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漂族”的微信使用与地方感建构

郑振锋，裴 凯

(南宁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1)

“老漂族”又称流动老人、随迁老人、迁移老人、候鸟型老人，虽定义尚未统一，但大体上都是指因各类原因而处于流动或迁移状态的老年群体。其滥觞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剧，他们出于各种原因从长期生活的故乡迁徙到一个新的、甚至完全陌生的城市，进入了一个新的场域。然而，地理位置上的变化仅仅是“老漂族”“漂”的第一步，他们在“漂”的过程中需要面对的更复杂问题，是这种地理位置的变化所引起的社会融入的不适和地方感的缺失。

当前学者们主要聚焦于“老漂族”在“漂”的实践中所面临的各种制度、经济和心理问题，而媒介这一工具在“老漂族”城市融入中所扮演的角色却很少被提及。对于刚刚“漂”的老年人来说，在新的环境中，原有的社会关系被颠覆，个人开始处于相对孤立、封闭的状态，手机成为了其了解外界信息和认识新环境的重要渠道，“老漂族”在这一过程中与媒介的关系逐渐变得密不可分。“而微信也因其简单易用的特点，为一些不具备上网条件和技能的老年人进行数字突围提供了一条低成本、易复制的路径”，成为老年人常用的社交工具之一。

目前，微信使用与地方感建构和地方认同的正向关系已在多个群体中被证实。[1]“老漂族”微信使用与地方感的关系即成为本文的关注点，但是，微信的使用到底会不会增强“老漂族”对漂入地的地方感？有学者在对都市流动青年的研究中发现，在新城市中拓展社会关系是他们适应流入地生活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有助于提升他们的地方感。[2]但“老漂族”从故乡到异乡的这种流动会破坏原有的社会关系，造成社会资本的流失，使得老年人在城市中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而社交媒体所营造的虚拟连接又为现实生活中不擅交流的人提供了一种拓展人际关系的途径，能够帮助其社会资本的积累。[3]因此，在“老漂族”的城市融入过程中，如何利用媒介建构起“老漂族”的社会资本、以及社会资本又是如何影响了“老漂族”的地方感就成为有待考察的内容。然而，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在媒介情景下以何种方式影响了“老漂族”的地方感？其发挥的作用又是怎么样的？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的探究。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老漂族”与地方感

人口迁徙是人类在生存理性的驱使之下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倾向，在人类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因战乱、灾荒等因素发生的大规模人口被迫性流动迁徙，而在近现代工业化进程中人口更是出现了复杂的迁徙流动状况。我国在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人口迁徙进一步加剧，不仅年轻人大量进行流动，产生了“北漂”“沪漂”“深漂”族，老年人也逐渐成为了流动的一部分，由此出现了“老漂族”这一概念。

当前关于“老漂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学、人口学以及心理学领域，多以质性研究方法为主，从“老漂族”群体“漂”的实践出发，以城市融入为目的，聚焦于阻碍“老漂族”漂入的客观条件，如制度上的福利不通、经济上的拮据、地域文化上的差异、生活习惯上的水土不服，等等。[4][5]或聚焦于阻碍“老漂族”漂入的主观状态，从社会适应的角度，探究影响“老漂族”主观幸福感的因素[6]，认为“老漂族”应该从家庭角色、代际关系、日常生活和社区交往四个方面实现角色的重建[7]，根据自身的条件和需求能动地再生产一个精神空间，再造心灵和情感的归属[8]，并提出通过社区介入、小组辅导、个案工作等手段打破“老漂族”城市适应的困境。[9][10]但总的来看，当前“老漂族”的城市融入仍处于较低水平，这其中不仅有着客观条件和环境的阻隔，更为关键的是老年人对“漂入地”地方认同感的缺失。

地方感是现代人文地理学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人们对于特定地方的情感依附和认同，是一种满足人们基本需要的普遍的情感联系。在关于“老漂族”的研究中，还少有学者直接关注到这一概念，地方感实际上暗示的是一种“家”的存在，能够给予我们极强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同时作为人地情感连结的多维概念，也更具综合性和整体性。由此，本文引入地方感的概念，探究“老漂族”在新城市融入中地方感的建构方式。

(二)微信使用与地方感建构

芝加哥学派早年在对移民的研究中就发现，报纸等大众媒介形式有利于移民文化和移入地文化之间的交互融合。近年来也有研究表明，媒介使用对个体地方感的提升有正向作用。对于外来移民，大众媒介能够帮助个体获取信息、扩展人际关系、增强身份认同，帮助其更好地认识、适应与融入当地生活。聚焦于微信这一媒介、关于微信与地方感的研究比较少，仅有学者在对都市流动青年的研究中发现：流动青年的微信使用能够帮助其融入新城市，进而塑造了个体的地方感，而其他的研究则是更多的抛去媒介，独立的探究地方感。

作为中国最大的社交平台之一，早在2017年，微信的老年用户就达到了5000万，且新增用户中有超过三成来自老年群体，他们借助微信浏览新闻、学习知识、与好友互动。而对于迁入城市的老年人来说，在家庭角色方面，他们是核心家庭中的多余人；在代际关系方面，他们是重心下移的边缘人；在日常生活方面，他们是地域冲突中的异乡人；在社区交往方面，他们是公共生活中的陌生人。这种情景下，媒介所能建立起的社会网络就成了他们在新城市中增强心理慰藉、拓展社会关系、适应流入地生活的重要依靠。而在“老漂族”的城市融入进程的研究中，媒介是一个被长期忽视的对象，围绕媒介与“老漂族”城市融入和地方认同的研究寥寥无几，仅有的研究也只是探讨老年人微信使用对其人际交往的影响，视域过于局限。但是，关于“老漂族”的微信使用对该群体对流入地地方感的影响关系，目前尚缺乏必要的研究。

(三)媒介使用、社会资本和地方感

一是关于媒介使用与社会资本。当前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有多种说法，Bourdieu将社会资本看作是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而获得的实际或潜在的社会资源总和，Potes把社会资本视为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身份在网络中或社会结构中获取资源的能力，Coleman则认为社会资本存在于两个或多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结构中，是行动者实现自己利益的依仗。虽然这些观点各有侧重，但它们几乎都在一点上达成共识，“即社会资本扎根于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当中。”[11]而人际关系又可以按照持续时长、交流的频次、亲密程度等指标区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Putnam就以产生关系的强弱，将社会资本分为桥接型社会资本和粘合型社会资本,前者是由异质性的个体之间所形成的较弱、较疏远及横断面的社会连结,如社区邻居、公民组织、宗教团体等;而后者是以强关系为基础、连接较为紧密的社会资本，如亲友、亲密朋友等所建立起来的密切关系所带来的社会资源。目前，学界已经对两种社会资本与媒介使用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索，国内学者在对微信的研究中发现，微信不仅能降低使用者强关系的维护成本，同时也会将那些原本虚无缥缈的连接转化为可被利用的弱连接，即在强化了“熟人社交”的强联系的同时，也拓展了“弱连带”的社会关系，建立了新型社会关系[12]，用户可以与既有的熟人保持联系，而且还通过虚拟空间拓展出更多的弱连接[13]，有助于使用者的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社会资本的积累。除粘合型和桥接型社会资本，社群互动关系也可作为社会资本的一部分进行考察，其作为社会资本结构、关系、认知三维度中的结构维度，着重强调行动者的关联对象以及其关联的路径，在有关于社交媒体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者也用社群互动关系指代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在社会互动中，行为者通过同质性和异质性两方面的互动来建立起自己的社会资本，同质群体和异质群体都在行动者的社会互动中帮助其构建社会资本。但对于媒介使用如何作用于“老漂族”的社会资本，始终未有学者明确提到，与此同时，多数学者只是将社会资本分为粘合型社会资本、桥接型社会资本两类，而社群互动关系这一范畴始终被忽视。因此，本文在研究中加入社会资本的社群互动范畴，以求得更为完善的解释。由此提出如下假设;1.“老漂族”的微信使用对其在流入地的桥接型社会资本的积累具有正向显著影响。2.“老漂族”的微信使用对其在流入地的粘合型社会资本的积累具有正向显著影响。3.“老漂族”的微信使用对其在流入地的社群互动关系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二是关于社会资本与地方感。社会资本对地方感的影响受到学者们的关注，而且学者在对农民工和移民的研究中均证实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即想要促进农民工群体更快的完成城市化和市民化，必须改善农民工社会资本匮乏和质量低下的状况，建构起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资本积累及形成机制。同时，粘合型社会资本依托其强关系的特性为个体的社会融入提供了物质和情感两方面的支持，而以弱链接为特性的桥接型社会资本为个体进行异质化的人际关系网络的搭建提供了可能，社会资本从不同的维度都促进了个体的社会融入与地方认同，以上的研究大多是聚焦于农民工群体、青年学生群体等。那么，具体到“老漂族”的城市融入情景中来讲，这三类社会资本又发挥了何种作用？粘合型社会资本、桥接型社会资本以及“老漂族”的社群互动关系，对其流入地的地方感是否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这些问题和关系都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研究设计

(一)问卷收集与被试对象

根据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规定，凡年满60周岁的公民都属于老年人，但由于中国退休制度的特殊性，我们发现有相当一部分“老漂族”的年龄处于55岁-60岁的区间。因此，本文以55岁作为考察“老漂族”的界定。首先，对问卷进行预调查以检验问卷在内容上的合理性，预调查共发放40份问卷，收回问卷32份，对少部分存在问题的问项、选项进行修改后予以正式发放。

本研究于2022年1月20日开始发放问卷，于2022年3月6日完成问卷回收。笔者首先借助春节串亲访友进行了线下问卷的发放，并对被试对象进行了简单的访谈，而后又以电子问卷的方式，借助人际关系，将问卷发放给曾在北京、陕西西安、山西太原、甘肃兰州、湖北武汉、广西南宁、广东广州等省份漂泊过的“老漂族”，在采用方便抽样的同时辅以滚雪球抽样，最终收回问卷446份，除去答题时间少于一分钟的无效问卷后，共收回有效问卷435份，符合标准。

(二)研究变量与测量

如表1所示，本文根据已有研究成果，确立了五个测量变量。

表1 测量维度操作性定义

微信使用微信使用时长和频率等潘曙雅 刘岩(2018)社群互动关系在微信群和朋友圈中成员互相作用所形成的人际网络所建立的关系Lin & Lu (2011)粘合型社会资本亲友间的强关系资源类型Williams(2006)Ellison&Lampe(2007)桥接型社会资本熟人或新认识的人之间的弱关系资源类型Williams(2006)Ellison&Lampe(2007)地方感人地情感连结的概念,包括地方认同、地方依恋和地方依赖Qian&Zhu&Liu(2011)

微信使用以使用频率为测量标准，根据潘曙雅、刘岩所建构的量表进行设计，具体问项包括：最近三个月我每周有几天在使用微信、最近三个月我在微信群中发言的频率、最近三个月我每周在微信群中发自己写的信息的频率、最近三个月我在微信群中转发信息的频率。上述四项的选项分别：从未，每周1-2 天，每周3-4 天，每周5-6 天，每天。

社会资本通过社群互动关系、桥接型社会资本、粘合型社会资本三个维度进行测量，答案均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的形式，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社群互动借鉴Lin & Lu 的量表进行设计，具体问项包括：我常与其他微信成员进行互动、我在微信朋友圈分享自认为有价值的信息、我在微信朋友圈阅读和点赞自己认同的信息、我在微信朋友圈评论与自己观点相同的信息。

桥接型社会资本与粘合型社会资本均参考Williams、Ellison&Lampe关于社会资本的量表，桥接型社会资本具体问项包括：1.与微信好友的互动让我愿意去尝试新事物。2.与微信好友的互动让我感觉自己与社会紧密相连。3.微信的使用让我有了新的朋友和交谈对象。4.微信的使用让我感觉每个人都是相互联系的。粘合型社会资本具体问项包括：1.我相信我的微信群中有几个朋友是值得信赖的。2.我相信微信上有好友可以帮我解决问题。3.当我感到孤独时，我可以在微信上与他人交谈。4.在做出非常重要的决定时，我可以向微信上的好友寻求建议。

地方感则是参照Qian&Zhu&Liu考察人口流动的量表进行设计，通过地方依赖、地方依恋、地方认同三个维度进行测量，答项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的形式，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地方依恋具体问项包括：1.我爱这座城市，如果我离开它，我会想念它；我会和那些贬低这座城市的人争论；2.这座城市让我感到舒适和安全；3.这座城市让我比其他城市更快乐。地方依赖具体问项包括：1.我对休闲、娱乐、学习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可以通过在这座城市的活动得到满足；2.我在这里交了很多朋友，这对我的社交网络很有好处；3.我的亲戚朋友都觉得自己属于这里，所以这座城市在我的社交网络中很重要。地方认同具体问项包括：1.我认为我已经像这里的本地人一样了；2.这座城市的氛围与我的个人价值观是一致的；3.我对这座城市有种归属感。4.这座城市可以视为我的第二故乡。

三、数据分析

(一)数据质量分析

如表2所示，经过对问卷中各个变量的测量，问卷的总体信度达到了0.908，表明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可以继续进行下一步的效度检验。

表2 可靠性分析

如表3所示，经过测量，问卷KMO样本测度为0.821且显著性为0.000，小于0.05，说明该问卷的效度符合要求，可以进行数据分析。

表3 KMO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

(二)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在所调查的435份样本中，男性占比50.1%，女性占比49.9%，与实际情况较为符合。在年龄分布方面，60-65岁的老年人口占比最多，为201人，其次分别为66-70岁的124人，71-75岁的73人，76-80岁的37人，这也从一方面证明：随着年龄的增长所出现的诸如身体等各方面的问题会成为老年人“漂”的拦路虎。在“漂”的时长方面，“漂入”时长为半年到一年的老年人口占比最多，为137人；其次分别为“漂入”4-6个月的109人、12-24个月的81人、1-3个月的63人和两年以上的45人，从中可以看出，多数“老漂族”最终并未能在“漂入地”定居，而是完成一定的任务后又返回了故乡。

据表4可知，微信使用与社群互动关系(p<0.01)、桥接型社会资本(p<0.05)、粘合型社会资本(p<0.01)以及地方感(p<0.01)均具有显著相关性，同时，社群关系、桥接型社会资本(p<0.01)、粘合型社会资本(p<0.01)均与地方感具有显著相关性，因此，将上述五个变量纳入模型进行测量。

表4 微信使用、社群互动关系、桥接型社会资本、粘合型社会资本、地方感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采用 Bootstrap方法对微信使用与“老漂族”的地方感建构二者之间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行检验。具体操作如下：在 PROCESS v3.3 插件中选择Model4 5000 样本量95%置信区间，以微信使用为自变量，地方感为因变量，把社群互动关系、桥接型社会资本、粘合型社会资本作为中介变量，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

据表5回归分析可知，“老漂族”的微信使用正向影响该群体对流入地的地方感建构(β=0.306，p<0.01)，微信使用对”老漂族”在“漂入地”的桥接型社会资本、社群互动关系以及粘合型社会资本积累，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β=0.214，p<0.001；β=0.332，p<0.001；β=0.330，p<0.001)；此外，桥接型社会资本、社群互动关系、粘合型社会资本均正向影响“老漂族”对流入地地方感的建构(β=0.640，p<0.001；β=0.708，p<0.001；β=0.615，p<0.001)，，假设1、2、3均成立。将微信使用、桥接型社会资本、社群互动关系以及粘合型社会资本共同纳入模型后，社群互动关系、桥接型社会资本、粘合型社会资本均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正向预测了地方感(β=0.681，p<0.001；β=0.602，p<0.001；β=0.577，p<0.001)。

表5 回归分析

根据表6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桥接型社会资本、社群互动关系以及粘合型社会资本共同发挥的中介作用显著(CI=[0.1276，0.3372]),中介效应值为0.2333，间接效应1、间接效应2、间接效应3的置信区间均不含0，CI=[0.0143，0.0971]；CI=[0.0561，0.1507]；CI=[0.0445，0.1139]，表明分别以桥接型社会资本、社群互动关系以及粘合型社会资本作为中介变量的三条路径的间接效应均显著，中介作用分别为0.0543、0.1017、0.0773。

表6 中介效应分析

据表7可知，在控制桥接型社会资本、社群互动关系、粘合型社会资本三个中介变量之后，微信使用对地方感的直接效应不显著，置信区间包含0(CI=[-0.0264， 0.0799])。由此表明，桥接型和粘合型社会资本以及社群互动在本次微信使用对地方感的影响机制研究中发挥了完全中介的作用。

表7 桥接型社会资本、粘合型社会资本、社会互动关系的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检验结果，绘制如下的结构模型图。

图1 微信使用对”老漂族”地方感的影响路径图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聚焦于在城市化加速发展进程中的“老漂族”这一特殊群体，以社会资本为中介变量，并引入在地方融入研究中很少被提及的社群互动关系，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探究微信使用与“老漂族”城市融入地方感之间的关系。研究所建构的模型较好的预测了”老漂族”微信使用对地方感的建构。总体来看，“老漂族”的微信使用程度越高，越能帮助他们在漂入地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而这种社会资本又会增强其对漂入地的地方感建构。

(一)“老漂族”的微信使用对社会资本的积累作用

关于媒介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学者们对不同类型的媒介对社会资本的积累作用进行了细分研究，普遍认为诸如微博、Facebook等社交媒体弱链接的特性有助于桥接型社会资本的积累，而微信这一以强关系为主的媒介则在粘合型社会资本的建构中能发挥更大作用，本文的研究也显示微信使用对“老漂族”在粘合型社会资本上的影响比在桥接型社会资本上的影响更显著。究其原因我们发现，相当比例的“老漂族”或是为了照顾家庭而“漂”，或是为了和亲友团聚养老而“漂”，这一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强关系而进行的流动，而在“流入地”，“老漂族”与其强关系人群在地理位置上基本实现了统一，交流方式也基本从借助媒介的在线交流变为面对面的直接交流，微信等社交媒体在这种情景下对基于强关系的粘合型社会资本的影响就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减。

(二)强关系与弱关系：“老漂族”城市融入的两条纽带

以强关系为代表的粘合型社会资本和以弱关系为代表的桥接型社会资本在“老漂族”的地方感建构中均起到了显著作用：桥接型的社会网络能够连结不同性质的个体，而粘合型的社会网络则是相同性质的个体紧密连结。前者的亲密特性为漂入异地的“老漂族”提供了心理和生活上的支持，让他们在情感上有所寄托，生活上有所依靠，让“漂入”行为成为可能。但在“漂入”后，仅仅依赖强关系并不利于其社交圈的扩展和社会资本的积累，也会阻碍在新城市中的融入程度，这种情况下，弱关系即桥接型社会资本就成为了他们突破同质化的强关系的一条纽带，通过桥接型社会网络，“老漂族”不仅有机会结识城市中不同行业、不同年龄的群体，而且能够促进信息的交换，增加对漂入城市的理解和认同，为他们快速融入城市提供了帮助，从而完成更为彻底的融入。

(三)社会资本的显著中介作用

社会资本的强中介作用也在模型中得以表现，微信使用在通过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后，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了对地方感更显著的影响。同时，社会资本的三个测量项都被证实是模型中的完全中介变量，尤其是社群互动，无论是在地方感建构的直接效应还是间接效应中，它都起到了最显著的作用。其实不止是“老漂族”，社会资本对诸都市流动青年和异地求学的大学生的地方感建构都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在群体异地融入的过程中，我们应鼓励流入者利用社交媒体拓展多种类型的社会资本，扩大社交范围，在群体活动中寻找自身的归属感和对流入地的认同。

(四)局限与不足

由于诸多原因，本文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一方面，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本研究无法在全国更大范围内对更多“老漂族”进行抽样，抽样的完整性有待进一步加强。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学界对地方感的测量虽然已经有了经过科学验证的各项指标，但“老漂族”对地方感进行自评时还是会不同程度的受到各类因素的影响，从而掺杂一定的主观色彩，很难做到对所有被调查者的客观调查。笔者在初期的简单访谈中，真切的感受到了“老漂族”对流入地喜好厌恶的态度，也得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答案，但受制于时间、地理位置、老年人意愿等多方面限制，访谈未能大范围、长时间的展开，也未能得出经过科学验证的其他结论。因此，后续的研究还应尝试量化与质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法，更贴近、也更科学地探索出更多的地方感的形成和影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