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透视

夏文斌 程倩

摘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进步潮流。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提出，揭示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社会交往和发展的正确路径，体现着对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新贡献。如何进一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层面研究和领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功能、价值和实践路径，特别是从实践哲学、以人民为中心、矛盾学说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出发，深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体现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对于我们全面系统地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价值底蕴和路径创新，在实践中不断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觉意识，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哲学;全球治理

中图分类号：B08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2）03-0005-00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面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走向和新的变化，提出的一项既聚焦现实问题，又旨在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倡议。如何全面深入系统地把握这一倡议，特别要真正理解其核心要义，并积极探寻实现这一倡议的实践路径，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层面来深度解读。

一、实践哲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提出，表明人类对人的本质和生存方式的把握走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用实践哲学统摄人类的活动，实现了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的真正内在统一，实现了人的活动所达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为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打开了历史的通道，而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去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深刻认识这一倡议所展现的宏大世界观、历史观及科学的方法论。

（一）坚持以实践总体性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任务

从历史上看，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从人类某个实践层面出发，来理解人类的交往和共同体形成的。从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到《礼运》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等等。这些价值理念无疑构成了对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的美好诉求。同样，在西方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也不乏对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的哲学思索。早在古希腊时期，一些哲学家就开始思考人是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等哲学元问题。他们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认识你自己”等，在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哲学体系中，他们将实践更多归为人的主体道德选择。康德认为，物质技术实践与道德实践应当分开，道德实践应当是实践存在的根本标志。他指出：“如果规定这原因性的概念是一个自然概念，那么这些就是技术上实践：但如果它是一个自由概念，那么社会这些原则就是道德上实践的。”[1]很显然，上述观点确实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但由于未能全面把握人类实践的总体性特征，导致他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难以有一个科学全面的认识和把握。

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观首次将物质存在与人的实践活动有机统一，并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内在基石。从历史上看，特别是针对上述关于实践的理论思辨，马克思更多从实践哲学的总体性特征和要求来把握，首先坚持实践离不开技术和工业为基础，这既是人类把握社会历史规律的基础，也是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基础;同时还要指出的是，实践不是动物性适应自然，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将人的价值目的纳入实践哲学体系中，并作为评判实践哲学存在的重要标尺，对于提升人的主体性，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实践的总体性特征来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我们全面深刻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和核心要义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需要我们从物质实践交往中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需要在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上发力。要全面把握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规律，将全球经济市场作为实践大系统，强化全球生产、分配、流通、消費的相互联系和贯通，打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瓶颈，以创新为引领，不断提升全球经济发展的质量。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已超100万亿元，对世界经济发展贡献率已达30%，从而为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需要我们从制度文化实践交往中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来不简单是某种物质产品的供给和堆砌，而是表达着制度文化的进步和发展。制度经济学家诺斯就曾对马克思的实践观作了一番解析，他指出：“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2]从实践的总体性意义上来说，实践引发着人类在物质交往的过程走向更深层次、更广泛的社会交往，并进而形成能够促进生产发展的制度文化。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也就意味着不仅仅是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市场体系，还要构建能够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文化，推进全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随着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发展的体量和比重增强，更需要加强全球治理的建设和改革，从而保证全球治理的公平公正性。

第三，需要我们从历史实践交往中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任何一种实践都离不开其所形成的历史环境。马克思指出：“每个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3]92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大实践活动而言，从来就不是某个意念的突发奇想，而是建立在对人类交往历史和走势总结梳理的基础上。因此，我们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直强调要尊重联合国宪章，维护各国人民的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二）坚持以社会有机体理论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进方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同于各国各民族的简单交往和团结，而是建立在有活力与动力的社会有机体结构中的。社会有机体理论源自西方现代化理论。应当说，西方社会有机体理论都对人类未来所建构的能够适应现代化需要的社会组织作了历史性描述，但从总体上来说，尚未把握着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基本结构、组织形态和前进方向。马克思主义通过实践哲学来建构社会有机体理论，完成了一种历史性超越，并构成了当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石。

1.從社会有机体的历史进步性中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所设计的社会有机体首先是建立在物质生产实践及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基础上的，人类通过物质生产实践推动着社会有机体不断朝着历史进步的目标迈进。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物质实践背景下的社会有机体，“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3]73面对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新情况、新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要建立一个能够包容各国发展道路并推动世界进步发展的有机体，只有呈现出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体现着世界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真正经受住历史的检验，得到全世界人民的认同。

2.从社会有机体的自由创造性中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有机体理论所呈现出的自由创造性，还是来自其实践哲学的命题。实践活动体现着人以人的尺度实现着对社会和自然的改造，人的实践过程就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就是人的自由创造的外化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包容甚至推动人类自由创造性的实现。

3.从社会有机体的开放性中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体理论主张应将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待，这个系统之间的各个子系统是相互开放、相互贯通的，只有这样，这个大有机体系统才能不断得到各种社会能量的补充和转换，才能保持动态的平衡。马克思认为：“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4]我们今天所讲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绝不意味着由一国或几个国家在全球治理中有话语权，而是在大的开放系统中，给每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有展示自身发展诉求和话语的制度性平台，充分保障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开放性。

二、以人民为中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底蕴

从历史上来看，任何一种实践活动要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必须体现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5]但由于他过分强调实践的价值动机，忽略对外在客观事物尺度的遵从和把握。同样，康德对实践活动的理解也是更多强调对人的自由意志的尊重和认同，这也就是“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即超脱的、纯粹普遍的自由意志。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实践观则超越了实践二元论，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纳入人类实践活动系统中。如此，人类的实践价值诉求才会真正得到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以人民为中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对唯物史观所呈现的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又是人的根本价值的弘扬和展示。

（一）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性价值

中外历史上关于民本思想和人本思想，都是表达着人要摆脱被外在的奴役，成为自己选择和创造的主人，但并没有从实践哲学的层面上把握人的主体性实质。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在实践活动中必然表现出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与统一，人要按照自己的目的去改造世界，并且这又必须是建立在对世界内在逻辑深刻认识基础上的。人在实践活动中创造了人的本质，即在其现实性上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主体性的产生和发展正是在同人的本质确立过程中形成的，也是在人的社会关系不断丰富中得以强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思想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支撑，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

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彰显人的主体能动性、创造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建立全球实践大系统中，特别是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情况，面对知识经济对人类实践活动方式的新要求，都需要进一步通过人的解放，强化人的自我创造，从而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对此，我们要警惕一些国家搞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这一做法的后果，将会扼杀人的主体创造性。

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遵守人类社会已经建立并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基本规则。任何一种实践活动都不可能脱离主客体关系的双向互动、双向贯通。主体在创造客体过程中所形成的物质和精神产品，就表达着主体的智慧和力量;客体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也以不同方式反哺于人本身，使得人的主体性得以不断丰富。对此，我们就必须强调规则的重要性，规则是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对社会历史规律的把握。尊重规则和规律，就是尊重人的主体性，就是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

（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中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根本目标。从人的实践活动的根本特征来说，人的活动不同于动物，就是因为人在按照自己的尺度来改造世界。“人类的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6]96如果我们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目标作一个分析的话，可以看到现实目标就是解决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推进世界的整体繁荣发展;根本目标则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两个目标的相互贯通表达着同一个主题：以人民为中心。如何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化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可持续地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目标，这就需要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深入研究和实践推进。

1.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逐步解构和消灭旧式社会分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不是一种主观臆想，而是积淀在人类的实践活动和关系中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专门就人的活动的本质特性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劳动异化作了深入解析，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实现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本身就是一个人的自由自觉的过程，但在资本主义制度背景下，工人创造越多，自身的处境越悲惨，工人创造了物质财富，而这些物质财富反过来成为控制压迫工人的手段。很显然，针对当今世界还以不同方式存在的异化劳动，我们需要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的交往扩大化，不断将工人从旧式分工中解放出来。说到底人“是受分工支配的，分散使他变成片面的人，使他畸形发展，使他受到限制”[7]。如果从历史发展长河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必须看到其对解构旧式社会分工、进而消灭资本对劳动剥削的题中之义，当然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2.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满足人的多元需要，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和生产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推动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促进着人的自由发展。人的需要的多元性、丰富性必然推动着经济社会向更高层次的目标进发，也必然进一步证实着人的本质力量的丰富性。马克思指出：“我们已经看到，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从而某种新的生产方式和某种新的生产对象具有何等的意义：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6]132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就是通过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进一步展示全球各国的人的需要的多元性，并探寻满足人的需要多元性和丰富性的路径，从而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新的条件和方向。

3.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拓展人的社会交往关系，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我们观测人的本质属性，需要从人所依赖的社会关系出发。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交往关系中，人可以拥有更丰富的社会交往关系，这些社会交往会反哺人自身的成长，使人的思维、格局和胸怀更为高远，当然也会使得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如虎添翼。这一点，对于个人和群体如此，对于国家和民族也是如此。当一个国家融入世界，进入世界经济文化交往的共同体之中后，不仅为世界繁荣发展提供了新的动能，同时也内在驱动自身提升战略眼光、创新发展方式，跟上经济全球化的步伐。

三、矛盾学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指南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事物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矛盾普通存在于社会、自然和人的思维中，要认识世界的本质和多样性，就是要发现矛盾的本质和多样性，就是要善于把握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个具有重要前瞻意义的倡议，需要我们坚持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学说，不断推进其实践路径创新。

（一）把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统一，激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活力

对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揭示，构成了唯物史观的基础，更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方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如何从纵深领域把握人类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动力，这是中外哲学家、思想家最为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对立统一关系入手，提出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并将其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所在。历史上一切社会革命和变革都来自这一矛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化所致，生产方式是人类决定社会进步的根本因素，没有生产方式的进步就不可能有社会进步，没有生产力的发展根本谈不上有社会历史的发展。应当说，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学说是我们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根本指南。但要指出的是，我们只要完全按照这一论断要求，就可解决人类发展的一切问题，关键是要根据历史和现实的变化，在把握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遵循下，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变化着的矛盾出发，善于发现和把握主要矛盾，做到重点论与两点论的统一，积极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一，要在认识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特点、新变化中来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8]在纪念《实践论》《矛盾论》发表8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即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洞察事物发展规律。”[9]应当说，当今世界尽管还出现局部的冲突，但从总体上看，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和平发展与人类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构成了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力量的上升远远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10]。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人类的主要矛盾的存在方式和走向在发生着新的变化，这表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在增强，东升西降已经成为世界发展不可阻挡大趋势。为此，就需要我们在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过程中，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话语权。马克思在提出世界历史观点时，强调工业化大生产对全球经济社会的影响，他指出：“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个人的全部精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它尽可能地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在它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它就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谎言。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3]114应当说，资本主义开启了世界历史，但不意味着世界历史可以完全由资本主义主导。大工业本身是一个中性的力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特别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技创新时代，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提供弯道超车的机遇。目前，发展中国家聚集了全球发展的有利因素，通过数字经济等加大参与全球经济生产和交往的力度，并取得明显成效，一个全新的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第二，要坚持重点论和两点论的有机结合。从总体上看，我们要通过经济全球化，促进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发展来解决全球和平发展还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这是解决全球主要矛盾的主线。但还必须指出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与矛盾次要方面共生于全球经济社会的整体系统中，必须高度重视这一矛盾系统的各个要素。比如全球的国际关系问题、文化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教育和人才问题、生态环境治理问题，等等。特别是一些敌对势力妖魔化中国的发展，用所谓的民主、人权问題来攻击中国对世界发展的贡献。对此，我们需要立足于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并充分考虑全球和平与发展的结构性、历史性问题，运用系统观念，坚持统筹兼顾，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文化的独立性，努力促进全球和平发展系统各要素之间协同发展。

（二）把握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行稳致远

唯物辩证法所理解的普遍性是指任何事物、任何时候都存在着矛盾，矛盾无处不在，矛盾无时不有，人类在认识事物一般的本质的过程中必须将矛盾纳入始终。唯物辩证法所理解的特殊是在普遍性观照下的特殊，因为特殊也是在历史—实践模式中产生和发展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之所以会出现种种特殊，其一是因为某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生产方式、国民素质不同，所以往往会使得历史实践的普遍性呈现出不同的方式;二是特殊性还往往表现在历史条件发生变化，这也需要我们根据具体实际情况，另作新选择和决策。从普遍与特殊关系的视角来审视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辩证把握以下这几方面的关系。

第一，关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人类的任何实践活动都离不开历史遗留下的各种条件、关系和资源。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对人类社会交往理论特别是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加强不同国家的交流交往，必定会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另一方面，人类交往没有绝对标准的模式，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面对一些国家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世界的交往和开放，我们必须正视这些问题的产生及其隐患，旗帜鲜明维护人类共同价值。

第二，关于各国与世界的关系。从哲学层面上理解国家与世界的关系，就是指各个国家既要从人类社会发展之正道出发，共同维护世界公平正义，也需要从本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需要出发，在和而不同中维系好特殊与普遍的关系。习近平指出，“我们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11]从这个意义上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意味着创建一个能够展示各国个性又以规则为基础的新平台，在这个体现正义又具有包容的平台上，不应当也不允许某个国家或某个组织搞霸凌，应当本着相互尊重、相互协商的原则来处理矛盾和纠纷。

（三）把握矛盾斗争性与同一性的统一，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价值

斗争性是矛盾的本质特征，只有斗争才能推动事物摆脱历史的惯性和束缚，才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哲学意义上所讲的斗争的绝对性和普遍性，指是的是斗争的性质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核心是指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落后、创新与保守的冲突和较量。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统一性指的是矛盾双方在斗争中所形成的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新的存在方式。统一性同样也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因素。因为无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人与社会的关系，或是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都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当然，这种统一是和而不同，是有条件包容差异的统一。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而言，我们需要从斗争性和统一性的本质规定和相互关系入手，进一步优化其发展方向，协调处理好内在关系，管控好纠纷和冲突。

1.坚持斗争性，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公平正义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方向入手，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维护世界人民的最根本利益而提出的。然而，一些国家却将其看成是对本国利益的冲击，或者说是对以前传统的发达国家拥有治理话语权的全球治理规则之冲击，对此千方百计加以阻挠和抹黑，对这一类挑战，我们必须团结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伸张正义，维护公正，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是保证人类命运共同体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行的关键。

2.坚持统一性，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效益最大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看到在新的时代，人类有共同的命运、共同的责任、共同的家园，特别是在应对全球共同而严峻的现实问题，包括全球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宗教极端主义问题、气候环境对人类生存威胁问题、疫情应对问题等等，都要求我们从历史和现实长远格局出发，从世界各国、各种资源、各种需求相互联系的角度出发，积极推动世界各国的取长补短、相互合作。

3.坚持斗争性与统一性的结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效机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不是一个权宜之计，而是应对人类所面临的深层次的长远问题而提出，这要求我们处理好斗争与统一的关系，要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求同存异，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对话机制、决策机制、风险防范机制、文化常态交流机制、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分配机制，真正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实做强，使之成为人类社会交往交流的标杆。

参考文献：

[1][德]康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6.

[2][美]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68.

[3][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35.

[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務印书馆，2003：3.

[6][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7][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514.

[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22.

[9]习近平.提高解决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N].人民日报，2016-5-12（09）.

[10]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17-1-18（02）.

[11]习近平.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4-3-28（03）.

（责任编辑 焦德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