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理念在国际传播中的长效路径研究

摘要：新媒体时代国际领域的中国理念传播，在内容与方式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拥抱新平台、高效生产传播产品的同时，对于传播内容深度的延展和对象地区传播实效的考察，也成为我国国际传播机构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以《今日中国》西文版“中拉对话”专栏为例，对其项目立意、撰稿人邀请、议题设置、内容详略安排等进行剖析。文章以脱贫攻坚工作的相关议题排布和以“三星堆考古发掘”为新闻热点引入的“中拉考古合作”议题模式为例，对其稿件发布频次、相关学者关注重点以及背后蕴含的中国理念与中拉合作理念进行深入研究。文章认为，在新媒体时代的国际传播工作中，“中拉合作”专栏模式提供了一种新的传播可行性：以深刻内容和精准传播为方式、以中外知识群体智力支持为特色的长效传播。

关键词：“中拉对话”；《今日中国》；国际传播；中国故事；长效路径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2）13-0027-03

2013年8月，習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着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1]。

这是我国首次正式提出“讲好中国故事”及其相关理念，也很快成为我国国际传播重要的工作理念。打造真正意义上中外融通的国际传播，是摆在从业者与研究者面前的重要课题。“互联网+”“8K视频技术”“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等新技术的引入、海内外新媒体平台与传统平台的联动，都成为当前国际传播的重要创新方式。

文章视角来自中外知识阶层：即真正在政策研判、观念形成和文明互鉴有影响力的学者和其他知识分子在国际传播中的模式和内容探索。打造以文明互鉴为目的、以机构间合作为方式、以学术观察为内容的话语体系，力求实现中国话语立体化、高层次、长时效的传播效果，同时了解到对象国家和地区的文明成果以利于自身发展。

一、国际传播的媒介革命与路径选择

（一）国际传播的定义与模式变化

国际传播的定义之一，是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2]。与其他形式的传播不同，国际传播常常存在跨语言和跨文化壁垒。同样，由于政策、法律与传播范围的限制，在主要依靠传统媒体的时代，国际传播也存在着技术与媒介壁垒。只有依托于拥有传播能力的新闻机构，才有可能实现有效的内容覆盖与传播效果。

21世纪，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打破了传统的国际传播模式。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相关机构而言，依托于网络平台进行传播，打破了西方强势国际媒体垄断话语的格局，让对象地区受众可以直接与传播行为产生联系。

（二）传播途径更新引发的传播业态探讨

这种崭新的传播路径，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际传播机构的工作方式与成效判定。多家承担国际传播业务的中国主流媒体，都依托互联网与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开展了自身的国际传播战略。以新华社为例，截至2017年8月，新华社已开设了19个语种的48个社交媒体账号，集群总粉丝量达到3720万[3]。社交媒体高度便捷性与高度交互性，让国内机构生产的内容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抵达全世界各个角落，也可以在第一时间接收到受众的反馈。

这是国际传播领域的一次革命性进步，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曾经存在过的传播业态。新媒体的传播规律，客观要求内容制作依照用户画像进行调整，传播内容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更加密集、高速与碎片化趋势。在传播平台与技术高速发展的年代，人的因素常常让位于工具与数据，导致实际传播效果让位于抵达效果。将“接收信息”发展为“理解故事”，依然需要在不同维度继续加强工作。精准锁定受众范围，持续拓展内容深度，也是其中一条较为重要的路径。《今日中国》西班牙文版“中拉对话”专栏的设置与实施，是为“讲好中国故事”另一个方向的有效探索。

二、贴适对象国的思想产品设置：专栏形式与写作主体

（一）中拉对话专栏的设立

“中拉对话”专栏由《今日中国》杂志西班牙文版自2020年与北京中拉教科文中心（CECLA）开设，由《今日中国》西文版编辑部与中拉教科文中心合作设立的专栏，立足于西班牙文对象国家的特点，每期邀请中拉作者各撰文一篇，就社会发展、国家治理、文化融合与双边和多边合作等领域阐述自己的见解。

在2020—2021年间，该专栏共发布24期，共邀请中拉专家撰文48篇，主要集中于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中拉各方对于自身发展模式和成果的经验互鉴，另一部分是中拉在多领域的合作方式与成果。在具体操作领域，则常常在同一篇文章中同时包括两部分内容。

（二）约稿原则与预期效果

对于邀约撰稿的作者，编辑团队拟定以下原则：根据每期议题邀请中拉相关领域权威专家或资深从业者，保证双方就相同议题展开知识性交流和对话。这加大了撰稿人的邀请难度，但同时也提高了成文质量与价值。自设立专栏后，其作者范围涉及高校教师、智库和战略研究机构研究人员、外交官、记者以及资深从业人员，覆盖了知识界大部分领域。从智识水平与研究范围，保证了专栏文章的可读性与可信性。

三、重点议题详述中国理念：以脱贫攻坚议题为例

（一）专栏议题设置原则

“中拉对话”专栏设置的最大特色是围绕特定议题，由中拉双方作者的理念形成对谈。这就在材料上为读者提供了较为公平也更易理解的空间。尤其是在涉华的重大议题中，平等引入拉美知识分子的解读与思考，有助于受众理解和接受相关内容。

相比于新媒体传播逻辑下设置的内容，依托专栏议题的“中拉对话”可以轻易摆脱碎片化传播的藩篱，代之以充分、深度的思考和对话。同时对于“中国故事”中的核心议题，精准传播的深度内容可以与高频次、碎片化内容形成合力，产生更好的传播效果。“脱贫攻坚”的议题设置与运营方式，正是该专栏典型的传播模式。

（二）“中国故事”讲述模式在专栏中的运用（以脱贫为例）

“中拉对话”专栏开始的2020年是中国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因此，对于脱贫攻坚工作的持续性介绍、总结以及经验推广，成了一段时期内构建“中国故事”的核心内容。专栏首期即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郭存海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阿根廷——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伊格纳西奥·维拉格兰（Ignacio Villagrán）分别撰文《减贫合作：中拉发展互鉴的先锋》与《中拉扶贫治理：未来的互鉴与挑战》，从“中拉减贫经验合作”和“中拉发展经验互鉴”角度对中国脱贫攻坚的模式和经验进行了探讨。

随着脱贫攻坚收官工作的不断推进，“中拉对话”专栏也邀请了不同领域专家，开始对乡村治理与减贫模式的经验和推广进行总结与反思。2020年“中拉对话”专栏第四期，共享了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谭卫平撰写的文章《中国减贫治理的制度设计》。文章指出，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扶贫，中国走出了一条特色扶贫开发道路。这也引发了哥伦比亚对外大学教授大卫·卡斯特里昂（David Castrillon）的重视，并撰写了《对哥伦比亚土地制度与减贫的思考》。文章认为，哥伦比亚应当发展适合自己国情的减贫模式，不能直接照搬他国经验。但是中国的案例已经展示出了改善土地分配制度所带来的积极成果。如果哥伦比亚政府有足够的智慧和信心加以借鉴，不仅会带来扶贫减贫的效果，还将有助于解决当地的土地冲突。

“中拉对话”专栏第十期，再次对脱贫攻坚问题进行总结和反思。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农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章文光撰文《脱贫攻坚决战决胜期的思考》，基于全国25个省146个县527个村的多次实地监测调研，在调研中发现的一些难点和问题进行思考。文章既突出了中国在脱贫攻坚决战决胜时期取得的成就，也不回避问题，对调研中个别地区出现的问题和政策执行困境提出了剖析，并指出了如何改进和巩固脱贫成效的措施。文章指出，在脱贫攻坚决战决胜时期，中国的脱贫工作要立足于实事求是的基本点，优化精准扶贫方略，破除政策执行困境，衔接乡村振兴战略，确保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阿根廷历史学家、《当代》杂志主编内斯托·雷斯蒂沃（Néstor Restivo）撰写的《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的成功，可以借鉴到拉丁美洲吗？》基于在中国多次考察扶贫案例的经验，直接剖析了中国扶贫的成功经验能否在拉丁美洲复制的问题。作者认为共建“一带一路”的目标中包括了经济社会发展，这反过来又有助于消除拉丁美洲的贫困。此外，直接的经验交流也是借鉴中国经验的一个好方式。作者认为，虽然拉美国家国情各不相同，但是每个国家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中，都有机会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

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开始转入下一阶段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2021年“中拉对话”的相关议题设置也随之进入新阶段。第十六期专栏邀请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可持续发展研究室主任王莉撰文《艰难道路的坚实基础：从乡村脱贫到乡村振兴》。文章着眼于中国从脱贫到乡村振兴的道路延续与战略调整，在总结八年脱贫攻坚的成绩之余，也强调了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对既往成绩的巩固：建立有效的预防机制防止返贫；利用已建成基础设施与既有项目持续产生效益；推进扶贫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供职于复旦大学的阿根廷学者萨尔瓦多·马利亚诺（Salvador Mariano）撰文《农村的历史性改革：乡村振兴和食品安全成为中国十四五规划的两个目标》，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十四五”规划中上述两项重要内容，认为在农业现代化的驱动下，中国乡村最终会重塑自己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对于脱贫攻坚这个重要的涉华发展议题，“中拉对话”专栏在两年时间中邀请八位中拉相关专家，以拉美读者为受众充分诠释中国脱贫攻坚战略与成就，并且深入考察中国经验对拉美特定地区的借鉴价值。多频次、多领域、多国家地以专栏文章达成对上述理念的充分阐释，成为专栏的一大特色，在建党百年、中拉合作等题目中亦有显现。

四、热点议题联动阅读：以三星堆和科潘考古挖掘项目为例

（一）新闻热点延伸至专栏议题

除重大议题外，“中拉对话”专栏的内容设置还常与当下新闻热点相关。与脱贫攻坚等核心议题不同，许多热点问题并非中国发展道路的主线，但同样是中国故事的组成元素。如三星堆考古挖掘不断取得进展后，《今日中国》西文版在多期刊物中刊登相关文章外，也在“中拉对话”中邀请中拉考古专家撰文。其文章并非简单针对三星堆考古，而是聚焦于在考古的中拉合作前沿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洪都拉斯人类学与历史研究局（IHAH）合作发掘、研究与修复的科潘玛雅遗址8N-11。

（二）中拉玛雅考古合作议题中的合作回顾与文明对比

洪都拉斯考古学者豪尔赫·拉莫斯（Jorge H. Ramos）回顾了双方对科潘遗址合作考察的过程、难点与收获。在他看来，这是中国与洪都拉斯在文明互鉴领域的实践成绩之一。中国考古学者李默然也从中方的角度总结了这次一线合作，也结合三星堆的发掘成果，探讨了中国文明与玛雅文明间存在多种相似元素。

1.世界树

在三星堆2号“祭祀坑”出土过2件高近4米的青铜“神树”上立有“神鸟”；而墨西哥玛雅遗址中帕考大王（Great Pakal）墓的大型石棺，石棺盖板雕刻中存在墓主从冥界重生、沿着“世界树”升天的画面。

2.面具（人和动物的转化）

三星堆遗址大量发现的怪异青铜或黄金人面具应为宗教仪式使用的物品，展现萨满处于通神状态下表现出的法相或变幻的形态。萨满“人和动物”的转化至汉达到顶峰，出现了“蝉蜕”“羽化”“御龙”“驾鹤”等宗教仪式场景；在玛雅地区的雕刻、壁画或者彩陶上，统治者（同时也是萨满）身着美洲豹或鸟类等动物的服装道具，在仪式中与祖先或神灵沟通，有的甚至直接刻画萨满转化为美洲豹的场景。

3.龟的形象

在中国史前很多墓葬中，都出土了带有石子的龟甲，学者推测是在仪式中使用的响器。商人以龟甲占卜，侦测吉凶。安徽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龟，腹背之间夹着表现宇宙模型的玉版。在玛雅文明中，玉米神是从象征大地的龟背中裂缝而出。危地马拉圣·巴特洛（San Bartolo）遗址发现的壁画中，重生的玉米神手击龟壳鼓。玛雅人视龟甲侧面的“亚”字形为冥界和人间的通道[4]。

以三星堆考古發现为契机，以中拉考古合作为关注点，增强了文明起源的探讨与文明互鉴的亲和力与说服力。将热点议题与对象地区议题联动，也体现在专栏文章与杂志内其他内容的联动，在如中秘建交50周年等时事热点中也得到了集中体现。

五、结语

介绍中国理念，尤其是以拉丁美洲受众为主进行传播，需要充分考虑到众对中国认知的平均水平和传播内容投放的对象群体。“中拉对话”依托在拉美深耕多年的《今日中国》西文版（包含杂志本土化产品——《今日中国》墨西哥和秘鲁版），形成了基于拉美读者群体的长效传播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以“中拉对话”所探索的国际传播长效路径，在新媒体时代的传播革命背景下，会在具体传播活动中产生更大的作用与更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97-198.

[2]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42.

[3] 郑保卫，王青.当前我国国际传播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传媒观察，2021（8）：14.

[4] 李默然.玛雅文明遗址发掘开启中拉考古合作新时代[J].今日中国西文版，2021（6）：66-67.

作者简介？安薪竹，硕士，记者，研究方向：中拉传播、拉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