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财富思想的自由时间向度及其现实意义

2022-07-22 00:25胡若痴,刘紫瑶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22年4期
关键词:共同富裕

胡若痴,刘紫瑶

摘要:财富创造—财富本质—财富分配是马克思财富思想展开的三重逻辑。自由时间一般不直接创造财富,但“财富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自由时间在肯定财富源泉中赋能财富有效生成;财富的本质就在于财富的主体存在,自由时间是对财富主体的确认经历基本认同、全面背离到有效确认的曲折历程;真正自由时间能彰显分配正义,体现财富主体性与公共性协同推进。马克思的财富思想启迪我们,自由时间是衡量共同富裕水平的应有尺度。在推进共同富裕征程中需厚植“享有”自由时间的理念,优化“共创”自由时间的条件,营造“享受”自由时间的氛围。以“共创”为基础实现从“享有”到“享受”自由时间的跃升,是对财富主体性与公共性的深层确认。

关键词:马克思财富思想;自由时间;共同富裕;财富源泉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22)04-0001-08

“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1]532时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也是马克思财富思想的重要范畴。理论界对马克思财富思想中时间问题的研究多着力于劳动时间而少关注自由时间,仅有的关于马克思财富观自由时间向度的相关成果也基本聚焦于以财富的尺度视角关注自由时间。如郑必清先生认为财富的尺度是自由时间,“实质上是指科学技术或人的智慧在财富生产中的巨大作用”[2]。卫兴华先生曾着力分析马克思财富论与价值论的不同,深入解读劳动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并以不多的笔墨论及了“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成为财富尺度,呼吁“马克思的财富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应引起学界重视和深入研究”[3]。在笔者看来,自由时间在马克思财富思想中时刻在场,财富衡量尺度是其显性场域并非唯一场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已成为时代的强音。研读马克思关于财富问题的相关论述,梳理自由时间在财富创造、财富本质、财富分配中的地位与作用,对以自由时间为视角全面理解并推进共同富裕定有裨益。

一、自由时间在肯定财富源泉中赋能财富有效生成财富的源泉是一个看似老生常谈的问题,马克思对此早有定论,理论界也多有解读,不过以自由时间为视角审思财富的源泉是理论界鲜有涉及的领域。笔者拟通过对经典著作相关文本进行解读,分析自由时间对于财富源泉、财富生成的意义。

(一)自由时间不直接关涉财富的源泉

经典作家在批判与借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关观点的基础之上明确指出:“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4]56-57“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5]550劳动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自然资源离开劳动可以直接成为财富,那些没有凝结人类劳动的动物植物、蓝天白云、清新空气、清洁水源等均是人类宝贵的财富。特别是人类文明的早期,纯天然的物质于人类而言是最主要的财富。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自在自然逐步成为历史,人化自然不断生成,纯天然的物质在财富构成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减少,凝结人类劳动的社会财富不断增加,正如马克思所言,“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4]56。

自由时间是非劳动时间,但非劳动时间“不等于”自由时间。如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享有不劳而获的权利,是自由时间的享有者、独占者;工人却只有劳动的义务而没有自由的权利。对于工人而言,饮食睡眠等生理需要的时间是必不可少的“专项时间”,马克思或者将这些时间直接称为吃饭睡觉的时间,或者统称之为休息时间,如“工作日就是一昼夜24小时减去几小时休息时间”[4]305,“其中休息112小时作为吃饭时间”[4]338,等等。因此,生理需要的休息时间属于非劳动时间,但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时间。工人“终生不外就是劳动力,因此他的全部可供支配的时间,按照自然和法律都是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应当用于资本的自行增殖。”[4]306

马克思在分析财富源泉时没有论及自由时间,在笔者看来主要是因为:一方面,作为财富源泉的劳动和自然界均与自由时间无直接关联。财富产生于劳动时间而不是自由时间,如果说自由时间直接生成财富,那是因为人们利用自由時间继续劳动,自由时间变成了劳动时间。另一方面,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来分析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财富是由工人的劳动时间所创造,资本家占有自由时间却不参与生产劳动,不创造财富。

(二)“财富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自由时间对劳动的肯定与赋能

自由时间与财富的源泉无直接关联,但不等于说财富的生成与自由时间毫无关系。马克思在分析资本扩大所使用的活劳动和缩小必要劳动的二重性时,引用了小册子《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的观点,指出“财富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如此而已”[6]82。马克思将财富与自由时间划上等号,既证明了资本的剥削本质,也从一定意义上说明了自由时间对财富生成的意义。下面笔者拟从“肯定”与“赋能”两个关键词入手进行分析。

其一,自由时间“肯定”劳动是财富源泉。即使人们在自由时间里只是休息与“躺平”,维持生命所必须的物质是需要通过劳动来提供的。因此,自由时间的生成本身就是对劳动创造财富的肯定,只不过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之中,这种肯定要经历一个从朦胧的自我肯定—对立的他者肯定—真正的自我肯定的曲折历程。

在人类文明的早期,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原始人基本无自由的理念,但不排除捕获之余采集之后时间稍有盈余,这段盈余的时间对他们而言可能是自由的。如果这种自由时间确实存在,那么它无疑是劳动者对自我(集体劳动)的朦胧肯定和奖赏。在阶级社会,劳动者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但财富基本被统治阶级无偿占有。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是登峰造极的异化劳动,资本家为追逐剩余价值而极尽所能地剥削工人。马克思同意小册子《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的观点,认为财富“就是”自由时间,其本源意义是说明资本家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财富,也就是占有工人的自由时间。“财富是自由时间。因为剩余价值首先表现在剩余产品中,而其他一切劳动同生活资料的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时间相比,就已经成为自由时间”[1]217。在生物意义上来看,资本家不劳而获,其自由时间是额定的,一天中除饮食睡眠以外的时间都是自由的;从经济学意义上而言,资本家的自由时间是不恒定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越高劳动时间越长,资本家所获得的自由时间越长、财富越多。工人没有自由时间,无法通过自由时间以肯定自己的劳动;尽管资本家极力否认工人的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但资本家的自由时间“事实上”是对工人劳动的肯定。财富中的自由时间视角进一步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诚然,当今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一些改良,工人已拥有部分自由时间,但资本家通过榨取剩余价值占有工人大量自由时间仍是不争的事实。随着剥削制度的消灭,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劳动者同时也是自由时间的拥有者,自由时间是对劳动者的肯定与褒奖。对劳动者而言,单位劳动时间内创造的财富越多,意味着赢得的自由时间也就越多,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自由时间是对劳动的有效肯定与嘉奖。

其二,自由时间“赋能”财富的有效生成。马克思支持小册子中“财富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的观点,还蕴含着另一层涵义,即如果劳动者拥有自由时间,如果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能实现主体同一,则自由时间能很好地“赋能”财富的生成。马克思指出:“拥有自由时间的人的劳动时间,必将比役畜的劳动时间具有高得多的质量。”[7]282“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6]203劳动者在自由时间内开展自由活动,不管他在自由时间中只是休息(注:此休息不是指每天饮食睡眠等生理需要的休息),还是学习、娱乐、社会交往等,只要是开展健康有益的活动,均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赋能”财富的生产。

二、自由时间在确认财富本质中彰显财富的主体性财富的本质是财富思想的核心内容,科学论证财富的主体本质是马克思财富思想与国民经济学家财富论的根本区别。而透过马克思关于“真正的财富”“财富的尺度”等相关论述,我们能明晰自由时间对财富主体的深层确认。

(一)“财富的本质就在于财富的主体存在”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国民经济学家坚持“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本质”[8]179,并认为他们“认出财富的普遍本质,并因此把具有完全绝对性即抽象性的劳动提高为原则,是一个必要的进步”[8]181。不过马克思同时指出:“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其实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因为人本身已不再同私有财产的外在本质处于外部的紧张关系中,而是人本身成了私有财产的这种紧张的本质。”[8]179在马克思看来,国民经济学家在分析劳动与财富关系问题时,将财富的源泉看成财富的本质,表面上注意“国民”“劳动者”的存在,实质上只注重物的价值,因为他们基本是在遵从私有制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来考察劳动与财富的关系,进而思考财富的本质。因此,国民经济学家所承认的劳动是异化劳动,不能确认人的本质;他们所考察的人实质上是物化的人,而不是具有独立性自主性的人。尽管劳动者获得一定的劳动报酬之后有根据自己的需要购买商品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是被资本和物所限制的有限客体性自由,劳动者的购买能力很低,基本只能购买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须的生活用品。总体而言,国民经济学家的财富观是从直观的客体意义上理解财富的本质,终归是见物不见人。

与国民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认为财富是对“人”有用之物,而且这种有用之物多由人的劳动通过物质变换而生成。因此,“财富的本质就在于财富的主体存在……财富的本质不是某种特定的劳动,不是与某种特殊要素结合在一起的、某种特殊的劳动表现,而是一般劳动。”[8]181马克思所理解的财富存在着客体与主体的双重维度:从客体维度而言,财富直接以使用价值或以交换价值中介的使用价值而存在,体现物的有用性;从主体维度而言,财富是作为主体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这里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人”,不是剥削者而是劳动者(注: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则是指所有人)。财富的主客体维度在劳动中实现统一,这里所指的劳动不局限于农业劳动、工业劳动、商业劳动,而是所有能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马克思称之为一般劳动、人的劳动。尽管财富存在着主客体双重维度,但财富的本质不是客体维度的使用价值(物),而是主体维度的人。马克思通过分析财富的主体本质进一步认识了商品与人、人与人、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特定社会关系。

(二)自由时间对财富主体的基本认同、全面背离到有效确认

尽管自由时间“肯定”财富的源泉“赋能”财富有效生成,但在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相对立而存在,也正因为如此,自由时间对财富的本质即财富主体存在的有效确认是一个曲折的历程。

其一,前资本主义社会自由时间对财富主体的基本认同。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是渔猎、采集劳动还是生产劳动,其目的始终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不是为了“物”的累积。马克思曾指出,“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6]137。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尽管生产力落后,劳动生产率低,整个社会的物质财富和自由时间总体而言非常有限,但人“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劳动者基本是有限自由时间的拥有者,自由时间对财富主体基本认同。

其二,资本主义社会自由时间对财富主体的全面背离。与资本家占有工人的自由时间“事实”上是对工人劳动的肯定不同,资本家窃取工人的自由时间,既不能确认工人的财富主体地位,也不能确认资本家自身的财富主体地位。因为,“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6]137。一方面,财富是人的能力、天赋的展现,人本身的自然力离不开外部自然界的自然力,但无论如何是人创造财富,财富的本质是其屬人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均被异化:资本家被异化,贪婪于资本增值与财富累积,因此,资本家即使攫取了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而拥有自由时间,但为财富而蝇营狗苟的资本家否认了工人是财富创造的主体,甚至其自身也因为被财富所左右而不能确认财富的主体地位;工人被异化,无拥有自由时间和财富的权利,只有在资本压榨之下的劳动义务。“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的必需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还不如一头载重的役畜。他不过是一架为别人生产财富的机器,身体垮了,心智也变得如野兽一般。”[9]70工人无自由时间,只是为资本家创造财富的役畜与机器,当然不能有效地确认财富的主体本质。

其三,共产主义社会自由时间有效确认财富的主体本质。马克思指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6]200以“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来界定真正的财富,将财富的尺度定位为“自由支配的时间”而不是劳动时间,说明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投入较少的劳动时间能生产丰富的财富。不过,如果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下,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并不能让劳动者受益,劳动者所创造的自由时间还是会被剥夺与占有,自由时间仍是劳动时间的对立物而不能确认财富的主体本质。只有消灭剥削制度,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所有个人才能得到充分发展,自由时间才会对财富主体充分确认,对人之为人充分确认。

自由时间通过自由活动来呈现,“这种自由活动不象劳动那样是在必须实现的外在目的的压力下决定的”[7]282。自由活动是摆脱了外在义务而自主开展的活动,这是劳动者主体地位的充分彰显。马克思指出:“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于是他作为这另一主体又加入直接生产过程。”[6]204自由时间能将人变成“另一主体”,这实际上意味着:一方面,劳动者如果拥有自由时间而不是毫无自由可言的役畜,相对于没有自由时间的劳动者而言,这当然是“另一主体”,是真正拥有自由的主体;另一方面,劳动者在自由时间内开展自由的活动,有助于智力的提升、身心的愉悦等,当然也有益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的劳动者对“心智也变得如野兽一般”的工人而言也是“另一主体”。

可见,如果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主体直接同一,节约劳动时间就增加了个人充分发展的时间。尽管自由时间不一定直接创造财富,但自由时间就是财富本身,因为“财富的本质就在于财富的主体存在”,“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本身就是最大的财富,以人这一主体发展尺度去创造财富、度量财富,而不是以物质财富这一客体尺度去规定人、约束人,这是马克思财富思想的根本立场。

三、自由时间在肯定财富分配正义中蕴含财富的公共性财富创造—财富本质—财富分配,这是马克思财富思想展开的三重逻辑。财富的创造为确认财富主体本质奠基,财富的有效分配是确认财富主体本质的关键环节。不过,马克思的财富分配思想既彰显财富的主体本质,也强调财富的公共属性,而且这种分配正义中的财富不局限于物质财富,也包括自由时间这一曾经稀缺的资源。甚至可以认为,马克思的财富分配正义以物质财富为起点,以自由时间为旨归。不过,已有的研究在聚焦马克思财富思想分配正义问题时,对物质财富关注较多而对自由时间关注不足,对主体性关注较多对公共性关注不足。笔者拟从分配正义出发,聚焦自由时间中蕴含的财富公共性。

(一)分配正义中的财富主体性与公共性协同推进

国民经济学家认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理所当然是财富的占有者,劳动者对自己创造的财富没有支配权,他们只能以出卖劳动力所获得的微薄工资购买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用品。因此,国民经济学家所支持的分配正义否定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是一种社会进步,但这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表面正义而实质非正义。

马克思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主张根据社会发展程度而相应地实行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按劳分配发生在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9]434一般而言,财富大多由一些人共同生产而成,分配是人们获取进而持有财富的必要手段,以劳动贡献作为财富分配的尺度是对财富主体本质的确认。不过,按劳分配必须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各项扣除”其实体现了财富的公共性。可见,按劳分配是对财富主体性和公共性的双重确认。

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生产资料全面公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充分涌流,“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9]435,财富将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每个人将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将其描述为“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6]52。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者是真正的财富所有者,每一个人的自由与个性将得到充分展现。不过,“个性”的自由发展要在“类”生产、“类”生活中才能得到实现,因此,马克思在文本中用“他们”的生产能力强调生产的“类”特性,用“他们”的社会财富来强调财富的公共性,个人创造的社会财富并非仅仅满足自身的需要,而是在为己与为他中实现统一,财富的主体性和公共性得到彰显。

(二)自由时间在彰显分配正义中蕴含财富的公共性

马克思倡导与追求的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包括但不限于物质财富的分配,让所有人均拥有自由时间就是其分配正义的重要内容。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既要在劳动中得到体现,更需在自由时间所呈现的自由活动中得到确认,缺乏自由时间的个体永远只是单向度的人,不可能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

相对于人类文明的早期而言,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从“类”生存与“类”发展的角度而言无疑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劳动者“个体”发展显然赶不上“类”发展的步伐,劳动者为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创造了自由时间,但劳动者“个体”和整个被剥削阶级被剥夺了自由时間,人被异化、物化,财富被符号化。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6]200。“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6]197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让社会的自由时间大幅增加,且自由时间在社会成员之间公正分配,每个人都是自由时间的拥有者,每个人都能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个体”的目的性存在得到充分体现。

“个体”与“类”总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个体”的发展能壮大“类”能力,“类”发展以个体的发展为目的与旨归,缺乏“类”组织的支撑,“个体”不可能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同样,财富的主体性与公共性总是相互规定,缺乏主体性的财富谈不上公共性,只是极少数剥削者对财富的占有;缺乏公共性的财富主体性,会让财富不断向有能力的劳动主体聚集,进而产生过大的贫富差距,造成新的社会不公。因此,马克思在论及人们的自由时间时,总是强调“所有的人”,一方面,“所有的人”拥有自由时间,是强调每一个个体均拥有自由时间,这与阶级社会只有极少数剥削者占有自由时间形成鲜明对比,是对财富主体地位的充分确认;另一方面,“所有的人”拥有自由时间,是以财富公有共有共同劳动公正分配为前提,体现财富的公共性。自由时间是对财富主体性与公共性的双重确认,也是对“个体”与“类”的双重确认。

很多人在谈到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构想时,总习惯惊叹与期待物质财富的充分涌流。其实物质财富的充分涌流是相对于曾经的物质匮乏而提出来的,马克思反对将任何人物化、符号化,反对无限度地追求物质财富,物质生产始终是以满足人的需求为根本原则。因此相对于物质财富而言,马克思更在意自由时间和人的全面发展,他甚至诗意地设想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可以“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8]537。时间是一种最公正的存在,节约劳动时间增加自由时间,摆脱物欲的羁绊回归人之为人的本质,更能让财富的主体本质得到彰显,公共属性得到落实。

四、现实意义:共同富裕中的自由时间向度共同富裕既强调财富主体性又体现财富公共性,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现实支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发展进入新阶段,正视自由时间在共同富裕中的地位与作用是马克思财富思想给我们的启示之一。笔者认为,衡量共同富裕水平不能缺少自由时间维度,自由时间是稀缺资源的共同富裕,是发展不充分的共同富裕。因此,在推进共同富裕的征程中,应以“共创”自由时间为基础,实现从“享有”到“享受”自由时间的跃升。

(一)推进共同富裕需厚植“享有”自由时间的理念

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从主体旨向而言,共同富裕具有全民性,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从客体旨向来看,共同富裕具有全面性,物质层面的富裕是首要的基本的维度。我国是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开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经过全体人民不懈奋斗终于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这是彪炳史册的历史性成就。全面脱贫只是一个新的起点,不断充盈物质财富让全体人民过上丰裕的物质生活无疑是当前的工作重点。不过,物质富足不是共同富裕的全部内容,共同富裕应彰显自由时间维度。

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同时也是财富的享有者、自由时间的拥有者,异化劳动已在制度层面被终结,劳动已实现了人之为人本质的回归。不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者与自由时间的拥有者远未实现直接的同一。尽管我国《宪法》《劳动法》等法律早已对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与休假制度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劳动者的自由时间有了法律保障,但现实生活中很多劳动者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劳动者很难真正享有法律规定的自由时间。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其中富裕目标中自由时间要素缺失的理念偏差是不容忽视的原因。当下,无论是投资者还是从业者,均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囿于物质财富来界定富裕程度的偏狭观念。诚然,在生产力极端落后的情况下奢談自由时间,不现实;在生产力已有发展但远未充分发达的情况下,执念于物质的富有必然挤兑劳动者应有的自由时间,这有碍于劳动者的全面发展,不科学;等待生产力高度发达后,劳动者的自由时间得到全面落实,更有失偏颇。随着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我国生产力水平已有了较大提高,纠偏自由时间缺失的财富观是应然选择。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在推进共同富裕的征程中,人人享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是应有的价值理念,或者可以说,自由时间是衡量共同富裕水平的应有尺度。马克思早就指出“财富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只有每个人拥有自由时间,才能促进所有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是对财富主体性与公共性的有效确认,才能算真正的共同富裕。当然,让每个人拥有自由时间不是对艰苦奋斗的否定,更不是鼓励人们无所事事地“躺平”。个体的自由时间是对劳动时间的一种肯定,社会的自由时间是建立在所有劳动者自觉劳动的基础之上。“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8]501,劳动是最主要的实践方式,纯粹的“躺平”背离了自由时间的本源与初衷;只张扬劳动的义务而不尊重劳动者获得真正自由时间的权利,同样是对财富的偏狭理解,共同富裕显然不能总依靠“996”“白加黑”“5+2”式劳动来实现。因此,只有将自由时间作为一种不可替代的财富,在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中厚植自由时间理念,量化自由时间参数,让自由时间在共同富裕目标体系中成为一种“显性”和“刚性”的存在,并通过强化法治的权威公正分配自由时间,才能让共同富裕“全面”实现,才能让马克思所设想的“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最终成为可能。

(二)推进共同富裕需优化“共创”自由时间的条件

时间是一种自在的存在,但自由时间是一种自为的存在。如前所述,自由时间是对劳动创造财富的“肯定”,但自由时间不会凭空产生,需要良好的社会制度与发达的生产力作支撑。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坚持以民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剥削制度的消灭为确认全体人民的财富主体地位提供了制度保障,为人民“共创”自由时间提供了制度支撑。在推进共同富裕的征程中,我们需要通过不断深化改革优化具体的社会制度,通过不断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让人们在较短的劳动时间内能创造大量的物质财富,进而赢得更多的自由时间。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也是创造自由时间的重要前提。在私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促进劳动者自由时间的有效生成,但我国在推进共同富裕的征程中,发展生产力无疑是“共创”自由时间的关键一环。发展生产力的具体路径很多,科学技术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一种共识,不再赘述。

笔者在此聚焦生态生产力,并认为坚持与发展生态生产力是全社会应不断强化的共识。生态生产力不是异质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念的新范畴,却与以征服自然控制自然为要义的“传统生产力”有着显著的区别。生态生产力理念生发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是生产力的生态化转型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0],“生态本身就是经济,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11]。这说明,不仅生态资源、生态环境在一定条件下可转化为生产力,而且生态资源、生态环境本身就是生产力。保护与改善生态环境都是发展生产力,破坏生态环境追求生产力的发展能有一时之功,但终会酿成人类之祸。发展生态生产力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撑但并非发展科技能全面胜任,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始终坚守保护与改善生态环境的理念十分重要。发展生态生产力,既能形成良好的生态环境回应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让人们身心愉悦地开展工作,又能为物质财富的生产提供丰富的自然资源,均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自由时间的生成。

(三)推进共同富裕需营造“享受”自由时间的氛围

共同富裕不仅需要人人“享有”自由时间,而且需要人人“享受”自由时间。“享有”只是一种“权利”,它表明劳动者与自由时间的拥有者从背离走向同一;“享受”则是一种“能力”,它说明劳动者不仅是财富的主体、自由时间的主体,而且能很好地利用自由时间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享有”自由時间是量的突破,“享受”自由时间是质的提高,从“享有”到“享受”,实现了对财富主体性与公共性初步确认到深层确认的跃升。“享受”自由时间的具体方式,不同的人会有迥异的答案。结合当前的社会现实,笔者认为“享受”自由时间需克服如下两种倾向:

其一,克服自由时间被物化的倾向。一方面要避免以增加物质财富为目的,将自由时间变成劳动时间以生产更多的物质产品。如果为物欲所累而将自由时间变为劳动时间,这样的时间既无外在的自由形式也无实质的自由内容,很难用享受来形容。另一方面要避免将自由时间变成消费物质产品的时间,进而使消费被物化、符号化。马克思曾指出,“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本身:一部分用于消费产品,一部分用于从事自由活动,这种自由活动不象劳动那样是在必须实现的外在目的的压力下决定的”[7]282。自由时间不是外在目的压力下的劳动时间,当然拥有自由时间的劳动者愿意在自由时间自由自觉的劳动另当别论;自由时间必然有一部分要用于消费产品,但不能将自由时间等于消费产品特别是物质产品的时间。马克思甚至将自由活动与消费产品相区分,意味着消费产品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由活动,自由活动应包括“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4]306,等等。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同时是自由时间的拥有者,自由时间内所进行的自由活动,其目的是有利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如果人们在自由时间开展的自由活动被物化、异化,共同富裕就成了一场物质的狂欢。这种物化的自由时间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财富的公共性和确认财富的主体性,却不能生成财富主体的丰富性。物化的自由时间只能生成单向度的人。

其二,要避免自由时间被俗化的倾向。自由时间被俗化,主要指人们利用自由时间开展的自由活动,如社交、休闲娱乐等存在着低俗、庸俗、恶俗化倾向。以人们在自由时间消费文化产品为例,精神文化消费是享受自由时间的必然要求。“物质的最高精华——思维着的精神”[5]426,“如果音乐很好,听者也懂音乐,那么消费音乐就比消费香槟酒高尚”[12]。经典作家用“最高精华”来形容文化产品,用“高尚”来界定精神文化消费。当然,表征着“物质的最高精华”的文化产品需在传承中创新,而不是通过贩卖低俗、庸俗、恶俗的内容制造所谓热点与潮流,不能通过经营“饭圏”,靠“刷”流量、“造”人设、“控”评论、“营销”口碑等卑劣手段而愚弄迷惑大众。恶俗文化是社会的毒瘤却有不少人为之痴迷,沉浸于恶俗文化中的人们看似“享受”着自由时间,实则是挥霍自我浪费社会财富,需引起高度警觉。共同富裕中的自由时间不仅要有量的增加,更要有质的提升。在全社会不断营造积极健康的文化氛围,引导人们合理利用积极“享受”自由时间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共同富裕的题中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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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209.

[11]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奋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N].人民日报,2020-04-02.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61.

责任编辑:武玲玲The Free Time Dimension of Marx's Wealth Thought and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Hu Ruochi,  Liu Ziyao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Academy of China Open Economy Studie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Beijing 100029,China)

Abstract:Wealth creation, wealth essence and wealth distribution are the triple logics of Marx's wealth thought. Firstly, free time usually can not directly create wealth, but "wealth is the time that can be freely controlled". On the one hand, free time is the affirmation that labor is the source of wealth, on the other hand, free time "energize" wealth to be generated effectively. Secondly, the essence of wealth lies in the existence of the subject of wealth.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human history, the confirmation of wealth subject in free time has experienced a tortuous course of basic recognition, overall deviation and effective confirmation. Thirdly, the real free time can highlight the distribution justice, and reflect the coordinated advancement of wealth subjectivity and publicity. Marx's wealth thought enlightens us that free time is the proper measure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we need to cultivate the concept of "owning" free time, optimize the conditions of "co-creating" free time, and create an atmosphere of "enjoying" free time. On the basis of "co-creating" free time, realizing the leap from "owning" to "enjoying" free time will deeply confirm the subjectivity and publicity of wealth.

Key words:Marx's wealth thought; free time; common prosperity; source of 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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