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春邓大松
(1 百色学院,广西百色,533000;2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解决了区域性整体贫困,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1]。在脱贫攻坚人民战争中,党和国家实行扶持对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户、因村派人、脱贫成效“六个精准”,实行发展生产、易地搬迁、生态补偿、发展教育、社会保障兜底“五个一批”,构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制度体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2]。然而,贫困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概念[3],反贫困是一项长期的、动态的系统性工程。习近平同志指出:“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4]。”一定时期内,中国农村贫困问题仍将表现为低收入贫困、支出性贫困、城乡流动性贫困、暂时性贫困、区域不平衡的发展型贫困以及特殊群体贫困等多种形式[5]。为此,进一步构建和完善农村反贫困长效机制,强化“造血能力”,完善“全面保障”,制约“福利依赖”,就成为农村反贫困事业的重点任务和发展方向。
我国反贫困实践证明,社会保障对反贫困事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既是反贫困的重要目标,又是反贫困的基本方式。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深化对社会保障的认识,对社会保障的互助共济功能日益重视,相继提出了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共享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等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目标[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