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安全依恋对学业拖延的影响：完美主义和反刍思维的中介作用

刘 艳 刘志红 段慧珍 陈功香 刘文娟

(1 济南大学政法学院，济南 250022)(2 济南大学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济南 250022)

1 引言

学业拖延是指个体故意推迟或延迟完成学习任务的行为(Schraw et al., 2007)，学业拖延是拖延在学校情境中的表现(陈陈等, 2013)。有研究者倾向于将其解释为个体在已经预料到拖延后果的情况下，仍自愿延迟与学习有关行为的过程(Steel & Klingsieck, 2016)。有研究表明，学业拖延现象在大学生中普遍存在(霍丹, 2020; Solomon & Rothblum, 1984)。学业拖延不仅可能对学生学业成就造成明显消极影响(Wang & Englander, 2010)，而且可能使学生体验较多的消极情绪和较低水平的幸福感, 影响其心理健康(Duru & Balkis, 2017)，因此深入探讨学业拖延的作用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学业拖延是内部心理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庞维国, 2010)，其中家庭是个体的基本生活单元，对人的影响具有长期性。与后天家庭教养方式密切相关的不安全依恋对学业拖延的影响逐渐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

不安全依恋是指个体的心理需求未得到照顾者及时满足时产生的不良心理特征(Colonnesi et al., 2011)。依恋理论认为，依恋会使个体与重要他人形成稳固的情感联结，是安全感以及控制感的主要来源之一。个体形成了安全依恋，能获得稳定可靠的情感支持，就会增强自我效能感，从而在学业中投入更多的精力，更不容易出现拖延行为。依恋研究逐渐从儿童期依恋转向青少年期依恋和成年期的依恋，目前有研究表明儿童的不安全依恋会影响学业拖延行为(陆星星, 2020)，但大学生的不安全依恋影响学业拖延行为的作用机制仍不清楚。基于完美主义社会分离模型(Dakanalis et al., 2014)和完美主义认知理论模型(Hewitt et al., 2017)，完美主义和反刍思维是与不安全依恋密切相关的特质，增加了学业拖延的可能。

在以往对学业拖延的研究中，人格特质也常作为预测变量，显示完美主义比之前认为与拖延关系最紧密的尽责性更能预测学业拖延(Closson, & Boutilier, 2017)。完美主义指的是追求高标准完成任务，并伴随自我批判倾向的人格特质(Frost et al., 1990)，具有积极和消极之分。积极完美主义主要与积极特征相联系，不惧怕失败；而消极完美主义则更多与消极特征相联系，更加惧怕失败并产生拖延行为(王正雨等, 2020)。高完美主义的个体力求自我在某一领域达到完美，通常与自我评价的高标准、较高的自我批评、恐惧失败等有关(Cantor, 1990)。 实证研究表明，高完美主义者在完成任务时执行更加苛刻的标准，使用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和准备如何完成任务，从而产生更多的拖延行为(苗灵童等, 2018; Steel & Klingsieck, 2016)。依恋对完美主义人格特质的形成有重要作用，有研究者提出社会分离模型解释不安全依恋和完美主义的关系。该模型认为完美主义可能源于个体的不安全依恋(Dakanalis et al., 2014)，不安全依恋高的个体由于自尊和归属感未得到满足，产生了焦虑、抑郁、羞愧、拒绝等不良情绪状态，而变得完美则是一种使自己不被批评、能够被接受从而摆脱消极情绪状态的策略(Taylor et al., 2017)。实证研究支持了上述观点，完美主义与不安全依恋存在相关性(陈恩佳, 2009; 陈虎强, 何羚凤, 2017)。完美主义和学业拖延的研究成果为完美主义成为不安全依恋和学业拖延之间的中介变量提供了依据。因此提出假设1：完美主义在不安全依恋对学业拖延的影响中扮演了中介角色。

完美主义认知理论模型认为，高完美主义个体做事力求高标准，反复担忧无法达成目标(Flett & Nepon, 2016)。由于实际水平等因素限制，当高标准的目标无法达成时，此类个体容易沉迷于思考失败的原因。这一思维方式与反刍思维的概念不谋而合，完美主义者可能存在较高的反刍思维水平，并通过拖延避免失败的发生(王正雨等, 2020; Hewitt et al., 2017)。反刍思维是指个体反复思考事件的原因及后果的思维方式(王妍等, 2016；Curran & Hill，2017)。反刍思维是影响个体学业拖延的重要变量(游志麒等, 2020)。反刍思维高的个体在经受压力后，倾向于思考消极情绪或事件的原因并迟迟不采取措施，从而产生更多的学业拖延行为。反刍思维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不安全依恋(关荐等, 2017)。不安全依恋高的个体倾向于担忧自己被抛弃或拒绝，面对困难时无法有效抑制不合理信念的产生，沉迷于反复思考消极事件的原因无法自拔(Pietromonaco & Barrett, 2000)。实证研究发现，不安全依恋与反刍思维存在正相关关系(Lanciano et al., 2012)。据此提出假设2：反刍思维在不安全依恋对学业拖延影响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再根据完美主义与反刍思维的关系进一步提出假设3：完美主义和反刍思维在不安全依恋影响学业拖延的过程中发挥链式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学业拖延是拖延症的一种，受到内部心理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的综合作用，如有研究自我控制能力、坚毅人格等因素对学业拖延的影响(张潮等, 2016；杜帅领, 朱艳丽, 2020)；已有研究表明，儿童的不安全依恋会影响学业拖延，依恋对人的心理活动的影响具有长期性，目前不安全依恋对大学生学业拖延的影响机制仍不清楚。完美主义和反刍思维与不安全依恋、学业拖延密切相关，但以往研究尚未将完美主义和反刍思维结合起来探讨二者在不安全依恋与学业拖延关系中的作用。本研究将基于以往研究结果对此进行深入探讨，从完美主义和反刍思维角度深入探究不安全依恋对学业拖延的影响，旨在增进对不安全依恋影响学业拖延作用机制的理解，为干预大学生学业拖延行为提供实证支持。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通过问卷星对某高校的大学生发放问卷572份，经剔除无效数据(正反项计分题目的回答相互矛盾，重复选择同一选项等)，最终收集有效问卷522份，有效率91.26%。其中女性为331人，男性为191人，被试年龄在17～30岁之间(M=21.20,SD=2.00)。

2.2 研究工具

2.2.1 亲密关系经历量表

采用Brennan, Clark 和 Shaver (1998)编制的亲密关系经历量表测量大学生的依恋，经李同归和加藤和生(2006)修订后的量表共36个项目，包括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两个维度，每个维度18个题目。采用7点计分，从1分(非常不同意)到7分(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不安全依恋程度越高。本研究中总量表的α系数为0.93，依恋回避维度和依恋焦虑维度的α系数分别为0.83和0.90。

2.2.2 Frost多维完美主义量表

采用由Frost等人(1990)编制的多维完美主义量表测量大学生的完美主义水平，经訾非和周旭(2006)修订后的量表共27个题目，具体可以分为担心错误、父母期望、条理性、行为疑虑和个人标准五大维度。采用5点计分，从1分(非常不符合)到5分(非常符合)，得分越高代表完美主义程度越高。条理性是一种积极心理特征，其得分代表个体的积极完美主义水平，其他维度反映的是个体的消极心理特征，分数总和代表了个体的消极完美主义水平。本研究中总量表的α系数为0.90，五大维度的α系数分别为0.88、0.80、0.83、0.72、0.78。

2.2.3 反刍思维量表

采用由Nolen-Hoeksema和Morrow(1991)编制的反刍思维量表测量个体的反刍思维水平，经韩秀和杨宏飞(2009)修订后的量表共22个题目，包括强迫思考、症状反刍、反省深思三大维度，采用4点计分，从1分(从不)到4分(总是)，得分越高代表个体的反刍思维水平越高。本研究中总量表的α系数为0.95，三大维度的α系数分别为0.84、0.92和0.80。

2.2.4 学业拖延量表

采用由关雪菁(2006)修订的中文学业拖延量表，该量表由Solomon和Rothblum (1984)联合编制，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采用自评量表，测量学生的拖延行为频率、严重程度以及想改变拖延行为的迫切程度，具体包括18道题目，采用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拖延程度越严重。第二部分测量拖延行为的可能原因。鉴于重点考察学生的拖延行为，因此采用了反映学生拖延行为频率和严重程度的12道题目，在本研究中总量表的α系数为0.86，拖延行为频率维度和严重程度维度的α系数分别为0.76和0.79。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法，在未旋转情况下对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共得到17个主成分，其中第一个主成分的解释变异为20.52%，小于临界值40%，因此可认为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相关分析

采用SPSS 22.0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不安全依恋、消极完美主义、反刍思维和学业拖延之间存在正显著相关，而完美主义总分与不安全依恋、学业拖延、反刍思维并不存在两两相关；积极完美主义结果数据模式与之相同，并不存在两两相关，结果见表1。

3.3 中介效应分析

中介效应分析的前提假设是变量间存在显著相关性， 根据相关分析结果， 积极完美主义(条理性)与不安全依恋、 反刍思维均不存在显著相关，不满足中介效应分析的条件；而消极完美主义、不安全依恋、反刍思维和学业拖延四个变量之间存在两两相关，因此具备了对消极完美主义和反刍思维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的条件。运用PROCESS宏程序，控制住人口学变量后，运用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进行中介效应分析。

表1 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变量间相关分析结果

图1 不安全依恋影响学业拖延的路径

采用Bootstrap法进行5000次的有放回随机抽样，运用PROCESS宏程序对中介模型进行分析，然后计算不安全依恋对学业拖延间接效应的95%置信区间。如果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不包括0，则说明这一间接效应显著。结果表明，第一条和第三条中介路径的中介效应显著(表2)。标准化后的总间接效应为0.11，占不安全依恋影响学业拖延总效应的37.93%。

表2 基于Bootstrap的间接效应分解表

4 讨论

4.1 不安全依恋对学业拖延的影响

不安全依恋直接影响学业拖延，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有研究认为不安全依恋者更易在完成学习任务中拖延(Yildiz & Iskender, 2021)。不安全依恋者通常自尊水平较低，自我调节能力不足(Kurland & Siegel, 2016)，进而在问题解决能力上也有所欠缺，相对于安全依恋者更可能消极应对学习任务，比如采取拖延的方式(Kong, 2010)，本研究进一步证明不安全依恋对学业拖延存在正向预测作用。

4.2 反刍思维的中介效应

反刍思维在不安全依恋和学业拖延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不安全依恋通过增强大学生的反刍思维水平加剧其学业拖延行为，支持了假设2。具体而言，一方面，据以往研究，不安全依恋水平高的个体由于惧怕安全感的缺失，缺乏自我监控和反思能力，理想目标与实际水平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自信心不足而更加倾向于思考任务的消极结果，从而产生反刍思维(Constantin et al., 2018; Reynolds et al., 2014)。另一方面，行动识别理论指出，个体的目标与实际行动水平相符有助于实现目标，但反刍思维会使目标与实际行动水平之间失调，使得个体很难找到完成任务的策略，从而产生更多的拖延行为(Watkins, 2011)。总的来说，对于目标与实际水平之间的差距，不安全依恋者由于自身能力不足加上缺乏自信，易产生反刍思维，而反刍思维又会加剧不安全依恋者对目标与实际行动水平差距的消极认知，进而增加拖延行为。

4.3 消极完美主义和反刍思维的链式中介效应

已有研究发现了完美主义对学业拖延的预测作用，但影响值比较小(Eerde, 2003)。这可能是由于积极完美主义和消极完美主义的作用机制是不同的，本研究进一步证明了消极完美主义、积极完美主义和完美主义总分的作用，确实发现与学业拖延相关的是消极完美主义，而非完美主义的总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不存在消极完美主义的中介作用，这不符合假设1的预期，这可能是由于消极完美主义通过其他因素的中介作用进一步影响了学业拖延。因此，继续检验完美主义和反刍思维的链式中介效应，结果发现两者确实在安全依恋和学业拖延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支持了假设3。具体而言，一方面，这符合完美主义社会分离模型所提出的理论，不安全依恋者将完美作为一种抵抗不被认可带来的消极情绪的策略，这种策略被不适当地使用后就发展成为消极完美主义，以往研究也显示，不安全依恋者更具有成为完美的动机，且很容易成为过度关注自身的错误、并对难以达到的高标准往往采取消极应对方式的消极完美主义者(徐婉等, 2021)。另一方面，消极完美主义者常常会以自己或他人设立的高标准来评价自己，但往往又难以达到这样的标准，很可能会担心未来的失败而伴有更大的压力和消极情绪。以往研究也显示，消极完美主义更加容易担心失败，且会长期过度思考事情的消极影响，从而陷入反刍(Senra et al., 2018)，而这样的反刍会使个体陷入消极情绪的漩涡，进而难以按时完成学业任务。另外，拖延也是个体采取的一种暂时性逃避未来的方式，以往有研究显示，拖延是具有反刍形式的，有陷入情绪困境的倾向性(Flett & Haghbin, 2016)。综上所述，消极完美主义和反刍思维在不安全依恋和学业拖延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具体而言，在个体不安全依恋的发展背景下，消极完美主义人格特征在反刍思维的作用下产生学业拖延行为。

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由于采用横断设计问卷调查法，通过理论逻辑推导出的各变量间因果关系无法得到直接证实，因此未来研究可以考虑采用纵向追踪研究，说明变量之间的因果联系。二是研究对象主要为大学生，研究结果的应用范围受限。不安全依恋对人的影响具有长期性，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扩大取样范围，并与中小学生等各年龄阶段的研究结果进行对照比较。

5 结论

(1) 不安全依恋对学业拖延有显著的直接预测作用，不安全依恋水平越高，学业拖延越严重。

(2) 不安全依恋通过反刍思维的单独中介，以及消极完美主义和反刍思维的链式中介，间接影响学业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