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理财教育与大学生炫耀性消费的关系

许磊 周志豪 彭顺 蔡爽爽 陈继文 芦昭汐子

(1 江汉大学教育学院，武汉 430056)(2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长沙 410081)

1 引言

炫耀性消费是指在某种特定场景中通过公开消费财物的方式向周围人传递社会信息，提升自我形象的特殊消费行为(O’Cass & McEwen, 2004)。作为一种消极的消费方式和盲目的行为倾向，炫耀性消费是虚荣心和攀比心理在消费领域中的具体体现，很容易使个体建立起虚幻的自尊和错误的自我价值，从而对其身心健康产生消极影响(杨淑萍, 2014)。由于大学生发展(处于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和生活(开始独立生活和管理生活费用)的特殊性，炫耀性消费在大学生群体中尤为常见，对他们的生活适应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Barrera & Ponce, 2021; Zhu et al., 2021)，已经成为了近年来诸如“大学生网贷、裸贷”等广受关注的消极社会问题的关键预测因素之一(潘超, 高冬东, 2021)。因此，关注大学生的炫耀性消费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其影响因素也已经引起了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张颖, 孙立敏, 2020)。但当前的研究多从个体的人际比较、人际忽视、主观社会阶层、地位焦虑、虚荣特性等方面展开探讨(陈旭, 2009; 胡小勇等, 2014; 潘超, 高冬东, 2021; 王春晓, 朱虹, 2016; Frank, 1985; Lee & Shrum, 2012)，而对个体发展适应具有重要影响的家庭因素的作用没有足够重视。

研究指出，作为家庭环境的重要要素，家庭教育对青少年的情感发展以及社会适应行为等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Liang & Chew, 2021)。就个体消费行为而言，家庭教育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家庭理财教育方式是指父母在对子女进行如何正确获取、利用和规划物质资源的教育中，所使用的教育方式(安石英, 2006)。一方面，父母能够通过家庭理财教育对子女的消费行为进行直接的塑造，如训练子女合理支配零花钱、评估品牌实际价值等；另一方面，父母的家庭理财理念等还能给子女提供模仿学习的榜样。前人研究表明，家庭理财教育方式可以分为教育引导型、溺爱放纵型、干预控制型与焦虑牢骚型四种(石庆新, 2008)。不难看出，这四种类型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有研究从积极—消极的维度考察了家庭理财教育和消费行为间的关系，发现积极的家庭理财教育能够促进积极消费行为并抑制消极消费行为(如炫耀性消费)(黄程, 2016)。基于此，本研究拟从家庭教育视角探讨家庭理财教育对炫耀性消费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并提出假设1：家庭理财教育对大学生炫耀性消费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虽然家庭理财教育与炫耀性消费的关系已被一些研究证实，但家庭理财教育影响炫耀性消费的路径和内在机制尚不完全清楚。有研究指出，物质主义与炫耀性消费存在因果关系(王春晓, 朱虹, 2016)。它是一种强调拥有物资及财富重要性的个体价值倾向，包括以获取财物为中心、通过获取财物追求幸福以及以财物定义成功这三个维度(Richins & Scott, 1992)。根据消费补偿理论，个体会将消费行为作为填补内心缺失的代替性方式与工具(Liao & Wang, 2009)。高物质主义者更倾向于通过炫耀性消费来增强群体融入感以获得归属感，从而更容易表现出诸如炫耀性消费等不良消费行为。实证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个观点，发现：高物质主义者更加注重通过购买著名品牌物品来取得社会身份与群体地位(Liao & Wang, 2009)；且高物质主义者更倾向于通过物质财富向周围人展现其成就和地位(Lysonski et al., 2017)。与此同时，家庭理财教育的方式与质量又会影响个体价值观念的形成。低质量的家庭理财教育会诱发个体的物质主义价值观(李原, 李朝霞, 2012)。此外，已有实证研究表明，物质主义在家庭理财教育方式和大学生消费行为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显著(张俊, 邹泓, 2012)。因此提出假设2：物质主义价值观在家庭理财教育与炫耀性消费之间起中介作用。

另一方面，也有研究指出：物质主义并不是影响人们消费行为的唯一因素，物质主义者是否会格外重视财富进而产生相关的负面行为，还取决于一些其他的人格特质(Nepomuceno & Laroche, 2017)。也就是说，良好的家庭理财教育通过降低物质主义倾向而降低大学生炫耀性消费风险的积极作用可能因为受到某些人格特质的调节而得到增益或限制。自我控制即是这样的特质之一, 它是指在面对暂时更有吸引力的选择时, 个体的思想、 感情和行动与持久的目标保持一致(Duckworth et al., 2019)。 它与消费行为密切相关：自我控制力强的消费者更有可能抵制不良消费(Belei et al., 2012; Haws et al., 2012)，做出更多理性消费行为(黄程, 2016)。高自我控制能力的个体会使用某些方式和心理操作控制自身的行为和情绪，以有效抵御外在引诱和渴望并抑制不良行为倾向(Joyce & Fullan, 1984)。研究发现，对于低物质主义者而言，增强自我控制能力就能帮助他们显著抵制不良消费的意愿(Nepomuceno & Laroche, 2017)。这意味着自我控制能够“放大”良好的家庭教育通过产生较低的物质主义倾向而减少大学生进行炫耀性消费的重要作用。 然而, 也有研究指出，自我控制类似于一种能量(Baumeister et al., 1998)，一旦能量不足，个体就很难克制冲动的购买行为(Vohs & Faber, 2007)。这种能量是否足够，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一方面取决于自我控制能力的高低，另一方面也取决于需要克制的冲动的强弱。对高物质主义者而言，财富是无法抗拒的诱惑(Dittmar & Bond, 2010)，哪怕只是消费得不够快都会让他们感到贫穷(Hoch & Loewenstein, 1991)。这种情况下，自我控制的作用可能会由于需要克制的冲动太过强大而受到削弱。有类似研究从侧面支持了上述观点，发现：无论物质主义高低，自我控制对于促进节俭消费都具有促进作用，但其在高物质主义群体中的促进作用要显著低于在低物质主义群体中的作用(Nepomuceno & Laroche, 2017)。基于此，进一步提出假设3：自我控制能够调节物质主义和炫耀性消费的关系。结合前文中关于中介作用的假设可见，家庭理财教育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哪怕具有较高水平的自我控制，不良的家庭理财教育通过高物质主义而带来的大学生炫耀性消费冲动可能也很难被克制。

综上，本研究主要探讨家庭理财教育对炫耀性消费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考察物质主义的中介作用以及自我控制的调节作用，并假设物质主义在家庭理财教育和大学生炫耀性消费之间起中介作用，且该作用受到自我控制的调节，试图揭示家庭理财教育影响炫耀性消费的过程及其发挥作用的条件，以期为大学生炫耀性消费的干预提供理论指导。各变量关系的假设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法选取某市五所高校800名在校大学生为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整理后得到有效问卷750份(有效率为95%)，被试的年龄在17至25岁之间(19.54 ± 1.62)，其中男性被试189人(25.2%)，女性被试561人(74.8%)。

2.2 工具

2.2.1 家庭理财教育方式问卷

由石庆新(2008)编制，共20个题项，包括教育引导型、干预控制型、溺爱放纵型和焦虑牢骚型四个维度，采用五点计分(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参照黄程(2016)在其研究中的计分方式，对干预控制型、溺爱放纵型和焦虑牢骚型的题目得分进行反向计分后求和，再加上教育引导型题目得分计算总得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在生活中接受到的家庭理财教育的质量越高、越积极。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5。

2.2.2 炫耀性消费倾向量表

由陈旭(2009)编制，共13个题项，包含社会认同、从众心态、身份象征和形象需要四个维度。使用五点计分，1～5分别表示“完全不同意～完全同意”。所有项目得分相加即为炫耀性消费倾向总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炫耀性消费倾向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0。

2.2.3 物质主义价值观量表

由李静和郭永玉(2009)修订，共13个题项，包含以财物定义成功、以获取财物为中心和通过获取财物追求幸福三个维度。本量表采用Likert五点计分，1～5分别表示“很不同意～非常同意”。各项得分相加即为物质主义价值观总分，分数越高，表示其物质主义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79。

2.2.4 大学生自我控制能力量表

由谭树华和郭永玉(2008)修订，共19个题项，包含冲动控制、健康习惯、抵御诱惑、专注工作和节制娱乐五个维度。使用五点计分，1～5分别表示“完全不符～非常符合”，分数越高，表明个体自我控制能力越好。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6。

2.3 施测程序及数据处理

将数据录入SPSS 26.0对人口统计学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考察各变量间的相关关系，用PROCESS V3.0插件分析物质主义的中介作用和自我控制对物质主义与炫耀性消费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与检验

为控制并检验潜在的共同方法偏差，先在施测上通过部分题目反向计分、设置陷阱题等方式进行一定控制；再对收集的数据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发现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15个，且第一个因子解释了15.36%的变异量，远小于40%的临界值，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所涉及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结果如表1所示。为避免性别(采用虚拟变量：0=男；1=女)和年龄的影响，将这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处理。家庭理财教育与炫耀性消费以及物质主义呈显著负相关，与自我控制能力呈显著正相关；炫耀性消费与物质主义呈显著正相关，与自我控制能力呈显著负相关；物质主义和自我控制能力呈显著负相关。

表1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3.3 家庭理财教育与炫耀性消费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采用SPSS宏程序PROCESS模型检验物质主义在家庭理财教育与炫耀性消费间的中介效应，标准化解如表2所示：在控制性别和年龄的条件下，家庭理财教育显著负向预测炫耀性消费(β=-0.20,p<0.001)，家庭理财教育对物质主义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β=-0.22,p<0.001)；当家庭理财教育与物质主义同时预测炫耀性消费时，物质主义对炫耀性消费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0.40,p<0.001)，家庭理财教育对炫耀性消费的负向预测作用也仍然显著(β=-0.11,p<0.01)。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方法检验表明，物质主义在家庭理财教育与炫耀性消费间的中介效应显著，效应值为-0.09，Boot SE=0.02，95%置信区间为[-0.12，-0.06〗，中介效应占比为44.28%。

采用宏程序PROCESS的Model14(5000次bootstrap取样)，在控制性别、年龄的条件下，分析自我控制的调节作用，结果如表3所示。以物质主义为结果变量的回归分析显示，家庭理财教育显著负向预测物质主义(β=-0.22,p<0 .001)。以炫耀性消费为结果变量的回归分析显示，家庭理财教育和自我控制显著负向预测炫耀性消费(β=-0.08,p<0.05；β=-0.11,p<0.01)，物质主义显著正向预测炫耀性消费(β=0.36,p<0.001)；自我控制和物质主义的交互项也显著正向预测炫耀性消费(β=0.07,p<0.05)。

表2 物质主义的中介效应检验

表3 自我控制的调节作用检验

为更清楚地揭示物质主义与自我控制能力交互效应对炫耀性消费影响的实质，将自我控制能力按照正负一个标准差分为高、低组，控制性别和年龄后，进行简单斜率分析，探讨在不同自我控制能力水平上物质主义对炫耀性消费的影响。图2的结果表明，自我控制能力调节物质主义对炫耀性消费的预测作用。在自我控制能力水平高的学生中，物质主义对炫耀性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53, SE=0.09，Bootstrap 95% CI=[0.35, 0.70〗)；在自我控制能力水平低的大学生中，物质主义对炫耀性消费虽然同样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但作用较小(β=0.20, SE=0.10，Bootstrap 95% CI=[0.01, 0.39〗)。

图2 自我控制对物质主义与炫耀性消费关系的调节

4 讨论

结合大学生的实际生活，本研究建构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从家庭教育的视角深入揭示了大学生炫耀性消费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结果发现：家庭理财教育对大学生的炫耀性消费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且物质主义在这一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显著；同时，自我控制对物质主义中介作用后半路径的调节作用显著，具体而言，即较之低自我控制大学生群体而言，物质主义对炫耀性消费的预测作用在高自我控制水平大学生群体中更强。

4.1 家庭理财教育和大学生炫耀性消费与物质主义的关系

家庭理财教育对大学生的炫耀性消费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这与以往研究保持一致(石庆新, 2008)，即家庭理财教育质量越低，个体出现炫耀性消费等非理性消费行为的风险就越高。这是因为，在低质量的家庭理财教育环境中，消费习惯不佳的父母会增强子女的不良消费理念，而不良的消费理念又会进一步诱发学生的问题行为，如炫耀性消费。在实际的家庭理财教育中，家长有多种形式直接培养子女的理财技能，如定期支付子女零用钱，让其合理支配，通过切身实践来增长理财知识(张俊, 邹泓, 2012)；通过讲解商品价值构成来引导子女理性关注商品价格和品牌认定(金雪莲, 史新新, 2013)。有研究显示，若家长选择月初或学期初定时定量地给与子女生活费用，就能帮助其进行90%以上的求实性消费(程磊等, 2011)。此外，这也切合了社会学习理论的基本观点——个体只是观察环境中周围人的行动方式以及后果就可以学会特定的复杂行为。父母的消费方式、理财理念等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对子女的消费行为起了榜样作用(吴利明, 2005)。在相关研究发现的基础上，本研究扩展了对家庭教育的研究视角，对家庭理财教育与炫耀性消费关系的探讨，有助于深入理解家庭教育的内涵及其对个体发展适应的影响。

对物质主义的中介作用分析发现，不良的家庭理财教育能够催生个体的物质主义倾向，进而提高大学生进行炫耀性消费的风险，即物质主义在家庭理财教育与炫耀性消费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低质量的家庭理财教育中，家长可能会过度干涉子女的消费行为，使其花费金钱的自主性受到限制，这种受限感将内化为个体主观上的经济不安全感，进而致使个体重视物质成功并形成物质主义倾向(李原, 李朝霞, 2012)。相关实证结果也发现，传统家庭价值观和物质主义价值观存在显著的关联(Tanaka & Lowry, 2011)；家庭中父母的情感支持会增强孩子的自尊心，从而降低他们转向物质主义的可能(Chaplin & John, 2010)。同时，根据自我决定理论，个体身心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基本心理需要的实现，当个体的基本心理需要无法获得满足时，个体就会寻求其他途径补偿(Deci & Ryan, 2000)。因此，因不良的家庭理财教育而产生的高物质主义个体常常会因为重视财物而导致人际关系适应不良，进而更倾向于将消费行为作为填补渴求的代替性工具，而非追逐商品的实用价值，从而进行炫耀性消费(郑晓莹, 彭泗清, 2014)。因此，家庭理财教育会通过影响个体的物质主义对其消费行为产生影响。

4.2 自我控制的调节机制

自我控制能力可以显著调节物质主义与炫耀性消费之间的关系。物质主义对炫耀性消费的正向预测作用在高自我控制群体中更强。随着自我控制水平的提高，良好的家庭理财教育由于其较低的物质主义倾向从而降低大学生炫耀性消费的重要作用也会提高；而不良的家庭教育因产生较高的物质主义从而增加大学生炫耀性消费风险的负面作用，可能难以通过提高自我控制水平得到有效削弱。

这个结果看似有悖常理。自我控制能力水平高的个体对自身行为的调整和改善的能力强，对不良欲望的抵制更好(Wenzel et al., 2021)。因此，自我控制能力强的大学生将更容易抵制盲目消费的渴望，并倾向于对炫耀消费进行消极解释。还有一些实证研究同样从侧面支持了这一点，发现：提高自我控制能力可以缓解冲动购买的想法(Moayery et al., 2019)；自我控制能力可以从认知层面改善个体不健康饮酒行为(Song et al., 2019)；自我控制能力强的个体，网瘾程度明显小于自我控制能力弱的个体(Ma et al., 2020)，等。如果简单按照这样的逻辑来看，高自我控制者的物质主义对其炫耀性消费的预测作用应该更小才对。然而，正如本文前言所述，自我控制类似一种能量(Baumeister et al., 1998)，一旦能量不足，个体就很难克制冲动的购买行为(Vohs & Faber, 2007)。这意味着，高自我控制能否有效帮助个体抵御物质主义导致的消极影响，实际上要看其相对大小是否足够，它一方面取决于能量本身的大小，即自我控制水平高低；另一方面还取决于该消极影响的大小，即物质主义的高低。具体而言，家长采用的家庭理财教育方式越积极，其大学生子女也就越有可能合理规划财物，产生较低的物质主义价值观水平，从而对炫耀性消费的渴望也就相对较低。此时，如果他们具有较高的自我控制水平，实际控制能量的相对大小将进一步提高，良好的家庭理财教育对于炫耀性消费的抵制作用也将得到增益，即表现出炫耀性消费随物质主义的降低而快速降低。前人研究从反面证明了本研究的上述观点, 发现: 虽然无论个体在物质主义三个维度的得分如何，自我控制能力强的个体在节俭消费上的得分都会高于自我控制能力弱的个体, 但对于物质主义更强的个体而言，自我控制能力的增强带来的积极作用显著下降(Nepomuceno & Laroche, 2017)。此外还有研究发现：自我控制能力强的个体更容易抗拒即时消费的意图，专注于未来消费(Bearden et al., 2006)。这同样支持了本研究的发现，提示我们，不良的家庭理财教育带来的高物质主义大学生可能并不会因自我控制能力的高低而对炫耀财富的态度有较大的差异，只是在及时炫耀和将来炫耀这种炫耀的时间性质上有所区别。

4.3 研究不足与展望

综上所述，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了影响大学生炫耀性消费的内在机制，在理论上，这不仅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炫耀性消费的影响因素作用机制的了解，也有助我们全面看待家庭教育对个体发展影响的重要地位；在实践中，也为预防和干预大学生炫耀性消费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如应格外重视家庭教育特别是家庭理财教育，降低个体的物质主义倾向，并提升其自我控制能力。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待改进。一方面，作为横断调查研究，各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可能并不完全可靠，未来可以加入追踪设计和实验研究进一步验证。另一方面，关注了家庭理财教育对炫耀性消费的影响机制，但并未对家庭经济地位进行控制，该变量可能对大学生炫耀性消费行为产生一定影响，今后可以对该变量进行操控，进一步探讨与分析炫耀性消费的影响机制。

5 结论

在控制性别与年龄后，高质量家庭理财教育能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的炫耀性消费行为；物质主义在家庭理财教育与大学生炫耀性消费的关系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自我控制能力调节了物质主义在家庭理财教育与大学生炫耀性消费关系中的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