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巴蜀与东坡
——因缘际会，造就奇才

舒大刚

苏轼无疑是从巴蜀走出去的最伟大的奇才！他的成就和为人，用任何一个“家”来概括都是徒劳的。说他是文学家只得其文，说他是书法家只得其艺，说他是政治家仅得其用，说他是思想家虽得其魂而未得其全，说他是保守党只得其形……他其实就是苏东坡，不可复制，不可方物！

《宋史·苏轼列传》评论说：“（苏轼）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器识”“议论”“文章”“政事”四者俱佳，古今能有几人？这“四要素”还只是显性的，其隐性的还有“特立之志”与“迈往之气”，“志”与“气”是成就其“四要素”的支撑，而且是更根本、更深沉，也更重要的。因为“特立之志”决定他志存高远，不落流俗，不随大流，甚至还不畏权势，不谮君主；“迈往之气”决定他充沛的精气神，自有圣贤气象、仙风道骨、浩然之气、远见卓识、豁达乐观。故史臣又说：“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如果说东坡“文章”似花朵，“议论”似枝叶，“器识”如果实，“政事”如树干的话，那么东坡的“节义”“志气”则是使东坡精神文化之树常青的根柢触须。这决定了他不仅有思想、有学问、有才气、有谋略、有文采，还决定他有气节、有操守、有精气神，得志不骄，失意不馁，在朝不傲，在俗不俗；“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这就是苏东坡！是何种力量成就了东坡精神呢？

一、读书造就丰富学识

作为普通农民、市民出身的三苏父子，要成就自己首先当然是读书。与东坡相倚相知的弟弟苏子由所作《东坡先生墓志铭》已为我们揭秘：东坡“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可见东坡的“议论”“文章”皆得益于贾谊、陆贽等汉唐政论；而其“迈往之气”则得益于《庄子》等道家风骨。

至于其“器识”“政事”“节义”与乎“特立之志”，亦必有其来路。苏辙又说：“先君晚岁读《易》，玩其爻象，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以观其词，皆迎刃而解；作《易传》，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书，然后千载之微言焕然可知也。复作《论语说》，时发孔氏之秘。最后居海南，作《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所未达。既成三书，抚之曰：‘今世要未能信，后有君子，当知我矣。’”云云。可知东坡在人们熟知的文学作品外，还有《易传》《书传》《论语说》三部经学著作。而这些著作，都是在他被贬黄州、惠州、儋州后完成的！可见其积极入世、敢讲真话、屡战屡败、虽败犹荣的性格，也就是“器识”“政事”“节义”与“特立之志”，多半得力于对儒家经典的寝馈、浸润和阐释。

以上还只是个人的因素。如果缺乏良好的环境配合和成全，虽有其才却无以发挥，也是成就不了苏东坡的。

二、环境成就英迈胆识

好在当时苏轼所处大时代和小环境，都对他的成长有很大帮助。中国是“家、国、天下”的社会结构，任何人才的成就都离不开家国天下的怀抱。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也是治平之业的第一个驿站，同时也是人生旅程的最终归宿。家庭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非常重要的。国是地方环境，直接影响社会风气、道德好坏和成长利屯。天下则是更大的时代背景，是成长人才更广阔的陶冶空间。一个人才的成长，都离不开家国天下这三大因素的影响。有幸的是，苏东坡成长过程中，在这三个方面都打了正分。

眉山三苏祠

宋代崇尚文治，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君臣、君民关系比较和谐，不杀士大夫言事者，重文偃武，文教昌明。

《宋史·艺文志序》写整个宋代的文化政策曰：“宋有天下，先后三百余年……其时君汲汲于道艺，辅治之臣莫不以经术为先务，学士缙绅先生谈道德性命之学不绝于口，岂不彬彬乎进于周之文哉！”

“道艺”即《周礼》之“德行道艺”，即重视道德品行和学术修养，这属于政治学亦即“治术”。“经术”即重视中华根魂儒家经典研究，从历史典籍中汲取经验教训，这属“经学”。“道德性命之学”即重视个人心性、道德、修养的研究，这属哲学、伦理学，亦即“道学”。三者分属于“治统”“学统”“道统”三大领域，但都是重视文治教化的儒化之治。

清儒全祖望也说：“有宋真、仁二宗之际，儒林之草昧也。当时濂洛之徒方萌芽而未出，而睢阳戚氏（同文）在宋，泰山孙氏（复）在齐，安定胡氏（瑗）在吴，相与讲明正学，自拔于尘俗之中。亦会值贤者在朝，安阳韩忠献公（琦）、高平范文正公（仲淹）、乐安欧阳文忠公（修），皆卓然有见于道之大概，左提右挈，于是学校遍于四方，师儒之道以立，而李挺之、邵古叟辈，其以经术和之，说者以为濂洛之前茅也。”

这里提到的人物，都是当时儒学复兴运动的重要角色。他们有的是政治改革的鼓吹者与推行者，有的则以讲学为主、倡导儒学革新，以新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作育人材。韩琦、范仲淹、欧阳修诸人相继在朝廷中担任要职。他们一方面致力于改革时弊，整顿政治，将儒家经世致用思想付诸实践；另一方面，他们本人也是当时名儒。他们的儒学观点、经学取向对于普通士子无疑具有表率作用，其中范仲淹是这批人物中的核心。

全祖望又说：“庆历之际，学统四起，齐、鲁则有士建中、刘颜夹辅泰山而兴；浙东则有明州杨、杜五子，永嘉之儒志、经行二子；浙西则有杭之吴存仁，皆与安定湖学相应；闽中又有章望之、黄晞，亦古灵一辈人也；关中之申、侯二子，实开横渠之先；蜀有宇文止止，实开范正献公之先，筚路蓝缕，用启山林。”宋代士大夫究心理论研究，精神不受桎梏，自立学派，创见极多。此后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程颢程颐兄弟继起，蔚为大儒，成为宋学的代表。三苏父子也是其中重要领袖！

以上是就全国而言。就三苏父子成长的小环境而言，巴蜀大地不仅物华天宝，而且人文蔚然，贤孝辈出。《华阳国志·蜀志》赞语：“蜀之为邦，天文，井络辉其上；地理，岷嶓镇其域；四渎，则汶江出其徼。故上圣，则大禹生其乡；媾姻，则黄帝婚其女；显族大贤，彭祖育其山；列仙，王乔升其冈。”蜀地从天文、地理，到人文、风俗等方面，都非常优秀，这里岷山、嶓冢耸立，岷江纵贯，上应井宿络野，有文明秩序的气象；自古是圣贤（如大禹、嫘祖）和神仙（彭祖、王乔）诞生的地方。下文又说：“开辟及汉，国富民殷，府腐谷帛，家蕴畜积。雅颂之声，充塞天衢；中穆（和）之咏（按即王褒《中和颂》），侔乎二南。”物华天宝，国富民殷，文明和乐的歌乐，上达天庭，与《诗经》“二南”齐名。又载巴地说：“巴国远世，则黄炎之支封；在周，则宗姬之戚亲。故于《春秋》，班侔秦楚，示甸卫也。若蔓子之忠烈，范目之果毅。风俗惇厚，世挺名将。”可见，巴地的历史也十分悠久，而且世挺名将。蜀国多圣贤神仙，巴地多忠烈名将，“巴将蜀相”，渊源有自，这与两地的地理特征、气候环境是有关联的。

进入汉代以后，武帝之时已是“五教雍和，秀茂挺逸，英伟既多，而风谣旁作”。“五教”即《尚书·舜典》命契作司徒，“敬敷五教”之所指，也就是夫、妇、父、子、兄弟等五伦教化。这里人伦关系雍雍和和，秀才茂士联袂而出；人物既多，故文学发达，风谣大行。“故朝廷有忠贞尽节之臣，乡党有主文歌咏之音”，在朝之臣，能尽忠为公；在乡之士，能崇尚文教，尽情歌咏。《华阳国志》于巴蜀二志展示的都是优美向上、重节尚忠、能文有武、移风易俗、砥励德行的风俗。

迄至宋代，苏东坡还在《眉山远景楼记》里盛情赞美：“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农夫合耦以相助。盖有三代、汉、唐之遗风，而他郡之所莫及也。今吾州近古之俗，独能累世而不迁，盖耆老昔人岂弟之泽，而贤守令抚循教诲不倦之力也！”

苏轼说故乡风俗在三个方面与三代、汉唐相近：一是士大夫有推崇儒学和重视世家的传统；二是老百姓则尊敬官吏，遵守法纪；三是农夫们共同劳动，团结协作。这是一个有文化（贵经学）、有历史（重氏族）、讲团结（合耦相助）、敬官家（尊吏）、讲法治（畏法）的区域。这种风俗“累世而不迁”，其动力源泉盖得益于“耆老昔人岂弟（恺悌）之泽”（悠久的文化传统）和“贤守令”（地方官）“抚循教诲”（明良的地方治理）。正是这一上下的互动、一古一今的传承，才使孝悌传统得到提倡，民风民俗实现清明，于是便造就了一方家族文化胜景。

清·刘墉书苏轼《眉山远景楼记》（节书，立轴）

苏洵《苏氏族谱亭记》也说：“匹夫而化乡人者，吾闻其语矣。国有君，邑有大夫，而争讼者诉于其门；乡有庠，里有学，而学道者赴于其家。乡人有为不善于室者，父兄辄相与恐曰：‘吾夫子无乃闻之！’”意思是说，有作奸犯科的刑事案件，要到官府去处理；学习道理和文化知识，则到乡校向先生求知；而有关道德善恶方面的事情，则由乡贤绅士来评判。这里讲“匹夫而化乡人者”，是一种自信：即使没有官禄爵位，也可以教化乡里。是即孔子所说：“孝夫唯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为政！”这就是乡贤的力量！

眉州如此，同处井络一域的巴蜀各州县也有相似的风俗，因此自来巴蜀世家大族层出不穷，家族文化十分发达。巴蜀家族不仅人丁兴旺，而且人才辈出，文化鼎盛，成果丰富，高潮迭起，嘉话不绝。这一现象从汉代就开始了，经南北朝唐五代的发展，到宋代达到顶峰，延续至明清，皆世有望族，族有达人。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巴蜀地区就涌现出了大批书香门第和文化世家，如成都二张（霸、楷），成都四赵（定、戒、典、谦），蜀汉诸谯（玄、纵、周等）；至宋代巴蜀的家族成就更为突出，眉山三苏（洵、轼、辙）、铜山三苏（苏易简、舜钦、舜元）、华阳诸范（镇、百禄、祖禹、冲）、阆中四陈（省华、尧叟、尧佐、尧咨）、丹棱三李（焘、埴、璧）、陵阳二虞（允文、集）、绵竹二张（浚、栻）、井研四李（舜臣、心传、性传、道传）；等等。

这些家族无不以出人才，出文章，出思想著称。三苏父子就是这众多巴蜀文化世家中的一家，当然是最为闪亮的一家！

三、家教成就高尚人品

巴蜀自古重视家教。东汉有犍为太守夫人杜泰姬；三国有刘备、诸葛亮和向朗。宋代更突出，世家多，家训亦富。

程夫人（左）与苏八娘（雕塑，在眉山三苏祠。选自“眉山东坡文化”公众号）

阆中陈氏注重家教和母教都是远近知名的，《宋史·陈尧佐列传》载：“父（省华）授诸子经。”说明在学问上，尧佐、尧咨得力于父亲陈省华。《南部县志》说：“宋陈省华对客，子尧叟、尧佐、尧咨列侍，客不安。省华曰：学生列侍，常也。”说明二陈在为人处事方面也是受父亲的严格训导的。《宋史·陈尧叟列传》：“母冯氏，性严，尧叟事亲孝谨，怡声侍侧，不敢以贵自处。家本富，禄赐且厚，冯氏不许诸子事豪侈。”《保宁府志》又载：“陈冯氏，南部人，陈省华妻，多智术，有贤行，教子以礼法，以尧叟贵，封鄢国夫人。”说明二陈的成长还得力于母亲。冯老太君最善治家，以严厉著称。据说陈尧咨善射，百发百中，世以为神，常自号曰“小由基”。他中状元，守荆南，回家省亲，母亲问：“汝典郡有何异政？”尧咨答：“荆南当要冲，日有宴集，尧咨每以弓矢为乐，坐客罔不叹服。”母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辅国家，今汝不务行仁化而专一夫之伎，岂汝先人志邪？”杖之，碎其金鱼（官员所佩象征品位的金鱼）。现在阆中犹有“落金坡”，就是纪念冯氏教子故事的。陈氏诸女也将冯氏教子之法带到夫家，创造了良好的治家业绩。

铜山三苏之所以成就辉煌，也是得力于母亲薛氏的教育。《宋史·苏易简列传》载，宋太宗曾经“召薛氏入禁中，赐冠帔，命坐”，并问：“何以教子，成此令器？”薛氏答曰：“幼则束以礼让，长则教以诗书。”太宗赞：“真孟母也！”苏舜卿的母亲王氏亦善教子，苏舜钦回忆，兄弟仨“得以俱登进士，得以艺升，不为家羞者，盖积是训厉，使去怠傲而自进立。”（苏舜钦《先公墓志铭并序》）苏舜元亦“课子舍治经史，率有准程，所以诸子皆积学有立”（蔡襄《苏才翁墓志铭）；其夫人刘氏“薄于奉身而厚于施人，严于教子而宽于御下”“子男七人皆以才显”（苏轼《刘夫人墓志铭》）。

眉山三苏的成就，也与一位伟大的女性分不开，那就是苏轼、苏辙的母亲，老苏的妻子程氏。程氏出自名门，自幼熟读诗书，颇具远见卓识。苏洵早年累试不第，持家教子的任务全由程氏担当。苏家贫穷，程氏相夫教子，从无怨言；家里虽穷，从不向富裕的娘家求助，以免让倔强的夫君感到委屈；而是自己纺纱织布，贴补家用。特别是对苏轼、苏辙兄弟的成长，程氏倾注更多心血。据苏轼回忆，他曾夜读《后汉书·范滂列传》，忽有所感，问母亲：“儿若为（范）滂，母亲许我乎？”母大喜曰：“汝能为滂，吾不能为滂母乎？”程氏信佛，不许杀生，禁止小孩攀树掏鸟窝；有人在宅内发现前人所藏金银，程氏重新埋好，不许挖取，曰：“非分之财，分文不能妄取！”从而培养出轼辙兄弟勤奋读书，正直处事，忠贞不屈，廉洁居官的性格。司马光《程夫人墓志铭》赞曰：“贫不以污其夫之名，富不以为其子之累；知力学，可以显其门；而直道，可以荣于世。勉夫教子，不愧为古代一贤母！”

眉山三苏祠披风榭

此外，苏洵也有《名二子说》，结合两个儿子的禀性和世道规范，语重心长地对苏轼说：“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苏洵其实在担心苏轼不能掩饰自己，招人忌妒。他又对苏辙说：“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这里预言苏辙善于自处，将免于大的灾祸。是文准确地预言了两兄弟后来的命运和处境。

在三苏父子正直品德、绝世文章的传统影响下，三苏家族也形成了优良的家风和家训：“凡吾子孙，必讲文明：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正妇顺，内外有别；老小有序，礼义廉耻；为人豪杰，处事必公；费用必俭，为官必廉；非义不取，救死扶贫；敦亲睦族，敬老尊贤。”还对后世苏氏族人之为“士农工商”者制订了行为标准：“士不必名世，要之贤良；农不必千钟，要之力本；商不必巨万，要之廉贾。”以上条教至今还刻于湖北松慈武穴的苏氏祠堂中。可见苏氏家风家教之隽永！

中国是一个缺乏全民宗教的国度，没有教会，也没有忏悔，也没有牧师，没有人来给你布道。我们崇拜的是“天地君亲师”！崇拜天地，因为天地是万物之源；崇拜祖宗，怀念家庭，因为亲人是个体生命之源；崇拜君师，因为君师是启智益智、发挥想象、奔向远方的向导。家国天下——这个结构中的三大要素一个都不能少。君明臣良，国富民殷，政通人和，家安子才，这数者，苏东坡都打了正分。其成就了奇才，成就了东坡。东坡何幸！斯民何幸！

[1]全祖望：《庆历五先生书院记》，见《鲒埼亭集》外编卷十六，《四部丛刊》本。

[2]《宋元学案》卷首《宋元儒学案序录》。

[3]参见胡昭曦、蔡东洲：《阆州陈氏研究》，载邹重华、粟品孝主编《宋代四川家族与学术论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