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周迎后”及北周政权对甘州的经略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

赵世金

(西北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

“北周迎后”事件即北周武帝派遣使臣迎娶突厥皇后阿史那氏之事，“迎后”事件在正史或出土文献中都有记载，但是所载内容不同，尤其是迎后使臣、地点、时间等记载不一，所以需要进行详细的梳理、考证。在上个世纪北周武帝孝陵发掘之后，学界对于阿史那皇后相关事迹进行了研究。《北周武帝孝陵发掘简报》一文对于阿史那皇后墓志进行公布，(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咸阳市考古研究所《北周武帝孝陵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2期，第8-28页。方便了学界对于北周武帝及阿史那皇后相关事迹的研究；此后，侯养民、朱利民、朱振宏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阿史那皇后生平进行研究。(2)侯养民《北周武帝孝陵三题》，《文博》2000年第6期，第40-43页；朱利民《“武成”谥号考订》，《唐都学刊》2000年第2期，第62-63页；朱振宏《北周武德皇后墓志考释研究》，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20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年，第296-326页。但是学界对于碑刻中所出现的“甘州迎后”一事并未引起关注，特别是对于西魏北周时期宇文氏政权在河西地区增置甘州，减轻凉州地区的军事压力，将河西地区的统治重心西移，显示出以宇文氏为核心的“关陇集团”稳定关陇，制衡各方势力的决心。

由于“迎后”事件是北周武帝时期非常重要的事件，不仅关系到宇文泰为首的关陇集团对于河西、陇右诸边地的经略，也牵扯到北齐、北周、突厥三方之间的角逐以及北周时期主要的外交政策等。我们可以根据出土文献以及正史中的记载，对于出使和亲人物、北周的军事、外交政策等进行考证，并且可以了解到西魏北周政权对于新置“甘州”地区的经营及州郡长官的选任情况。

一、“北周迎后”过程考述

北周“迎后”事件在《周大将军赵公(宇文广)墓志铭》载：“保定二年(562)，奉诏向甘州迎皇后。有文在手，仲子之归。纪裂纟需来，卿为君逆。自非名高绝国，威被和邻，岂得称族而行，尊君之命。”(3)[北周]庾信撰，倪璠校注《庾子山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016页。《周上柱国宿国公河州都督普屯威(辛威)神道碑》载：“保定五年(565)，被使领兵出西凉州奉迎突厥皇后。纪裂纟需来，卿为君逆，称族而行，尊君命也。”(4)[北周]庾信撰，倪璠校注《庾子山集注》，第885页。《宇文广墓志》《辛威神道碑》均为北周时期著名文士庾信所撰，前者撰写于天和六年(571)，后者撰于大定元年(581)，即杨坚代周之年。二碑碑文虽然均为庾信所撰，但是碑文所载迎后时间、迎后地点以及迎后方式均不同，如下表1：

表1 《宇文广墓志》与《辛威神道碑》所载迎后事迹

神道碑所载“西凉州”，西魏置西凉州，寻改曰甘州。(5)[唐]魏徵等撰《隋书》卷29《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815页。《太平寰宇记》载：“大统十二年(546)，分凉州以西张掖之地为西凉州。至废帝二年(553)，更名甘州。”(6)[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152，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940页。而《周书·文帝纪》载：“魏废帝三年(554)春正月，改西凉州为甘州。”(7)[唐]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卷2《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34页。西凉州何时改为甘州，具体时间不详。但是无论是宇文广还是辛威迎后之时，可以确定西凉州已经更名为甘州，而辛威神道碑载其往“西凉州”迎后，更确切的说是往“甘州”迎后。而将所谓“西凉州”改为甘州，也显示出宇文泰集团对于凉州(武威)以西之地的重视，特别是以敦煌为中心的瓜州地区长时期被地方大族控制，所以设立甘州可顾凉州以西之地，为中央王朝西进统治作铺垫。

墓志及神道碑中所载：“有文在手，仲子之归”为《左传》鲁隐公元年的史事，具体为“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8)蒋冀骋标点《左传》，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第1页。此句意思即为：“仲子出生时手心就有个‘鲁’字。意思是她将成为鲁国的国君夫人。”(9)薛亚军《〈左传〉“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句考辨》，《文教资料》1999年第5期，第118页。而“纪裂纟需来，卿为君逆”之句亦出自于《左传》：“隐公二年九月，纪裂纟需来逆女。”(10)蒋冀骋标点《左传》，第3页。意思为：“隐公二年九月，纪国的裂纟需来鲁国迎亲。”《宇文广墓志》《辛威神道碑》采用《左传》中的典故，一是为了显示出北周迎后之决心，二是为了显示出宇文广、辛威等迎亲将领的杰出贡献。虽然出土墓志、神道碑均载北周武帝时期迎亲之事，但是内容却不同，尤其是传世典籍对于“遣使”与“迎后”的记载混淆。

北周“迎后”事件在《周书·皇后传·武帝阿史那皇后传》载：

高祖即位，前后累遣使要结，乃许归后于我。保定五年二月，诏陈国公纯、许国公文贵、神武公窦毅、南(阳)[安]公杨荐等，奉备皇后文物及行殿，并六宫以下百二十人，至俟斤牙帐所，迎后。俟斤又许齐人以婚，将有异志。纯等在彼累载，不得反命。遂谕之以信义，俟斤不从。会大雷风起，飘坏其穹庐等，旬日不止。俟斤大惧，以为天谴，乃备礼送后。(及)纯等设行殿，列羽仪，奉之以归。(11)[唐]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卷9《皇后传·武帝阿史那皇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143-144页。

这则史料记载“迎后”事件发生于保定五年二月，出使迎亲人物有陈国公宇文纯、许国公宇文贵、神武公窦毅以及南安公杨荐等，均为当时关陇集团的核心人物。和亲过程并不顺利，因为突厥摇摆于北周、北齐两个大国之间，致使宇文纯等和亲使者“在彼累载，不得反命”。但是根据时间来看，这则史料记载宇文纯等在保定五年二月前往俟斤牙帐迎亲，并且我们亦知在保定五年北周迎后最终成功，所以史料中所载“在彼累载，不得反命”与保定五年迎亲成功相互抵牾，在保定五年二月之前，宇文纯等已经前往突厥牙帐迎亲。而文中将突厥可汗嫁女的最终原因归结为天气异常，风雷大作数日不止，其首领俟斤恐，遂同意与北周武帝结为姻亲。而这则史料有两个疑点，第一，其迎后地点在突厥可汗牙帐，而非碑石所载宇文广、辛威往“甘州迎后”；第二，和亲使团于保定五年前往突厥牙帐迎亲，由于齐人作梗，所以致使使团“在彼累载，不得反命”，既然数载不回，则迎后使团何时归国。

关于此事在《周书·宇文贵传》中亦载，曰：

保定之末，使突厥迎皇后。天和二年，还至张掖，薨。(12)[唐]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卷19《宇文贵传》，第314页。

《周书·宇文纯传》载曰：

保定中，使于突厥迎皇后。(13)[唐]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卷13《宇文纯传》，第204页。

另外，《周书·王庆传》载：

初，突厥与周和亲，许纳女为后。而齐人知之，惧成合从之势，亦遣使求婚，财馈甚厚。突厥贪其重赂，便许之。朝议以魏氏昔与蠕蠕结婚，遂为齐人离贰，今者复恐改变，欲遣使结之。遂授庆(王庆)左武伯，副杨荐为使。是岁(保定二年)，遂兴入并之役。庆乃引突厥骑，与隋公杨忠至太原而还。及齐人许送皇姑及世母，朝廷遂与通和。突厥闻之，复致疑阻，于是又遣庆往谕之。可汗感悦，结好如初。五年，复与宇文贵使突厥逆女。(14)[唐]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卷33《杨荐传》，第575-576页。

《宇文贵传》《宇文纯传》对于此事记载较为简略，而《杨荐传》的记载略为详实。具体为北周求婚于突厥，并许诺纳之为后。但是北齐却从中作梗，也想与突厥结为姻亲，以重财厚馈求之。但是经过杨荐的出使，使得突厥可汗感悦，于是在保定五年与宇文贵使于突厥逆女。《北史·突厥传》载：

初，恭帝时，俟斤许进女于周文帝，契未定而周文崩。寻而俟斤又以他女许武帝，未及结纳，齐人亦遣求婚，俟斤贪其币厚，将悔之。至是，武帝诏遣凉州刺史杨荐、武伯王庆等往结之。庆等至，谕以信义，俟斤遂绝齐使而定婚焉。仍请举国东伐，于是诏随公杨忠率众一万与突厥伐齐。忠军度陉岭，侯斤率骑十万来会。明年正月，攻齐主于晋阳，不克，俟斤遂纵兵大掠而还。忠还，言于武帝曰：“突厥甲兵恶，赏罚轻，首领多而无法令，何谓难制驭？由比者使人妄道其强盛，欲令国家厚其使者，身往重取其报。朝廷受其虚言，将士望风畏慑。但虏态诈健，而实易与耳。今以臣观之，前后使人皆可斩也。”武帝不纳。是岁，俟斤复遣使来献，更请东伐。诏杨忠率兵出沃野，晋公护趣洛阳以应之。会护战不利，俟斤引还。五年，诏陈公纯、大司徒宇文贵、神武公窦毅、南安公杨荐往逆女。(15)[唐]李廷寿撰《北史》卷99《突厥传》，第3289页。

据此可知，北周与突厥和亲所经历的过程较为坎坷，从文帝宇文泰开始，便求于突厥和亲，但是文帝早崩。武帝即立，突厥可汗俟斤又以他女许于武帝，但是，还未及结纳，北齐却亦以厚币遣使求婚，突厥可汗俟斤将悔。武帝派遣当时任凉州刺史的杨荐与王庆等前往晓以利害，因此俟斤拒绝北齐的要求，并与隋公杨忠等共同讨伐北齐，但是数战皆不利，俟斤引军还。保定五年，周武帝遣使者陈国公宇文纯、许国公宇文贵、神武公窦毅以及南安公杨荐前往迎亲。《周书·突厥传》所载与《周书·武帝阿史那皇后传》记载基本相同，迎亲人物、迎亲时间基本一致。另外《资治通鉴》沿袭《周书》所载：

(保定五年)二月，辛丑，周遣陈公纯、许公贵、神武公窦毅、南阳公杨荐等，备皇后仪卫行殿，并六宫百二十人，诣突厥可汗牙帐逆女。(16)[北宋]司马光撰，[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169，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5249-5250页。

《周书·窦毅传》载：

在太祖之时，突厥已许纳女于我，齐人亦甘言重币，遣使求婚。狄固贪婪，便欲有悔。朝廷乃令杨荐等累使结之，往反十余，方复前好。至是，虽期往逆，犹惧改图。以毅地兼勋戚，素有威重，乃命为使。及毅之至，齐使亦在焉。突厥君臣，犹有二志。毅抗言正色，以大义责之，累旬乃定，卒以皇后归。(17)[唐]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卷30《窦毅传》，第522页。

据此可知，朝廷累次派遣杨荐等前往迎亲，但是往返十余次，才使得突厥同意。所以派遣窦毅等名望素著的大臣前往迎接，迎后地点当在突厥王庭。

除上述迎亲四大臣之外，《周书·赵文表传》亦载，赵文表也出使了这场主要的外交活动，据传记所载：

保定五年，授畿伯下大夫，迁许国公宇文贵府长史。寻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仍从贵使突厥迎皇后，进止仪注，皆令文表典之。文表斟酌而行，皆合礼度。及皇后将入境，突厥托以马瘦徐行，文表虑其为变，遂说突厥使罗莫缘曰：“后自发彼蕃，已淹时序，途经沙漠，人马疲劳，且东寇每伺间隙，吐谷浑亦能为变。今君以可汗爱女，结姻上国，曾无防虑，岂人臣之体乎？”莫缘然之，遂倍道兼行，数日至甘州。以迎后功，别封伯阳县伯。(18)[唐]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卷25《赵文表传》，第581页。

赵文表也参加了迎后事件，但是可能与前四位人物相较，其地位并无其他使臣尊崇，所以赵文表作为使臣参加迎后事件在其他传记中阙载。但是，从《赵文表传》中我们可以得到非常重要的信息，即赵文表作为宇文贵的副手，他对于“进止仪注”等掌握的较为详实，皆合礼度。但是从突厥的“马瘦徐行”状态中可以了解到，突厥对于此次和亲并不情愿。即到达甘州后，则基本脱离危险，说明当时北周政权牢牢掌握甘州地区的控制权，也是对于边地最有效的控制范围。

从上述史料可知，北周时期迎后事件在史籍中记载不一，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迎后时间不同，主要有保定二年、保定五年之说；

第二，迎后地点不一，即甘州迎后与突厥王庭迎后二说；

第三，对于迎后人物记载不一。

关于迎后时间问题，根据《周书·突厥传》《周书·窦毅传》可知，早在宇文泰时期，突厥已许纳女，但是一直推迟到保定五年。周武帝即位之后，国家实力强盛，攻灭北齐成为其首要目标。那么在北周、北齐、突厥三方角逐之下，北周武帝对于与突厥结亲的事件变得更为重视。正如《周书·阿史那皇后传》所载：“高祖即位，前后累遣使要结，乃许归后于我。”(19)[唐]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卷9《阿史那皇后传》，第143-144页。《周书》中“累遣”“往反十余”等词说明北周迎后事件持续时间较长，所以在保定五年之前，北周已数次派遣使者前往突厥王庭求亲，而非迎后。所以就迎亲时间来说，保定五年则更为确切，而所谓保定二年则为求亲于突厥，而非迎后。保定五年迎后，直到天和三年，阿史那氏自东突厥经甘州，后抵达长安，完成这场交涉长达八年之久的和亲事件。

另外，对于这次迎后的地点记载有突厥王庭与甘州二说。而此处突厥即东突厥，这一时期东突厥可汗为木杆可汗(553～572在位)，迎娶皇后为木杆可汗之女阿史那氏。在木杆可汗时期，突厥势力迅速发展，文献记载突厥疆域“东至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力”(20)[唐]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卷50《异域传下·突厥》，第909页。，国力强盛，而北周、北齐两国对抗，突厥成为两国极力拉拢的对象。当时，木杆可汗所属势力强大，他将汗庭迁至于都斤山，而娑棱水(今色棱格河)的上游及其支流额根河(今鄂尔浑河)、独洛水(今土拉河)流域的辽阔草原成为帝国中心。(21)魏良弢《突厥汗国与中亚》，《西域研究》2005年第3期，第10页。尤其是北周、北齐两国并立，而突厥游离于两国之间。隋文帝禅代北周后，对于周、齐、突厥三方形势曾有详细的概括：

往者魏道衰敝，祸难相寻，周、齐抗衡，分割诸夏。突厥之虏，俱通二国。周人东虑，恐齐好之深，齐氏西虞，惧周交之厚。谓虏意轻重，国逐安危，非徒并有大敌之忧，思减一边之防。竭生民之力，供其来往，倾府库之财，弃于沙漠，华夏之地，实为劳扰。犹复劫剥烽戍，杀害吏民，无岁月不有也。(22)[唐]魏徵等撰《隋书》卷84《突厥传》，第1866页。

而在西魏大统十二年(546)，兴兵西进，占据河西。并于当年，分凉州以西张掖之地为西凉州，至废帝二年，更名为甘州。而甘州与凉州、瓜州并立，其地位迅速提高，加之地理位置重要，所以成为北周西部边防非常重要的根据地。北周与突厥的重要中转站也是甘州地区，因此史籍所载“甘州迎后”事件中，“甘州”为中转站，亦为北周驻军的前沿地带。无论是“保定二年遣使”，还是“保定五年迎后”，我们均可以得知除了部分迎亲之人进入突厥之外，一大批将领、军队、使者都在甘州地区驻防。

所以据上述史料可知，自周武帝即位之后，为了与突厥保持良好的关系，就选择结为姻亲，但是由于突厥、北周、北齐三方角逐，所以这桩婚姻一直推迟到保定五年。武帝对于这次外事活动相当重视，选择一些关陇集团的核心人物迎亲，而这些人物中既有北周王室，亦有异姓大臣；既有擅长于外交关系的使臣，如赵文表、杨荐；又有能征善战的杰出将领，如宇文贵、辛威等。而宇文纯、宇文贵、杨荐、窦毅、辛威、赵文表等均前往突厥王庭求亲，辛威、宇文广等将领曾于甘州地区迎接迎亲使节，护送至长安地区。

二、“阿史那皇后”墓志及生平述略

作为中国古代唯一的突厥皇后——阿史那氏，她的一生经历颇为复杂。1993年8月咸阳市底张镇陈马村，发现了北周武帝宇文邕与皇后阿史那氏的合葬墓“孝陵”墓穴已经被盗，陈马村村民上缴一合“北周武德皇后墓志”。墓志右志文、志盖两个部分构成，为青石质，墓志长、宽均为48厘米，厚9厘米。墓志志盖为覆斗形，盖顶阳刻篆书三行七字。志文阳刻楷书七行，共四十八字。而“北周武德皇后”即本文“甘州迎后”的主角突厥阿史那氏。朱振宏曾对此方墓志相关问题有过考述，主要围绕阿史那氏生前死后的地位落差进行研究。(23)朱振宏《北周武德皇后墓志考释研究》，第297-326页。志文如下：

【志盖】

周武德皇后志铭

【志文】

大隋开皇二年，岁次壬寅，四月甲戌朔，廿三日(乙)甲未，周武皇帝皇后阿史那氏徂，谥曰武德皇后。其月廿九日壬寅，合葬于孝陵。

从志文可知，阿史那皇后于开皇二年(582)四月去世。志文内容简单。据《周书·武帝阿史那皇后传》以及《北史·武成皇后阿史那氏传》记载：“阿史那氏于天和三年(568)三月至长安，高祖行亲迎之礼。”(24)[唐]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卷14《后妃传》，第143-144页。上文对于这次迎亲的过程已有详细的论述。这一时期，北周、北齐、突厥三方角逐，所以北周武帝对于这次结亲相当重视。但是我们根据墓志可知，这位北周皇后的墓志志文仅有四十八字，而且雕刻粗糙，其尊贵的地位没有得到凸显，这究竟是何原因。

阿史那皇后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突厥族皇后，虽然终年仅三十二岁，但是阿史那皇后一生经历了西魏、北周、隋三个政权统治时期。从志文中可知，阿史那皇后于开皇二年离世，即公元582年。志文中第十九、二十字“乙未”或“甲未”的刊刻先后时间，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乙未”原刻为“甲未”，复改“甲”为“乙”；(25)王其祎、周晓薇编著《隋代墓志铭汇考》第1册，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第16页；侯养民、穆渭生《北周武帝孝陵三题》，《文博》2000年第6期，第49页。另一种说法认为：志文中“廿三日乙未”的“乙”，后改刻成“甲”字。(2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咸阳市考古研究所《北周武帝孝陵发掘简报》，第26页。而朱振宏认为无论是“乙未”或者“甲未”，均不正确，开皇二年四月甲戌朔(初一)，乙未为二十二日，二十三日应当是“丙申”。开皇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即公元582年5月30日。(27)朱振宏《北周武德皇后墓志考释研究》，第298页。关于阿史那生平在史籍中记载寥寥无几，在周武帝驾崩之后，宣帝宇文赟即位，上尊阿史那氏为“皇太后”，又先后改称为“天元皇太后”“天元上皇太后”；上世纪末，“天元皇太后玺”出土于陕西咸阳，为纯金质，阳文，为獬豸钮。其印玺所刻文字与史料记载相同，可见在北周时期这位异域皇后的地位确实较为崇高。据史料记载，北周宇文赟在大象元年(579)二月辛巳禅位于皇太子宇文衍，“自称天元皇帝，所居称天台……皇帝衍称正阳宫……尊皇太后为天元皇太后”(28)[唐]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卷7《宣帝纪》，第119页。。所以此处记载“天元皇帝”为周宣帝自称，而尊皇太后阿史那氏为“天元皇太后”亦发生于静帝即位之后，但是当时静帝只有六岁，很可能此尊号代表着周宣帝的意思，仅以静帝名义而已。而据史料记载，在大象二年二月“阿史那氏又被尊称为“天元上皇太后”，在宣帝崩逝之后，静帝尊其为太皇太后。(29)[唐]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卷9《皇后传·阿史那皇后传》，第144页。

而关于阿史那皇后的谥号，其墓志与《北史》记载不同，《北史》为武成皇后，而墓志为“武德”皇后，而有学者提出“武成”同“武德”为两个皇后，也就是周武帝娶了两个阿史那氏，(30)张延峰《咸阳渭城北周墓及相关问题》，《咸阳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1期，第50页。但是这种说法没有真实依据，史籍中记载周武帝共立两位皇后，即阿史那氏与李娥姿，而李娥姿离世时间在隋文帝开皇八年(588)，葬于隋大兴城南，所以卒葬地点与去世时间记载不一致。那么这位突厥皇后的谥号究竟是武成还是武德？据笔者推测，《北史》阿史那氏谥号“武成”应该为误。周武帝在遗诏中主张“丧事资用，须使俭而合礼，墓而不坟，自古通典”(31)[唐]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卷6《武帝纪》，第107页。。北周武帝保定、天和、建德前期，墓葬封树仍为常例，所以很可能这种制度，导致北周帝、后在葬后，随着时间推移，所以导致其谥号缺乏明确的记载，最终引起这种错误。阿史那皇后葬于孝陵，孝陵为周武帝宇文邕陵寝，也从侧面肯定了阿史那皇后的地位。虽然作为周武帝皇后，且为突厥女，所以武帝对于其地位异常重视。但是伴随着东突厥与北周之间关系的恶化，特别是自建德六年武帝灭齐之后，突厥他钵可汗曾帮助北齐残余势力对抗北周，加深了北周与突厥关系的恶化，所以严重影响了阿史那皇后的处境。《旧唐书·高祖太穆皇后窦氏传》载：“时武帝纳突厥女为后，无宠，后尚幼，(窦氏)窃言于帝曰：‘四边未静，突厥尚强，愿舅抑情抚慰，以苍生为念。但须突厥之助，则江南、关东不能为患矣’。”(32)[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51《后妃传上》，第2164页。根据窦氏之言，在建德时期，突厥与北周关系恶化，周武帝对于皇后阿史那氏也转变为“无宠”。其后，武帝病逝，北周政局陷入混乱。阿史那皇后先后被尊为皇太后、天元皇太后、天元上皇太后、太皇太后。

杨坚建隋之后，与突厥关系并未修好，甚至停止留滞长安突厥人锦衣肉食的供给，并将其驱逐出境。所以阿史那氏作为亡国之后，且突厥与隋王朝关系恶化，阿史那皇后的地位不言而喻，所以在其离世之后，墓志志文也仅仅数十字而已。

三、北周新设“甘州”及其刺史人选问题

北周迎后之所以派遣军队及将领驻扎在甘州地区，正是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边防作用。北魏自孝武帝西逃，导致“河右扰乱”，河西地区也深受其患。凉州被刘丰、李叔仁、宇文仲和等先后占有，而瓜州则被邓彦、张保等次第窃据。他们拥州自保，或东通东魏、或南交吐谷浑，占据河西之地，与宇文泰集团抗衡。宇文泰在关中取得统治权之后，引兵西进，先后平息凉、瓜之乱，确立对河西的统治。为了加强对河西的管理，宇文泰集团首先对河西地区的行政建制重新规划，州级行政区在凉、瓜二州的基础上设立凉、甘、瓜三州。关于甘州的设置，《周书·文帝纪》有载：“魏废帝三年春正月，改西凉州为甘州。”(33)[唐]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卷2《文帝纪》，第34页。另外《太平寰宇记》亦载：“大统十二年，分凉州以西张掖之地为西凉州。至废帝二年，更名甘州。”(34)[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152，第2940页。但是二者记载时间不一，待考。甘州的设立，分担了凉州在军事防御方面的压力，也使得狭长的河西走廊军政机构更加紧密，促进了河西中部的开发和经营，使得西北边境处于晏然无虞的境况。

西魏北周时期，河西地区的胡汉贸易有了长足的发展，除了贡使贸易之外，民间的胡汉贸易也非常繁荣，据《周书·韦瑱传》记载瓜州“州通西域，番夷往来，前后刺史，多受贿赂”(35)[唐]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卷39《韦瑱传》，第694页。。而《韩褒传》记载韩褒担任西凉州刺史时，“每西域商货至，又先尽贫者时之，于是贫富渐均，户口殷实”(36)[唐]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卷37《韩褒传》，第661页。。所以在整个河西地区胡商、胡货较多。在商业发展的同时，西魏北周时期，大量的胡人开始定居河西，例如河西建康、会稽、张掖等地均为粟特胡人的聚居之地。中央王朝为了笼络这批胡人，授予其职官，并且在职官中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例如甘州大中正康默，《康敬本墓志》载：“君讳敬本，字延宗，康居人也。元封内迁家张掖郡……曾祖默，周甘州大中正。”(37)洛阳市文物管理局编《洛阳出土少数民族墓志汇编》，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11年，第328页；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编《千唐志斋藏志》，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65页；陈长安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5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09页；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30页；荣新江、张志清合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35页；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2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234页。甘州司马安朝，《安怀墓志》载：“君讳怀，字道，河西张掖人也……曾祖朝，前周任甘州司马。”(38)陈长安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7册，第21页；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845页；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2辑，第325-326页。所以在北周时期，甘州地区胡商贸易繁荣、胡汉交融频繁，基层官僚对此也采取鼓励的态度。

另外，西魏北周既然将甘州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建制，所以在官员的选任上非常重视，州刺史都选拔一些具有能力的官员担任(见表2)。西魏大统十二年，功勋素著的韩褒担任西凉州刺史，在担任甘州刺史之前，韩褒已经在宇文泰集团中地位较为突出，特别是在沙苑之战、夏州之战等战役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大统十年之前，韩褒已经担任侍中、太仆卿，也因此看出宇文泰集团对于甘州之重视。据《周书·韩褒传》记载在韩褒担任甘州刺史时期，该地区“羌胡之俗，轻贫弱，尚豪富。豪富之家，侵渔小民，同于仆隶。故贫者日削，豪者益富”。于是韩褒：“乃悉募贫人，以充兵士，优复其家，蠲免徭赋。又调富人财物以振给之。每西域商货至，又先尽贫者市之。于是贫富渐均，户口殷实。”(39)[唐]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卷37《韩褒传》，第661页。可见在西凉州初设之后，其州境之内并不安宁，后经韩褒治理，使得该州贫富渐均，户口殷实。

表2 西魏北周时期甘州刺史表

据史料记载，北周第一任甘州刺史为甘凉大都督史宁，史宁郡望为建康表是，在北朝时期为河西大族，并且他长期任职于河西，对于河西地区的开发和边防防御做出了杰出贡献。根据《八琼室金石补正·文帝庙碑》载，史宁之后，北周贵族宇文贵担任甘州刺史，并最后病死于甘州。这一时期由于突厥时常寇甘州，所以周武帝决定采取和亲之策，改变这种被动局面。所以在保定五年，宇文贵、辛威(《辛威神道碑》)、宇文广(《宇文广墓志铭》)等将领“奉诏向甘州迎皇后”，碑文中均有“有文在手，仲子之归”(40)张维《陇右金石录》，《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21册，第303页。之记载。宇文贵之后，担任甘州刺史者很可能就是石兰靖，作为继史宁、宇文贵之后，能够担任甘州刺史，说明石兰靖其武功素著，受到北周统治者的认可。石兰靖墓志对于其生平有详细的记载，他出身于名门高族，在其祖父时期徙家枹罕，成为一方大族，据墓志(41)《石兰靖墓志》在嘉靖本《河州志》、康熙四十六年本《河州志》以及民国金石学者张维《陇右金石录》中都有收录。张氏所录直接来自于康熙《河州志》，并直接对康熙本中的错误进行解释，但是他并未查阅嘉靖本《河州志》，所以其文讹误多处。《陇右金石录》载：“《石兰靖墓志》，明时出于临夏北原，今佚。张维按：‘《乾隆河州志》：石兰靖墓在北原，明嘉靖乙酉耕农获墓志半石，郡医戴氏家旧藏半石合之得全文，志石无损，其墓则年基址不可辨’。”参见[明]吴祯著，马志勇点校《嘉靖河州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25页；他维宏《嘉靖〈河州志〉所载墓碑考释——兼论康熙〈河州志〉与〈河州志校刊〉之错讹》，《西夏研究》2017年第3期，第94-98页。记载：

君讳靖，字士安，冀州乐陵人也。其先周成王之子石文候之孙。汉魏以来，兖绂相传。十一世祖苞，晋录尚书、荆州刺史。累业重光，英辉相继。祖延，便弓马，从魏道[太]武西征，任统军，留镇枹罕，因而家焉。父雀，夙经行阵，任第一军主。公幼怀朗悟，明惠若神。永熙三年，任洪和郡守。至天统二年中授都督，任河州。寻除大都督仪同三司。武成元年，授开封府。二年，除甘州刺史、仓泉县开国公、邑三千五百户。(42)他维宏《嘉靖〈河州志〉所载墓碑考释——兼论康熙〈河州志〉与〈河州志校刊〉之错讹》，第95页。

后段威、王约、独孤浑建、元俭等人均曾在北周时期担任甘州刺史，为甘州地区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段威为武威人，据《段威墓志》载，段威最初为北齐将领，在沙苑之战中被俘，受到周太祖的礼遇，“周太祖昔经接閈，释缚相礼，以为账内都督，转征虏将军、太中大夫。又授抚军将军、通直散骑常侍、旅贲大夫。周受禅，转虎贲大夫，除使持节、洮州诸军事、洮州刺史”。在洮州任上，段威能“怀远以德，制强用武，曾未期稔，部内肃然”(43)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9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1页；王仁波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1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页；高峡主编《西安碑林全集》第67卷，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年，第1185页；中国文物研究所、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上册第8页图，下册第6页文；罗新、叶炜《新出土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449页；韩理洲辑校编年《全隋文补遗》卷2，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155页；王其祎、周晓薇《隋代墓志铭汇考》，第2册，第197-199页。。所以在其晚年出任河西重镇甘州，最终病死于任上。

王约为并州太原人，出身高族，其祖、父均在北魏时期担任要职。王约于建德五年“迁甘州刺史……公建旟出守，绩移凉燠。思谒承明，累陈表疏”(44)齐运通《洛阳新获七朝墓志》，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4页。。独孤浑建于天和五年，除“甘州诸军事、甘州刺史。独孤浑建为原州高平人，本姓郭氏，是宇文泰入关之后崛起的关陇大族。在担任甘州刺史后，“入境蹇帷，先求民瘼；下车布政，信及童儿，秩满还朝”。元俭为河南洛阳人，为魏常山康王拓跋素之曾孙，出身贵族。元俭于“周天和初，授师都督，又迁大都督，倾之，除使持节仪同三司，封乌水县开国候，仍出行甘州刺史，追为蕃部大夫”(45)赵君平、赵文成《河洛墓刻拾零》，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49页；洛阳市文物管理局编《洛阳出土少数民族墓志汇编》，第126-127页；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编《千唐志斋藏志》，第222页。。西魏北周时期，宇文泰集团对于河西地区非常重视，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在州郡长官的选任上，这在凉、甘、瓜三州的表现非常突出，反映出西魏北周统治集团对于河西地区的重视。

四、结语

“北周迎后”是北周时期非常重要的政治事件，自宇文泰集团入主关陇之后，就开始着手与突厥和亲之事，但是直到北周武帝时才使得“迎后”事件正式完成。北周迎后事件牵扯到北周、北齐、突厥三方在政治及军事方面的角逐，北周迎后事件顺利结束，标志着北周在外交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伴随着较为简练的阿史那皇后墓志出土，从简短的墓志文字中透漏出阿史那皇后一生重要事迹，尤其是在北周灭亡之后，伴随着突厥与隋王朝矛盾的加剧新王朝对于这位突厥皇后在政治地位中的敌视，所以在其死后墓志志文也仅仅48字。而“甘州”作为宇文泰集团入关之后新设立的州，在分割凉、瓜二州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州县，对于维护河西地区的稳定有重要作用，而北周迎后时期，北周集团在甘州地区大量驻兵，派遣军队以及高级将领在甘州迎接阿史那皇后，也体现出北周政权对于甘州的重视，以及甘州在河西走廊边防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甘州作为北周政权新设立的“州”，政府在刺史人选上极为重视，先后派遣干吏进入甘州地区担任刺史。近年来伴随着大量碑志的出土，对于西魏北周时期的甘州刺史人选有了新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