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路如何独自前往
——三位少年的十年时光

2022-08-11 03:36黄硕
教育家 2022年29期
关键词:张琳

文 | 黄硕

故事发生在北京市最好的高中之一。

2011年,十一学校获批国家级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着力深化课程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2012年,几位敏锐的教育媒体人发起了一个项目,记录十一学校这场声势浩大的教育改革。他们挑选了三位高一新生,进行了长期的跟踪拍摄。2022年,纪录片以《真实生长》之名上映。

十年间,三位主人公长大成人,走入社会。纪录片的片名由最初的《教育突围》改为《真实生长》,超脱了对一场教育改革成败的评价,而是将眼光聚集在三位少年和他们的成长经历上。

《真实生长》剧照

野蛮生长的年少时光

2012年的夏天,高一新生照例参加军训。学校老师李亮在讲台上向大家强调规则意识和自制力的培养:“就像一粒汗珠挂在你的脸上,规则不允许你擦去,你能否坚守你的操守?”讲话结束后,只见一名男生快步冲到讲台前,和李亮理论起来。“洛克说趋乐避苦是人性,您对这点怎么看?”“如果公共意志和人性相违背,我该遵从谁的看法?”“400多个同学其实都是想要擦汗的,那么您是不是违反了我们的公共意志?”李亮逐一进行了回应,双方来回辩论了几个回合,最后到了整队时间也没达成共识,他们约定择时再“战”。

这是纪录片第一集刚开始的片段,学生叫周子其。导演张琳说,他几乎是自己跳到了镜头面前。那场辩论之后不久,周子其写了封万言书,直接发给了校长李希贵,向其论证了军训改革的必要性和改革的方向。后来,学校真的将高中的军训时间减少了两天,并加入紧急救护的学习内容。“标准的刁民”,对于导演的评价,周子其在镜头面前笑得很开心。

周子其和几名同学组成了一个“学生内阁”,专门向学校建言。周子其写了一句口号:一切权力如果不经过征询,那么都是妄言。他们和学校食堂进行了谈判,取得了成功。食堂降低了饭菜的价格,并建立公示制度。“我的这批学生非常厉害,”一次学校老师的聚餐活动中,微醺的李亮兴奋地冲着校长说,“你服了?我也服了!”

相比于周子其的张扬,另外两位主人公陈楚乔和李文婷则有着不同的故事。镜头面前,陈楚乔的脸上交织着冷静和迷茫两种情绪:“我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我不知道以后靠什么吃饭。”画面外传来导演的惊呼声:“这才第一个学期!”陈楚乔补充道:“我希望早点定下来,这样自己有个奔头。”

周子其和陈楚乔都在北京出生长大,而李文婷是在初中才从老家山西大同来到北京。因为父亲早年间的工作原因,李文婷的户口落在了北京,于是她转学到北京参加中考,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十一学校。当导演组问她知不知道“学生内阁”时,李文婷一脸茫然:“啥?”导演组无奈地问:“除了学习,你知道什么别的事情吗?”李文婷迟疑了一会儿:“比如什么呢?”“比如他们觉得学生可以使用手机,食堂的饭菜应该怎么改变,你怎么看他们做的这些事情?”李文婷微微摇了摇头:“我觉得应该适应,而不是去挑刺,这种我不是太喜欢。”张琳说,李文婷的形象赢得了最多观众的共情,包括她自己,“我经历的中学教育,学习就为了高考,没有别的什么,那种状态和文婷非常像”。

2012年开始拍摄,张琳于2014年以剪辑师的身份进入项目组,后来项目经历了曲折和挫折,张琳接过导演一职,坚持把项目推动下去。三位少年最初的故事,张琳是从屏幕上看到的,她的第一感觉是自己的大学白念了,“想到他们的年纪,就有那样的谈吐,对世界有那样的认识,会有一种羡慕”。

张琳说,这样一种冲击力,是这个故事的第一层价值。随着和三个少年走得越来越近,对他们的成长和想法有了更多关注,张琳发现最初的羡慕感消失了,“因为我看到他们的困惑,其实跟我们大部分人都相同”。

找寻各自的路途

周子其长久以来的困惑,是根据自己的热爱去学历史,还是听从父母的话去学经济或金融,这两者的撕扯和博弈给他造成持续的痛苦。周子其自小喜欢历史,读高中的他引用北宋张载的话,立下宏愿:我要去参与天地,我要为往圣继绝学,我要为万世开太平。但是他在现实中找不到落脚点,看了很多有用的东西,却只是为了考试。父母也希望他将来从事金融行业,“挣大钱”。导演组问他:“为这事抗争过吗?”“抗争过,然后就被‘摁’死了。父母天天唠叨就业前景什么的,后来实在太烦了,算了就这样吧。”高考成绩公布后,周子其的分数不足以进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他终于如愿进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在今年4月底的一次直播中,周子其称对他而言,高中三年的价值在于那种不真实感。在那样一种乌托邦里,周子其明白“即使很多东西在社会上不被认可,但我们知道有价值,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值得坚守的”。陈楚乔的感受则完全相反,十一学校对她的价值是“提供了跟外面社会高度相似的环境”。

高中,陈楚乔参加了学校举办的征文比赛,得了一等奖,她很兴奋:“说实话我没有想过我能成为一个有创作性的人,这次写的小说,好像一下子迈过了人生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她又加入微电影社团,尝试更多创作的形式。为了拍摄一部微电影,她和同伴需要筹集7000多元资金,他们拿着预算规划单找到学校媒体与出版中心拉投资。两位老师接待了他们,从投资方的角度帮他们分析,应该展现这部片子的前景,说服投资者。陈楚乔问:“如果预算低点的话,申请成功的可能性会更大吗?”“投资越高,可能收益越高。你不能为了降低成本而去牺牲作品的质量。”老师们的回答让陈楚乔感到满意。他们试拍了一小段作品,成功申请到了资金。电影放映时,礼堂里坐满了师生,最终拿下了9000多元的票房。陈楚乔找到了她的人生方向,高中毕业后去了纽约视觉艺术学院,深造导演专业。

在高一结束后的暑假里,陈楚乔忙着去培训机构准备托福和雅思考试,周子其在游泳馆里畅快地游泳。李文婷随父母回到山西老家,她报了一个补习班,老师的身后是一片斑驳的墙,支着一块黑板,上面写满了物理符号。李文婷入学排名并不靠前,经过努力后她进步不小,接近年级一百名,还得了“双科飞跃奖”。上台发言谈感想时,李文婷开口的第一句话是“我代表的就是一些普通的学生”。高中毕业后,她考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与复杂的世界相处

2012年摄制工作刚开始,导演组在操场上架起一台摄像机,请学生说一说对未来的自己有什么期待。陈楚乔还记得当时自己说:“希望未来的自己是一个过着自己满意的生活的人,如果不满意,希望自己有勇气可以随时改变它。把未来掌握在自己手里,每一个决定都出于自我的意愿,而不是受外界影响。”现在回想起来,陈楚乔觉得这是一个人所能许的最自大的愿望,“人活在这个社会,不可能不受到外界的影响。我们终其一生,都需要去处理怎么跟世界相处的问题”。

陈楚乔2019年毕业回国,正好就赶上了国内影视业的“寒冬”。张琳回忆称,很多影视公司的项目都停了,也不怎么招人了,或者说招谁也不会招导演。陈楚乔的第一份工作去了一家电视节目制作公司,公司主营业务是向国外出口电视节目,陈楚乔做的是翻译和对外联络等工作。这一岗位和电影创作完全没有关系,她在那里待了不到半年便辞职了,然后开始“混迹于各种剧组”。

周子其和陈楚乔有着相同的感受,他总结高中毕业迄今的十年,“用王小波的话来说,是一个缓慢被锤的过程,用福柯的理念说可能稍微好听一点,是一个被规训的过程”。进入北大历史系后,周子其发现大学里的历史学重考据,而他看重历史与现实的关联,这两者的差距让他感到深深的挫败。

周子其高中时候就在读《菊与刀》等经典著作,历史对他有着莫大的吸引力,可是真的进入学术圈后,他感到深深的落差感。“他不觉得自己通过4年的学术训练,能写出像《菊与刀》那样的作品。”张琳说:“就好像一直都在平原上漫步,但是他一直仰望的是天空中的星星,他找不到路径,可以从地上到天上去。”

碰壁的周子其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这条路选错了。他辅修了双学位,还去芝加哥大学读了公共政策专业的研究生,为的是兼顾现实与理想。可是毕业后,他发现这个专业在国内很难找到合适的岗位。第一份工作他去了学而思,一个月后“双减”政策实施,他所在的部门整体裁撤。周子其失去了应届毕业生的身份,工作更难找了,后来他进入一家留学咨询公司,“不加班,工资也还可以”,但是“也不敢在北京供房贷”。

周子其妥协了吗?张琳并不这么认为,他的家庭环境不算差,有着较高的“出厂配置”,从世俗的眼光看,他遇到的挫折似乎不算什么。“毋宁说他面对现实的琐碎,该怎样找到安身立命的位置,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成为宝贵的普通人

记者联系李文婷时,她正要去财政局换回交错的单子,“就好像一个大笑话,觉得挺不好意思的,不过既然已经发生了,就老老实实海淀一日游,换回来就好啦”。如今在朝阳区一家银行工作的李文婷,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虽然绩效不如繁华地区的银行多,但李文婷觉得说不定到了那边,又有各种任务和压力。“各有各的好处”,她以这种心态来面对外部世界的比较和焦虑。

高中,学校让学生自主安排时间和课程。李文婷尝试了编程、小语种等社团,均发现不适合自己,便逐步明确了自己对专业的兴趣。她考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保险精算专业,属于她喜欢的应用数学领域,“学得比较开心,大学就很愉快地度过”。随后李文婷来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读研究生,到了毕业季找工作的时期,她早早就在秋招中拿到了银行的offer,身边很多同学向往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李文婷一张简历也没投过,“觉得不太稳定,也不太能接受加班到半夜的状态”。李文婷讲起一个同班同学,在证券投资行业工作,为了防止猝死,每天5点去跑步。谈到未来,李文婷说:“我真的是一个小富即安的人,不会做特别多的规划。能升个小职,有一点点提升就很开心啦。”

因为同处影视行业,张琳和陈楚乔的交流更多一些。有一回陈楚乔吐槽,她不喜欢剧组,剧组的同事也觉得她“从国外回来,学历很高,但是好像什么都不会”。有些剧组商业味浓厚,陈楚乔不喜欢,但待遇丰厚;有些剧组是大家在一起开开心心地创作,忙碌两三个月却只能领到基本工资。刚回国的陈楚乔“用一把尺子去衡量所有剧组”,因而过得痛苦。虽然如此,陈楚乔没有放弃创作的理想,后来她学会了和不同的人打交道。“怎样能够到达自由创作的状态,这条路会很漫长,有许多问题要解决,会造成一些痛苦和纠结,但是陈楚乔没有放弃,她一直在寻找。”张琳说。

至于周子其,张琳还记得他们之间的一次深度访谈,那时周子其刚大学毕业。他说,我先拼命挣钱,然后无论挣到什么份上,到40岁一定退休,找一个地方安安稳稳地教历史。从国外回来后,学而思向其提供了待遇还不错的工作,但很快就遭遇了“双减”,这种不确定性给周子其带来了不小的打击。在那次直播活动中,他说:“计划是没有用的。”对于未来,他希望自己充满弹性,无论遇到什么都有足够的信心去调整,然后“不要忘记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样不会调整到错误的地方”。

“这三位少年横向对比的话,大家会觉得李文婷是最幸福的,另外两位主人公一定会折腾、碰壁。”还有观众觉得长大后的少年眼里没有了光,似乎“泯然众矣”。但是张琳觉得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究竟用哪种价值体系去看待这三位少年和他们的成长”。

“首先认识自己,这是成功。在人生低谷中迅速摆正自己的位置,这是第二层成功。完成前两者后,依然保留理想的火苗,这是第三层成功。”张琳说,如果普通人能够做到这三点,就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事情。“所以不必急着为他们下结论,不妨再等等看,看他们怎样一步一步完成那个命题——漫长路如何独自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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