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接受视角下《庄子》英译本海外传播策略研究
——基于海外读者问卷调查的分析

季红琴 毛思园

长沙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长沙 410114

《庄子》是我国重要的文化典籍，博大精深，在文学和哲学等领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1]。《庄子》在国内的传播始于先秦，影响力在汉初逐渐扩大。而《庄子》在西方的传播开始较晚，直至19世纪末，第一本《庄子》全译本才传入西方，至今英文全译本有10部，选译本有14部[2]。但就《庄子》英译及其研究而言，西方则走在前列，相关实践和研究始于19世纪末；相对而言，国内的研究起步较晚，直至21世纪初相关工作才开始受到广泛关注，随之成果渐丰。虽然国内外学者对《庄子》英译及其研究关注较多，但对《庄子》英译本的对外传播研究重视不够，相关研究成果较为匮乏，基于实证调查的对外传播研究成果更少。提升《庄子》等中国典籍译本的海外影响力，必须了解受众的需求与期待，进而制定更加科学的传播策略，因此面向国外受众的基于接受理论的《庄子》英译本对外传播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接受理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初，主要考察读者在文学传播中的作用。接受理论是一个通过文学交流进行创作和接受的辩证运动过程，重视文学作品与作者的关系[3]。它使文本批评从作品、作者转移到读者，使译者在翻译时除了要关注翻译工作本身，还要忠实于原文本，因此笔者在重视源语文本的基础上，将译者接受、海外读者水平和读者期待纳入研究范围当中。以读者接受理论为指导，通过调查《庄子》英译本海外接受现状，分析其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构建《庄子》英译本对外传播策略，以期为中国文化典籍的对外传播提供参考。

一、调查问卷设计

本文选用的译本共10部，分别为巴尔福的The Divine Classic of Nan-Hua: Being the Works of Chuang Tsze,Taoist Philospher，翟理斯的Chuang Tzu: Mystic，Moralist，and Social Reformer，理雅各的The Writings of Chuang Tzu，华兹生的The Complete Works of Chuang Tzu，威厄的The Sayings of Chuang Chou，梅尔的Wandering on the Way：Early Taoist Tales and Parables of Chuang Tzu，帕梅尔的The Book of Chuang Tzu，以及林语堂的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冯友兰的Chuang-Tzu: A New Selected Translation with an Exposi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Kuo Hsiang、汪榕培的《庄子》译本。本研究通过 Facebook、Surveyswap、HelloTalk、WeChat等在线发放问卷，共发放问卷264份，收回问卷253份，经人工核验均为有效问卷。本研究包含读者接受与译本传播，因此问卷设计时将实际读者、理想读者和潜在读者，以及传播主体、传播平台、传播媒介、传播对象、传播效果等均纳入问卷设计。

二、问卷调查结果统计与分析

(一)调查对象基本信息

1. 调查对象年龄和学历分布

在年龄分布上，调查对象主要集中在18~50岁，占比97.6%。在受教育程度上，超过90%的调查对象接受过高等教育，其中大学以上占比37.2%，大学占比55.3%，高中及以下占比7.5%，具体见图1。

图1 调查对象学历分布

2. 调查对象职业分布

调查对象的职业分布较广，从图2可以看出调查对象中以学生居多，占比48.2%；其次是高校教师或科研人员，占比10.7%；另外还有艺术工作者占比7.5%；工程师、销售或商人均占比5.9%；医学工作者占比4.7%；行政管理人员、技工和手工业者占比略高于3%；无业人员、会计、律师、公务员以及退休人员占比较少，均不超过2%。

图2 调查对象职业分布

3. 调查对象洲籍分布

由图3可知，来自亚洲国家的调查对象最多，占比44.7%；其次是南美洲，占比24.9%；来自欧洲的占比22.5%；来自非洲的占比3.6%；来自大洋洲和北美洲的较少，分别占比2.4%和1.9%。

图3 调查对象洲籍分布

(二)传播主体的选择与影响

传播主体，亦称传播者，指在传播活动中借助特定媒体发布信息的人。依层次来分，传播主体可划分为人际传播者、组织传播者和大众传播者[4]。传播主体对《庄子》英译本的对外传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就人际传播者而言，译者的文化素质和教育背景对译本的形成有重要影响，甚至决定了译本的质量。

1. 目的语读者对译者的期待

由表1可知，目的语读者对译者的期待与翻译工作本身对译者的需求基本一致。在对《庄子》英译本译者的期待问题上，期待中西译者合译的占比38.3%，期待译者深度了解《庄子》原文的占比37.2%，认为译者应该具备丰富的文化和哲学知识的占比36.0%。

表1 目的语读者对《庄子》英译本译者的期待

《庄子》源语文本阅读难度较大，部分典故有待考证，难以理解，若译者仅有语言优势但不能透彻理解《庄子》源语文本及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则很难准确翻译原文，最终将影响译本质量，进而影响该译本的对外传播效果。

2. 目的语读者对传播主体的偏好

图4数据显示，《庄子》英译本最重要的传播主体是朋友或家人，其次是外交家。朋友或家人属于人际传播者的范畴，其传播具有双向性强、反馈及时、互动频度高的特点，传播关系突出了自发性、自主性和非强制性，能为《庄子》英译本海外传播提供便利。外交家属于组织传播者的范畴，通常具有良好的传播技能和沟通技巧，能为《庄子》英译本海外传播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我国实行的是政府主导型对外文化传播策略，政府既是对外文化传播政策的制定者,又是主要的执行者[5]，因此，以外交家为代表的组织传播者在我国对外文化传播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要使《庄子》英译本为更多的目的语受众所接受，既需要以译者和普通民众为代表的人际传播者，也需要以外交家为代表的组织传播者。

图4 目的语读者对传播主体的选择偏好

(三)目的语读者对译本的评价、接受与期待

传播客体，即传播内容。在《庄子》英译本传播过程中，所有参与者通过交流达成共识。《庄子》英译本传播内容包括译本呈现形式、译文质量、译文风格、译本出版形式以及文本深层内涵等。

1. 目的语读者对译本呈现形式的选择偏好

就译本呈现形式而言，通过表2可知，目的语读者最偏好的译本呈现形式为书本封面具有趣味性（占比46.2%），其次是译本包含文本简介（占比40.7%），排名第三的是译本包含插图（占比35.2%），排名第四的是译本具有鲜明的版面风格（占比34.4%）。

表2 目的语读者对译本呈现形式的选择偏好

2. 目的语读者对译本质量评价的影响因素

针对译本的质量，从图5可知，语言可读性（被选频次为123）和忠实于原文（被选频次为122）是影响目的语读者对译本质量评价的最重要的因素。另外，有内容丰富的序言（被选频次为98），有可接受的风格（被选频次为95），由权威出版社出版（被选频次为62）也是读者比较在意的因素。

图5 目的语读者对译本质量评价的影响因素

3. 目的语读者有效阅读译本的影响因素

针对译本的有效阅读，通过表3数据可知，制约目的语读者有效阅读《庄子》英译本的前5个因素分别为：译文表述不清、不地道的语言表达、序言缺乏背景信息、译文中存在语法错误、原文无注释。由此得知，译文的质量是影响目的语读者有效阅读的最主要因素。《庄子》英译本对外传播应立足于译文本身，避免质量不佳的译本进入目的语读者的阅读市场。

表3 目的语读者有效阅读《庄子》英译本的影响因素

续表3

另外，针对译本风格，由图6可知，读者更加偏好叙事体风格的英译本（被选频次为89），其次为逻辑性叙述风格（被选频次为60），排名第三的是源语文本风格（被选频次为52），卡通或其他插图风格排名第四（被选频次为38）。可见，书本封面的趣味性、副文本信息、文本语言表达会影响《庄子》英译本的传播效果。文化传播的最高境界是“柔弱无骨”，要让中国文化、中国思维方式和中国智慧如同中国制造的器物一样，融入目的语国家民众的生活。以故事的形式传播中国优秀典籍，不失为智慧的选择[6]。

图6 目的语读者译本叙述风格的选择偏好

4. 目的语读者对译本出版形式和出版质量的选择偏好

就译本出版形式，汉英双语版本最受欢迎，被选频次为135；其次为英语有声书版本，被选频次为97，详见图7。就译本出版质量，对书本打印技术的关注最多，其被选频次为95；其次为书本质量，被选频次为83，详见图8。由此可见，在传播《庄子》等中国文化典籍时，向目的语读者推荐双语对照版本，并迎合比较受欢迎的装订方式，最容易被接受。

图7 目的语读者对译本出版形式的选择偏好

图8 目的语读者对译本出版质量的选择偏好

5. 目的语读者对文本内容的选择偏好

就文本深层内涵而言，由表4可知，《庄子》英译本中所蕴含的文化典故是读者最想了解的内容，其被选频次为104，占比41.1%；其次为《庄子》英译本中所蕴含的文化理念，其被选频次为100，占比39.5%。由此可见，传播我国文化典籍需要立足于目的语受众的差异化和本土化，从多个维度解析其阅读喜好，不仅要注重文本内容和呈现形式等浅层概念，还要关注我国文化典籍所蕴含的文化典故、文化理念和哲学内涵，满足其对译本的较深层次的需求与期待。

表4 目的语读者对译本深层内涵的选择偏好

(四)《庄子》英译本传播现状

传播渠道在对外传播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庄子》英译本对外传播渠道包含了传播形式、传播媒介和传播载体等。

1. 目的语读者获取译本的渠道

表5数据显示，目的语读者获取《庄子》英译本的主要渠道有互联网、中文课、在中国旅行等。互联网是获取《庄子》英译本的最重要的方式，占比54.5%；中文课次之，占比49.0%；在中国旅行中了解到《庄子》占比为31.6%。由此可知，可以选择互联网和中文课作为《庄子》英译本对外传播的主要渠道。

表5 目的语读者获取译本的主要渠道

续表5

2. 目的语读者对《庄子》英译本出版社选择偏好

表6数据显示，国外知名出版社更受青睐。在阅读中国文化典籍时，偏好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占比37.2%，偏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占比32.0%，偏好哈科特出版公司占比30.0%。当前，目的语读者存在不信任中国出版机构，不认可中国译者专业水平的偏见，在这种情况下，多数译作拟在国内相关单位出版发行，客观上也加剧了中国文化典籍进入外国目标群体市场的难度[7]。

表6 目的语读者对译本出版社选择偏好

(五)《庄子》英译本传播对象的选择与期待

1. 目的语读者的类型与传播

《庄子》英译本的目的语读者即为传播对象，也称为受众，可划分为青少年受众、普通受众和学术型受众三大类。图9显示，在253名调查对象中，13.4%为青少年受众，58.5%为普通受众，28.1%为学术型受众。由此可见，《庄子》英译本等文化典籍传播对象应以普通受众为主。

图9 不同类型读者对译本版本的偏向

图10数据显示，在针对《庄子》英译本阅读难度的调查上，认为《庄子》英译本阅读难度较大的占比66.0%。这显示了当前《庄子》英译本更适合专业型读者阅读，因此，出版机构应尊重读者的个体性和差异性，推出适合不同文化水平读者的译本，进而提升文化传播效果。

图10 目的语读者阅读《庄子》英译本的难度

2. 目的语读者的阅读动机与传播

根据受众需求，可以将受众群体划分为三种类型：知识兴趣型受众、职业发展型受众、情感需求型受众。表7数据显示，以培养个人兴趣或学习相关知识为目的的受众占比61.7%，以职业发展为目的的受众占比34.8%，以满足个人情感需求为目的的受众占比31.2%。有鉴于此，在推出《庄子》等文化典籍英译本时，应根据读者的需求，采取针对性策略。

表7 目的语读者阅读《庄子》英译本的动机

三、《庄子》英译本对外传播问题与困境分析

我国对外文化传播历史悠久，尽管我国一直重视文化对外传播，但优秀文化“走出去”仍面临着多重困境，结合图11，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图11 《庄子》英译本对外传播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是我国文化传播主体职责不清。我国主要通过政府和普通民众传播中华文化。由于东西方存在政治层面的意识形态差异，政府在传播传统文化过程中，会遇到一定抵触和排斥；而以普通民众为主导的人际传播活动存在随意性、自发性，导致传播的效果和系统性存在一定不足。

其次是我国文化传播内容缺乏本土适应性。调查显示，译本呈现形式、译本质量、出版形式以及文本深层内涵都是影响《庄子》英译本有效传播的重要因素。书本的封面设计是吸引国外受众阅读书籍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书本封面设计比较单调，则难以有效吸引国外受众的注意力。语言表述不清，语言表述中式化影响着国外受众的阅读体验，容易造成对文本内容的误解。副文本信息缺乏，使得国外受众对我国传统优秀文化理解仅停留在浅层概念上，难以理解深层内涵。

再次是我国文化对外传播渠道比较单一。调查显示，中文课堂和互联网是国外受众获取《庄子》英译本及相关信息的主要渠道。课堂教学内容偏重理论研究，文化性、艺术性偏弱，而受众群体较为局限，难以担当文化传播的主要渠道。另外，互联网上信息输出人群太过随意，不能保证内容的正确性，更遑论完整性和文化力，亟须规范整治。

最后是我国文化对外传播定位还不精准。受众按照不同专业度可以有不同的划分方式，当前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时，还没能很好地对受众进行专业划分，传播策略不能满足受众的多样化和多层次需要，从而影响了优秀文化“走出去”的进程。

四、基于《庄子》英译本传播现状的文化传播对策

基于调查数据，根据《庄子》英译本对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以提升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效果。

(一)明确传播主体职责，优化传播主体格局

传播主体是传播行为的发起者和执行者，是传播活动的关键因素之一[8]。要提升《庄子》英译本等文化典籍对外传播能力，需要优化传播主体格局，形成政府主导、多元传播主体共同参与的传播格局。

首先，政府既是国家文化对外传播的“掌舵者”，具有开展文化对外交流工作的职能，在文化对外交流中发挥着引领作用，同时也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中坚力量。以外交家为代表的组织传播主体对目的语受众学习中国文化典籍有着不可或缺的影响。

其次，译者须明确传播职责，着力提升文化修养和翻译素质。鉴于国外译者普遍欠缺中国社会生活的经验和对中国旧书的广泛知识[9]，因此可采取“西方汉学家+中国译者”的中外合作译者模式来提升文化典籍的编译水平。该模式最显著的优点在于优势互补，既能保障译文质量，又能推动译文的出版和传播[10]，比如冯家福（Gia-fu Feng）和妻子Jane English合译的《庄子》内篇，文本融入了美国的嬉皮文化，语言朴实，具有可读性，是中外合作译者模式的成功范例。

再次，鼓励更多的普通民众参与到中国文化典籍对外传播活动当中。西方受众生活于思辨的环境当中,他们希望看到不同视角下对中国典籍文化的阐释,更希望听到不同阶层对典籍文化的解读,官民并举的传播格局可以增强对外传播的公信力,避免引起西方社会的抵触[11]。

最后，郭庆光指出，以普通民众为例的人际传播者传递和接收信息形式多样，渠道广泛；普通民众间的人际传播双向性强，回馈及时，互动频度高，可以及时调整传播内容和传播方法；人际传播具有自发性、自主性和非强制性，传播相对自由和平等[12]。因此，普通民众可以作为中国文化典籍对外传播的人际传播主体。

(二)提升译本内容本土适应性，优化传播内容

在向海外输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时，需尊重目的语读者的差异性和本土化，在优化文本内容和呈现形式等浅层符号的同时，还需要从深层意蕴上输出相关文化典故、文化理念和哲学内涵，进而走进海外读者的心房，获得海外读者的认同。调查显示，译文表述不清晰、不地道的语言表达是影响读者阅读体验的最主要的因素。

为提升《庄子》英译本的对外传播效果，应将源语文本的副文本信息纳入研究范围，即关注文字考订、序言、注释、跋、索引等。理雅各译本就是很好的例子。19 世纪中期大批传教士来华传教，为让传教人员获得与本土读者同等的阅读体验，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理雅各整理的《庄子》英译本附有1010条注释。译本的排版设计和外观也是读者关注点之一，因此在出版译本时，可以聘请专业化团队对其进行精心设计。

此外，《庄子》源语文本里富含诸多文化典故和寓言故事，需加以关注。讲好中国故事，需要转变传播理念，由器物文化向精神文化转变、由个性文化向共同文化转变、由民族文化向人类文化转变[13]，寻求道家思想在别国社会文化的共通之处，为实现道家思想的普世化创造条件。

(三)运用现代化传播媒介，拓宽传播渠道

中国文化典籍“走出去”，需要优化出版模式。国外出版社更能得到国外受众的认可，也能快速进行译本的推介。典籍外译作品的出版发行，不仅要依托国内出版社，还要积极寻求与国际知名出版社合作，利用其影响力，顺利进入海外的主流销售渠道。

传播中国文化，要借助现代化的传播媒介。目前，《庄子》英译本主要通过互联网和中文课进行对外传播，而目的语受众往往具有“求新、求奇、求知、求乐、求美”心理，如果传播媒介能从这些方面着手，便可以赢得受众[14]。新媒体的兴起，为《庄子》英译本对外传播提供了新的契机，可以利用短视频的高频推出、休闲放松的特点，吸引国际受众的注意力，拓宽传播渠道。目的语受众在了解《庄子》等中国文化典籍时更偏爱有声书和附有光盘的纸质书籍，更青睐于在网络上获取相关资源。厄诺（Robert Eno）与柯瑞亚（Nina Correa）译本直接公益性地在互联网上发布大获成功，为我们推介中国文化典籍提供了借鉴。基于承载和传播形式角度，典籍外译作品在坚持以传统纸媒为手段的同时，也要综合利用自媒体、移动网络等现代化传播媒介，再加上基于典籍的变异模式，如歌、曲、舞、剧、戏等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以形象化的模式扩大目标受众[7]。

(四)采取针对性策略，顺应读者心理

中国文化典籍国际读者类型多样，需要精准筛选和分类。接受美学理论的核心是读者，应从读者期待视野和读者水平出发，调整传播定位，采取针对性策略，满足目的语读者的期待。按层次划分，读者文化可分为三个层次：受过高等教育的一般读者、具有专门知识的研究型读者、未受高等教育的青少年读者。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一般读者，目的语文本更要忠实于源语文本，同时在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基础上不断提升其文学价值。比如冯友兰在《庄子》（内七篇）译本中对郭象的《庄子论》进行选译和评论，并加入自身的思考和研究。针对未受高等教育的青少年读者，目的语文本语言应生动活泼，必要时可以采用口语化表达和图文并茂的方式，从而激发青少年的兴趣，增强文化传播的可接受性和实际效果。冯家福（Gia-fu Feng）与 Jane English 合译的《庄子》内篇（Chuang Tsu: Inner Chapters）语言平实、中英对照、图文并茂，还将道家精神与美国嬉皮文化相结合，因而获得较多美国读者的追捧。

根据阅读动机，可以将受众划分为知识兴趣型受众和情感需求型受众。针对知识兴趣型受众，目的语文本需体现源语文本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养生方法、有趣的寓言和轶事、文化价值观、时代背景等重要信息。韦利在《庄子》英译本的“道家的政治”部分介绍了同时代发生的历史事件，如以魏国为主要参照国，介绍当时先秦时期各国相对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文化状况[15]。针对情感需求型读者，目标语文本应该通俗易懂、便于读者快速阅读。比如，葛瑞汉的《庄子》英译本体现了“以思想为本，在命运之易变与死亡之必然之间得到调和”的思想[16]。

结语

结合以《庄子》英译本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典籍在海外的传播现状，中国文化典籍主体格局需要进一步优化，传播职责需要进一步明晰，要通过不断丰富传播媒介，加大对外推介力度，提升传播效果。另外，译本质量是影响中国文化典籍对外传播效果的关键因素，要特别关注译本的质量问题。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时，还应努力消除目的语受众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误解和偏见，从传播主体、传播对象、传播内容、传播媒介等维度来构建中国文化典籍传播路径，助力中华文化“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