等高级要素转变，将进一步推动产业链的低碳化升级，促进空间碳减排[27]。

1.3 基于碳循环的国土空间规划机理

“碳循环—空间要素”耦合关系为国土空间规划引导低碳化发展模式奠定了原理性基础。低碳国土空间规划，从源头上协调发展目标与低碳目标、人类价值与自然价值，通过对国土空间全要素的全尺度、全过程统筹调控、反馈优化，为区域碳平衡提供空间载体和流通网络（图2）。

图2 基于碳循环的国土空间规划机理Fig.2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mechanism based on carbon cycle

（1） 起点：“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并重。低碳国土空间规划，要求兼顾双碳“底线”与发展“顶线”，体现了“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并重，是管控性规划与发展性规划的融合[28]。双碳“问题导向”，强调“刚性管控”。基于空间要素碳效应评估，采取强制性指标，将碳源碳汇约束条件分解落实到全域全要素的国土空间管控方案与措施中。发展“目标导向”，侧重“弹性引导”。采取多目标耦合优化，寻找社会经济发展、自然生态保护与碳平衡之间的最佳平衡点，实现有限国土空间的“效益极大化”。

（2） 原则：“生态优先”之上的“以人为本”。低碳国土空间规划，统筹双碳目标与发展目标，在自然生态可承载范围内充分满足人类多层次需求，实现“生态优先”和“以人为本”的辩证统一。“生态优先”原则，将国土空间发展约束在“有条件规划”的框架下。以“资源环境承载力”[29]的“短板要素”为基础，叠加“碳承载力”评价（碳汇系统的“碳承载支持力”与碳源系统施加的“碳承载压力”的综合效应）[30]，锁定国土空间开发的数量上限和空间边界。“以人为本”原则，是尊重生态之上的国土空间功能与人类需求的匹配。通过地域空间功能识别、空间秩序构建、空间格局优化，满足人类社会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均衡和高品质生活的需求[31]。

（3） 工具：“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互动。低碳国土空间规划对于多目标、多价值的协调，要求采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互动的协同型规划方式，通过反馈优化的良性循环，推动国土空间要素优化配置。“自下而上”的规划，以碳核算为线索，搭建空间规划基础数据库和数智化管理平台，为实现透明化、精细化、智能化的国土空间规划提供底层支撑。“自上而下”的规划，以碳管控为主线，采取“一张蓝图”式的全域全要素管控，实现对国土空间低碳发展方向、格局、路径的整体把握，到双碳管控方案、指标、措施的逐级落实。再结合对“双碳”目标进展的实时监测、规划实施效果的动态评估，构建上下互动的完整闭环，促进国土空间低碳治理的最优化。

2 低碳国土空间规划方法：多尺度碳优化

结合碳循环机制的空间尺度序列，构建“三区划分—地类管控—地块布局—单元设计”的全要素多尺度国土空间规划框架，实现对区域碳循环“系统总量—数量结构—空间格局—单元强度”的全方位管控（图3）。

图3 低碳国土空间规划方法的多尺度框架Fig.3 Multi-scale framework of low-carbon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approach

2.1 “三区划分”平衡碳规模

在低碳国土空间规划中，通过“三区三线”划定、国土空间底线管控、建设用地有限供给等，调控生态空间、城镇空间和农业空间的总量（建设量、耕地保护总量、生态保护总量）和边界（生态保护红线、耕地空间边界、城镇开发边界），平衡各“分区”对碳源汇规模的作用。

巩固生态与农业空间的碳汇规模。一是筑牢生态保护红线，锚固现有自然生态系统的碳库容量。依托重要山体、江河湖海、生态节点及廊道等，规划国土空间系统的“生态支撑基面”，构筑生态固碳屏障。二是综合治理自然资源，全面挖掘生态系统的碳汇潜力。结合对各类生态系统汇碳能力的关键因素识别，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发挥生态修复与固碳增汇的协同效应。

约束城镇空间的碳源规模。遵循“先底后图”的规划理念，结合发展情景预测、主体功能定位，以资源环境承载力约束国土空间开发中的城镇用地规模、增长边界等。进一步引入碳源汇收支平衡作为规划刚性约束条件，确定低碳目标下的国土空间开发规模上限。

2.2 “地类管控”优化碳结构

对三类空间进一步细化，通过“地类”用途管控调整建设用地、生态用地、农业用地结构，提升低碳排放的碳源用地、高碳吸收的碳汇用地的比例，优化区域碳源碳汇结构。

优化碳源用地结构。一是优化产业用地结构推动产业低碳化。以地类碳效应为衡量依据，通过碳排放控制目标与国土空间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的衔接，强增量、优存量，调整建设用地中的高、低碳排产业用地配置，引导产业结构向绿色低碳的方向发展，推动产业与碳排“脱钩”。二是优化能源用地结构支撑能源低碳化。通过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与可再生、清洁能源发展目标的衔接，控制高碳排能源项目用地、保障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的用地预留，推动能源结构低碳化、绿色化。

优化碳汇用地结构。一是生态用地结构优化。扩大林地、湿地等高碳汇用地占比，提升单位用地碳汇效应，促进区域碳增汇。二是农业用地结构优化。通过优化耕地、园地、养殖水面等的农业生产方式、农地管理措施等，实现农业用地碳源—碳汇性质和强度的转变，充分发掘农业用地的碳汇潜力。三是弹性用地低碳化开发。对于生态空间、农业空间中弹性用地的用途转换，明确规定碳排放约束条件，鼓励旅游用地、健康用地、文化用地等低碳排高附加值的开发形式[32]，协调用地增长需求与减排增汇要求之间的矛盾。

2.3 “地块布局”统筹碳格局

通过对“地块”位置管控，塑造地块功能协同的空间格局与物质能量高效流通的网络体系，实现低碳排高碳汇的优化布局。

优化碳源碳汇空间格局。一是建设用地低碳排格局。基于空间结构—碳排放的关系剖析，探索低碳绩效最优的建设用地整体空间格局（单中心、多中心、混合式等结构特征；分散、集中、内紧外松等布局特征）。进而以土地用途与生产生活需求的空间匹配为导向，统筹资源、人口、产业、交通、能源等布局，促进本地化供需平衡与内部自我循环，构筑功能复合、产居平衡、产业共生的低碳城镇空间。二是农林用地高净碳汇格局。生态空间的格局优化，以保护生态敏感区、脆弱区为前提条件，依托山体水系、生态保护区、主要生态斑块等构建生态安全格局，结合绿地、公园等小型碳汇建设，打造自然碳汇与人工碳汇互补协调、点线面生态要素共生的生态用地碳汇格局，保障国土空间碳汇能力。农业空间的格局优化，通过清退整改、耕地整理等打造连片规模化的耕地布局，满足粮食安全、生存需求与农业碳汇本底的多目标要求；结合农村居民点集聚化布局、农村建设用地综合整治、空间复垦补充生态用地等，打造低碳排、高碳汇、高品质的农业空间。三是碳源汇融合格局。以系统思维调控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格局，顺应自然机理（如山体、水体、风向等）布局建设用地，塑造建成空间与水网、绿网融合的水绿贯城格局，实现碳源碳汇的局部空间均衡。结合城镇空间布局，构建远郊—近郊—城区的圈层式农业用地格局，实现需求—功能匹配、碳源碳汇融合的协同化。

协调碳源碳汇空间组织关系。一是完善低碳化交通网络。基于建成空间形态、功能布局、人口分布等，构建公共交通走廊、换乘枢纽与重点功能区紧密结合的宏观框架，塑造高效公交网络、窄马路密路网街区、高品质慢行环境融合共生的微观结构，布局大运量绿色公交、新能源交通配套设施、共享交通设施等多模式低碳出行网络，形成交通需求、交通效率、交通方式多维度协同的交通碳减排方案。二是布局基础设施通道。建设绿色能源基础设施以及互联共享的设施网络，促进电力脱碳、推动能源供给系统智能化转型，从能源结构与使用效率双管齐下助力能源体系“碳中和”。建设低碳化的市政基础设施体系，完善非常规水资源利用、分质供水和梯级利用等水系统设施，发掘水系统规划的减碳潜力；健全垃圾资源回收利用处理系统，推动资源供应部门脱碳化与碳再利用。三是构筑生态碳汇廊道。基于生态安全格局和区域功能组团，依托江河湖岸带、青山绿园、城市道路，构建集自然廊道、行洪通道、休闲漫道为一体的复合生态廊道体系，串联碳汇中心（湿地公园、城市公园、郊野公园等）和节点场地（口袋公园、街边绿地等）等生态单元[33]，实现碳汇能力、生态服务功能与社会经济价值的协同增效。

2.4 “单元设计”调控碳强度

从微观“单元”层面塑造空间要素与低碳化生产生活的协同模式，调控单元碳源碳汇强度，是低碳国土空间规划的最直接途径。

碳排单元减碳设计。一是单元尺度设计。设计低碳化生活单元，通过功能混合、交通便捷、公共空间高可达等布局优化，打造15分钟社区生活圈，引导低碳化生活方式。打造低碳化生产单元，通过产业空间共生、集群布局，促进单元内物质循环、能量环流，实现低碳化生产方式。立体统筹使用地上地下空间，引导交通网络、文化娱乐场所等功能性设施及适宜的产业向“地下城”转移，充分利用地下空间隔热节能优势，实现生产生活双减排。二是建筑尺度设计。着眼于既有建筑低碳化改造，采取节能改造、集中供暖、清洁电力等建筑用能优化措施，推广微电网、微碳汇等分布式微系统（如可再生能源微系统、立体园林及鱼菜共生系统等）[34]，减排增汇双管齐下引导存量建筑低碳更新。着眼于新建建筑低碳化设计，充分利用微气候环境（室内外温差、风速风向、光照条件等）、建筑物形态（高度、间距和密度等）及建筑围护结构等对建筑能耗的作用效应，调控建筑物的用能模式与强度，打造气候适应性建筑、被动节能建筑、零能建筑、正能建筑等绿色建筑，实现全生命周期的建筑减排。

碳汇单元增汇设计。一是生态单元碳增汇。基于乔、灌、草等不同植被类型的固碳潜力差异，设计多尺度、多层次、多功能的碳汇体系，提升生态用地单元的汇碳效率和碳储容量。二是农业单元净碳汇提升。推广种养结合型等生态循环农业，实现废弃物零排、投入品减排与单位农业用地增汇的良性协同；采取保护性耕作、作物轮作、秸秆还田等农田管理措施改进，提高农业单元土壤固碳能力[35]。

3 低碳国土空间规划路径：全过程碳管制

低碳国土空间规划，采取“低碳目标引导—碳核算支撑—碳约束管控”的全过程碳管制路径，将“双碳”目标全面融入多级多类国土空间规划，以动态“碳核算”和数智化管理支撑规划方案编制，结合各主体互动的规划实施保障体系，协同推动空间碳治理能力提升。

3.1 低碳目标引导

作为低碳国土空间规划的起点，规划目标从全局层面权衡碳中和、区域发展与生态底线等“目标”与“问题”，统筹发展与减碳、整体与局部、长远与短期等多维度关系。将“双碳”目标全面纳入“五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形成低碳国土空间规划目标体系。

“五级”规划的各层次目标突出传导衔接。国家与省级层面规划体现全局思维和底线思维，通过对“区域型”国土空间的综合管理[36]，把握产业布局、能源结构以及区域间减排协同等重大关系，约束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保护等关键底数。市县级规划强调对上位低碳目标的分解落实、空间落地，通过对“要素型”国土空间的用途管制[36]，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双碳”发展模式、空间格局及功能分区。

“三类”低碳规划目标体现互补互动。总体规划体现综合性、整体性，重点解决发展方向问题，塑造低碳发展情景、生态安全格局、低碳空间模式等。专项规划是总体规划的深化和补充，围绕产业、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碳汇等关键要素设计低碳目标与策略，体现针对性、工程性。详细规划是总体规划、专项规划指导下对具体地块低碳建设的限制性规定，从细处入手优化地块功能、交通布局、资源利用、建筑设计、生态环境等[37]，体现可行性、可操作性。

3.2 碳核算支撑

作为空间碳减排的落脚点，低碳国土空间规划方案，体现对国土空间内碳循环的系统规划与动态管理。碳过程体现了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活动、多尺度单元与多行为主体的综合作用。因此，低碳规划方案的编制、评估与优化，需建立在自然与人本的综合框架之上，以实时动态碳核算、数智化管理平台为技术支撑，综合采用情景模拟、利益协调、过程控制等方法。

一是碳核算与实时监测。以多层次国土空间要素为对象，衔接温室气体清单体系和方法，构建碳核算体系框架[11]（图4）。借助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据采集与分析技术，实现对各空间尺度、各碳生产消费主体的碳现状核算及情景预测[18，38]。依托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等数智化管理系统，建立国土空间碳排碳汇总量、结构、分布、强度的监测体系，实现碳收支的定量化、可视化、动态化、精细化评估与全周期管理。二是碳规划与系统评估。围绕低碳规划目标，采用国土空间演变预测、碳发展情景分析、减碳路径设计、规划方案比选等方法，开展系统的规划编制和方案论证，构建“目标—路径—指标—措施”规划方案体系。三是碳管理与动态反馈。以碳核算、监测、管理为技术保障，以统一管理平台之上的“一张图”管控为手段，检验评估“双碳”目标进展，反馈国土空间规划实施效果，动态调整优化，助力规划实践与碳控制目标的衔接，确保各国土空间单元最大限度地发挥减碳、固碳作用。

图4 基于国土空间全要素的碳核算框架图Fig.4 Carbon accounting framework based on all territorial space elements

3.3 碳约束管控

低碳国土空间规划的多目标权衡、多价值协调，要求构建上下互动协同的国土空间碳管控体系，保障各层次低碳目标落地。面向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的保障体系，建立在决策主体、参与主体及监督主体的良性互动关系之上[39]，依托技术赋能，形成“上位规划管控—同级人大监督—社会公众参与—区域间良性竞争—全程技术监测”的全逻辑流程。

一是上级管控。在纵向权力配置上，上级低碳国土空间规划指导和决定下级规划，保障低碳规划指标自上而下传导落实。通过上级跟踪、督促、反馈，推动低碳规划逐层落地。二是人大监督。在横向权力配置上，政府编制规划、自然资源部门实施规划、人大审议监督，保障了权力的实质性分配。充分发挥人大的监督作用，保障低碳规划的正确实施。三是公众参与。通过多渠道的数据公开和举报申诉，充分吸收公众成为低碳空间规划实施的评估者、监督者和推动者。结合个人碳账户、社区碳活动等行为激励手段，鼓励公众全面参与到低碳发展中。四是区域间竞争。将双碳目标绩效纳入政府考核体系，结合周期性城市体检评估，鼓励各地区自主探索、创新路径、良性竞争。五是技术监测。依托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构建双碳智能监管系统，加强对规划实施进展的动态监督预警，保障规划实施效果。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构建了基于“碳循环—空间要素”耦合关系的低碳国土空间规划机理、方法与路径。（1）规划机理是低碳国土空间规划的科学基点，需建立在碳循环过程与空间要素的耦合关系之上，来确立空间碳治理的“起点—原则—工具”。（2）低碳国土空间规划方法，以多尺度碳优化为抓手，构建了面向全域全要素的“三区—地类—地块—单元”规划模型，实现对碳源汇“总量—结构—格局—强度”的多维度调控。（3）低碳国土空间规划路径，通过“低碳目标引导—碳核算支撑—碳约束管控”的层层递进，可实现全过程的碳管制，推动空间碳治理能力提升。

4.2 讨论

如何通过规划方法及相应的规划政策推动国土空间发展低碳化转型，是双碳目标下国土空间规划面临的紧迫问题。本文所提出的低碳国土空间规划机理、方法与路径尚属初步探索，这一框架的适应性以及进一步细化，仍有待深入研究：

（1）低碳国土空间规划的技术性指标研究。国土空间规划是一个动态过程，如何兼顾指标体系的过程性与结果性、弹性与刚性、合理性与可操作性[40]，是引导低碳国土空间规划实践不断深入的一个关键。

（2）“双碳”导向的多尺度国土空间规划实证研究。低碳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涉及各级各类规划的环环承接与协同，其作用效果有待在实践过程中评估、反馈、优化。

（3）低碳国土空间规划的智能化支撑系统。国土空间碳治理需要特别关注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如终端物联设备感知、多源碳数据综合集成、碳治理辅助决策等，提升碳治理的精细化程度与智能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