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宣传标语的话语特征与问题研究
——以抗疫标语为窗口

雷 亮

标语，也称口号，在我国基层宣传中长期占据主流地位，并形成惯性优势。在新时代，遍布城乡的各类宣传标语用其基层化和特色化话语来传达国家意志、推动政策落地，服务于“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本文将以抗疫标语为窗口，透视我国基层宣传标语的总体性话语特征，分析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探讨基层宣传标语的话语优化路向。期待研究成果能为仍在常态开展的抗击新冠肺炎宣传工作、未来的基层常规宣传工作提供理论参考和策略支持。

一、主要概念界定与讨论

（一）基层宣传标语

标语即“用简短文字写出的有宣传鼓动作用的口号”［1］，而“口号”则是指“为达到一定目的，实现某项任务而提出的有鼓动作用的简练明确的语句”［2］。标语和口号本质上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述，现在人们一般认为标语是一种书面呈现，而口号则更像是一种口头表达，但相关研究者一般认为：标语即口号，口号即标语。

标语在我国有着持续而强大的生命力，经常直接参与和推动社会变革。各类宣传标语在我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参与度极高，释放出强大的宣传动员能量。哪怕在当今信息化时代，基层社会空间中的宣传标语同样是推动政策落地和社会治理的线下宣传利器。

本研究所论之“基层宣传标语”是指基层组织或其他公权力组织和人员为执行国家和地区政策，广泛发布于社区、村庄、学校、企业、街道等公共空间的，以广大群众为受众的各类标语口号。其常见文字展示媒介为布标、墙壁、公告栏、电子屏幕等，语音媒介则为农村大喇叭、流动宣传车、小区广播等。

（二）话语特征

当代话语研究者一般认为“话语”是人们运用语言规则在特定社会和文化情境中所表达出的语篇（口语和文本）。“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概念，而不是单纯的语言学概念［3］。基层宣传标语不仅是一种静态的文本，更是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语言实践，同时也是一种巩固社会秩序、强化既有权力格局的社会实践。因此标语也是一种话语即或社会性语篇。

话语研究者虽然逐渐侧重于对语言现象进行文化和社会功能解读，但传统的文本（即语篇）分心仍然是基础性和先决性的。对语篇的结构、修辞、句法结构、词汇感情色彩等传统语言学方法范畴内的研究依然是首要的。语言学家费尔克拉夫提出了批评话语分析三维框架（Three Dimensional Framework），从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个维度分析话语，即“描述”（describe）文本结构和特征、“阐释”（interpret）话语实践的方法和过程、“解释”（explain）话语的社会实践意义。文本分析方面，费氏主要吸纳了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包含但不限于语篇的类型、及物性（指语义学中的及物性，即韩礼德的“六过程”方法）、语态、情态等方面的分析。荷兰语言学家梵·迪克提出了社会认知研究路径［4］，但在文本研究方面，他强调对语篇修辞、风格、主题结构、微观结构加以分析［5］。

本研究所称“话语特征”主要为基层标语的语篇特征。本研究将选择性借鉴语言学家费尔克拉夫、梵·迪克等人的话语分析理论中所涉及的语篇分析方法，从话语的结构、类型、修辞、风格等方面综合解读基层标语的话语特征。

二、基层宣传标语的话语特征分析

简单明了、通俗易懂是所有标语的语言特征。为便于受众理解、记忆和实现进一步人际传播，传播者往往利用多样化策略来使得话语表达更为生动有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标语在新的社会生态下，其话语风格和修辞的“硬核”传统犹在，但又显现出一定的多元、温情、娱乐化新趋势。

（一）简单的语篇结构

基层标语对人民群众产生动员效应的前提是要被广泛接受和理解，而鉴于大众的文化水平和接受能力有限，基层标语的语篇结构要务求简单易懂。这种简单的语篇结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量选用通俗易懂的词汇与表达；二是语句的语法结构要简单。比如“出门要戴口罩”“网络拜年更安全”等标语即体现了语篇的简单化特征。简单的词汇降低了受众文化门槛，扩大了宣传范围，最大限度发挥社会动员作用。而简单的语法结构则降低了受众的语言认知和信息处理成本，提高传播效率。

（二）丰富的语篇类型

费尔克拉夫的三维批评话语分析理论主张通过对文本中的关键词或关键短语的所指、情感、交际功能的甄别来进行语篇分类。通过梳理200条来自网络、其他研究者收集和个人生活观察而来的抗疫标语，提取并分析关键词，笔者按将其分为如下几类:

（1）命令：执行上级防疫要求，传达或生成相关命令。如：禁止举办任何形式的群体性聚集活动!

（2）号召：动员群众加入抗疫行动。如：少出门、多居家、网络拜年乐大家!

（3）提示：抗疫大局下的日常生活提示。如：为你好，为他好，大家都把门关到；希望大家都少出门，出门记得戴口罩。

（4）感化：温情关怀，共同抗疫。如：安全距离可以有,人间温暖不能无；病毒无情,人间有爱,勇毅笃定,战无不胜；疫情终会过去,静候春暖花开。

（5）责任：抗疫是一种家国担当与社会责任。如：抗击疫情，你我有责。

（6）赞颂：对政府、武汉人民、一线人员的褒扬。如：武汉是个英雄的城市；致敬逆行者。

（7）共情：全体中国人在抗疫行动中的家国认同、文化自信和情感共鸣等。如：中国加油!武汉加油；众志成城，抗击疫情；愿早日战胜疫情，祖国越来越好。

（8）警告（恐吓）：对（有可能发生的）不服从防疫管控行为的警告与批评。如：打牌赌博，不知死活；今天到处乱跑，明天坟上长草！

虽然抗疫标语的语篇类型呈现出多元特点，但研究者通过观察和研究发现，命令、警告类“硬核”语篇的出现频度最高，责任、提示、号召类语篇居中，而赞颂、共情、感化类语篇则较少。所以抗疫标语的语篇呈现出多元类型关照和重点类型强化相结合的特点。

（三）多样的话语风格

1.梵·迪克的话语风格分型

梵·迪克从社会文化视角出发，将话语风格归纳为个人风格、特别或瞬息风格、团体风格、语境风格、功能风格、媒体风格、社会方言风格、类型化风格等若干种类型。他还指出，“这些不同风格类型可能混杂在一起使用”［6］。话语风格分类之所以如此多样和不确定，往往归因于社会语境、传播者立场、新闻（宣传）生产制度的复杂性。

2.抗疫标语的话语风格

抗疫标语的生成者是基层社区或乡村干部，标语生成的背景是国家正在开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阻击战，标语生成的目的则是夺取抗疫斗争的最终胜利。从这几点来考量，抗疫标语大致融合了如下社会风格类型：

团体风格——基层党群组织或其成员的团体性话语风格；

语境风格——抗疫阻击战背景下的社会性语境所规制或生成的话语风格；

功能风格——发挥宣传作用，协助完成抗疫任务功能性话语风格；

社会方言风格——根植于基层社会文化土壤的基层化、群众化话语风格；

媒体风格——直接复制或间接生成大众传媒的相关话语风格。

这些风格类型的综合与交叉，促成了抗疫标语的兼容性和多样化风格表征。某种社会视角下的话语风格类型可能对应不同或多种语言学意义上的话语风格。从语言学表征来看，抗疫标语既有占优势比例的命令、恐吓、警告等“硬核”语言，又有家国情怀共鸣、亲情关怀、友善劝导等温情表达，还有嘻哈、幽默、网络化、“土味”化等意料之外却又似乎是情理之中的“接地气”喊话。（详见表1）。

表1

（四）有力的话语修辞

标语要达到便于传播和易于接受的目的，仅靠语篇表达的简单是不够的，标语生成者经常会穷尽其所能运用修辞对宣传话语加以润色和修饰以强化宣传效果。话语修辞并非仅指文学意义上的修辞手法或修辞格运用，而是指为提升文本可读性和劝服效果而使用的一切策略性手段，除常见修辞格外还包含转述、引语、隐喻、方言、口语、专有词、简称、押韵、谐音等手段和方法。如以下9条标语，均使用了一种或多种修辞来增强宣传效果，强化群众认知，从而更好落实防疫举措。

（1）宁愿长点膘，也不到处飘。（押韵、口语化）

（2）一人不预防，全家躺病床!（押韵、对偶、夸张）

（3）现在请吃饭的都是鸿门宴。（用典）

（4）没事出门转，就是给社会添乱!（押韵）

（5）在家待着，就是为社会作贡献!（幽默化）

（6）宁把脑袋睡扁，不要出去冒险！（幽默化、押韵）

（7）我宅家我骄傲，我为国家省口罩!（押韵，口语化、网络词）

（8）众志成城、齐心协力、防控疫情!（转述官方和媒介话语，铺排手法）

（9）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转述官方和媒介话语，隐喻）

三、基层标语的话语问题及影响

（一）问题的表征和成因

随着文明和法治社会的推进，基层标语的话语表达总体上逐渐朝着规范和文明的方向迈进。但当下基层标语的宣传话语中依然存在着法治和文明精神缺乏、语言表达失范等问题。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类似于“宁添十座坟，不添一口人”（计生标语）、“不戴口罩就出门，这个杂种不是人”（抗疫标语）的不良表达可能会继续存在，在特殊社会情境之下还有可能频繁、大量重现。

在基层的特殊社会空间内，传受双方都有着基层性的身份和文化特征。一方面，作为传播者的基层干部媒介素养和法制意识参差不齐；另一方面，作为受众的基层群众的文化和信息素养较为有限，并且在熟人关系、宗族文化、封建迷信、传统习俗等因素交织的基层文化网络中较难接受新事物，也不易被劝服。因此，基层政策执行者和宣传人员为突破基层社会的复杂文化惯性带来的阻碍，势必会借助强势和粗暴的话语来瓦解各种阻力。

（二）问题标语的社会影响

基层标语的硬核化、粗俗化语言特征和问题在基层特殊文化制约下而生，也的确增强了宣传和动员效果，但这“因特色而致效”［7］的现状之中却隐藏着不良后果。抗疫标语中存在的语言粗暴、违背伦理、漠视法治等问题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首先，问题标语为基层过度防疫和过度执法提供了舆论暗示；其次，非理性舆论环境和过度执法事件对当事群众和整个社会造成较大心理压力和创伤；再次，社会恐慌和心理压力引发群众的过激行为，如抢购生活物资、仇视外来人员等，破坏了防控秩序和社会稳定。更为严重的是，在问题标语所营造的非理性舆论压力下，类似“早发现，早报告，早治疗”的理性要求很难被正视和执行。这些问题标语所带来的恐慌让一些感染者和潜在感染者不敢及时、如实公开自己的身体状况，选择隐瞒不报，从而造成疫情的反复，最终危害了公共安全。

历史上，如计生、严打等各类标语所展现的敌对思维和霸蛮话风存在违法侵权的嫌疑，也产生了破坏社会文明的消极后果。这些标语虽然强化了宣传效果，也推动了具体工作的开展，但付出了较大社会代价。有批评者指出：“充满戾气、张牙舞爪、低俗粗暴的标语口号其实是一种语言垃圾，张贴使用这样的标语口号，既是对我们语言和文化的污染，也会对党和政府的形象造成损害。”［8］

四、基层宣传标语的话语的优化与展望

（一）“新态势”萌发：人文与法治意识的增强

在我国，标语通常是一种社会性、政治性的语篇，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标语发展历程，标语的斗争性传统使其话语的强硬表达成了长达数十年的“旧常态”。而进入21世纪后，在基层标语的宣传话语之中逐渐出现了友爱、平等、自由、法治等现代和人文精神的表达，同时也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呈现。在本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宣传中，有些基层宣传者放弃了生硬而强势的官本位姿态，打出温情口号与群众亲切“喊话”，如以下5条标语其话语表达呈现出了幽默、温和、平等、互动的趋势和特征。

（1）疫情防控搞得好，娃娃开学开得早；（2）树党建新风，筑防控长城；（3）武汉别怕，等春天来了，我们一起赏樱花；（4）没有被禁锢的城，只有离不开的爱，再艰难，爱不会离开；（5）世界很大，幸福很小，希望如期而至的不止春天，还有疫情过后平平安安的你。

（二）新常态展望：现代性和基层性的融合

在合理的规制和引导下，类似于上文所述的基层标语新态势有望在将来成为宣传话语的新常态。基层宣传标语有待实现话语表达的现代化更新和基层化创新，以推动我国基层宣传工作和社会治理朝着更为健康的方向发展。

1.基层宣传标语的话语现代化

进入新世纪，我国官方宣传话语表达在坚守阶级性的同时，逐渐显露出人文性和现代性趋势。阶级性主要体现对人民和国家利益的维护，不再过于强调斗争性和对立性；人文性体现为对人的关怀，对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观的倡导；现代性则体现为对法制和科学的坚守，对人民群众的现代公民意识的熏陶。审视新时代背景下的抗疫标语、治安标语、环保标语，不难发现各类标语的话语表达首先坚持阶级立场（即人民立场），但又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人文性或现代性思想。今后，基层公共宣传话语只有遵循阶级性、人文性、现代性的三结合原则，才能更好融入当代社会，良性发挥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构和基层社会治理机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家话语表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阶级性、人文性、现代性融入的典范，是基层标语话语生产的重要参照。基层宣传的话语建设应逐渐向国家公共话语的表达理念靠拢，推进宣传话语表达的专业化和现代化。

2.宣传标语话语的基层化创新

基层社会结构和标语宣传者的基层化身份强化了基层标语的末端宣传优势，也为基层标语的话语创新提供了丰富的语料资源和创意参考。基层宣传工作者应充分利用自身的群众优势，分析基层群众文化和心理特征，发挥基层标语宣传的手段优势，创新宣传思维和方法，在保证规范性和文明性的前提下，提升宣传话语的亲和力、吸引力、创造力，形成规范、文明、生动的话语表达新常态。期待基层宣传标语在未来能够继续发挥末端宣传优势，进一步提升社会动员效力和主流意识形态建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