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惠月及元代河西僧人写刊佛经史实再考

2022-07-28 01:55孙伯君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22年4期
关键词:普宁西夏金银

孙伯君,郑 昊

(1.北方民族大学 民族学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2.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3.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民族学系,北京 102488)

一、施经题记所见李惠月的生平

1942年,小川贯弌考察太原崇善寺所存元刊《普宁藏》的扉画和题记时,注意到主持刊印《普宁藏》与《河西藏》的同为白云宗僧侣,并提及光明禅师李惠月的施经[1]。1961年,神田喜一郎介绍日本所藏金银字《华严经》,其间关注到卷81《普贤行愿品》卷首带有沈镜湖题记的扉画,以及卷尾光明禅师李惠月的抄经题记[2]。后来,李际宁通过考证李惠月的抄经跋语,正确地指出他是元代的西夏遗僧,所刻经本属于元刊《普宁藏》零本,它们与金银字写经一样,均是元代刊行和抄写的[3]。王菡则通过考证存世《普宁藏》多部零本佛经的发愿文和牌记、刻工,进一步论证了《普宁藏》《河西藏》的刊行与西夏裔僧侣的关联[4]。最近几年,新出现了多卷抄写精美的金银书《华严经》,李惠月及其金银字写经又一次受到了学界的关注[5][6]。

目前所见,与李惠月直接相关的材料共有以下六种。

1.最详细的是金银书汉文《华严经》卷尾李惠月的抄经跋[1]:

长安终南山万寿禅寺住持光明禅师惠月,陇西人也。九岁落发披缁,一踞荷兰山寺,瞻礼道明大禅伯为出世之师,旦夕咨参,得发辉之印。先游塞北,后历江南;福建路曾秉于僧权,嘉兴府亦预为录首。忖念缁衣之滥汰,惟思佛法之难逢;舍梯己财,铺陈惠施。印造十二之大藏、剃度二八之僧伦;散五十三部之华严、舍一百八条之法服。书金银字八十一卷,《圆觉》《起信》相随;写《法华经》二十八篇,《梵网》《金刚》各部。集兹胜善,普结良缘。皇恩佛恩而愿报无穷,祖意教意而发明正性。师长父母,同乘般若之慈舟;法界众生,共泛毗庐之性海。

至元二十八年岁次辛卯四月八日,光明禅师惠月谨题。

2.西安开元寺和卧龙寺所出《普宁藏》本《入楞伽经》卷1的施经牌记[7](339):

印经沙门光明禅师,俗姓李氏,陇西人也。七岁遭掳,九岁出家,申礼荷兰山藏明禅师为师。诣福州路为官,将梯己嚫资,起大悲愿:印十二藏经,表药师十二大愿;剃度十六员僧,拟弥陀十六观门。所集功德,上报四重恩,下济三涂苦,顶诵随喜者,具获无上果。

庚寅至元二十七年正月日,印经沙门光明禅师题。提调嗣祖沙门妙敬,讲经论沙门祖常,检经监寺云悟,同检经沙门正祐。

3.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普宁藏》本《不空罥索心咒王经》卷上卷中合本和陕西省图书馆藏《佛说摩尼罗亶经》卷尾有两方施经牌记[6][8](141~147):

河西李立叉光明禅师惠月,捨体己财,印造一十二大藏经。散施诸方,普愿见闻,生生见佛,世世闻经者谨记。①高山杉有进一步考证,认为“李立义”应为“李立叉”,“立叉”实为西夏文“大德”,即“ljịj2tśhja2”二字的音译,同时还指出了“也”字当为“谨记”二字。

4.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普宁藏》本《不空罥索陀罗尼经》和山西省崇善寺《普宁藏》中的《舍利佛阿毗昙论》卷12之末[3],有与“李立叉光明禅师”题名对应朱印“李光明禅师”,其中“立叉”为西夏语“大德”(,ljịj2tśhja2)的音译[6]。

5.西安市文管处藏《大方广佛华严经》卷9、成贤斋藏《经律异相》卷39[9],以及天理大学图书馆藏《高僧传》卷5末尾[10](24)存西夏文牌记,原文及译文如下:

②西夏文“rjar1”(畴)与“rjar1”(写)字同音通假,为“”字之讹。

番国贺兰山佛祖院摄禅园和尚李惠月,並尚重明禅师之弟子,为报福恩,印制十二部大藏契经及五十四部《华严》。又抄写金银字之《华严》一部、《圆觉》《莲华》《般若》《菩萨戒经》《起信论》等。

6.私人收藏的西夏文卷子装《〈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启请疏》③感谢西夏文卷子持有人惠赐清晰照片。,卷尾署抄经者为李大德(见图1):

发愿写者清信李大德。④大德,此处是李惠月自称,元代也可以用作对有德高僧的普遍尊称。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为元代《河西藏》零本,卷尾存有一篇很长的发愿文,为没尚慧护撰于皇庆元年(1312年),是了解元代《河西藏》刊行情况的重要资料。其中提到一个参与刊行《河西藏》的官员名为“”,可译作“皇使都管勾臣僧朵儿只大德李”。这个李大德应该与李惠月无关,原因是即使李惠月真能活到皇庆元年,也已经是86岁高龄了,不可能再任“皇使都管勾”。

1900年,伯希和(Paul Pelliot)、毛利瑟(M.G.Morisse)和贝尔多(F.Berteaux)曾在北京北海白塔下的一堆废纸和旧书里发现6卷瓷青纸泥金书西夏文《妙法莲华经》,其中第2、6和8卷现藏法国吉美博物馆,是贝尔多的遗孀卖给该馆的[11](见图2)。毛利瑟的3卷卖给了柏林图书馆,现藏波兰雅盖隆大学图书馆。一直以来,学界对其抄写者与抄写时间并不知情,李惠月(大德)手抄西夏文《〈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启请疏》的发现,或可帮助我们推测在北京北海白塔发现的这些写卷也是李惠月于1291年前后组织抄写的。理由之一是金银书《华严经》卷尾发愿文有“写《法华经》二十八篇,《梵网》《金刚》各部”这样的记载,理由之二是从字体来看,这些瓷青纸泥金书抄本与西夏文《〈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启请疏》的字体颇有几分相像。

图2:法藏泥金书西夏文《法华经》

综合以上资料,可对李惠月的生平做如下总结:光明禅师李惠月,西夏人,大概生于1221年。1227年西夏灭亡后,他于两年后出家,拜贺兰山佛祖院的道明大禅伯为师①“道明”又作“藏明”,西夏文记作“”,即“並尚重明禅师”,“”(並尚,phjij-śjo)是党项姓氏,见《三才杂字》“番姓氏”第115,可与黑水城出土汉文《杂字》“番姓氏”第49“並尚”勘同。保定西夏文经幢和故宫藏《高王观世音经》“施经发愿文”中的助缘者也有此姓氏。。李惠月自称“李大德”或“李立叉”,“立叉”为西夏文“”(大德)的音译。他曾于元世祖忽必烈后期在江南做过“嘉兴府录首”,而从现存经他之手刊行的佛经多表现为《普宁藏》零本这一情况看,他所担任的“录首”实为组织刊行《普宁藏》的白云宗僧录。在江南期间他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完成了12部《普宁藏》的印制,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卸任僧录,转任长安终南山万寿禅寺住持,其间发愿书写了汉文金银字《大方广佛华严经》81卷及《圆觉经》《起信论》等经,同时,他还抄写了西夏文《法华经》《梵网经》《金刚经》等。这些金银字写经与遗存的《普宁藏》零本是李惠月为我们留下的宝贵佛教遗产。

二、李惠月担任的“录首”实为白云宗僧录

《普宁藏》是元初由白云宗僧录组织编刊的一部大藏经。其臣字函《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卷40存有“元本终识”,对白云宗发起、组织刊雕《普宁藏》的整个过程记载颇详。据此记载,最初发起编刊《普宁藏》的是慧(惠)照大师道安,他曾到大都陈请,得到了杨琏真加的护念。编刊工作始于至元十四年(1277年)丁丑,迄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庚寅。慧照大师道安于至元十八年(1281年)春示寂于大都大延寿寺,之后弟子如一、如贤、如志继之[12](849~851)。

白云宗僧录慧照大师道安的事迹详见牟讞撰《妙严寺记》[13](14):

宋嘉熙间,是庵信上人于焉创始,结茅为庐舍,板行《华严》《法华》《宗镜》诸大部经。适双径佛智偃溪,闻禅师飞锡至止,遂以妙严易东际之名,深有旨哉。其徒古山道安,同志合虑,募缘建前后殿堂,翼以两庑。庄严佛像,置《大藏经》,琅函贝牒,布互森罗。念里民之遗骨无所于藏,遂浚莲池以归之。宝祐丁巳,是庵既化,安公继之。安素受知赵忠惠公,维持翊助,给部符为甲乙流传。朱殿院应元实为之记,中更世故,劫火洞然。安公乃聚瓦砾,扫煨烬,一新旧观。至元间两诣阙廷,凡申陈皆为法门及刊大藏经板,悉满所愿。

可知,早在宋嘉熙间(1237~1240年),妙严寺即板行诸大部经,而作为庵信上人的弟子,道安于“宝祐丁巳”(1257年)继任妙严寺住持,主持刊雕《普宁藏》。从接任妙严寺住持算起,至圆寂的至元十八年(1281年),道安在杭州为僧众首领达24年之久。

存世《普宁藏》年代最早的题记见山西崇善寺藏地字函《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20,署“戊寅年四月日南山普宁寺刊经局谨题”,其次是法门寺出土丽字函《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429,署“戊寅年闰十一月日,杭州路南山普宁寺住山道安题”[14]。“戊寅年”即至元十五年(1278年),这是道安见于存世佛经题记的最早年月。

道安的弟子如贤自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十一月至二十六年(1289年)十月组织刻经,大致始小乘经部,终第558函感字号之《宗镜录》,约300函。法门寺出土经卷中年代最晚的题记有《普宁藏》八字函《广大莲花庄严曼拿罗灭一切罪陀罗尼经》,署“至元二十六年十月日大藏经局比丘明坚、杭州路南山大普宁住持比丘如贤题”[14]。到住持如贤这里,《普宁藏》的主体经板已经刊刻完毕。

从上引西安开元寺和卧龙寺《普宁藏》本《入楞伽经》卷1施经印记所署“庚寅至元二十七年”,不难看出李惠月所担任的“录首”即白云宗僧录。而作为白云宗僧录,他接续了如贤、如志等,继续组织白云宗的印经和施经。

元代西夏遗僧组织刊行《普宁藏》的同时,还组织整理刊行了《河西藏》,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卷尾发愿文对《河西藏》的刊行过程记载颇详:最初由法师慧宝发起,后由鲜卑杜七监行,知觉和尚慧中为头儿,在江南杭州雕版,于至元三十年(1293年)在万寿寺内开印,到元成宗(1295~1307年)大德六年(1302年)始告完毕。相关西夏文与译文如下[15](312~331):

法师慧宝,深究禅经密律,向拥多志,欲满圣上之愿故,令奏政院鲜卑铁肐胆等,以无可疑之德音发出圣旨,命雕完江南杭州经版。由监僧事鲜卑杜七奉旨,知觉和尚慧中为头儿,先遣从龙象师中所选多行者,取旧经,先后二十余人,于至元三十年万寿寺内刊印。所施应用逾千种、财物逾万品。成宗帝朝,大德六年夏初总毕,时奉诏印施十藏。

据元刊《碛砂藏》本践字函《大宗地玄文本论》卷3发愿文[7](291~292),这里的“万寿寺”即指“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此次刊造的“江南杭州经版”即是“河西字大藏经板”,即《河西藏》。尽管1293年李惠月已经离开杭州,但《河西藏》能在江南杭州雕版,说明那里肯定有一批能书写西夏文的工匠,这些工匠的培养离不开李惠月等白云宗“录首”的努力。

三、李惠月离开江南的原因及其藏传佛教的信仰背景

从始至终,《普宁藏》的刊经组织者均为白云宗僧录,且无论是官方支持者还是组织者,均有西夏后裔或河西僧背景。

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三代相照文集》卷首载有“白云释子道宫偈”和“白云大师了悟歌”,分别与《三观九门枢钥》卷末所附“道宫歌偈”和“了悟歌”内容基本相同。白云释子为白云祖师清觉的自称,白云大师是白云宗徒对清觉的尊称,《三代相照文集》收录的是创立白云宗的祖师清觉等三代大师的诗文作品。该文集卷尾署“净信发愿者节亲主慧照”,慧照名字前冠以“节亲主”,显示他为西夏皇族宗亲后裔,本姓嵬名。对照《普宁藏》所载慧照的职衔——“宣授浙西道杭州等路白云宗僧录南山普宁寺住持传三乘教九世孙慧照大师沙门道安”,可知白云宗僧录道安实为西夏后裔[16]。

据《普宁藏》臣字函《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卷40所存“元本终识”中所记发起刊雕《普宁藏》的经过,慧照大师道安曾得到檐八上师、江淮诸路释教都总摄扶宗弘教大师、江淮诸路释教都总摄永福大师的护念。这三人中有两人是河西僧,檐八上师又作“胆八”(Dam-pa,1230~1303),杨瑀《山居新语》记其为河西僧[17](207)。永福大师指的是杨琏真加,为西夏裔僧官[18]。《元史》卷9《世祖六》载,至元十四年(1277年)二月丁亥,“诏以僧亢吉祥、怜真加、加瓦并为江南总摄,掌释教,除僧租赋,禁扰寺宇者”[19](188)。“怜真加”即杨琏真加,他对白云宗在江南的刊经活动给予了极大支持。“亢吉祥”指的是龙川行育,他的职衔全称是“扶宗弘教大师释源宗主江淮诸路都总摄鸿胪卿赠司空护法大师”,他虽是女真人,但弟子一行慧觉是西夏遗僧。慧觉曾慕他的大名,赴洛阳白马寺从其学习“一乘圆极之说”。在他的支持下,慧觉于至元七年(1270年)开始着手整修西夏旧藏编入《河西藏》,到至元三十年(1293年)开始在杭州雕版刻经。1302年,皇帝下诏命慧觉继任第三代释源宗主,管理白马寺,元世祖皇帝曾为其颁赐“释源宗主宗密圆融大师”的称号[20]。

杨琏真加的继任者是沙啰巴(1259~1314),法洪《帝师殿碑》载其为河西僧[21](733),其幼时依八思巴剃度为僧,学习萨迦派“诸部灌顶之法”[21](729)。据考证,他或曾于1295~1305年间任“江淮福建等处释教总统”[22],所译八思巴《彰所知论》款题“宣授江淮福建等处释教总统、法性三藏弘教佛智大师沙罗巴译”,廉复撰“序言”赞其“总统雪岩翁,英姿间世,听授过人,久侍师之法席”,说明《彰所知论》是其在“江淮福建等处释教总统”任期内翻译的。

根据金银字《大方广佛华严经》抄经跋,李惠月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离开江浙一带,转任“长安终南山万寿禅寺住持”,离开的原因或许是桑哥倒台,其党羽杨琏真加在募刻《大藏经》资金的过程中大肆组织结社,甚至挖坟掘墓,影响恶劣,因此被朝廷治罪。《元史》卷16《世祖本纪十三》载:“[至元二十八年]五月戊戌……遣脱脱、塔剌海、忽辛三人追究僧官江淮总摄杨琏真伽等盗用官物。”“[冬十月]敕没入琏真加、沙不丁、乌马儿妻,并遣诣京师。”“[十一月]监察御史言:‘沙不丁、纳速剌丁灭里、乌(里)[马]儿、王巨济、琏真加、沙的、教化的皆桑哥党与,受赇肆虐,使江淮之民愁怨载路,今或系狱,或释之,此臣下所未能喻。’帝曰:‘桑哥已诛,纳[速]剌丁灭里在狱,唯沙不丁朕姑释之耳。’”[19](346,352)

李惠月之后,元大德年间组织刊行《普宁藏》和《河西藏》的僧人则是松江府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八。管主八的刊经事迹见载于大德十年(1306年)元刊《碛砂藏》本践字函《大宗地玄文本论》卷3发愿文[7](291~292)。据考证,管主八有藏传佛教萨迦派的背景[23],宿白曾指出:“从管主八(Bka’-’gyur-pa)三字是吐蕃所称通经藏大师的译音和管主八本人经历考察,不难推定他即使不是当时帝师直系的萨迦喇嘛,也是萨迦一派重要高僧”[24](378)。他于大德十年(1306年)“装印补足直北、腹里、关西、四川大藏教典”中的“秘密经律论”,即与藏传佛教萨迦派有关的法本,其中大部分是承自西夏或是蒙元时期西夏遗僧在河西整理与翻译的。尽管史料对管主八的生平缺载,但从元代萨迦派定为一尊,与西夏中后期河西走廊盛行藏传佛教的史实来看①西夏从仁宗(1139~1193年在位)开始,大力推崇藏传佛教,很多来自西藏的喇嘛被封为国师、帝师。1227年西夏灭亡后,百姓家国顿失,很多达官显贵为避屠戮“易服为苾刍”。由于藏传佛教在西夏有很好的基础,元代宗教上层和在中原传播藏传佛教的僧人多为西夏后裔。,管主八也应是河西僧。由管主八的宗教背景以及西夏后期、元代对藏传佛教的推崇,不难了解曾于西夏贺兰山佛祖院出家的李惠月也有藏传佛教的信仰背景。

从唐《开元释教录》起,“四大部经”在经录中的排列次序一直是:般若—宝积—华严—涅槃,只是到了明释智旭《阅藏知津》时名目和次序才有所变动[25]。而上引《妙严寺记》谈及庵信上人刊雕诸大部经始于《华严经》,足见白云宗徒对《华严经》的重视。后来的至顺年间(1330~1333年),妙严寺在校勘各种藏经的基础上重刻《大藏经》,又延续了这一做法。至顺三年(1332年),“妙严寺经坊”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1题记曰[7](286):

曩因《华严》版行于世,继刊《涅槃》《宝积》《般若》等经,虑其文繁义广,不无鲁鱼亥豕之讹。谨按《大都弘法》《南山普宁》《思溪法宝》《古闽东禅》《碛砂延圣》之大藏,重复校雠已毕。……至顺三年龙集壬申七月日吴兴妙严寺经坊谨志。

道安师徒刊行“四大部经”的顺序与白云宗以华严立宗的教理体系有关,任宜敏《中国佛教史》(元代)曰:“聿兴于北宋末年的白云宗,以《华严经》为一代佛教的旨归,立‘十地三乘顿渐二教’之教相为教说”[26](332)。从这一点来看,李惠月金银字手书《华严经》也是与其作为白云宗信徒和僧录的背景相契合的。

四、李惠月金银字书《华严经》遗存与元代写刊佛经的时代风尚

白云宗僧录在编刊《普宁藏》《河西藏》的同时,组织了大规模的金字或金银字、银字写经活动,其中李惠月发愿书写的金银字《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其中部头最大的作品。这部金银字《华严经》在瓷青纸上用银字书写,其中经题及卷次、品名,以及“菩萨”“如来”“世尊”“天”“法”“佛”“皇”“僧”“毗卢”“声闻”“缘觉”等字用金字书写。目前所知,该种写经已发现13卷——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卷71、72、73、81,原为守屋孝藏收藏品。国内收藏9卷,即苏州西园寺收藏的卷77[27],上海博古斋于2018、2019年征集到民间收藏的卷79和卷80[5],北京保利2021年秋拍的卷75,以及四川成都宝光寺收藏的卷21至卷25。当年书抄成后曾分卷施与诸多寺院,其中包括西安的开福寺。明代姚旅(?~1622)《露书》卷7曾记载[28]:

开福寺藏光明禅师惠月所书《华严经》,字皆泥银,惟“佛”“菩萨”“世尊”“如来”“法”“天”诸字泥金,字甚佳。禅师陇西人,为终南山寺僧,盖至元二十八年岁次辛卯四月八日所书者,然此直手迹耳。

李惠月之后,管主八也曾组织大规模的金银字《华严经》写经活动,据大德十年(1306年)元刊《碛砂藏》本践字函《大宗地玄文本论》卷3发愿文,管主八组织“金银字书写大华严、法华等经,共计百卷”[7](291~292)。

元代组织的金字或金银字、银字写经活动并不限于汉文,还有回鹘文、藏文,西夏文金字写经也并非一种。据《元史》卷35《文宗四》载:至顺二年(1331年)四月,“诏以泥金畏兀字书《无量寿经》千部”[19](784)。《佛祖历代通载》载:“(妙善寺比丘尼舍蓝蓝八哈石)又建寺于台山,曰普明。各置佛经一藏,恒业有差。又以黄金缮写番字藏经般若八千颂、五护陀罗尼十余部,及汉字华严、楞严,畏兀字法华、金光明等经二部。又于西山重修龙泉寺,建层阁于莲池。于吐蕃五大寺、高昌国旃檀佛寺、京师万安等,皆贮钞币,以给然灯续明之费。又制僧伽黎文数百,施番汉诸国之僧。其书写佛经,凡用金数万两。”[21](734)这里的“番字藏经”当指藏文佛经,“畏兀字”则指回鹘文。此外,甘肃定西县文化馆藏有西夏文《华严经》的泥金字写卷,经释读,内容为《华严经》卷15《贤首品第十二之二》,为宁夏发现,定西康平侯捐赠[29],这件写经应该也是元代抄写的。

金银字《华严经》各卷卷首均有扉画,所绘内容为《华严经》经变相。扉画笔法细腻,线描中施以金粉和银粉,美轮美奂,展现了杭州南宋宫廷画师的纯熟技法。同时,正如学者所指出的,该组版画既继承了宋代宫廷绘画的传统,同时具有藏传佛教的特征①周心慧先生持此观点,见《金银辉映、法宝光明——元代初年光明禅师李惠月金银泥写〈华严经〉赏鉴会通讯》,雅昌艺术网2019年6月13日(https://amma.artron.net/observation_shownews.php?newid=1054395)。,这也与西夏后期和蒙元时期的宗教面貌、李惠月作为元代白云宗僧录的信仰背景相契合。

与一行慧觉和慧照大师道安一样,李惠月不仅懂汉文,还精通西夏文,尽管他的西夏文作品传世不多,但他亲手抄写的《〈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启请疏》足可证明他有很高的西夏文水平。

金银书《华严经》反映了白云宗组织刊印和抄写佛经的盛况,可与史料相互印证,对研究元代西夏遗民在整理与刊印大藏经方面的贡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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