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背后的王朝之讳

2022-09-28 00:17郑骁锋
领导文萃 2022年18期
关键词:满汉文字狱汉人

郑骁锋

如果是个外行,能从“元参”这个药名猜出这“参”究竟是什么颜色吗?

黑色。

元者,玄也。如果起李时珍于地下,他一定不能接受这种解释。玄参之名,从《神农本草经》起,叫了一两千年,好端端的怎么改成了“元参”呢?不仅玄参,所有带“玄”字的药,玄胡索、玄明粉、玄水石,药名中的“玄”字统统都得换成“元”字!

好在“玄武大帝”改得快,早在北宋年间就成了“真武”,叫了

几百年也耳顺了,这次影响不大。“玄武”变“真武”,那是为了避赵家所谓的祖先赵玄朗的讳——这么说,如今又有“玄”人降世了?

玄人治世。当今皇帝,名曰爱新觉罗·玄烨,年号康熙。谁说满人不开化,他们是很向往汉人文明、遵守汉人制度的——避讳,回避君父尊亲的名字,正是汉家沿袭几千年的规矩。

既然得了汉家天下,便得继承汉家的好传统,这讳清朝接着避。一朝自有一朝的讳。翻开药书,不,是每人都翻开自己的书,认真核对一遍,把所有犯忌讳的字眼都改了,安全第一。

但在玄人治下,刻书却是一件极危险的事。有人注意到了这点,为了警世,他决心做一件积阴功的好事,同时赚点银子。河南人刘峨,刊刻了一部《圣讳实录》,准备专门销售给应考的童生,一一指出什么字应当避讳、如何避讳。但他的书肯定卖不好,因为他自己对避讳也是个外行:为求解释清楚,他居然该“玄”就“玄”,把列位皇帝之名“各依本字正体写刻”!避讳的教材难道便不用避讳了吗?外行就得付出代价,刘峨为此赔上了性命。

讳历朝都得避,但从来没有哪一朝避得如此血腥,文网之细,即使是出名猜疑的朱元璋也得自叹不如。从康熙到乾隆,前后一百二十年间,粗略算算,因文字犯忌而兴起的大狱至少有一百多起,仅乾隆四十三年至四十七年五年之间便有近四十起。每起文字狱,动辄牵涉几十数百人,案主大多以凌迟、斩首、戮尸收场,家属从犯常常也陪着送命,被判个充军流放已经是莫大的恩典。

清朝皇帝都是文字专家,學问很大,能从“维民所止”这句来自《诗经》的词中看出有人巴望着雍正爷被砍脑壳。但也有很多人却是莫名其妙被绑上了法场。既是文人,便得著几本书,作几句诗,不料正是那些得意的文字,做了自己的催命符,即使他已经小心翼翼避开了圣讳。

清帝忌讳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尊名,相比其他王朝,他们多了另一重碰不得的心病:前明之讳,或者说是满汉之讳、民族之讳。“将明之材”(张晋彦),语意诡谲,料来不是什么好词,斩!你私修史书,刨根问底,详细记述我大清发迹前那些窝囊事,斩!弘光、隆武、永历,絮絮叨叨,你著书不用我大清年号,斩!“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曾不照人”(吕留良),“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徐述夔),你等作诗讽刺我大清,斩!——早就死了?死了也不能放过这些个老小子,传旨下去,刨出来狠剁一回,挫骨扬灰!

避讳之本意,很好理解,只是时刻提醒各人别忘了各人的身份,所谓君臣父子也。清朝延续此制,也是使天下人牢牢记得我爱新觉罗才是尔等的真命天子,尽管严厉得多,走的倒也是几千年帝王的老路。但文字狱体现的清朝在满汉问题上的极度敏感,却暴露了一种来自骨子里的畏惧,完全没有历代大王朝的自信。

他们确实应该畏惧,畏惧汉人潜在的巨大力量。入关之时,清朝满打满算只有一两千名八旗王公大臣和五六万满洲男丁,而抗清势力却有二三百万,此外上亿的汉人更是个可怕的天文数目。清朝趁明朝内乱得中国,靠的是“以汉治汉”,驱使汉人打汉人,大半是汉奸的功劳。天下初定,汉奸手里的精兵猛将便成了清朝的心腹大患,处心积虑想削平。“三藩”之乱,吴三桂起事一呼,数日之内,滇、蜀、湘、闽、桂、黔六省皆应,如此威势定能吓出清帝一身冷汗。须知这还是头号烂污汉奸的号召呢,假如换个有气节有名望的,形势会是如何?尽管最终平了乱,但清帝想到此节便无法安睡。

清朝如此防忌汉人,除了悬殊的人口数量之比,应该还有在中华文化面前的自卑。国门大开的那一刻,面对如此悠久博大的文明,无论哪个刚从马背上下来的民族都会感受到令人窒息的强压,都会觉得自惭形秽。

表面上看,满人汉化得很快。然而他们如此苦读、如此附庸风雅,目的却不是为了真正接受中华传统文化,从而带领族民融入其中,而是为了掌握汉人的文明,还是老套的“以汉治汉”。

验证汉化之心孰真孰假很简单,与史上仰慕先进文明的典范一比便知。北魏孝文帝热衷汉化,不止号召臣民读汉书、学礼仪、背儒典、鼓励与汉人通婚,还下令禁穿本族服饰、禁说本族语言,甚至把祖上传下来用了不知多少代的姓氏也改成了汉姓——他带头把自己的姓“拓跋”改成了“元”。清朝却是将自己的满名译成汉字让汉人避讳、严令汉人薙发满服、禁止满汉通婚、满人兼习满汉双语,皇族还必须接受严格的骑射训练,每年秋天皇帝要到木兰围场狩猎。

清朝后期,其实大半靠汉人在勉强维持,饶是如此,防忌之心丝毫不松。太平天国军锋正盛时,咸丰有遗诏:“无论何人,克南京封郡王。”而立此大功的曾国藩,最终只得了个一等勇毅侯。曾国藩则在事定之后便筹划着遣散手头的湘军。他是识趣的,深知朝廷的忌讳,还是及早抽身稳妥。直到1911年,内忧外患实在没法,效仿西方成立的责任内阁中,总共十三人,满洲贵族就占了九人,汉族仅四人,被讥之为“皇族内阁”。如此严密的大网罩了这么多年,倒也收到了一些当初预期的效果。大半读书识字的汉人,在这泰山般的重压之下,不是战战兢兢做起了奴才,用规范空洞的文字博富贵,便是躲入了书斋,埋头故纸堆做安全的死学问,不敢再过问天下事。

与国初骂骂咧咧哭哭啼啼觅死觅活相比,这天下是越来越清静了。连肩负重任的大臣都噤若寒蝉,能不开口就不开口。曾国藩曾曰:“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弊。”这已经是过了文禁高潮多年的道光朝了。

偌大的赤县神州,文人仿佛都一齐哑了。如果不是鲁莽的洋人上门惹事,这是否就是清朝梦寐以求的太平世界?

(摘自《本草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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