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地主流媒体的协作与分野
——人民网和上观新闻疫情报道文本的框架分析

陈 娅 袁欣远 曾庆平 武怡静 孙 璐

一、研究缘起

传媒与公共卫生事件的关系是学界长期关注的话题，每一次大规模疫情的暴发都推动着相关研究的深入。［1］在这一领域，备受关注的问题之一是大众媒体如何传播健康知识、引导舆论，以推动社会治理及公共健康事业的进步。

伴随着媒介的多元化和新式强传播主体的崛起，在面临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各类型的媒体互相借力、资源互换、优势互补，编织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传播网络，覆盖互联网主流舆论阵地，在提高传播力的同时自觉分工，差异化承担社会职能。

目前对于各类型媒体之间横向分工协作的研究已渐趋成熟，但对于央地等各层级的媒体纵向间的配合与分歧尚有研究空白。2022年上海新一轮疫情中的报道，为理解主流媒体分工差异化趋势提供了一个窗口。本文从对这一时期人民网（中央级媒体）和上观新闻（上海地方媒体）相关报道的框架分析出发，探讨媒体如何构建疫情相关议题，从其中异同一窥主流媒体发展新趋势。

二、文献综述

本文重点讨论央地媒体在报道框架方面的协作与分野，关于这一问题，国内外学界已有一定讨论，主要成果主要有：

（一）理论之维：新闻框架概念与特征

“框架”这一理论工具自被引介入新闻研究领域起，就广泛应用在分析新闻事实的建构。戈夫曼（Goffman）将框架定义为人们用来认识和解释社会生活经验的一种认知结构：“它能够使它的使用者定位、感知、确定和命名那些看似无穷多的具体事实。”随后，如吉特林(Gitlin)、塔奇曼(Tuchman)、恩特曼（Entman）等学者将之施用于媒介研究中以分析新闻生产活动。［2］吉特林在《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一书中将框架阐释为“关于存在着什么、发生了什么、选择这样的问题有什么意义、在强调与表现时究竟应当遵循怎样的原则”，他强调框架为持续不断地选择、强调和排除。［3］这一阐释凸显了新闻框架的动态性和建构意味。

（二）媒体实践：差异化的媒介体系与框架惯例

众多经验研究已经指出国内新闻界并不是如传统认识一般“铁板一块”，而是由于国内不均衡的政治经济格局，呈现为一种分化的媒介体系。［4］一方面，地方间的差异塑造了差异化的地方媒体格局，Ya-Wen Lei借助场域理论（field theory）分析指出，在中国不同城市的新闻生产场域嵌入在不同的政治经济环境中，这造成了地方媒体新闻生产上的差异。［5］另一方面，央地间的权力分配也带来不同层级媒体之间的区别。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国家”分权的时代背景下，国内治理体系逐渐发展为分散的、错综复杂的多元利益主体的状态，这也改变了主流媒体在其中的位置和职能的行使。［6］在报道策略方面，有研究指出，在重大时政新闻报道中，央视媒体的报道以短平快为特征，而地方媒体则倾向深入挖掘；央视媒体采用宏大叙述，而地方媒体则主打个人情感叙述。［7］这种“央地配合”能更好地实现主流价值观的传播。这些研究揭示了国内传媒体系的分化状态。在这样的一个分化的媒介体系中，由于内部和外部的推力，不同层级的媒体呈现出差异化的报道策略和职能行使方式。

马克思指出，信息具有上层建筑和商品的双重属性［8］。本文从信息的这种上层建筑属性出发，分析媒体报道对于社会事实的建构方式。

理论层面，本文主要从框架理论切入，按本轮疫情发生发展的时间顺序，以两家媒体报道的全样本分析为基础，探讨二者在框架策略上的异同。

三、研究方法

（一）样本获取

根据疾病发展周期，本研究截取本轮疫情由发现、增长至开始回落的时间段，以3月1日至4月28日这一上海疫情上升期作为研究时段，以解放日报社推出的“上观新闻”和《人民日报》建立的“人民网”报道为研究样本，二者分别为地方主流媒体与中央主流媒体的新媒体端，具有较强的研究代表性。利用Python抓取网络文本，根据“病毒命名、地点、防治措施、治疗与应对结果”这一逻辑检索相关关键词“新冠肺炎、COVID-19、奥密克戎、上海、疫情防控、核酸、抗原、隔离、新增、方舱、物资、清零”，清洗无关条目，最终得到上观新闻文本4995条、人民网文本1727条与疫情相关的新闻报道文本。

（二）类目建构

为了研究上观新闻和人民网如何报道2022年3月1日至4月28日的新冠肺炎疫情，本文从理论文献与文本本身出发，以单个报道文本为分析单位，基于陈原一对H7N9新闻框架的研究所提出的七个报道框架：疫情动态框架、医学框架、防治框架、经济后果框架、法治道德框架、领导力框架、其他框架［9］，并结合相关研究材料进行了针对性的调整。本文认为，前三个框架可以统一归纳为疫情防治相关，而经济后果框架则可以上升疫情对社会整体的冲击，同时根据相关新闻文本还需要关注到主流媒体在应对突发疫情时所作的舆论引导功能、以及对于全球疫情图景的呈现。基于此，提出以下七个报道框架，使用DiVoMiner工具辅助内容分析。

感染－防治框架：聚焦流行病感染的实时动态，以及核酸检测、抗原自测、社会封控等社会面防治举措；

冲击－恢复框架：着眼于疫情对于社会既定运行轨道的冲击或中断，以及社会尝试在疫情状态下对其秩序的恢复，如宏观经济、企业生产、物资供应、就业、教育等；

责任－法制框架：强调对疫情防控期间违法行为的惩治，和对防疫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宣传，违法行为如哄抬物价、倒卖等；

参与－援助框架：聚焦大众对于防疫工作的参与和社区互助、城市间物资援助、后勤保障等形象传播；

统筹－领导力框架：凸显党和政府在抗疫期间的领导力，包括对内的工作会议和对外的疫情通报，以及有关疫情防控整体政策、大政方针的宣传；

引导－呼吁框架：包括媒体社论、评论等内容，以回应舆情、谣言澄清、民意引导、团结共识；

合作对抗－全球框架：着力展现全球其他国家的抗疫措施与成果，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图式勾勒本轮疫情的总体形势。

四、研究发现

通过分析，本文发现央级媒体人民网与地方主流媒体上观新闻建构抗疫整体形象时遵循了不同的框架规律与议题显著性。上海疫情状况作为众多议题之一，在上海本地主流媒体上观新闻中占据了绝大多数报道议程，而人民网作为央级媒体，具有更广阔的议题范围，因而“疫情”报道数量（n=1727）远低于上观新闻（n=4995），并且报道内容涵盖了全国其他地区的疫情状况。

在“疫情”这一媒体叙事下，以所有框架类目为总体样本，人民网与上观新闻报道框架占比如表1所示。

表1 人民网与上观新闻报道框架占比

总体上，二者在疫情报道的框架建构的侧重点上差异并不显著，防治、领导力、恢复、援助均为前四个频繁使用的框架。这是主流媒体在疫情报道中的客观要求，亦即起到告知疫情动态，建立党和政府威信，稳定社会秩序等功能。但在框架占比上，则可以看出两个媒体的框架建构的差异。上观新闻的框架占比较为平均，而人民网的框架占比则是感染－防治框架占明显的数量优势。这是因为上观新闻的单篇疫情报道往往综合采用了多个框架建构，以充分实现地方媒体职能，而人民网的单篇疫情报道则大多采用单个或少数框架，其中仅通报疫情动态的新闻占多数，主要突出告知动态功能。

（一）感染－防治框架：现实的反映与建构

疫情时期健康传播的“感染－防治”框架分别以91.14%（人民网）和88.63%（上观新闻）成为两家媒体疫情报道最主流的框架。不同层级的两家主流媒体均选择此框架作为主要框架，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媒体基础角色——传播信息、反映现实与再造现实——的体现。

人民网与上观新闻的疾病感染与防治框架交相呼应，完成了从短期疫情防控到中长期议程的编织，平衡了“信息播发”与过度曝光带来的“媒介恐慌”。短期框架以数据新闻的形式客观陈述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数量、个人防护、居民区消杀、物资保障等。中期框架包括解封与复工复产进度安排。长期框架包括防疫政策解读、长期医疗防治传播等防疫事务。在长期框架中，人民网作为央级媒体起到了旗帜作用，高屋建瓴传达防控措施，上观新闻多转载相关消息并作出二次解读与落地化实施。央地媒体三类框架交织，构成了本阶段疫情防治与后期长时段社会面对突发疫情应对路径的完整叙事。

（二）统筹－领导力：框架交织的主流媒体“组合拳”

主流媒体代表党和国家的立场和形象，内容上追求立意深远、表述准确。在互联网文化场域内，主流媒体的话语有时会显得过于生硬，但也发挥着一锤定音的功能。两家媒体使用“统筹－领导力”框架，“统筹”“部署”等语词被反复、高频使用，强调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稳住经济、防控风险、确保党中央的大政方针落实到位。举一纲而万目张，中央主流媒体与地方主流媒体“统一思维”，把思想与行动统一到中央部署上来。在这一维度上，主流媒体的“党的政策传播者”职能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过往研究认为中央级媒体对领导力框架的采用多于地方媒体。［10］但本研究发现中，上观新闻使用的统筹－领导力框架比例（77.74%）显著高于人民网（45.62%）。但以所有框架为总体样本，二者比例大致相当（上观新闻24.94%，人民网21.87%）。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由于过往研究往往选取《人民日报》作为研究对象，而人民网作为《人民日报》的新媒体版，新的载体拓展了传统的纸媒版面，使得人民网可以报道各个地方的新闻动态，更多元的选题内容“稀释”了领导力框架的比例。另一方面，官方意志为上观新闻提供权威性背书，上观新闻作为地方媒体更聚焦于上海地方，冲击－恢复、引导－呼吁等框架与统筹－领导力框架结合使用，同时融合其他议题凸显地方主流媒体的特殊性。

（三）合作－对抗：本地与全球的图景建构

主流媒体中全球化图景的呈现框架，对公众建构并维持关于城市空间的异质“想象”至关重要，从而塑造“本地与全球”之间的共性与差异。［11］不同于以往各类疫情暴发地域的特殊性，本轮疫情的报道明显关涉了“环球同此凉热”的整体框架，将中国各大城市的抗疫措施、成果放在全球语境下评述。

采用这一框架的动因多源于本轮疫情发生发展、冲击刺激对象的全球性，以及愈发频繁的经济社会交往带来的全球波动的紧密性。一方面，这一框架下的叙事也是一次国家形象的构建，在对比与联合叙事的框架下，中国“宏观统筹、生命至上”的形象正不断被强化放大。两家媒体的相关报道多聚焦于感染人数与死亡人数的差异以体现抗疫原则与手段的直观结果。另一方面，国家间抗疫政策与“效力”之间存在差异是正常现象，但利用“差异”进行政治上的污名化与攻击成了部分西方媒体的建构策略，尤其是本轮疫情中上海在西方媒体的叙事中被塑造为“受伤的中国第一大城市”，“警民对峙”“新冠清零政策重摧经济”也成为西方媒体着重抨击的对象。在这一维度上，人民网（12.62%）作为央级媒体起到激浊扬清的前哨作用，从“人权维护、经济稳增长、职能部门平稳运行、政策令出有效、社会面动态清零”等维度建构国家形象。上观新闻（14.10%）作为聚焦本地面向全球的主流媒体，选择了类似的框架建构策略。“守望相助、共克时艰”成为全球合作报道的主流基调。总而言之，“抗疫”中全球图景的勾勒也是一种政治叙事与政治博弈。

这些规则与策略构成了全球叙事的核心，体现了媒体就特定报道话题的框架积淀与叙事传统。通过分析隐于海量报道文本背后抽象的框架规则，揭示了国际合作与对抗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传播的动态过程和与国家形象建构的方式。

（四）引导－呼吁：职能践履与回避

吴湘韩认为，建设性新闻的理念拓展了主流媒体发展的空间，主流媒体可与政府或宣传部门形成良性互动，有效提升引导力、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塑造力、服务力。［12］坚持“主流媒体姓党”需要贯彻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及时把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和面临的实际情况反映出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但在此次疫情中，出现了部分舆情被回避与遮蔽的状况，从而激起群众自发性网络抗争与展演。

作为现实社会网络的延伸，基于互联网与个人社交平台的虚拟网络抗争已屡屡爆发，互联网情绪、舆论的集中爆发，反映的是社会痛点，主流媒体如何回应成为现实难题。记录上海疫情之下次生灾害的各类视频与新媒体文章一时间获得现象级传播后遭删除，但舆论场的张力与撕裂并未停止。对于防疫政策的争议，上观新闻则与人民网保持了统一基调作出回应，引用权威信息来源与专业意见背书政策的科学性也是一种引导舆论的策略。从统计数据来看，上观新闻（29.21%）使用了高于人民网（11.93%）的引导-呼吁框架频率，实质上也是针对上海本地爆发的民众情绪进行纾解，体现出地方主流媒体的政民对话属性与传播策略，在一定意义上上观新闻承担起了政府社会治理的媒介功能。

（五）参与-援助：基层治理与地区互助

上观新闻所使用的参与-援助框架比例达人民网的两倍以上，这一方面是对于谣言与民众关切的直接回应，另一方面体现出本地媒体的动员与服务职能。首先，物资问题直接关乎封控区民众的生活保障，与此有关的谣言与流言也具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需要本地媒体及时进行信息公开，稳定民心。第二，由于区域间防疫政策的差异化，外省市物资援助受阻一度引起民众愤慨，对于此类舆情的纾解与引导，上观新闻采用了清晰的报道线索“援助主体-援助方式-援助进展与结果”的过程追踪与责任聚焦。第三，媒介化时代，媒体已逐渐成为社会治理的路径之一，在人员与资源匮乏的情况下，通过对社区自治的持续性报道，尤其强调各区、镇、街道疫情防控中党员的先锋角色，意在对疫情防控阻击战起到正面动员效果。［13］

与之对比，人民网则较少使用社区互助与市民参与的框架，更多着墨各地医疗援助、重大基础防疫设施建设、社会企业与保供主体相关报道，坚定全国一体、互助抗疫的社会信心。同时，穿插讲述个体故事与心路历程，把握主导，以“暖新闻”营造正能量的社会氛围。

（六）责任－法制：突发事件中的非常规叙事

对话性是“处罚类”法制新闻的话语文本属性。［14］人民网与上观新闻均选择了较小的框架比例报道道德与法治事件，并未表现出巨大的框架差异。两家媒体的责任－法制框架报道，主要围绕中央“依法防控”的布局展开“劳动纠纷处理”“处罚”“追责”三部分展开叙事，报道的犯罪行为主要包括六个类别：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犯罪、暴力伤医犯罪、制假售假犯罪、哄抬物价犯罪、诈骗与聚众哄抢犯罪和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

对越轨与违法行为的界定及报道，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警示与引导作用，如上观新闻对于处罚哄抬物价行为的报道，直观回应了舆论关切的民生议题，起到了“稳大局”的宣传引导作用，助推市场秩序的正常运行。责任框架下的主要新闻叙事为“官员防疫不力遭追责”类新闻，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民众的政治信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表明，2020年疫情肇始，公众对于政府工作能力和政府公信力的关注迅速提升，民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讨论增多，“政府不作为”相关条目热度剧增，疫情对于政府公信力总体造成了一定冲击。［15］本轮疫情中上海的基层治理更是受到了极大考问，增强责任-法治框架宣传，处理相关行政人员，亦是改善“央强地弱”政府公信力格局的举措之一。

五、结论与讨论

媒体内容受到经济、政治、社会因素的影响，作为隐性的媒介信息的新闻框架也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解释媒体内容以及社会变迁。［16］

上海作为2022年奥密克戎疫情的重要疫区之一，3月以来引起了中央与地方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为了更好地理解主流媒体如何描述“抗疫图像”以及央地主流媒体之间的差异，本研究使用框架理论的视角，从感染－防治框架、统筹－领导力框架、冲击－恢复框架、参与－援助框架、引导－呼吁框架、合作对抗－全球框架、责任－法制框架对人民网与上观新闻疫情相关报道展开了内容分析。研究发现，在“建设性新闻”的总方针以及宣传与报道并重的原则之下，作为中央主流媒体的人民网对于重大社会突发事件的建构多从党的政策与抽象的大众福祉出发，作为地方主流媒体的上观新闻则表现出更多的人情味，更频繁地回应舆情；人民网以“感染－防治”作为主体框架，旨在准确有力，而上观新闻平衡使用各类框架，意在温和传情。在大同小异的策略之上，两家媒体分别建构出“全国一盘棋”与“保卫大上海”的总体叙事，报道框架大同小异，又各司其职，构成了本轮疫情中的主流媒体宣传图景。

通过以上结论，我们可以看到在全媒体深度融合，主流媒体、自媒体、平台媒体“三足鼎立”的局势下，主流媒体正在顺应新的媒介环境，在坚守“大而全”基调的基础上，寻求凸显优势，积极拥抱新的传播格局。如人民网在疫情中突出自己的信源优势，旨在以雷厉风行的独家信息再造权威力量；而上观新闻则在疫情中发挥自己的在地优势，意图以正面报道引导舆论、维护社会和谐。在主流媒体留下的传播空间里，自媒体、平台媒体、用户等传播主体也能各司其职，补足主流媒体在垂直度、灵活性等方面的不足，各类传播主体制造的各色信息充分涌流，共同构成新传播生态。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受到主流媒体以往惯例、话语体系与媒介定位的影响，公众在一定程度上对主流媒体的服务性和对话姿态存有疑虑，对“权威发布”中的“权威”又格外敏感，未来面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央地主流媒体如何优化报道框架，对热点与敏感舆情作出恰切回应，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思考与解决的问题。此外，由于受研究时限与疫情发展阶段的限制，本文仅截取了“感染新增人数达到峰值”拐点前的媒体报道内容，对于疾病发展的后半程阶段缺少对照分析，后续将会持续完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