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书迹的传播与当代书法*

马晨晨（四川音乐学院成都美术学院）

在现代审美意识的推动下，简牍书迹所蕴含的天真、率意、拙朴等元素进入艺术家的创作视野，并藉此打通传统与现代、新意与法度。简牍书迹的意义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由最初的实用性书写演化为当代书法学习的范本，由原本普通的竹木转变为负载多重信息的书法史论研究的重要材料。

一、简牍书迹进入书法史论视野

纸张发明之前，无论帝王将相、商贾官吏、平民百姓，册命、律令、传记、檄文、书信、历谱等一切文书的写作，都曾以简牍为最主要书写载体。简牍保留着自战国至晋代的丰富文化遗存。

古代曾多次发现简牍，汉、晋、南齐、宋都有发现简牍的记载，最著名的是“孔子壁中书”和“汲冢书”。古代学者对简牍所作的研究无非是对简牍记载文献和史实进行考订、注释、补著和辑佚。加之保存条件有限，可以说，简牍的出土之日便是其毁灭之时。真正意义上的简牍研究，要从近代中国西北地区简牍的出土开始。1901 年后，斯坦因、斯文·赫定等西方探险家先后在尼雅、楼兰、敦煌等地发现汉晋简牍和残纸；1930 年，额济纳河流域发现了一万多枚“居延汉简”；1949 年以来，河南信阳、山东临沂、湖北云梦、四川青川、湖南长沙、甘肃武威等地，都发现了简牍。上至战国，跨越秦汉，下至晋代，数量巨大，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而准确的“地下新材料”，极大推动了20 世纪的学术发展。

（一）古人对简牍书迹艺术价值的认识

“汲冢书”的发现曾促使西晋书法理论家卫恒萌生了撰写《四体书势》的动机：

太康元年，汲县人盗发魏襄王冢，得策书十余万言，按敬侯所书，犹有仿佛。古书亦有数种，其一卷论楚事者最为工妙，恒窃悦之，故竭愚思以赞其美，愧不足以厕前贤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

宋代黄伯思对政和年间发现汉简檄书的书法价值也有所关注：

近岁关右人发地得古瓮，中有东汉时竹简甚多，往往散乱不可考，独永初二年讨羌符文字尚完，皆章草书。书迹古雅可喜。

古代曾多次发现简牍竹书，且也有人认识到了其书法价值，为什么没有将简牍书迹作为学习的范本呢？仅用简牍不易保存和传播技术落后不足以解释这个问题。宋代的刻帖水平已经很高，宋人将流传至当时的二王作品甚至二王伪作都制成刻帖，广泛传播加以研习，却对保留汉代真迹的简牍仅作文字注释，也正说明了宋人对简牍书迹的看法是虽“古雅可喜”，但并不能与传统意义上的经典作品相比，至少不具有广泛学习的范本价值。真正将简牍中的手书墨迹遗存作为书法学习的范本和研究的资料，还是从近代开始。

（二）简牍书迹成为书法史材料

20 世纪初，很多珍贵的出土简牍被瑞典、英国、沙俄、日本等国以“科考”之名掳走。当时的中国学者只有利用有限的资源和机会，勉做简牍学研究之“预流”。1914 年，罗振玉、王国维根据沙畹提供的斯坦因所获简牍的图片和手校本，在无实物的情况下著《流沙坠简》，引起学术界的震动，也令民国的书法学习者第一次看到了汉代手书墨迹的真实面貌。由此，简牍书迹作为书法史材料被予以关注。

最可贵者，为是代（汉代）之竹木简，于光绪年间发现于西北各地，为英人所得，携归英伦，法人沙畹为之考释，罗振玉复向沙氏索得影片编印，名曰《流沙坠简》，皆汉人之墨迹，以视碑刻，相去又何如也？

民国时期书法理论家祝嘉1941 年完成的《书学史》是我国近代第一部书法通史，其中明确将简牍墨迹与碑刻文字进行横向对比，从书法史的高度考量出土简牍书迹的学术和艺术价值，是简牍书迹走进书法领域的理论标志。《流沙坠简》出版至1978 年，学者对于简牍书法的研究仍是介绍性的，且较为零散。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存在一个过程，简牍书迹的传播也同样如此。笔者选取20 世纪80 年代和90 年代书法史的汉代部分进行对比，考察简牍书迹在书法史范畴内的影响力的变化（见表1）。

表1 不同时期书法史简牍内容篇幅对比

1983 年出版的包备五著《中国书法简史》，对简牍书迹仅提及二次：定县汉简或可将隶书成熟时间提前至西汉；列举几处出土简牍，并评价“这些竹木简都是宝贵的书法珍品，对研究汉代书法，特别是对研究汉代字体的源流变化，都是极有价值的宝贵资料。”对简牍书迹只言片语的介绍与对传统碑刻书法描述的细致程度相比，可以看出作者的价值取向。

1999 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书法史》，华人德编写两汉卷，单列《两汉的简牍》一章：介绍了汉代典册制度、简牍出土及不同地域的艺术风格；在学童书法教育和书法用具等有关书法文化研究的段落中，简牍书迹也为其提供论据。加之对帛书、铜器、陶器、砖瓦等近代出土新材料上相关内容，“新材料”的篇幅甚至超过碑刻。

从民国祝嘉的《书学史》到1983 年包备五的《中国书法简史》，简牍书迹在书法史层面的研究并没有太多进步，之后却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于茂阳、郑培亮、刘宗超合著的《二十世纪中国书法史》认为：1978 年是20 世纪书法发展的重要分期。1900 年至1978 年，在其他传统艺术门类面临西学东渐、古今之变的思潮冲击时，书法仍在睡意朦胧中缓慢发展。这种保守与迟钝，看似是书法落后于时代的表现，实则是一种过渡，承接着中国书法的历史传统，孕育着未来和剧变。1978 年以后，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带来了审美观念的巨大变化。具有书法史料与实践的价值简牍书迹，契合当代审美观念，自然受到珍视。

二、简牍书迹与当代书法实践

随着艺术思潮的不断变迁、以科技为支撑的传播技术的发展和早期简牍书法理论的积累，越来越多的书家逐渐关注简牍书迹的范本价值，从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向简牍书迹取法：内容上表现为从书法风格、字形特点、用笔等角度借鉴；形式上表现为模仿简牍书迹纵向条状的章法布局，提升书法作品视觉表现力。

（一）简牍书迹成为书法学习范本

20 世纪简牍书迹出土后逐渐成为书法学习的范本，最早的范本正是《流沙坠简》。罗振玉对始建国五年西域诸国简评价道：此简章草精绝，虽寥寥不及二十字，然使过江十纸犹在人间，不足贵也。张、索遗迹，唐人一不及见，况此更远在张、索以前，一旦寓目，惊喜何可量耶！

郑孝胥评价道：《流沙坠简》出，书法之秘尽泄，使有人发明举标，俾学者皆可 之以得其径辙，则书学之复古，可操券而待也。

简牍书风得到一些学者认可，如沈曾植、郑孝胥、李瑞清、徐生翁、王蘧常、来楚生等。《流沙坠简》出版的1914 年，64 岁的沈曾植写信向罗振玉索取书样，以求临习。此后，其对简牍书法的观点散见于书信、题跋、笔记之中。沈曾植的好友，郑孝胥也将《流沙坠简》作为取法范本，“隐居上海以后，于汉碑临写尤勤，墨本之外，兼取《流沙坠简》之法，用笔超绝”。李瑞清“晚岁参以西陲木简”后风格“益臻古茂”。

“自《流沙坠简》出版后，有关简牍的图书并不多。只有在出土简牍的出版流通达到相当程度后，简牍书法才可能在书法创作界真正引起比较大的反响。”客观地说，当时的简牍书法水平仍处于初级阶段，既没有出现经典的简牍风格作品，也没有形成广泛的学习风气。但很多从新视角看待书法、有见地的书法美学理论观点都是在这一阶段提出的。只是呼应者尚不足，新观点终究没有成为当时的主流理论。

1980 年以来，书法学习者对简牍书法的热情日益高涨。特别是20 世纪90年代书法进入“展厅时代”，视觉至上思维的导向下，过去“白纸黑字”单一的表现形式已不能满足时代审美的需要，书家在注重书写技巧的同时，逐渐重视作品的承载形式，历史上出现的所有文字载体都成为形式借鉴的对象。

“狭长的竖行单列的形式，是任何汉碑——扩而大之为任何书法从篆隶楷行草都不具备的。”采用简牍章法形式的作品要比碑刻隶书章法更具有视觉冲击力，更容易被评委留意获奖，挂在偌大的美术馆里展览也更容易吸引欣赏者的眼球。书家将简牍、残纸的章法形式嫁接到书法作品中。有些书家为了最大程度上还原简牍书迹的书写情境，直接以木板代替纸张。

“展厅时代”的到来给书法创作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和挑战。展厅具有公共性的特点，书法作品从自娱自乐的审美情趣变成公共视野的展览品，供人欣赏，品评优劣。积极意义上看，展览有助于促进当代书法艺术创作者不断的探索、融合与创新，推动书法艺术产生更加深刻的变革，形成崭新的美学特征；消极意义来讲，展厅时代的竞争也可能造成艺术创作功利化，刻意强化某种形式的独特性，使书法作品背离书法的传统价值。

部分书写者过分追求外在形式的视觉吸引力，想入展不光靠写，贴纸的手艺也很重要，创作书法作品成了做手工。刻意的制作违背了书法艺术的非功利性，损害了当代书法良性持续发展。可喜的是，这一情况目前已有所改观。2013年起，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所有展览明确“鼓励书写完整作品，不提倡过度拼贴、染色、做旧等形式”，“守正”的意识更是希望引导当代书法回归书写本身。

（二）简牍书迹对当代笔法、风格的影响

出土简牍的书写时间，上起战国，跨越秦汉，下至魏晋，正是各种字体迅速演化的阶段，有产生、有发展、有成熟、有衰退，展现了丰富多彩的手书墨迹的世界。当代书家将出土简牍书迹作为书法史论研究的素材和书法实践的范本，开阔了书法学习的视野，丰富了篆书、隶书、草书等字体的书写技法，推动了当代书风发展。

纵观李斯—李阳冰—邓石如—吴昌硕的篆书体系，或“求篆于石”，或“求篆于金”，学习者没有见过手写墨迹篆书，仅凭借锲刻和铸造文字，来推测毛笔书写篆书的方法。简牍的出土为世人展现了篆书的墨迹书写，为当代篆书风格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实践启示。

篆书书写可以打破“中锋”的规矩。锲刻篆书体系中，中锋作篆可以算是篆书书写的不二法门。笔者认为，中锋作篆的写法是由以下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泰山刻石》、石经与青铜器等，属于具有“纪念碑性”的象征意义的艺术品，作者书写时处于一种近乎虔诚的紧张状态，书写速度较慢，为求肃穆典雅不自觉地采用“中锋”；二是锲刻、铸造不能完全还原人们书写时毛笔的笔锋运转方向，看不到笔锋的运动轨迹，仅凭对拓片的想象，及前人的书写经验介绍，采用了“中锋”用笔的方法。在出土简牍手书篆书的世界里，“中锋”并非篆书书写的金科玉律，恰恰是大量的“侧锋”为简牍书迹带来了更加生动的艺术表现力。

传统观念中，篆书作为一种充满秩序的、静态的、建筑性的字体而存在，人们认为篆书追求的是整饬、平衡、对称的美。出土简牍笔墨情趣丰富，书写更富动态。当代书家从“草篆”中取法，增强了篆书抒情达性的功能。

古代的隶书范本则更加单一。以拓片为主要呈现手段的碑刻隶书艺术与真正的隶书书写终隔一层：石刻是对书写的再次加工，误差不可避免；经过漫长的岁月会受到磨损，直接影响到最本初的效果。简牍书迹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字形完整、起讫分明，墨色浓淡清晰可见，还原了秦汉隶书的真实面目。

简牍隶书逐渐被时代接受，成为现代隶书取法之大宗。出土简牍书迹不仅限于东汉时代成熟的隶书，同时包含了萌芽阶段和衰退阶段的书写。当代书法学习者由这些稚气、奔放、古拙的“草隶”范本出发，创造了各种非主流式样的隶书作品，实现了当代隶书风格的多样性。

元、明、清三代书家章草作品从用笔到结构都略显乏味和单调，除了以主笔和末笔的臃肿来表现“隶意”之外，其他笔画全由楷法写成，“隶意”成了一种装饰性的存在。这些书家都曾直接或间接师法《急就章》等法度规范化较强的章草刻帖作品，艺术面貌雷同。简牍书迹的大量出土使学习者有幸目睹古人日常书写中的章草墨迹，今天的章草复兴比元代更加深入和全面。当代章草用笔灵活，线条丰富耐人寻味，结体变化有张力，风格更加古茂。

王羲之、王献之、孙过庭、张旭、怀素、黄庭坚、王铎……今草的经典范本数量较多且风格多样。人们参考民间书法所特有的“不规则”的书写意趣，利用简牍书迹中的部分字形、构造以及点画的朴拙来调节、化解二王等传统今草范式面目的过熟，以增加趣味，这种借鉴成为当代书法创新的重要手段。

三、当代简牍书法学习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由时代审美和书写者的观念不同形成的笔法差异。近代简牍书迹大量出土前，人们通过临摹碑刻隶书，向先前的书家学习，这是简牍隶书学习的“先验知识”。以隶书的起笔为例，考察简牍书写笔法的古今差异。隶书在魏晋时期退出了实用的舞台，久远的年代让人们忘记了隶书起笔的本初写法，宋代已存在对隶书笔法的误解。后世的书法学习者为了追求起笔处圆润的效果，往往采取非常办法。清代书家运用逆锋笔法书写碑刻隶书的起笔，遗传成为现当代人写隶书的习惯，在临创作简牍书风作品时，仍用逆锋笔法形成“蚕头”。细看简牍书迹可以发现，古代简牍书迹的书写速度很快，笔尖或顺势“入纸”露锋，或竖直角度藏锋，完整的逆锋动作在简牍书写中并不十分常见。

第二，学习者对简牍书迹“形”的把握不够准确。简牍书迹千简千面，或雄放、或端庄、或古拙、或娟秀、或峻拔，书写具有随意性，很多线条是由书写者的偶然动作形成的。正如少数民族原生态的演唱者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却可以发出天籁般的歌声，简牍书迹是古代普通人的日常书写，但其“形似”所要求的技法难度却并非当代书法初学者可以完成，准确临摹绝非易事。相比“形”，人们更加对热衷于简牍书迹“神”的借鉴。可脱离了“形”的“神”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临摹阶段不抓准笔法、形状，很难将其风格融入自己的作品中。一些学习者急于求成，妄图依附简牍书法的躯壳入展评奖，最终对艺术生命产生不利影响。

第三，师法简牍书迹面临着如何选择范本、去粗存精的问题。向简牍“新材料”取法的过程中，书法学习者务必明确一个观念：并非所有简牍书迹都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目前出土简牍数量达26.5 万枚，书写者鱼龙混杂，水准良莠不齐，如何选择范本对于学习简牍书法来说至关重要。同时，选取哪些简牍书迹印刷成字帖出版，作为“把关人”的图书编者责任重大。从大量的简牍书迹中分辨好坏，判断向哪些作品取法，学习何种笔法、结字、形式、风格，是对书家和图书编者审美能力的考验，影响着当代书法发展的方向。

第四，要处理好简牍书迹与经典书作的关系，继承“书法的传统”，有所取舍地创新。传统的书法史中存在诸多经典范式，已经先入为主地形成后世人们对某种书体及风格的基本认知。向简牍“新材料”借鉴风格多样、书写鲜活的同时，需要保持与传统经典的密切度，而不至于让人觉得怪异。文字的标准性也影响到简牍书迹与经典范式的面貌差异。简牍书迹中一些字形是某种字体尚未定型前的样态，别体、俗体只在个别地域、时间段内通行，从汉字整个发展来看则是旁流。利用这些材料时容易不加选择，导致生僻怪诞。当代简牍书法学习中诸多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学习者文化素养的缺失，这也是制约当代书法良性发展的关键问题。

“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新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潮流。”20 世纪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包括甲骨文、简牍、帛书和残纸，这些“新材料”是历史送给当代书法研究的珍贵礼物。“若所见博，所临多，熟古今体变，通源流之分合，尽得于目，尽存于心，尽应于手。如蜂采花，酝酿久之，变化纵横，自有成效。”随着视野的开阔和书写水平的提升，未来的书法学习者应该寻找到向“新材料”取法的标准，依据不能仅仅因为“不一样”。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范本，客观认识和钻研范本，既“入古”又“出古”，这样的作品才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