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内选民赞成脱欧的动机分析
——基于政党分类与逻辑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贾文华 季哲忱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欧洲社会调查（European Social Survey，ESS）的数据和逻辑回归模型，对欧盟成员国投票支持主流政党和左、中、右翼民粹政党以及赞同脱欧的选民的动机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因素的作用总体上十分有限，各类选民赞成脱欧更多地受到了以移民问题为代表的具体政策的影响，而非在根本上持有反对欧洲一体化的政治理念。这表明，秉持脱欧立场的选民并不完全否认欧洲一体化蕴含的积极意义，而欧盟旨在缓解民粹主义和疑欧主义压力，应在坚持既定目标的基础上更多地聚焦于具体议题的展开。

一、问题的提出

英国脱欧虽已尘埃落定，但据此产生的学术纷争仍在继续。西方学者认为，英国脱欧暗示了欧洲一体化正在经历“差异性去一体化”的过程，①Frank Schimmelfennig,“Brexit: Differentiated Disintegr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Vol.25,No.8,2018,pp.1154-1173.国内学者也对这一现象展开了研究。①田粤皖、田德文：《从“差异性一体化”到“差异性去一体化”——欧洲一体化理论的新探索》，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6 期，第40—51 页。其中有学者提出，从表面上看引发“差异性去一体化”的原因在于经济和社会文化层面，但实际上，政党政治与大众政治才是更深层次的根源。②李明明：《论欧盟差异性去一体化与后脱欧时代的一体化走向》，载《欧洲研究》，2020年第5 期，第72—89 页。换句话说，选民的疑欧情绪以及疑欧政党的政治动员导致“差异性去一体化”。因此，后续是否还会发生欧盟某一成员国退出欧盟某一条约甚至退出欧盟的极端事件，取决于各国民众对欧盟的认同情况。但从目前的民意调查数据来看，欧盟尚未“转危为安”。“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2020年末的调查数据显示，在欧盟27 国中，只有39%的选民认为欧盟走在正确的发展道路上，高达45%的选民认为欧盟走在错误的发展道路上；24%的选民对欧盟的印象变差了。③Parlemeter 2020 “A Glimpse of Certainty in Uncertain Times,” Complete Survey Results,https://www.europarl.europa.eu/at-your-service/files/be-heard/eurobarometer/2020/parlemeter-2020/en-data-annex.pdf,访问日期：2021年11月13日。

在疑欧政党方面，欧盟各国的疑欧主义已经实现了与民粹主义的合流，形成了“民粹疑欧主义”（Populist Euroscepticism）的力量，“疑欧”已经成了各类民粹政党的“共识”。④Andrea Pirro et.al.,“The Populist Politics of Euroscepticism in Times of Crisis: Comparative Conclusions,” Politics,Vol.38,No.3,2018,pp.378-390.同时，各类民粹政党在选举中的表现也印证了上述民调反应的消极趋势。在2019年举行的第九届欧洲议会选举中，除葡萄牙等7 国外，其他21 个成员国均有“疑欧”倾向的政党获得席位。在欧洲议会751 个议席中，有“疑欧”倾向且具有民粹色彩的30 多个政党共获得了185 个席位，与上一届相比，本届增加了19 个席位。尽管此类政党因不同的政治诉求加入或组建了不同的党团，但欧洲议会中的主流党团——人民党团（EPP）和社会民主党团（S&D）的席位显著下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欧洲外交理事会的苏斯·丹尼森（Susi Dannison）甚至认为，欧盟所剩时日不多，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来抵制反欧主义（Anti-Europeanism）的蔓延。⑤Susi Dennison and Paweł Zerka,“The 2019 European Election: How Anti-Europeans Plan to Wreck Europe and What Can Be Done to Stop It,”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February 2019,pp.1-2,https://www.ecfr.eu/publications,访问日期：2021年10月19日。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民粹政党已经成为“疑欧”“反欧”的代名词，但实际上在所有投票支持民粹政党的选民中，真正支持所在国家彻底脱离欧盟的选民的比例并不大。笔者对欧洲社会调查（European Social Survey，ESS）①这项调查自2001年开始在参与项目的30 多个欧洲国家进行。该项目通过面对面的调查方式，收集受访者的政治态度、宗教信仰、行为模式、个人基本情况等信息，以每两年一次的频率在参与国开展。2002年第1 期调查数据正式发布。截至2021年12月底，已经发布了9 期的调查数据。第八期（2016年）和第九期（2018年）的调查数据展开研究后发现，在欧盟各国内部的国家议会选举里投票支持民粹政党的选民中，认同所在国家应脱离欧盟的选民仅占26.1%。即便是被学界普遍认为是疑欧、反欧主要力量的激进右翼民粹政党，其选民构成中赞同脱欧的比例也只有30.4%。另一方面，在投票支持主流政党的样本中，有11%的选民赞同脱欧。

由此可见，即使在投票支持民粹政党的选民之间，其疑欧情绪仍然存在高低。选民在“疑欧”这个大标签下，存在进一步细分的空间。究竟如何区分选民疑欧情绪的程度？赞成脱欧的选民是否在根本上彻底反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对以上两个问题的解读便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只有对疑欧选民进行彻底的研究，才有可能回答如何才能应对选民的疑欧情绪以及欧盟的未来是否面临解体的风险等问题。

二、文献回顾

在对欧洲民粹主义的研究中，穆德（Mudde）将民粹主义确定为一种弱意识形态（Thin-centered Ideology）②Cas Mudde,“The Populist Zeitgeist,”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Vol.39,No.3,2004,pp.541-563.，得到了众多欧洲民粹主义研究者的认可，本文采用的也是此种方法。一些学者认为，政治信任度较低是支持激进左、右翼民粹政党选民的唯一共性。在其他方面，这类选民的诉求存在显著的差异。③Agnes Akkerman et.al.,“‘We the People’ or ‘We the Peoples’? A Comparison of Support for the Populist Radical Right and Populist Radical Left in the Netherlands,” Swiss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23,No.4,2017,pp.377-402.支持激进右翼民粹政党的选民诉求与反移民和反欧洲一体化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④祁玲玲：《欧洲激进右翼政党选举格局论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2 期，第4—32 页。而在经济恶化以及反欧盟情绪的高涨时，激进左翼民粹政党更易获得选民的支持。⑤Luke March and Charlotte Rommerskirchen,“Out of Left Field? Explaining the Variable Electoral Success of European Radical Left Parties,” Party Politics,Vol.21,No.1,2015,pp.1-24.另外，虽然左、右翼民粹政党获取支持的议题不尽相同，但两类政党选民的疑欧程度均与政党的政治动员与宣传呈正相关关系。①Catherine Netjes and Edwards Erica,“Taking Europe to Its Extremes: Extremist Parties and Public Euroscepticism,” Party Politics,Vol.15,No.1,2009,pp.5-28.

在疑欧政党及选民的疑欧动因方面，目前学术界主要存在以下三种研究方向。第一种，将欧盟的民主制度作为选民疑欧动因产生的原因。保罗·塔戈特（Paul Taggart）等人认为，选民反对欧盟主要是出于精英政治和代议制民主无法充分表达选民政治诉求，造成选民对由精英主导的欧洲一体化不满。②Paul Taggart,“Populism and Representative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Europe,”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Vol.9,No.3,2004,pp.269-288; Margaret Canovan.“Trust the People! Populism and the Two Faces of Democracy,” Political Studies,Vol.47,No.1,1999,pp.2-16.在马斯赫里赫特条约之后，欧盟已经从一个经济联盟转变为一个政治联盟。在此背景下，关注这一研究方向的学者，主要从欧盟的“民主赤字”以及选民“宽容共识”的崩溃等角度入手，来解释选民支持脱欧的动机。③Robert Rohrschneider,“The Democracy Deficit and Mass Support for an EU-Wide Government,”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46,No.2,2002,pp.463-475.

第二种，将选民的个人利益得失视为疑欧的主要动因。范·埃尔萨斯（van Elsas）认为，疑欧选民主要由在欧洲一体化以及全球化中的“失败者”构成。这些所谓的“失败者”在一体化过程中不具备竞争力，导致个人利益严重受损，成为一体化的坚定反对者。④Erika van Elsas,“Appealing to the ‘Losers’? The Electorates of Left-wing and Right-wing Eurosceptic Parties Compared,1989-2014,” Electoral Studies,Vol.50,2017,pp.68-79.自欧盟作为一个经济联盟成立之初，所谓的“实用主义”理论在解释选民对欧盟的支持态度上显现出了较强的影响力。但有一些学者指出，在欧盟成为一个政治联盟之后，经济作用对选民的影响力出现了逐渐下降的趋势。⑤Liesbet Hooghe and Gary Marks,“Does Identity or Economic Rationality Drive Public Opinion on European Integration?”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Vol.37,No.3,2004,pp.415-420.但即便如此，经济因素仍然是学者们在研究选民支持脱欧动机时不可忽略的变量。

第三种，将社会文化上的分裂视为疑欧的主要动因。这种分裂主要体现在对社会文化多元主义的认同程度上。利斯贝特·胡奇（Liesbet Hooghe）等人认为，出于对文化多元主义的反对以及移民威胁文化和现有生活方式的担忧，选民反对欧洲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①Liesbet Hooghe,Gary Marks and Carole Wilson,“Does Left/Right Structure Party Positions on European Integrat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35,No.8,2002,pp.965-989; Catherine Netjes and Edwards Erica,“Taking Europe to Its Extremes: Extremist Parties and Public Euroscepticism,” Party Politics,Vol.15,No.1,2009,pp.5-28; Han Werts,Peer Scheepers and Marcel Lubbers,“Euro-Scepticism and Radical Right-Wing Voting in Europe,2002-2008: Social Cleavages,Socio-Political Attitudes and Contextual Characteristics Determining Voting for the Radical Right,” European Union Politics,Vol.14,No.2,2012,pp.183-205.这一研究方向通常以“身份认同”理论作为基础，研究文化焦虑对选民支持脱欧的作用。这一理论最早起源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关于“后物质主义造成文化反冲，而文化反冲催生选民的文化焦虑”这一认识。②Ronald Inglehart and Pippa Norris,“Trump and the Populist Authoritarian Parties: The Silent Revolution in Revers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Vol.15,No.2,2017,pp.443-454.在研究欧盟民粹主义的兴起以及选民疑欧态度的形成方面，这一理论占有重要的位置。

综合以上文献我们不难看出，民粹政党与疑欧政党形成合流，最重要的原因是：在选民诉求方面，民粹政党与疑欧政党存在很多共识。但现有研究仍然有待深入。一是上述研究缺乏更加细化的选民疑欧程度的研究，尤其欠缺对赞成脱欧选民的深度考察。二是欧洲的民粹政党是一个同一性与差异性同样显著的政治团体，左与右的“二分法”过于宽泛，不利于发现隐藏在细节中的差异与事实。因此，本文将在学界关于民粹政党最新的左、中、右翼类别划分的基础上，结合主流政党中的选民特征，深入探究赞成脱欧选民的异同。

“疑欧主义”（Euroscepticism）一词最早起源于对英国前首相撒切尔个人涉欧立场的描述，但疑欧主义的学理化建构却立足于党派政治。1998年，塔戈特（Paul Taggart）以欧盟15 国及挪威各类政党的涉欧立场为基础，赋予疑欧主义超越媒体评论的理论内涵。塔戈特认为，所有反对欧盟及欧洲一体化的政党必然属于疑欧主义。但是，并非所有对欧盟及欧洲一体化持有怀疑态度的政党都反对欧洲一体化。因此，疑欧主义既包含了对欧洲一体化持怀疑态度的政党，也包含了彻底反对欧洲一体化的政党。在此基础上，塔戈特将疑欧主义分为了“软疑欧”（soft Euroscepticism）与“硬疑欧”（hard Euroscepticism）两种类型。软疑欧是指由于某些具体政策或涉及某些具体的国家利益而反对欧洲一体化，硬疑欧是指无条件的反对欧洲一体化。①Paul Taggart,“A Touchstone of Dissent Euroscepticism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European Party System,”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Vol.33,No.3,1998,pp.363-388; Paul Taggart and Aleks Szczerbiak,“Contemporary Euroscepticism in the Party Systems of the European Union Candidate State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Vol.43,No.1,2004,pp.1-27.本文将尝试通过实证研究对各类政党中投票支持脱欧的选民进行此种分类，并据此分析赞成脱欧选民对欧洲一体化的抵制程度。

三、研究设计

本文依据学界关于民粹政党左、中、右翼划分的研究结果（民粹政党名单见表1），②Mattia Zulianello,“Varieties of Populist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in Europe: From State-of-the-Art to the Application of a Novel Classification Scheme to 66 Parties in 33 Countries,”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Vol.55,No.2,2020,pp.327-347；贾文华、季哲忱：《欧洲左中右翼民粹政党的政治殊求——基于选民投票偏好的数据解析》，载《当代中国与社会主义》，2021年第2 期，第126—135 页。使用2016年和2018年在欧洲各国通过问卷形式采集的数据进行后续的研究，其中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中间类民粹政党的划分。中间类民粹政党主要指在意识形态上完全不同于传统激进左、右翼民粹政党，并且这类政党具有严重的“空洞性”。③Ben Stanley,“Populism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 Cristóbal Kaltwasser et al.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pulis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140-160; Peter Učeň,“Parties,Populism,and Anti-Establishment Politics in East Central Europe,” SAIS Review,Vol.27,No.1,2007,pp.49-62; Grigore Pop-Eleches,“Throwing out The Bums: Protest Voting and Unorthodox Parties after Communism,” World Politics,Vol.62,No.2,2010,pp.221-260.该类政党的最大特点在于脱离传统政治光谱之外，在竞选中将非政策议题（valenceissues）作为其核心议题。④非政策议题主要指执政能力、政治廉洁、决策透明度、民主参与等仅有好坏对错没有争议的议题，参见：Donald Stokes,“Spatial Models of Party Compet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57,1963,pp.368-377.而且，此类政党因其纯粹的民粹主义诉求，政治纲领体现出更加显著的易变性及非连贯性。⑤Kenneth Roberts,“Left,Right,and the Populist Structuring of Political Competition,” in Carlos de la Torre,ed.,Routledge Handbook of Global Populism,New York:Routledge,2018,p.160; Mattia Zulianello,“Varieties of Populist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in Europe: From State-of-the-Art to the Application of a Novel Classification Scheme to 66 Parties in 33 Countries,”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Vol.55,No.2,2020,pp.327-347.鉴于中间类民粹政党与传统以中左、中右翼政党为代表的中间类政党以及激进左、右翼民粹政党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本文对投票支持此类政党的选民单独归类并进行研究。

表1 欧盟成员国内的左、中、右翼民粹类政党

（续表）

（一）数据说明

本文的研究立足于2016年和2018年的调查数据。选择这两期数据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在于：欧洲难民危机的大规模爆发始于2015年，而相关影响从2016年起开始显现，主要包括社会安全、恐怖主义、财政负担等问题，随之兴起的便是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反伊斯兰运动等等。①宋全成：《难民危机助推欧洲恐怖主义——欧洲恐怖主义的新进展、特征及其与难民危机的内在关联》，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8年第04 期，第146—155 页。2016年和2018年的调查问卷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展的。虽然调查问卷分为两期，用时4年，但调查的对象全部为随机的个人，不存在样本重复的问题，所以本文将两期调查问卷视为一个大随机样本集进行研究。

二氧化碳综合利用存在潜在收益。二氧化碳化工产业、二氧化碳生物利用技术已成为国内外二氧化碳利用的研究热点，部分化工利用技术已进入产业化，预示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本文选取在最新一次国家议会选举中投票支持主流政党并反对脱欧的选民作为参照样本。依据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教堂山专家调查”（Chapel Hill Expert Survey，CHES）以及现有研究中的政党分类标准，欧洲的主流政党总体上分为四大政党家族（Party Family），即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自由党和保守党家族。本文参照CHES 2014年和2017年的数据，通过以下步骤及标准提取主流政党选民的数据。①Jonathanet Polk,al.,“Explaining the Salience of Anti-elitism and Reducing Political Corruption for Political Parties in Europe with the 2014 Chapel Hill Expert Survey Data,” Research & Politics,January-March,2017; Matthijs Rooduijn,“What Unites the Voter Bases of Populist Parties? Comparing the Electorates of 15 Populist Parties,”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0,No.3,2017,pp.1-18.第一，主流政党的入选标准为最近一次国内议会选举中得票率排名前三名的政党，中属于四大政党家族并且在本家族中排名第一的政党。依据这个标准，最终在数据覆盖范围内筛选出欧盟19 国的32 个主流政党。②具体包括奥地利：人民党（OVP）、社会民主党（SPO）；比利时：新佛莱芒联盟（N-VA）、社会主义党（PS）；匈牙利：社会主义党（MSZP）；立陶宛：祖国联盟（TS-LKD）、社会民主党（LSDP）；捷克：公民民主党（ODS）；波兰：公民平台（PO）、民主左翼联盟（SLD）；芬兰：社会民主党（SSDP）、民族联盟党（KOK）；法国：共和国前进（REM）、共和党（LR）；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社会民主党（SPD）；保加利亚：左翼民主党（KzB）；爱尔兰：爱尔兰家庭党（FG）、命运战士（FF）；意大利：民主党（PD）；塞浦路斯：民主大会党（DISY）；荷兰：人民自由与民主党（VVD）、基督教民主党（CDA）；爱沙尼亚：改革党（ERe）、中心党（EK）；斯洛文尼亚：民主党（SDS）；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PSOE）、人民党（PP）；瑞典：社会民主党（SAP）、温和党（MSP）；英国：保守党（Con）、工人党（Lab）。第二，主流政党的选民数据，即提取在最近一次国内议会选举中投票支持上述主流政党的选民信息。第三，在主流政党选民中进一步区分“主张留欧”和“赞同脱欧”的选民数据。

在研究样本选择上，本文选取了在最新一次国家议会选举中投票支持前文归纳的政党，并且在回答问卷中的问题“是否赞成所在国家脱离欧盟”时选择“赞成脱欧”的选民作为研究对象。③丹麦、克罗地亚、斯洛伐克三国数据截止本文写作时尚未公布；希腊、卢森堡未参与调查；拉脱维亚、马耳他、葡萄牙、罗马尼亚不包含民粹政党，以上国家未包含在本文的数据中。最终各类别的样本情况及数量见下文。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数据覆盖欧盟国家存在一定的缺失，但样本数量本身较大并且来自在欧盟区域内具有较强代表性的国家，所以研究结果在全欧盟区域内仍然具有较强的普遍适用性。

（二）变量选择

本文涉及的研究变量可以分为以下两类：其一，影响选民脱欧取向的国内因素变量；其二，代表选民疑欧情绪程度的变量。同时，将选民个人基本信息相关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以上变量完全由ESS 问卷中的有关原始问题统计得到（详见表2）。

表2 ESS 问卷中涉及本文研究内容的原始问题及选项设置

（续表）

在具体操作方面，本文根据问题涉及的领域及统计可信度检测（克朗巴哈系数法），①克朗巴哈系数法使用0—1 之间的数值作为评分标准。在评估调查问卷中，不同问题之间是否反映出被调查人在同一相似维度上的取向。评分结果在0.6 以上为合格，0.8 分以上为优秀，表明合并的问题能够反应被调查者在同一维度上的取向。详见：吴明隆：《SPSS 统计应用实务：问卷分析与应用统计》，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 页。将部分问题通过选取平均值的方式进行了合并，具体情况如下。

1．对国家议会、政治家和政党信任度的合并。合并后的新变量命名为“政治信任度”，用于测量国内政治因素对选民脱欧取向的影响程度，克朗巴哈系数为0.9。

2．移民影响因素的合并，即将移民对经济、文化及国家的影响合并为“移民包容度”，旨在测量移民问题对选民脱欧取向的影响，克朗巴哈系数为0.87。

3．从业状况的合并，即将其中的3 和4 合并，并标记为1，其他选项合并后标记为0。相关变量的统计描述分析详见表3。

表3 相关变量的统计描述分析

（续表）

在涉及国内因素的变量中，政治信任度代表了疑欧主义研究中的政治因素研究路径。研究表明，当选民对国内的政治信任度较高时，更加不认可欧盟现有的政治制度以及欧盟对国家内政的干预。①Robert Rohrschneider,“The Democracy Deficit and Mass Support for an EU-Wide Government,”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46,No.2,2002,pp.463-475; Ignacio Sanchez-Cuenca,“The Political Basis of Support for European Integration,” European Union Politics,Vol.1,No.2,2000,pp.147-171.生活拮据度代表了疑欧主义研究中的经济因素，也就是说，当选民的生活水平降低时，其更有可能对欧盟产生排斥心理。②Erika van Elsas,“Appealing to the ‘Losers’? The Electorates of Left-wing and Right-wing Eurosceptic Parties Compared,1989-2014,” Electoral Studies,Vol.50,2017,pp.68-79.移民包容度代表了疑欧主义研究中的文化因素，对移民的包容程度决定了选民对欧盟的认同程度。③Catherine Netjes and Edwards Erica,“Taking Europe to Its Extremes: Extremist Parties and Public Euroscepticism,” Party Politics,Vol.15,No.1,2009,pp.5-28.

在涉及选民疑欧程度的变量中，根据“软疑欧”的定义，本文使用了选民对欧洲议会的信任程度代表选民“软疑欧”的态度。欧洲议会是一体化过程中对具体政策进行讨论并投票决定的政治机构，对其的信任度代表了选民是否认同该机构最终制订的政策。在“硬疑欧”方面，本文使用“一体化支持度”这一变量来代表选民抵制欧盟的程度。

（三）模型分析与回归结果

本文据此建构了四个模型，每一个模型的参照系均为选择留欧的主流政党选民。模型一为主流政党支持留欧的选民（0）与主流政党支持脱欧的选民（1）。模型二为主流政党支持留欧的选民（0）与激进左翼民粹政党支持脱欧的选民（1）。模型三为主流政党支持留欧的选民（0）与中间民粹政党支持脱欧的选民（1）。模型四为主流政党支持留欧的选民（0）与激进右翼民粹政党支持脱欧的选民（1）。各模型的回归结果详见表4。

表4 逻辑回归结果

（续表）

四、回归结果分析

对于投票支持主流政党但赞同脱欧的选民群体（参见模型1），其之所以偏向于赞成脱欧，主要是受到国内政治信任度和移民包容度的影响。在政治信任度方面，当选民更加信任所在国的国内政治环境时，其更有可能排斥欧盟对国内政治施加的影响。①Robert Rohrschneider,“The Democracy Deficit and Mass Support for an EU-Wide Government,”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46,No.2,2002,pp.463-475; Ignacio Sanchez-Cuenca,“The Political Basis of Support for European Integration,” European Union Politics,Vol.1,No.2,2000,pp.147-171.在移民包容度方面，移民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造成的冲击是选民支持脱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另一方面，选民个体的经济焦虑并不是此类选民决定是否支持脱欧的影响因素。也就是说，选民并不会将自身的经济困难归咎于欧盟。在疑欧程度方面，对欧洲议会的信任度体现出选民对欧盟政策的满意程度，而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反映出选民是否认同欧洲一体化进程。对于两者均持有极度否定态度的人群，即使投票支持了主流政党，其投票决策也是更偏向于战略性的投票选择，②贾文华：《“次等选举”的右倾化——欧洲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的崛起与影响》，载《欧洲研究》，2014年第5 期，第51—70 页。而非赞成主流政党对欧洲一体化的认同态度。

对于投票支持激进左翼民粹政党并且赞同脱欧的选民群体（参见模型2），影响其做出这一决定的最重要国内因素是对政治环境的不信任，并非不是个人经济上的焦虑或者来自移民的冲击，并且其本质上对欧洲议会也不信任，并对欧洲一体化存在排斥心理。这类选民对国内政治及欧盟政治均存有较大不满，其不满的对象更多地指向了欧洲国家以及欧盟的政治基础——自由主义政治制度。

对于投票支持中间民粹政党并且赞成脱欧的选民群体（参见模型3），经济焦虑以及移民冲击是其支持中间民粹政党最主要的因素。对国内政治的不信任并未显著影响这类选民做出决策。而支持脱欧的重要原因在于对欧洲议会的不信任以及对欧洲一体化理念的反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此类选民是唯一一类受到一体化支持态度影响要大于对欧洲议会信任度影响的群体。

对于投票支持激进右翼民粹政党并且赞成脱欧的选民群体（参见模型4），其支持激进右翼民粹政党的主因在于经济焦虑和反移民。在对国内政治的信任度方面，其表现出随着对国内政治信任度增加而更加支持该类政党的特征。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很有可能在于此类选民对民粹政党以及该类政党领导人的认同。另一方面，这也印证了“对国内政治信任度的增加会成为选民反对欧盟的原因”这一观点。而在对欧盟态度上，其对欧洲议会以及欧洲一体化理念也保持排斥态度。

我们横向比较各类赞成脱欧选民之间的特点会发现，投票支持主流政党以及激进右翼民粹政党并赞同脱欧的选民之间具有较强的共性，均是对国内政治信任度较高并反对移民政策，其中主要区别在于：投票支持激进右翼民粹政党的选民在经济水平上更加拮据。投票支持中间民粹政党并赞同脱欧的选民主要是受到经济因素和移民因素的影响，与国内政治信任度无关。而投票支持激进左翼民粹政党并赞同脱欧的选民虽然也受政治信任因素的影响，但影响的效果与主流及激进右翼民粹政党选民完全相反，而是出于对政治制度的不信任而投票支持激进左翼民粹政党。在疑欧程度方面，只有中间民粹政党选民体现出“硬疑欧”影响超过“软疑欧”的现象，其他几类选民虽然对欧盟也较为排斥，但受到“软疑欧”因素的影响均超过了“硬疑欧”因素。

表5 各类赞同脱欧选民比较

从以上结果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各类疑欧及民粹政党选民之间的诉求存在明显的区别。其中，最为特殊的是激进左翼民粹政党选民。该类政党选民对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政治制度的不信任，导致其对国内及欧盟政治均存有较强的不信任，认为欧洲一体化是一个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扩张的工具，其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却威胁到了国家的福利制度和劳工权益。①Liesbet Hooghe,Gary Marks and Carole Wilson,2002,“Does Left/Right Structure Party Positions on European Integrat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35,No.8,pp.965-989; Catherine Netjes and Edwards Erica,“Taking Europe to its Extremes: Extremist Parties and Public Euroscepticism,” Party Politics,Vol.15,No.1,2009,pp.5-28.此类选民在理念上并非不支持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仅仅是对目前欧洲一体化当中“以自由主义为基础，以政治精英为主导”的做法有排斥心理。这一研究结果与范·埃尔萨斯等人的研究成果相似。①Erika van Elsas,“Appealing to the ‘Losers’? The Electorates of Left-wing and Right-wing Eurosceptic Parties Compared,1989-2014,” Electoral Studies,Vol.50,2017,pp.68-79.在中间民粹政党方面，由于本文涉及的该类政党样本大部分来自中东欧国家，这些国家在经历西方民主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比较多的问题，政治腐败，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上充斥着反移民和少数族裔情绪。对主流与激进右翼民粹政党选民来说，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于生活上的拮据程度。激进右翼民粹政党从主流政党中吸收了大部分经济情况堪忧的选民。目前，主流政党中仍然有一部分选民有可能随着经济的恶化转而支持激进右翼民粹政党。

而在疑欧程度方面，尽管各类政党选民全部赞成所在国家脱离欧盟，但对欧盟的反对主要是对欧盟现行政策的反对，而非对欧洲一体化的全部否定。由此可见，所有支持脱欧的选民并非必然都有对欧洲一体化彻底排斥的心理。也就是说，当今的欧洲选民即使赞成脱欧，也有可能是出于实用主义，而非对民族国家的“忠诚”。即使是在赞成脱欧的选民中间，大部分选民仍然认可欧洲一体化的积极意义，并非在理念上完全反对欧洲一体化，而只是反对欧洲一体化过程中一些具体的政策和条约。这一结果表明，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并非全然“黯淡无光”。本杰明·拉鲁斯（Benjamin Leruth）等学者提出的“欧盟崩溃”的可能性也很低。②Benjamin Leruth,Stefan Ganzle and Jarle Trondal,“Exploring Differentiated Disintegration in a Post-Brexit European Unio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Vol.57,No.5,2019,pp.1013-1030.从这一角度分析，欧盟降低疑欧主义影响的努力应当聚焦在具体政策层面，而不是试图改变选民的政治理念。

五、结语

本文在将赞成脱欧的选民进行分类并研究各类选民的疑欧程度后，最重要的发现在于，各类选民在支持脱欧的动机以及反对欧盟的程度上大相径庭。各类政党选民中大部分支持脱欧者主要对欧盟某些具体政策感到不满，而非彻底反对欧洲一体化。

在欧洲政治中，政党只有获得选民的支持才能赢得执政的权力，选民的偏好与动机成为政党迎合的对象，最终决定权也掌握在选民手中。尽管欧盟过去数十年的多次改革与扩张引发了民众多维度的不满甚至不同程度的抵制，但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欧盟仍拥有自省与修正的能力。英国脱欧无疑将推动欧盟的改革进程。

未来的欧洲一体化势必伴随疑欧主义，绝无彻底根除疑欧主义的可能。实际上，欧盟过往的成功是在与疑欧主义形成互动、达成平衡的过程中实现的，这种渐进式的一体化有助于提升民众对欧盟的认同感。欧盟未来的改革并非必然要抛弃现有的政治目标，而是要与疑欧主义形成均衡，更加关注民众的诉求并给予民众更多的时间与选择。选民主要受到具体政策而非意识形态的影响。欧盟新一轮的改革进程必将面临疑欧力量的挑战。抵制疑欧力量的首要前提是化解欧洲难民危机对欧盟各国造成的深远影响。然而，乌克兰危机会对欧盟造成更大的伤害。

本文的局限性在于，虽然研究结果在欧盟区域内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但样本缺失仍然会对研究本身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考虑使用更加充分的研究样本。另外，将西欧与中东欧的样本组成一个统一的截面数据集进行研究，没能更好地体现出西欧与中东欧民粹政党选民的差异。同时，使用截面数据并不能体现出选民的疑欧倾向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