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风报信：一次课堂点名的实地研究

林升栋 普非拉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北京 100872）

一、引言

根据新华字典，“通风报信”解释：“向别人暗中透露消息，多指把对立双方中一方的机密暗中告知另一方。”其出处为清·颐锁《黄绣球》第二十回：“那掌柜的说他恶毒，跟手叫送棺材到陈府上去的通风报信，一面地保就在内看守了这掌柜的。”

通风报信本身是一个中性词，可用于不同的语境。在法条中，更多带有负面色彩。例如，《刑法》第四百一十七条，就规定了“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相关刑罚措施。中国纪检监察报对2018年以来通报曝光的84起黑恶势力“保护伞”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其中通风报信成为高频词，占比超过两成。通风报信者来自政法机关，尤其是公安部门的执法人员。[1]中国社会在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之下，还有“通风报信”等非正式的人情关系运作，对其发生过程的探讨不仅事关社会中每一个体，更与正式制度的不断完善相连接。“课堂点名”这一具体情境正是一窥其运作机制的良机。

笔者从教20余年，在国内三个高校教过书，课堂上偶有点名，自己也做过学生。在那个没有手机的年代，帮助未到场学生的主要方式是冒名顶替。替人点名是有风险的，一旦被老师识破就要承担连带责任，共同受罚，弄不好会挂科。在东亚文化中，替点行为往往被美化，成为毕业若干年后重聚津津乐道的话题。韩剧《我的野蛮女友》中，男主角1人替10人点名，中国观众评论“没有帮室友签到的大学生活，不是真正的大学生活”。[2]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帮助的主要方式转为通风报信。相对冒名顶替，通风报信简单得多，也隐蔽得多，既没有风险，又可以做好人好事。当老师宣布点名的那一刻，一点激起千层浪，信息暗潮开始涌动，从课堂现场溢出，弥漫到校园内外，牵动相关者的内心。

在欧美留学或访学看到的则是另一番光景。西方的大学课堂也偶有点名，他们的课堂人少，多为小班授课，即便是大班，也几乎不会有浑水摸鱼和好人好事的情况。在西方，这涉及个人诚信。中国留学生在跨文化学习和生活的过程中，发生过一些让西方人匪夷所思的事。比如：2020年11月，一名中国女留学生不幸车祸去世，校方通知了所有任课老师。但诡异的是，去世后的一个月里，“她”竟然继续按时交作业，写测验，给教授发邮件，把老师们都吓坏了！原来疫情期间，欧美大学改为网上授课，短短数月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条网课代管产业链，为留学生提供上网课、交作业乃至代考等一条龙“全包”服务。[3]代管期间，学生只需把私人的账号和密码交给服务方，就可以高枕无忧。冒名顶替和通风报信都是东亚社会具有较普遍意义的现象。

当然，西方的大学也不同于中国的大学。有国人在中国教过书，又到美国教汉语，比较总结出以下不同：美国学生修课少，对课程作业和出勤有很高的要求，但每门课允许几次缺席，中国学生修课多，蜻蜓点水，课堂讨论少；美国大学节假日放假前允许老师灵活安排课堂，甚至可以不上课，国内大学节假日前三令五申不允许学生提前走，教务处还会到教室记录出勤率；……。[4]且不去考证，从这些表象来看，很容易归因到教育体制的不同。或者说不同体制的信息透明度不同，可能造成透露信息的价值不同。然而，将通风报信归结为体制问题，也不能解释为何中国留学生到了西方上大学依然会有冒名顶替和通风报信的行为。

有关体制与个人的关系问题，过去有人认为“人是体制的一部分”，因此个体是被动的，有好的体制才会有好的个人。2008年，自由撰稿人连岳提出了“我们就是体制”，在网络上引起热议。体制并非冷冰冰的机械工程，而是千千万万个体聚合在一起形成的秩序。体制的好坏优劣，是由无数个体共同创造并一起承受的。天涯论坛上曾经有过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贪官的讨论。贪腐官员并不是天生的，他们可能是普通人的同学、同乡或同事。在贪腐现象中，有受贿方，就有行贿方，行贿者又是谁呢？中国大学的教务部门如果不在中秋国庆前三令五申，学生在假前可能就跑光了，美国大学会在圣诞前出现大批学生提前回家的现象吗？可以说，人人都是体制。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王德峰教授也指出，中国立法的数量早已在全球遥遥领先，但还在法治社会建设的推进过程中，不是法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5]体制不是一个个体所能掌控的。

通风报信是中国文化中一种独特的传播现象，牵扯到很多本土的概念，在西方没有对应的研究。本文以大学“课堂点名”作为切入口，见微知著，探讨这一中国社会生活中常见的传播现象的运作方式及其背后的文化心理。需要指出的是，为“黑恶势力”通风报信与“课堂点名”时通风报信在性质和通风报信人面临的风险上都存在很大差异，例如为“黑恶势力”通风报信是违法行为，通风报信人面临更大的行为风险与利益诱惑，而“课堂点名”时通风报信则停留在道德层面，通风报信人的行为风险较小。但是，行动者在两种情境可能面临着一系列相似的文化规范与心理抉择。“课堂点名”情境中，面临较小风险的行动者可能更愿意袒露内心的真实想法，为通风报信背后的文化心理机制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供检验的情境。于生活细微处感悟文化，从而提升“文化自觉”。让生活在其中的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才有可能展开卓有成效的借鉴与建设，推动体制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

二、相关的本土概念

通风报信的相关概念或可从官员“内鬼”的供词中一窥究竟。在上文提到的中国纪检监察报披露的84起黑恶势力“保护伞”典型案例中，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水口镇党委委员、镇人大主任蒲某为付某（黑恶分子）提供“保护伞”，接受调查期间蒲某说到：“我小时候就认识付某，现在我当水口镇人大主任了，原以为帮他一点忙（利用职务便利通风报信），既能显示我的身份地位，又能让他对我心怀感激，没想到落得如此下场。”山东省新泰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赵某向非法采砂的于某通风报信，接受审查调查期间吐露：“我恨自己没有经受住金钱的诱惑，在所谓‘朋友道义’的蛊惑下丧失了底线，辜负了家人对我的期望……。”供词中，“小时候就认识”“朋友道义”“显示身份地位”“让他对我心怀感激”等，都涉及人情、关系、报、面子等本土概念。

（一）人情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在传统社会中，天理、国法、人情是指导中国人行为的三大规范。[1]黄光国把人情的内涵分为情绪、资源和规范三个层面：情绪层面是个人遭遇不同的生活情境时产生的喜、怒、哀、惧、爱、恶、欲等情绪反应；资源层面是中国人互动交往时一切有形或无形的东西，包括金钱、礼品、机会、承诺、便利等，当然也包括对他人有价值的信息；规范层面是人们交往过程中约定俗成共同遵守的行为规则。[6](P60-81)王业桂和罗国英则发现华人社会中的人情是一种他人取向的情绪管理能力，以取悦他人和做人为重点。[7](P226-248)杨中芳曾对费孝通、胡先缙、金耀基、朱瑞玲、翟学伟、阎云翔等人的人情概念做过系统回顾，她指出了中国人人际交往中人情与关系的密切关系，人情应该包含义务规范的成分和真正自发的成分。人情是中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交往活动的基本形式和内容，既有自发性（作为情绪），又有义务性（作为规范），英文中没有对应的词。[8]中国许多重要的文化概念都兼具这种看似对立的面相，比如“缘分”一词，既有偶然性，不是预先设计好的，又有必然性，所谓“百世修来同船渡，千世修来共枕眠”。作为一个复合的本土概念，人情观念要在一个具体的情境中才能完整地展现其动态结构，点名过程中的通风报信就是这样一种情境。

（二）关系

在人情往来过程中，互动双方要考虑的第一步就是对方和自己是什么关系，然后依据不同的关系实施不同的社会交往法则。有关关系的研究中，黄光国将关系分为情感性、工具性和混合性三种。他认为：情感性关系指与家人的关系，比较持久稳定，满足情感需求，资源获取方面“按需分配”（需求法则）；工具性关系指与陌生人的关系，短暂不稳定，获取资源方面追求“公平法则”；混合性关系指与熟人的关系，介于上述两者之间，适用“人情法则”。在黑恶势力“保护伞”典型案例中，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赵某向非法采砂的于某通风报信，依托的所谓“朋友”关系，正是这样一种熟人关系。大学同学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熟人关系，他们共同适用“人情法则”。

黄氏分法的问题是界限模糊，难以决然分开。有关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另一个著名的理论就是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按照费孝通的观点，中国社会结构可以看作是投石入水而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以己为中心，最近的是家人和熟人朋友圈，最远的是陌生人。各格局的界限随情境而有伸缩性，可以任由行动者自行做解释和划分。[9](P3-26)

（三）面子

在黑恶势力“保护伞”典型案例中，蒲某觉得自己现在当水口镇人大主任，帮付某的忙能显示身份地位，这又涉及面子的问题了。林语堂曾说过，脸面是中国人调节社会交往最细腻的标准，触及到中国人社会心理最微妙奇异之点。鲁迅也说过，尽管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似乎大家一听就懂，但一想起来却又不可捉摸。半个世纪以来，中西方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都对面子进行了探索，但在基本的概念层面尚未达成共识。面子可以“给”，不能“丢”，有时要“争”，有时要“护”，是中国人的权力游戏。戈夫曼曾给面子下过一个未必恰当的定义：在特定的社会交往中，个人成功地获得其向他人声讨的同时也是他人认为他应该获得的社会正向价值。[10]在黑恶势力“保护伞”典型案例中，无论是蒲某在帮忙的过程中，还是付某在请求帮忙的过程中，都运用了面子。蒲某觉得发小来求助，一点小忙都帮不上，面子上挂不住；付某也会设法让对方有这种感觉，并让蒲某觉得不帮是不给付某面子。

翟学伟批评黄光国的面子理论太想融入西方社会学了，他说在中国“脸”和“面”的涵义是不同的，当戈夫曼将这两者合并成一个英文单词“face”的时候，脸面的差异就消失了，其意涵只能回到西方所关注的“自我”中去。他只能在英语世界的语境和语言游戏中寻求face的行为法则。唯有走回中国人的语言、语境及其关联的生活形式，才能辨析出脸面的微妙差异不是从“自我”出发，而是从“关系”出发的。而人情一旦被翻译成西方的情绪或情感时，人情的本土性也随之消失了。[11]正因为这些概念还在探索的阶段，本文暂且采用前人下过的“未必恰当”的定义，因为这些定义或多或少抓住了一鳞半爪。本文拟通过一个本土的语境来捕捉及深挖它们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四）报

相对于人情、关系、面子等，报是一个较少被探讨的社会学本土概念。历史学家杨联陞最早从社会交换的视角出发，将报纳入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并试图将中国人的报归入一般性的人类交换行为的解释中。[12]这一研究途径有助于提升理论横向的解释力，但也因此降低了纵向的解释力，或前文提及的概念的本土性。刘兆明详细区辨了西方霍曼斯（Homans）等的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与中国报的概念，认为相对于社会交换论强调的工具性、个体性、即时性、对等性、酬赏性等特点，报加入了情感性、差序性、长期性、意义性、伦理性等维度。指出报具有更广泛的意涵，如果仅用西方社会交换理论来研究这一本土观念和行动，可能造成以偏概全的问题。[13]正如翟学伟指出的，中国社会中报的运作有将交换封闭起来的独特倾向。具体地，首先，报总是在一个封闭结构中（亲属网络、熟人关系）指向一个明白无误的、可以指望回报的对象，其发生的起始点是特殊主义的；其次，报所处的封闭结构的边界具有伸缩性，处于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中；然后，封闭结构中交换的稳定性有赖于交换过程中不停地“欠人情”，即有意制造剩余物以及由此产生的亏欠；最后，报的封闭结构排除交换者的个人意愿而将其无选择性地卷入其中，导致个体交换时的心理压力与放弃回报义务后的社会孤立。[14]

通风报信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也符合上述“报之规范”。首先，通风报信发生在亲属网络与熟人关系的封闭结构中，传者在施予人情时，也预期对方会在恰当的时间回报，陌生人间的消息传递则通常不会使用这一概念；其次，在通风报信中，传者通常不会指望受者以完全等价的信息作为交换，而是处在人情互欠的往复中；最后，通风报信同样可能有违交换者的个人意愿而导致心理压力与社会孤立。因此，在这种熟人关系中，传者通风报信，不管受者愿不愿意接受这种帮助，便欠下对方一个人情，在将来要设法回报。在黑恶势力“保护伞”典型案例中，蒲某想让付某心存感激，也就是预期对方会有所回报。施予人情者需要考虑施助的风险、预期受者回报的可能，并考虑关系网内其他人的看法和行动。然而，通风报信可能又具有其特殊之处。具体来说，与其他交换行为中物质性的交换物不同，在通风报信中，交换者将信息作为交换物。由于信息具有非排他性的特点，一人对信息的消费不会导致其消灭。因此在交换的两端可能形成群体的传播动力场，即多人可以同时持有相同信息、一人可向多人报信。由此，可能产生群体成员间是否报信、抢先报信的心理博弈与不知群体内谁在报信的“内鬼”问题。此外，报信者的个人特质以及通风报信中的群体动力与运作机制也有待回答。

三、一次课堂点名的实地研究

（一）研究方法与研究情境

实地研究就是研究者以旁观者或参与者身份进入到事件发生的真实场景，与研究对象在一起，所进行的一种研究活动。也称现场研究或自然研究，泛指在自然条件下或真实生活情境中实施的任何非实验性的研究，旨在发现其中涉及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传播学等领域的一些变量间的关系或相互作用。研究者首先关注某种自然发生的社会情境，然后研究在这种特定情境中的个体和群体的态度、观念、社会知觉以及行动间的联系，是一种事后解释型的研究。

因2020年秋季学期延期开学的缘故，笔者在2021年1月9日上午补回两周的课程。这门课平时出勤率高，从未点过名。可能是进入考试周的缘故，来教室上课的学生较少，还有部分学生通过腾讯会议听课（疫情期间在线上线下同时开课）。选修本门课程的学生总数114人，目测线上线下在场的学生少于50人。最后结束课程的时候，笔者宣布点名，在短短10分钟的点名过程中，腾讯会议上的听课者数量猛增，从原来不足20位增加到近50位。点到个别同学名字，还出现了线上线下同时喊“到”的情况。笔者猜测并了解到有个别替人点名和众多通风报信的情况，这可能是研究通风报信这一中国特色的传播现象的好时机。没有事先的操纵，笔者依赖课堂情境的现有条件来进一步追踪其中的群体动力与传播机制。

为了防止时过境迁淡忘此事的经过，同时希望学生能如实并自愿报告内心的真实想法，我给所有学生打好分数他们可以网上查询之后，1月25日在课程群中发布一个问卷链接，请所有同学匿名填写。指导语如下：各位同学：先祝假期愉快！我已经提交本门课程成绩，给大家的成绩都在80分以上，最高X分。感谢各位一个学期以来的努力和配合！下面有个小要求，请大家帮忙填写一份跟本门课程最后点名相关的小问卷。1月9日我在X楼补课，来教室的同学不多，通过腾讯会议在线听课的同学也不多。在课程快结束的时候，我点了下名，课堂上有替人点名的同学，而且在点名的短短十分钟时间里，在线同学名单也在剧增。这次点名对同学期末成绩没有影响。请同学们花10—15分钟匿名完成以下问卷。老师不会知道填答的人是谁。答案没有对错之分，请坦诚作答，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该问卷是基于本土概念相关理论设计的，与两个大学8位研究生进行多轮讨论最终定稿。与调查研究注重样本代表性和样本量不同，实地研究的问卷调查取样只限在现场的当事人，关注当事人的所思所想。两天多的时间，93人填写了问卷，21人未填。

问卷第1题就列出多种情形的选项，询问学生当时在场/缺席、通知/收到点名信息、顶替/被替的情况；第2题询问获得信息的渠道，提供无、打手机、微信私信、室友群、好友群、课程作业群、班级群及其它（写出）多种选项；由于每个人都可能在场或缺席，现实生活中学生会在不同的角色间转换，3—14题为冒名顶替者角色的观念描述，15—27题为通风报信者角色的观念描述，28—35题为缺勤者角色的观念描述，选项有“同意”“不确定”和“反对”三种；36—87题测量了社会疏离感，即个体与周围的人、社会、自然以及自己等各种关系网络之间，由于正常的关系发生疏远，甚至被客体支配、控制，从而使个体产生了社会孤立感、不可控制感、无意义感、压迫拘束感、自我疏离感等消极情感，选项从1（完全符合）到7（完全符合）。[15]中国人通常认为有人情味的人，就是给予关系亲近的人好处，不徇私情、秉公办事的人没有人情味。[16]笔者因此假设，那些在现场却没有通风报信，“独善其身”“遵纪守法”的学生可能具有较强的社会疏离感。人们根据自身形成的观念来进行相应的行动。当一个社会上多数人都形成某种观念后，彼此在行动上就易达成共识和默契，同时也会对那些持不同观念者造成行动压力。本文的研究框架参照了曾婉情等的研究。[17](P247-270)3—35题的选项有赞同、反对和不确定，本文采用简单的百分比，如果三派各占33%，说明在这一观念描述上意见最为分化，未有共识；考虑到中间派总有一定比例，如果赞同的比例或者反对的比例超过60%，就意味着形成压倒性优势。

（二）数据分析与讨论

社会疏离感量表中有3对测谎题，有1位填答者未能通过测谎，因此纳入数据分析的最终样本为92人。题1点名时的情况分类如表1所示。

表1 点名时学生的情况

题1的选项多达11项，即便是匿名填写，也没有人承认在场并替人点名。问卷最后的开放题也有反映替点的情况非常少。在场并通风报信的人数为42人，占填答者总数的45.7%，说明通风报信非常普遍。如果以在场者作为分母的话，这个比率更高达66.7%，2/3的在场者都会通风报信。最后的开放题有学生写到：告知同学是自然而然的反应；有时候告知点名这件事感觉只是顺口一说。可见这一传播行为几近文化本能。不在场但点上名的有17人，其中1人承认让在场的同学帮忙替点，16人都是接到报信赶上报名。如果以不在场者总数为分母的话，因听到风声而赶来的比率高达58.6%。不在场没点上名的12人，都收到风声，有10人是当时没看到或事后才得知，还有2人是看到但不想弄虚作假，因此错过了补救的机会。

题2是发出或收到点名信息的传播渠道，可多选，结果见表2。

表2 信息传递的渠道

有22人在题2选择当时没有传递或收到，72人参与了信息的流动过程。以72人作为分母，打手机口头报信的只有2人，占2.8%；微信是主要的传递渠道，既隐蔽又安全，特别是私信的方式占到56.9%；在短短的10分钟里，还产生了二级传播，收到风声的“隔壁”继续口头传递给寝室里的同学。信息的时效性具有价值。

3—35题分别让填答者扮演现场的冒名顶替者、通风报信者和不在场者三种角色，表达他们对某种观念描述的态度。由于现场冒名顶替者极少，而且“替人点到是原则问题”（开放题某位学生的说法），跟通风报信性质不同，因此下文中顶替角色仅作为对比参照。结果如下。

第一，无论何种角色，都涉及到“关系”判断。顶替角色中，88%的填答者同意“我替点的同学跟我关系非常要好”；报信角色中，93.5%的填答者同意“要告知的第一个同学跟我关系非常好”，84.8%的填答者同意“只会告诉跟我关系好的同学，不熟的同学不会主动告知”；不在场角色中，79.3%的填答者同意“我收到现场同学的提醒越多，说明我的人缘越好”，有趣的是，只有34.8%的填答者同意“最早发私信给我的同学，我觉得对我最好”，42.4%选择不确定，22.8%明确表示反对，与上面报信角色的填答存在认知上的鸿沟。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发送私信是很小的帮忙，不足以让获得信息的人觉得对方“对我最好”，73.9%的填答者同意“现场有同学替我点名，我觉得彼此的关系又近了一层”。高达94.6%的填答者认为“告知他人只是举手之劳”，而认为“替人点名只是举手之劳”的比例只有37%，且有39.1%的人明确表示反对，顶替是有风险的。

第二，施助者会考虑行动的成本和风险。在冒名顶替角色中，88%的填答者同意“帮忙点到，要承担一定的风险，碰到严厉的老师，可能会一起扣分甚至挂科”；87%的填答者同意“当老师点到我要替点同学的名字时，我会感到紧张，害怕老师认出来”；92.4%的填答者同意“在替人点名的时候，我会考虑被识破的难度，比如现场同学的多寡、老师是否一直注视报名的同学等，再决定是否帮忙”。相对于冒名顶替，通风报信没有风险，只要动动手指头，能用很小的成本获得帮助对方的效用。这可能会影响到不能施助后双方的看法，不帮关系好的同学替点，事后碰到感到尴尬的比例只有42.4%，对方感到不快的比例是55.4%，而不通风报信给关系好的同学，感到尴尬的比例上升到52.2%，对方感到不快的比例更上升至79.3%。

第三，从人情往来的视角看问题，人情大小和对双方关系的影响是考量重点，个人内心是否愿意或喜欢并不重要。90.2%的填答者同意通风报信有助于拉近关系。作为不在场者，73.9%的填答者同意有人帮忙替点会觉得彼此的关系又近了一层；64.1%的填答者对关系很好的同学在场却没有立即通风报信感到不快。替点的人情明显大于通风报信，因此，对“老师点名一般都有助于在场的同学获得考勤加分，告知不在场的同学损害了在场者（包括我自己）的利益”这个问题的判断，替点角色同意的比例为53.3%，而报信角色同意的比例则下降为42.4%，尽管两种方式客观上都有助于不在场的同学获得加分。替点要冒很大的风险，仍有56.5%的人同意“我并不喜欢帮人点到，但又不会拒绝人，感觉拒绝对方会影响彼此关系，所以勉强帮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在场角色的填答中，73.9%的人反对“现场有同学替我点名，我并没有让对方帮这个忙，因此不会对他/她心存感激”，只有10.9%的人表示同意，是否经过本人事先同意无关紧要，帮了就是帮了，对别人好意的感激是必须的。

第四，遵循报之规范。在替点角色中，64.1%的人同意“之前曾经有同学帮我（不在场时）报过名，作为回报，我也会在对方不在场时帮其替点”，59.8%的人同意“将来如果我（不在场时）需要对方的帮忙，对方也会帮助我报名”。在报信角色中，81.5%的人同意“现在我把老师点名的信息告诉不在场的同学，将来我不在场，也会有同学告知我”。在不在场角色中，82.6%的人同意“现场有同学替我点名，将来如果对方需要我的帮忙，我也会帮助对方点名”。中国是一个人情债的社会，“对方欠自己一笔人情，像是投一笔资，……来来往往，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互助合作”“算账、清算等于绝交之谓，因为如果相互不欠人情，也就无需往来了”。[9]欠着未了的人情使得交往得以继续，一欠一报，形成了生生不息的传播动力场域。

第五，考虑关系网内其他人的反应。在扮演报信者角色时，72.8%的填答者同意“如果不告知不在场的同学，他们也会通过其他在场的同学获得点名信息”。这种预期类似大众传播中的“第三人效果”。第三人效果表现为：受众认为大众媒介对自己的影响小，对他人的影响大，这种预期最终导致自己采取某种行动。同样，对于一条具有很强时效性的信息，这种类似的预期最终会导致在场者竞争通风报信的速度，因为将信息首先传达给不在场者，就意味送出的人情越大。在一些内部会议上，某些成员会严厉约束透风行为，但实际上是想垄断信息的透露权，成为唯一的信源，为自己赢得最大的人缘。那些遵守约束、守口如瓶的成员则被认为打官腔，不肯帮忙。

对表1中四个组别在3—35题的选择进行卡方检验，没有发现显著的组间差异。对社会疏离感量表计算无意义感、自我疏离感、压迫拘束感、不可控制感、孤独感、亲人疏离感、社会孤立感、自然疏离感和生活环境疏离感9个一阶因素，同时计算社会疏离感（包括无意义感、自我疏离感、社会孤立感和压迫拘束感）、人际疏离感（包括孤独感、亲人疏离感和不可控制感）和环境疏离感（包括自然疏离感和生活环境疏离感）3个二阶因素，以及社会疏离感总平均分。对表一中在场报信和在场未报信两个组别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在自我疏离感（Т=-1.903，p=0.062）和不可控制感（Т=-1.785，p=0.079）方面有接近显著的统计差异，两组均值分别是，自我疏离感M报信者=2.99，sd=1.19，M未报信者=3.65，sd=1.48；不可控制感M报信者=2.87，sd=1.26，M未报信者=3.45，sd=1.14。现场未通风报信者在自我疏离感和不可控制感的均值上高于通风报信者。根据量表手册，如果平均分小于4，说明被试疏离感不明显；如果平均分大于4，就表示有一定程度的疏离感，分数越高疏离感程度越高。未报信者在两个维度上的疏离感均值都未超过4，属于正常水平。通风报信者均值偏低（均小于3），只能说明他们更喜欢社会交往和搞好关系。在一个关系至上的社会中，个体致力于建立大且牢靠的关系网，以获得社会资源，并提高抗风险的能力。

四、小结

通风报信是一种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传播行为。本文对高校的一次课堂点名进行了实地研究，发现在场的学生有2/3参与了通风报信，这一传播行为几乎就是文化本能。微信是主要的信息传递渠道，既隐蔽又安全。在短短的10分钟里，还产生了二级传播，收到风声的不在场者继续口头传递给其他缺席者。扮演现场的冒名顶替者、通风报信者和不在场者三种角色，他们对传播行为都涉及“关系”的判断，费孝通的差序格局具有解释力；施助者会考虑行动的成本和风险，相对于冒名顶替，通风报信只是举手之劳，不转告更可能引起好友的不满；传受双方都从人情往来的视角看问题，人情大小和对关系的影响是考量重点，个人内心是否愿意或喜欢并不重要；遵循报之规范，一欠一报，来来往往，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互助合作，形成了生生不息的传播动力场域；考虑关系网内其他人的反应，对其他在场者会放出风声的心理预期，导致他们争先恐后报信，以此为自己赢得最好的人缘。在现场的通风报信者和未报信者在社会疏离感的自我疏离感和不可控制感维度上存在统计上边缘显著的差异，报信者得分偏低，他们更喜欢社会交往和搞好关系。

正如本文开首处指出通风报信是一个中性词，可用于不同的语境，本文无意于上纲上线。在问卷最后的开放回答里，有学生指出，冒名顶替和通风报信是性质不同的行为，他能够把握得住原则问题。也有学生写道：“我认为那些拒绝为最好朋友的人做事过于刚硬，不够圆滑，不太适合这个社会，如果过于坚守原则，那是不太好的，毕竟这也不是考试帮忙作弊那样严重的事情，事实上如果我最好的朋友要求我给他看答案，我也会犹豫”（笔者注：犹豫了还是“原则”问题吗？）；“帮人点名确实一方面会影响对他人的公平，但是不帮忙确实也会影响人际关系，所以很矛盾”（笔者注：原则问题还会矛盾吗？关系还是重点）。只是个体要在其中拿捏分寸，需要通过实践不断在过与不及间寻找平衡点，并最终达到收放自如。这对个体的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古代的做法，是给五伦的优先性做排序，比如忠孝难两全时，对国家的忠放在小家的孝之前。也就是学生所说的原则问题了。作为道德教化的树立榜样的方式收效甚微，其中违背人性、缺乏人情味是关键，它无法指导个体在生活世界的实践。[18]或许，榜样的力量就是在茫茫人海中寻找一个国家未来的中流砥柱。毕竟，民族脊梁是比较少的。

在社会的微观运作中，普通个体常常回到权利义务的相互性问题上，比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尽管传统道德提倡父不慈的情况下子仍要孝，但个体可能以父不慈的前提拒绝履行义务。有学生写到：“如果一节课充实有内容，我觉得点名也无所谓，因为确实能增加知识。所以，如果是无聊的水课，还点名，这就有问题了，一节课要么充实，要么水而不点名”。这种提法就是颠覆排序的一种，里面隐含的逻辑是，一个老师只有上课有内容，才能行使点名的权力，否则学生可以用各种形式对抗点名。中国传统社会中各朝代的盛衰也许是系于多数人是否具有同理心，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既然大家都有成“婆”的机会，在当媳妇的时候就应该有权利义务相互性的同理心，能站在婆婆的角度看问题，就会避免很多矛盾。当大多数人不具备这种同理心的时候，手足相残，就进入了礼崩乐坏的时代。这种相互性的观念跟现代的权利义务平等观念之间是很不相同的。

人情常常会渗透到公权力的运作中，腐蚀和取代国法制度的规范性。[19]私人关系窃取了国家权力，制度被人情融化掉，为小圈谋利，导致腐败。翟学伟认为，在人情社会中，通过修复制度本身（立法）无法遏制腐败，就会通过周而复始的运动维持二者的共存。[20]如何抑制人情向公领域渗透，许多学者都提出了具体的见解。冯必扬认为，应当将人情局限在私领域，让契约精神在公领域发挥功能，才能形成一个健康的社会。他的四条具体建议中，打破行政垄断从政府手中释放更多社会资源、加强权力制约做到权力运行规范透明、建立和健全法律制度这三条都是从完善权利义务的相互性前提出发，以避免公民否定前提拒绝履行义务；第四条确立公平竞争的制度和理念，部分涉及个体的观念养成。[21]黄光国开出的药方比较从个体的角度出发：培养个体对事不对人的处世标准；制度性分离，让个体离开熟悉的人情网络，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心理隔离，公私分明。本文从“人人都是体制”的视角出发，认为观念的培养和文化的自觉才是治本的良药，需要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努力，药效慢。

本文在曾婉情等的研究基础上，[18]在一个新的情境“通风报信”中重新验证了人情的相关理论，发现了人情作为生生不息的群体动力，在通风报信中充当重要的心理动力，形成了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与信息场。从传播学的视角看，信息具有的非排他性特点使得其在人情运作中与物质性的交换物存在不同，信息的交换除了满足熟人关系、非等价交换、排除个人意愿等一般准则，还可能在交换的两端形成“多人同时持有相同信息、一人可向多人报信”的传播动力场。人情交换的决策与对交换结果的预期与物质性交换相比具有一定的模糊性，由此产生群体成员间是否报信、抢先报信的心理博弈与不知群体内谁在报信的“内鬼”问题，从而进一步丰富了人情等本土理论探索的信息与传播之维。当然在研究方法上还存在局限性。

首先，实地研究的优点是有机会直接观察社会中的关系，避免研究情境的人为性，但现场变量多而复杂，不能精确测量，也不能证实纯粹的因果关系，解读过程难免带入主观性。在总数114人的班级内，仍有21人未能参与填答，由于匿名的关系，这些人是谁？他们在通风报信中充当何种角色？其重要程度如何？尚无法确定。笔者判断，不愿填答的人可能包括冒名顶替者、被顶替者、隐私敏感者和厌烦问卷者，在填答中没有人承认自己替人点名，只有1人承认让别人替点。其次，由于实地研究的问卷只限定在“课堂点名”情境中的当事人，因此样本量较小，这可能是本文关注的变量仅存在边缘显著差异的原因。实地研究的具体情境稍纵即逝，情境中不同类型当事人的所思所想在事后很容易随时间推移出现偏差乃至重塑。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增加样本量，缩短问卷与事件的时间间隔，还可以引入对不同类型行动者的深度访谈，更加深入地分析和解释量化结果。最后，由于问卷设计时间紧迫，临时起意，社会疏离感可能不是最好的测量变量，如有可能，将来的研究可以测量社会正义感等其他变量。在开放题回答中，有学生提到“敢于逃学就要敢于承受风险”“作为在场者，看到后来才有越来越多的同学加入在线会议，还是感觉有点不快啊”（笔者注：这些人会不会被认为是不友好的人呢？还是具有现代公民公平公正意识的人？）等。人本身是最值得研究的，比如1/3的在场者选择了独善其身，不参与通风报信，这些人在日常生活中究竟是怎样的人？他们是否具备更符合未来公务人员挑选的人格特质？等等。期待未来的研究能有进一步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