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蕃松州之战新论
——从《拓拔驮布墓志》谈起

胡 康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上海 200433)

贞观十二年(638)，唐朝与吐蕃在松州爆发了松州之战，这是唐蕃间爆发的第一次战争，在唐蕃关系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王学军、杨思奇、魏迎春、张旭等学者都对松州之战爆发的过程及其影响做过探究。对于松州之战爆发的原因，学者们有不同解释。王学军提出吐蕃发动战争主要是为了逼婚、掠夺物资以及抢占要地[1]；杨思奇认为贞观十二年前后正是吐蕃谋求向东发展，唐朝大举西进的时期，唐蕃碰撞不可避免[2]；魏迎春、张旭注意到了唐蕃间的吐谷浑问题，认为唐蕃是在吐谷浑问题上矛盾升级后才爆发战争的[3]。

上述学者的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但笔者认为不尽如此。吐蕃此后确实大举东进，但若据此认为松州之战的爆发不可避免，则多少有些简单了。吐谷浑的确是唐蕃争夺的焦点，但唐蕃若只是在吐谷浑问题上产生争执，吐蕃何以在进攻吐谷浑后，还要继续向白兰、党项以及唐朝的松州进军？吐谷浑之外，松州一带无疑也是唐蕃的争夺区域。在松州之战爆发的四年前，即贞观八年(634)，吐蕃就已遣使入唐，此后四年间双方往来不断，松州之战显然不可能是仓促间爆发的，而是应该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

新出《拓拔驮布墓志》为我们理解唐蕃在贞观初年的关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墓志载：“祖吴伽，英果电发，雄气飙骇，忿东胡之请地，怒西师之过轶。利甲兵，搜车乘，闻吐蕃无备，与浑部潜谋，堕城十数，斩首万计。革面夷落，屈膝圣朝，以贞观七年款关内，有诏封西平郡王、兼授西平州刺史。”[4]墓志最值得注意之处是提到贞观七年(633)拓拔吴伽反抗吐蕃后降唐事，按此记载，至迟在贞观七年，吐蕃势力已经东进至党项之地，与唐蕃交界处近在咫尺。也就是说，早在贞观八年正式遣使前，唐蕃双方很可能就已经在交界处相遇了，而在次年，吐蕃就遣使入唐，时间如此接近，让人质疑吐蕃遣使应是与党项问题有关。

《拓拔驮布墓志》虽已引起了学者的关注(1)段志凌、吕永前着重讨论了党项的族属问题。参见段志凌、吕永前：《唐〈拓拔驮布墓志〉——党项拓拔氏源于鲜卑新证》，载《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第1期；杨富学、王庆昱讨论了党项族源及拓拔驮布部落的迁徙，参见杨富学、王庆昱：《党项拓跋驮布墓志及相关问题再研究》，载《西夏研究》2019年第2期。两篇论文均未过多注意到墓志所载拓拔吴伽贞观七年降唐事。，但贞观七年拓拔吴伽降唐事并未得到充分讨论，其反映的历史背景也还有待进一步挖掘。笔者本文拟结合《拓拔驮布墓志》所提供的新资料，对贞观初年唐朝、吐蕃以及党项的关系做一探究，并希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松州之战爆发的背景及对唐蕃双方的影响。

一、党项问题与贞观八年吐蕃遣使的背景

贞观八年，吐蕃“赞普弃宗弄赞(松赞干布)始遣使朝贡”[5]5221，这是唐蕃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关于吐蕃首次遣使的目的，薛宗正、王贞平认为是吐蕃为了与唐朝结盟夹击吐谷浑[6-7]。魏迎春、张旭认为吐蕃此次遣使并非单纯为了与唐朝交好，而是为了弄清唐朝出兵吐谷浑的真实目的[3]。杨思奇则倾向于认为吐蕃首次遣使是“慕中原大国之名”而来，含有打探唐朝虚实的目的[2]。虽然观点略有差别，但大多数学者都将吐蕃遣使与吐谷浑联系了起来。

隋末大乱后，吐谷浑可汗伏允“悉收故地，复为边患”[5]5298。从武德五年(622)开始，吐谷浑即不断侵扰唐朝，从北边的鄯州到南边的松州，整个陇右西境诸州都无一幸免[8]78-80，唐朝虽几次征讨，但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若从这一背景考虑，则吐蕃首次遣使确实有可能和吐谷浑问题相关，然而，吐蕃的势力在唐初并未扩展至今青海湖周边区域，吐蕃与吐谷浑的核心区相隔甚远，将吐蕃遣使与吐谷浑问题联系起来并没有确凿的证据。真正促使吐蕃向唐朝遣使的可能并不是吐谷浑问题，而是党项问题。

党项与吐谷浑部落一直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党项大酋拓拔赤辞“初臣属吐谷浑，甚为浑主伏允所昵，与之结婚”[5]5291。拓拔驮布家族东迁前“与浑部杂居”[4]，其曾祖兀思，“为浑人所怀，所居成聚，因共立为浑项王焉”[4]。每当吐谷浑遭遇外来打击，吐谷浑可汗的首选避难地也大多是党项。大业五年(609)，隋军击败吐谷浑后，伏允即“率其徒数千骑客于党项”[9]1845。武德年间，吐谷浑在对唐朝的侵扰中，也往往伴随着党项的身影。如武德六年(623)六月庚寅，“吐谷浑及党项寇河州”[10]5967，武德七年(624)七月辛巳，“吐谷浑、党项寇松州”[10]5988，武德九年(626)三月“癸巳，吐谷浑、党项寇岷州”[10]6000。唐朝之所以难以应付吐谷浑的侵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吐谷浑有党项部落的协助。

与高祖时期的被动应对不同，唐太宗即位之初即开始积极解决吐谷浑问题。武德九年，“伏允遣其洛阳公来朝。使未返，大掠鄯州而去”[5]5298，吐谷浑依然如此前一样继续侵扰陇右。太宗“遣使责让之，征伏允入朝，称疾不至。仍为其子尊王求婚，于是责其亲迎以羁縻之。尊王又称疾不肯入朝，有诏停婚，遣中郎将康处直谕以祸福”[5]5298。无论是征伏允入朝，还是谕以祸福，都展现了太宗对吐谷浑的强硬态度，这一态度的转变意味着太宗已决意经营吐谷浑，改变唐朝在陇右西境的不利形势。

要解决吐谷浑问题，首先需要解除吐谷浑与党项的联盟。从贞观元年(627)开始，唐朝即不遗余力地招抚党项部落。贞观元年，唐朝招揽剑南党项部落，设置崌州[5]1706，三年(629)，“南会州都督郑元璹遣使招谕，其酋长细封步赖举部内附……列其地为轨州”[5]5291。贞观五年(631)，大酋拓拔赤辞降，“列其地为懿、嵯、麟、可等三十二州，以松州为都督府，羁縻存抚之”[11]1756，同年，“诏遣使开其河曲地为六十(十六)州，内附者三十四万口”[11]1756。唐朝对党项的经营取得了巨大成功。在这些降附唐朝的党项部落中，最重要的是拓拔赤辞部。

吐谷浑此前之所以能频繁南下进寇松、扶等州[10]5983、5984、5988，就是因为拓拔赤辞部占据了南下的大道。拓拔赤辞未降时，先是“廓州刺史久且洛生遣使谕以祸福”[5]5291，之后，“太宗又令岷州都督李道彦说谕之，……后岷州都督刘师立复遣人招诱”[5]5292。廓州、岷州都督先后派人招降，说明拓拔赤辞部离二州并不远。拓拔赤辞降后，“从河首大碛石山已东，并为中国之境”[11]1756。大积石山即今阿尼玛卿山，其东正是今青海海南、黄南两州境内的黄河河曲地区，即唐时的九曲[12]。以拓拔赤辞部所置的三十二州属松州都督府所辖，可知拓拔赤辞部居地离松州也不远。综合以上记录，可知拓拔赤辞部的居地从廓、岷、洮以西的河曲一直向南延伸到了松州以西地区，地域非常广袤。

河曲地区南可以进寇剑南道的扶、松等州，北可以威胁鄯、廓，东可以侵扰陇右道的叠、洮、岷等州，在吐谷浑对抗中原王朝的战略格局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伏允通过联姻，对拓拔赤辞部落加以笼络，并与党项结成同盟，从而也就确保了吐谷浑南境的安全。同样地，唐朝之所以反复遣使招揽拓拔赤辞部落，也是因为拓拔赤辞部占据着河曲。拓拔赤辞归附后，唐朝也为从南道进攻吐谷浑开辟了一条新路，此后讨伐吐谷浑的诸道大军中，李道彦率领的赤水道与高甑生的盐泽道就是计划从党项之地北上的[5]2343、[13]11566。贞观六年(632)三月“庚午，吐谷浑寇兰州”[10]6095，八年又连续寇凉州[14]35，失去了党项的协助，吐谷浑只能将进攻重点北移，陇右南部的岷、洮、迭诸州此后也再未受到吐谷浑侵扰。

拓拔赤辞的降附还为唐朝的西进打开了新的通道。岷州都督刘师立招降拓拔赤辞后，“时河西党项破丑氏常为边患，又阻新附，师立总兵击之。军未至，破丑氏大惧，遁于山谷，师立追之，至恤于真山而还。又战吐谷浑于小莫门川，击破之，多所虏获”[5]2299。河西党项又被称为雪山党项，“姓破丑氏，居于雪山之下”[5]5292。小莫门川具体位置不详，史书中有大莫门城，哥舒翰天宝间“攻破吐蕃洪济、大莫门等城，收黄河九曲”[14]4571，从二者名称相似看，小莫门川也应该是位于九曲。刘师立先攻河西党项，返程至九曲途中，与吐谷浑交战，可知河西党项在九曲以西，雪山有很大可能也是指大积石山阿尼玛卿山[15]77。与武德年间只能被动挨打，无力应付吐谷浑威胁不同，贞观初年，唐朝已经能主动出击了，唐朝招揽党项部落以经营吐谷浑的方针取得了巨大成功。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招揽党项部落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唐朝在整个陇右西境的军事力量都得到了增强。相比于武德年间，唐朝在河湟一带的岷、洮、河诸州的军事实力确实有了很大提高，这从岷州都督刘师立长驱直入，远程奔袭河西党项就能看出来。但在河湟以南的松、茂等州，唐朝的军事实力与武德时期相比并没有太大变化。贞观元年，“羌叛，(维州)州县俱罢”[5]1690，二年(628)，“生羌首领董屈占者，请吏复立维州，移治于姜维城东”[5]1690。对维州叛乱的部落，唐朝并未征讨，此后再次设立也是部落首领主动归附的结果，这些像维州一样的以降附部落设置的羁縻州，存在与否取决于部落是否归附，与唐朝关系并不大。陈子昂在武则天时期的上书中曾提到，“臣在蜀时，见相传云，闻松、潘等州屯军数不逾万”[16]175，这些松潘诸军，“自屯镇已来，于今相继，百十余年”[16]176，可知松、潘驻军在唐初就已设立。武则天时期是唐蕃激烈竞争的时期，若此时松、潘的驻军都不满万，则唐初驻军只会更少[2]66，唐朝军事实力的虚弱由此可见一斑。

唐朝招揽党项部落的主要目的在于经营吐谷浑，故唐朝关注的重点主要是与吐谷浑之地相连的河曲党项部落，如拓拔赤辞部。对松州以西和以南的党项部落，唐朝既无必要大力经营，也缺乏相应的经营实力。然而，让人疑惑的是，即使唐朝在松、茂缘边地区的军事实力如此薄弱，这一地区也依然有大量的党项部落降附。茂州都督府辖“羁縻州十”[5]1689，这些羁縻州大多设置于贞观初。涂州，武德元年以临涂羌置，贞观二年废，五年复置[5]1691，废而复置的原因应该也是像维州一样部落叛而复降。炎州“本西封州，贞观五年开生羌置”[14]1138；徹州“贞观六年以西羌董洞贵部落置”[14]1138；向州“贞观五年以生羌置”[14]1138；冉州“本西冉州，贞观六年以徼外敛才羌地置”[14]1138；穹州“本西博州，贞观五年以生羌置”[14]1138；笮州“本西恭州，贞观七年以白狗羌户置”[14]1138。贞观六年，“党项等羌前后内属者三十万口”[13]11480，这三十万口安置在何处，史未明言。考虑到贞观五年已将积石山以东的河曲地区尽数开为党项羁縻州，则贞观六年归附的党项部落只可能在积石山以西或者以南的松、茂以西地区。茂州所辖羁縻州虽仅言是以诸羌部落置，但其中必定也包含相当数量的党项部落。

唐朝此时既没有足够的军事能力征讨诸羌部落，也无暇顾及这一地区，但为何会有如此多的部落归附呢？本文开头所提到的《拓拔驮布墓志》就是解开这一谜题的关键。拓拔吴伽“以贞观七年款关内附，有诏封西平郡王、兼授西平州刺史”。剑南道戎州都督府以及阆州下均有西平州[5]1695、1672，但这两地与党项居地相隔甚远，显然不可能是墓志中所言的党项羁縻州西平州。拓拔吴伽贞观七年才降附，首先可以排除拓拔吴伽部落来自贞观五年所置河曲党项羁縻州的可能。据墓志，拓拔吴伽部落与浑部杂居，贞观七年时，“闻吐蕃无备，与浑部潜谋，堕城十数”[4]，与吐谷浑部落一起降附。吐谷浑“止於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极白兰，地数千里”[5]5297。甘松即甘松岭，在松州嘉诚县西南十五里[17]810，松州一带已是吐谷浑分布的南界。武德年间，吐谷浑曾与党项部落多次联合入寇松州，从地理位置与混居背景考虑，拓拔吴伽很可能是来自松州以西的党项之地。贞观十二年，吐蕃在短时间内就“进兵攻破党项及白兰诸羌，率其众二十余万，顿于松州西境”[5]5221。从吐蕃本土至党项居地，路途遥远，若无前期对党项之地的经营，吐蕃不太可能一举就击溃党项，并到达松州西境，贞观十二年前吐蕃势力显然已经到达了离松州不远的区域。这也可以支持本文提出的拓拔吴伽部落来自松州以西的观点。

墓志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提到了吐蕃对该区域内党项与吐谷浑部落的征服，墓志载：“属隋室分崩，吐蕃承爨，伺我无援，大见侵伐”[4]。吐蕃是否在隋末就已进至今四川西部地区难以肯定，但至迟在贞观七年，吐蕃势力显然已经扩展到了党项所在地。《旧唐书·吐蕃传》所言的“其邻国羊同及诸羌并宾伏之”[5]5221中的诸羌应该也包括了党项羌。明了了贞观七年吐蕃已东进至党项之地的背景后，我们便能理解贞观初年为何会有大批党项部落纷纷降唐了。

茂州都督府所辖羁縻州，远离吐谷浑，本非唐朝经营重点，贞观初年之所以有如此多的诸羌部落降唐，应该是与吐蕃东进有关。松州都督府所辖羁縻州最多，仅拓拔赤辞降附后，就“列其地为懿、嵯、麟、可等三十二州，以松州为都督府，羁縻存抚之”[11]1756。按照两唐书《党项传》的记载，拓拔赤辞部是在唐朝反复劝说下才降唐的，然而，若我们仔细分析史文，可以发现拓拔赤辞的降附实际上是颇有疑点的。

如前文所言，拓拔赤辞部辖有从河曲到松州的大片土地，势力十分强劲，在唐朝与吐谷浑的争端中，拓拔赤辞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贞观五年前，吐谷浑并未显现出衰弱的迹象，唐朝也还未大举进攻吐谷浑，拓拔赤辞“甚为浑主伏允所昵，与之结婚”[5]5291，并无降唐的必要。廓州刺史久且洛生虽曾一度率军进攻拓拔赤辞，但仅是“斩首数百级，虏杂畜六千而还”[5]5291，对于控制大片区域的拓拔赤辞来说，这点失败几乎可以忽略。之后，“赤辞从子思头密送诚款，其党拓拔细豆又以所部来降。赤辞见其宗党离，始有归化之意”[5]5292，拓拔赤辞是在思头与拓拔细豆先后降唐后才被迫归附的。思头与拓拔细豆降唐，当然与唐朝的招谕有一定关系，但却不一定是主要原因。从《拓拔驮布墓志》看，贞观七年拓拔吴伽降唐前，吐蕃已经统治了拓拔吴伽部落一段时间，也就是说，贞观七年前，吐蕃的势力就已经到达了松州以西地区。拓拔赤辞部所属三十二州既然属松州都督府所辖，则三十二州中的部分羁縻州离松州应该不远，结合吐蕃东进的背景，不能排除拓拔赤辞部的各部落首领是迫于吐蕃东进压力才降唐的可能。

贞观五年降唐的党项部落有“三十四万口”[11]1756，贞观六年“党项等羌前后内属者三十万口”[13]11480，连续两年降唐的部落都达到了三十万，数量十分巨大。仅凭唐朝的招谕，不太可能有如此庞大的部落归降，大量的党项部落降唐应该还是与吐蕃东进，各部落试图乞求唐朝庇护有关。也就是说，贞观初年降唐的党项部落实际上可以划分为三类，一类是由于经营吐谷浑的需要，唐朝主动劝降的，如细封步赖部落；一类则是唐朝未主动招降就归附的部落，如拓拔吴伽部落；第三类部落的降附则既与唐朝劝降有关，又与吐蕃东进有关，如拓拔赤辞部落。第二类部落的降附与唐朝的军事实力、党项政策关系不大，纯粹是因吐蕃东进才降唐的。

换言之，很可能在党项部落大规模降唐的贞观五、六年左右，吐蕃就已介入了党项事务，到了贞观七年拓拔吴伽降唐时，吐蕃势力实际上已经扩展到唐朝边境附近了，唐朝与吐蕃在党项问题上已经出现了对立的趋势。理解这一背景后，我们便可以对贞观八年吐蕃首次遣使的目的再做一个探究。

学者们之所以将吐蕃遣使与吐谷浑问题联系起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吐蕃遣使的时间与唐朝征讨吐谷浑的时间较为接近。吐蕃使节到达唐朝的时间在贞观八年十一月甲申(十六日)[10]6107，己丑(二十一日)，唐朝“下诏大举讨吐谷浑”[10]6108，中间仅相隔五天，确实较为接近，但这并不能说明吐蕃遣使与吐谷浑问题有关。唐朝讨伐吐谷浑虽直接起因于“拘我行人鸿胪丞赵德楷。太宗频遣宣谕，使者十余返，竟无悛心”[5]5298，但唐太宗并非一时兴起，征讨吐谷浑的计划实际上酝酿已久。如前文所言，唐太宗自即位之初就开始着力经营吐谷浑，贞观三年、五年就已招揽了大批党项部落，开辟了进攻吐谷浑的道路。无论吐蕃遣使与否，征讨吐谷浑都势在必行。若考虑到吐蕃使节从吐蕃到唐朝尚需时日，则早在十一月前，吐蕃使节就已从吐蕃出发了，从时间上看，唐朝也不可能是因为吐蕃遣使才发兵征讨吐谷浑，吐蕃与唐朝结盟之说难以成立[1-2]。吐蕃遣使前，唐太宗曾在六月，“遣左骁卫大将军段志玄为西海道行军总管，左骁卫将军樊兴为赤水道行军总管，将边兵及契苾、党项之众以击之(吐谷浑)”[10]6106，但“去青海三十里，志玄与左骁卫将军梁洛仁不欲战，顿军迟留不进，吐谷浑遂驱青海牧马而遁”[5]5298。此战的规模并不大，且仅发生在青海湖周边，对吐蕃难以产生影响，更别提威胁了，吐蕃同样不太可能是因为此战而遣使打探，吐蕃遣使的目的还需另做分析。

贞观八年，唐朝对数个党项羁縻州的名称做了更改，从松州都督府到茂州都督府所辖的诸羌羁縻州名称几乎都从双名变成了单名，如西义州更名为可州[5]1707，西唐州改为盍州[5]1709，西封州改为炎州[5]1691，西博州改为穹州等[5]1692。虽然某一州县的更名不一定意味着唐朝要经营该地区(2)如贞观八年西伊州改名为伊州，就未必与唐朝要改变伊州性质，经营伊州有关，而是因为河南道的伊州改名为汝州后，西伊州便可去掉“西”字。可参考吴玉贵：《隋唐伊吾史二题》，收录于《西暨流沙：隋唐突厥西域历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178—181页。，但如此集中，如此步调一致的更名并不多见，唐朝密集地调整党项州名或许意味着唐朝已试图强化对降附部落的控制，至少是要强化管理。如上文所言，贞观七年时吐蕃的势力已经发展到离唐朝边境不远处，拓拔吴伽从吐蕃控制下降唐后，势必会引起吐蕃对唐朝的疑虑。而贞观八年唐朝强化对党项部落管理的举动可能进一步加深了吐蕃的疑虑，因此，吐蕃的首次遣使很有可能并不是为了吐谷浑问题，而是为了党项问题。从唐、蕃的首次接触开始，双方的关系就已面临严峻挑战。

二、松州之战与唐蕃划界

从贞观八年遣使到十二年松州之战爆发，唐蕃双方还有近四年的交涉期，要理解松州之战爆发的背景，我们还需要先考察这四年间的唐蕃关系。

在解除了吐谷浑的党项同盟后，贞观八年十二月，唐朝派遣数道大军分路进攻吐谷浑，次年平定吐谷浑[8]86-95。平定吐谷浑的数道大军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李道宗、牛进达两路，两人的行军不仅消灭了吐谷浑的有生力量，还在吐谷浑的边地进一步扩大了唐朝的势力范围。李道宗与侯君集“趣南路，登汉哭山，饮马乌海，获其名王梁屈怱，经涂二千余里空虚之地，盛夏降霜，多积雪，其地乏水草，将士啖冰，马皆食雪。又达于柏梁，北望积石山，观河源之所出焉”[5]5299。乌海即今青海玛多县境内的冬给那措湖(又名托索湖)[18]，柏梁(柏海)即今黄河上源的扎陵湖和鄂陵湖一带[8]88[18]，李道宗等人已到达今玉树境内的黄河源头。从“二千余里空虚之地”看，此地已非吐谷浑的主要活动区域。李道宗深入河源，使得唐朝的势力第一次到达与吐蕃接壤的地区，在某种程度上震慑了新兴的吐蕃。牛进达“历海岛，经犁山，穷于河源，爰至雪山，达于黑党项。摧锋接战，身先士卒，俘馘甚众”[13]4698。黑党项“居赤水西”[14]6215，赤水即今共和县境内的恰不恰河[12][19]53，从地理位置考虑，雪山应即今阿尼玛卿山。黑党项此前并不在降附唐朝的党项部落之内，故伏允被击败后，一度“奔黑党项，居以空闲之地”[5]5292。牛进达进军处于雪山的黑党项，相当于打破了此前“从河首大碛石山已东，并为中国之境”的局面，进一步将唐朝势力扩展到了大积石山以西。

贞观九年(635)的平定吐谷浑之役，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消灭了吐谷浑，还在于将众多此前未曾被纳入唐朝势力范围的部族、地域纳入到了唐朝的控制下，唐朝在陇右的势力至此已达到极盛。

唐朝击败吐谷浑后，吐蕃向唐朝派遣了第二批使节，贞观九年“十二月，吐蕃、西突厥并遣使来朝贡方物”[13]11398。此前，李道宗已进军至河源，到达离吐蕃不远处，对吐蕃产生了威胁，吐蕃这次遣使毫无疑问有打探唐朝下一步企图的目的[2]61。击败吐谷浑后，唐朝先后扶植慕容顺与慕容诺曷钵为吐谷浑可汗，依靠吐谷浑，唐朝间接实现了对吐谷浑故地的掌控，唐朝势力也随之延伸到了与吐蕃接壤的地区。原先的党项问题还未得到妥善解决，吐谷浑故地的问题又摆在了眼前。对吐蕃而言，此时已面临着唐朝从北、东两个方向发动进攻的威胁，边境形势非常严峻。吐蕃遣使后，“太宗遣行人冯德遐往抚慰之”[5]5221。安抚吐蕃。冯德遐还朝时，吐蕃“遣使随德遐入朝，多赍金宝，奉表求婚”[5]5221。吐蕃选择在此时求婚，未必是因为“突厥及吐谷浑皆尚公主”[5]5221，也不一定有弘扬佛法或者吸收唐朝先进文化的目的[2]62，而更有可能是希望与唐朝和平相处，借助联姻保障边境安全。对于吐蕃的联姻要求，“太宗未之许”[5]5221。太宗不许的原因，吐蕃使臣认为是“会吐谷浑王入朝，有相离间，由是礼薄，遂不许嫁”[5]5221。对于吐蕃的这一说辞，有学者认为是使臣为了掩饰失败而编撰的[20]，《新唐书·吐蕃传》亦认为是“妄语”[14]6073。将吐蕃使臣的说辞视为“妄语”或者杜撰都不可取，不能排除吐谷浑劝阻的可能，但吐谷浑并不是唐朝拒绝和亲的主要因素，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应该在于唐蕃的边境问题未能解决。

从贞观八年遣使到十二年，唐蕃之间进行了多次接触，吐蕃更是先后派出了三批使节[2]60，联系到此时的边境形势，双方商谈的内容应该主要集中在党项、吐谷浑问题上，请婚只不过是松赞干布的外交手段而已。唐朝态度从“待我甚厚”[5]5221转到“未之许”，正是谈判从满怀希望到破裂的写照。松赞干布听闻唐朝不许后，“遂与羊同连，发兵以击吐谷浑……于是进兵攻破党项及白兰诸羌，率其众二十余万，顿于松州西境”[5]5221。若仅仅是因为吐谷浑劝阻，唐朝才不许，吐蕃进攻吐谷浑便可，并无必要进攻党项、白兰。吐谷浑和党项正是唐蕃边境问题的两大焦点，吐蕃对两地展开攻势，正是谈判破裂后试图在两个方向向唐朝施压的表现。因此，唐蕃松州之战的爆发，并不仅仅是因为唐朝不许婚，也不完全是因为吐谷浑从中挑拨，而主要是因为唐蕃的边境问题没能解决(3)杨思奇认为吐蕃出兵有3个目的，一是以武力为后盾继续求婚；二是借机攻掠吐谷浑及诸羌部落，扩大势力范围；三是试探唐朝的态度和实力。参见杨思奇：《唐与吐蕃松州之战始末》，收录于《民族史研究》第11辑，第63页。在之前的历次交涉中，吐蕃与唐应该都对对方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吐蕃并不需要专门发动一次战争来试探唐朝。至于诸羌部落，吐蕃在贞观七年前就已抵达唐朝边境附近，并不是贞观十二年才开始攻掠诸部，因此，这一理由也很难成立。唐蕃关系的症结还是在边境问题上，进攻吐谷浑和党项都是边境问题未能顺利解决的后果。。从某种程度上说，松州之战是贞观八年到十二年，唐蕃近四年的边境谈判破裂后的必然结果。

吐蕃此次联合羊同攻击吐谷浑，吐谷浑“不能支，遁于青海之北，民畜多为吐蕃所掠”[10]6139，考虑到地理条件，吐蕃与羊同很可能是从不同的方向进攻吐谷浑的。羊同即象雄，主要活动于今天的藏北阿里地区[21]。羊同要进攻吐谷浑，最便捷的通道便是由藏北高原往东北方向翻越唐古拉山口、昆仑山口进入吐谷浑控制下的柴达木盆地[22]。吐蕃出兵吐谷浑，则有很大可能是从拉萨沿着唐蕃古道往北[23]，经过河源，往东进攻吐谷浑的核心区赤水地、大非川、伏俟城。贞观九年，李道宗、侯君集正是沿着这条路线从相反方向进攻吐谷浑的。从吐谷浑可汗已逃至青海湖以北看，青海湖以南的吐谷浑核心区域已然受到了吐蕃威胁。P.T.1288《大事记年》载“赞普墀松赞巡临北方，吐谷浑与汉属之……与吐谷浑二地纳赋”[24]。汉即唐朝，松赞干布巡临北方后，唐人才与吐谷浑纳赋，可知文书提到的汉应在吐蕃之北，与唐朝本土无关。吐谷浑被唐朝击败后，吐谷浑境内应该驻扎有唐军，吐蕃此次进逼吐谷浑核心区，自然需要与唐和吐谷浑作战，因此文书所载吐谷浑与唐朝纳赋事应是指贞观十二年吐蕃对吐谷浑的进攻，唐军与吐谷浑战败，被迫向吐蕃纳赋(4)周伟洲认为文书所载吐谷浑纳贡事与贞观十二年吐蕃进攻吐谷浑有关，唐人纳赋则是误将使臣往返当做了称臣纳贡，参见周伟洲：《吐蕃与吐谷浑》，收录于《唐代吐蕃与近代西藏史论稿》，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1页。文书之所以提到唐人纳赋，应该是因为驻守在吐谷浑之地的唐军被击败，与使臣往返关系并不大。。唐朝对吐谷浑故地的统治受到了极大挑战。

就在北线的吐谷浑故地承受了极大的军事压力之时，南线的党项之地也遭到了吐蕃的进攻，吐蕃进至松州之西。贞观十二年八月，太宗遣侯君集、牛进达等分四路进攻吐蕃，九月，“牛进达及吐蕃战于松州，前后斩首千余级”[13]11567。随后，“弄赞大惧，引兵而退，遣使谢罪”[5]5221。此前，羌酋阎(阔)州刺史别丛卧施、诺州刺史把利步利，“并以州叛附于吐蕃”[13]11567。松州都督韩威“轻骑觇贼，反为所败”[5]5221，唐朝已处于不利地位，以致“边人大扰”[5]5221。唐军四路大军，也只不过“步骑五万”[5]5221，而吐蕃则达二十余万众，如果再加上破白兰、党项的优势，则吐蕃在与唐的对战中已居于绝对优势地位。仅仅因为牛进达斩首千余级，吐蕃就请和，实在不合情理。魏迎春、张旭、杨思奇都注意到了吐蕃占据优势却主动请和的奇怪现象。魏迎春、张旭认为吐蕃撤军一方面是因为吐蕃政局不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吐蕃难以应付长久的军备消耗[3]。杨思奇把吐蕃撤军的原因归结为三点，一是唐军展现了强大的军事实力，二是松赞干布意在以武逼婚，三是吐蕃政局不稳[2]69。吐蕃此次出兵，不仅占据了大片吐谷浑故地，还进至白兰、党项故地，对外经略取得了重大成功。在辉煌武功的映照下，即使有大臣自缢，吐蕃的内部局势也不致发展到威胁松赞干布统治的地步，要讨论吐蕃撤兵的原因，我们还是需要回到唐、蕃的边境交涉上。

松州之战开始前，松赞干布“遣使贡金帛，云来迎公主。又谓其属曰：‘若大国不嫁公主与我，即当入寇’”[5]5221。从一开始，吐蕃就没有与唐朝在松州作战的意图，此后主动撤兵、请罪，实际上也是这一态度的延续，从这个角度讲，松州之战确实有吐蕃以战逼婚的意图。但与唐朝通婚并不是吐蕃的主要目的，而是手段，吐蕃真正在意的是边境问题，而非“面子问题”(5)林冠群认为吐蕃被拒婚后，西方强国的面子挂不住，因此才发动了吐谷浑之战以及松州之战。参见林冠群：《玉帛干戈——唐蕃关系史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149页。[25]149。此前，唐、蕃的几次边境谈判都未能达成一致，吐蕃在谈判无望的情况下发动了对吐谷浑、党项、白兰的攻击，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也正是在以武力占据了部分吐谷浑、党项之地，土地要求得到初步满足之后，吐蕃才遣使，并再次向唐朝请婚。换言之，吐蕃此时撤兵和遣使求婚的目的在于希望获得唐朝对现状的承认，或者至少是为接下来的边界谈判增加砝码，吐蕃并不想真的与唐朝开战。

接到吐蕃的和亲请求后，“太宗许之”[5]5221，但太宗并不是立即答应。唐朝正式决定与吐蕃和亲已经到了贞观十四年(640)闰十月[5]52，距离松州之战已经过了两年，而这两年正是唐蕃围绕边界问题重新谈判的两年。松州之战后的唐、蕃势力范围，史书虽未明载，但借助其他史料，我们依然可以做一分析。若上文关于羊同出兵路线的推测成立，则柴达木盆地周边应已纳入吐蕃控制。在贞观二十一年(647)讨伐龟兹的诏书中，明确提到“又遣吐蕃君长，踰玄菟而北临；步摇酋渠，绝昌海而西骛”[13]11572。“踰玄菟而北临”即翻越昆仑山，进入塔里木盆地[26]。步摇即吐谷浑，昌海即蒲昌海，根据诏书，在讨伐龟兹之役中，吐谷浑曾从蒲昌海方向进军。蒲昌海所在的塔里木盆地东南地区与柴达木盆地接，吐谷浑要从蒲昌海进军，必然要经过柴达木盆地，而吐蕃进入西域并未取道柴达木盆地，因此，至少到贞观二十一年，柴达木盆地已再次转归唐朝或吐谷浑控制。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入藏时，“筑馆河源王之国”[14]6074，松赞干布“率其部兵次柏海，亲迎于河源”[5]5221。“河源王之国”，即吐谷浑，松赞干布在柏海亲迎，说明柏海很有可能是吐蕃与吐谷浑的分界，也就是说，吐蕃并没有长期占据吐谷浑的核心区，不久之后就退回到了河源附近(6)魏迎春、张旭认为松州之战后，吐蕃北部防卫区扩展至青海湖以南，依然控制着吐谷浑(参见魏迎春、张旭：《唐蕃松州之战探微》，载《中国藏学》2016年第1期)。这一看法显然有误，若吐蕃在战后仍控制着吐谷浑之地，禄东赞此后就无必要大费周折地与吐谷浑作战了。。

南部的白兰和党项，从此后显庆元年(656)禄东赞“率兵一十二万击白兰氏，苦战三日”[13]11687看，吐蕃也应在此后退出了白兰[2]72。至于党项，杨思奇认为吐蕃在战后也撤出了党项之地，其主要依据是贞观时期的党项羁縻州变化不大[2]72。《旧唐书·地理志》“松州都督府”条言：“今存招降之始，以表太平之所至也”[5]1711，可知《地理志》列出的羁縻州只能反映设置之初的情况，并不能证明贞观时期一直没有变化。吐蕃此前就一直致力于将党项部落纳入控制，贞观七年前也已占领了大片党项之地，要吐蕃退出，显然不可能。贞观十二年吐蕃进至松州之西时，松州以西的党项之地应该已全部被吐蕃占领，相比于贞观七年，吐蕃已东进了一大步。禄东赞此后东进时并未与党项发生过像白兰一样的激烈战争，这或许也意味着吐蕃并未退出党项之地。唐蕃交恶后，南境诸州最先陷蕃，“吐蕃连岁寇边，当、悉等州诸羌尽降之”[5]5223。当、悉二州在松州西南，这说明吐蕃一直在松州以西保有势力，并未退出。综合以上两点，本文倾向于认为吐蕃在战后并未退出新占据的党项之地，相比于吐谷浑和白兰的让步，在党项问题上，吐蕃并未让步。

从贞观十二年到十四年的两年间，是唐、蕃关系由坏转好的时期。经过两年的谈判，吐蕃退出吐谷浑、白兰之地，唐朝承认吐蕃对松州以西党项部落的控制，这是唐蕃之间达成的第一份边界划分方案。以文成公主下嫁为标志，贞观八年以来的唐蕃边界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双方关系进入了蜜月期[25]169-174。

三、结语

松州之战后，唐蕃经过谈判，吐蕃最终退出了吐谷浑，但吐蕃对吐谷浑故地的短期占领，还是让吐谷浑内部产生了分化。据林冠群研究，松赞干布曾在贞观十二年到十六年(642)之间为其子芒伦芒赞娶吐谷浑公主[27]，此段时间恰好在吐蕃占领吐谷浑之地期间，吐蕃显然是希望以联姻的手段增加在吐谷浑的影响力。贞观十五年，吐谷浑丞相宣王“因欲袭击公主，劫诺曷钵奔于吐蕃”[5]5300，吐蕃的联姻政策很快收到了效果。此时正是文成公主下嫁，唐蕃刚完成谈判，双方关系较为稳定之时，故吐蕃未支持吐谷浑，宣王之乱也很快被唐朝平定。虽然宣王之乱并未对唐蕃关系产生太大影响，唐朝在此后也继续维持着对吐谷浑的控制，但宣王之乱的发生还是标志着吐谷浑内部已经出现了亲吐蕃的势力。只是因为吐蕃势力已撤出吐谷浑，故宣王未能掀起大乱，而一旦吐蕃开始向东扩张，吐谷浑内部必然会再次产生分裂。到了高宗时期，唐蕃关系因为吐谷浑问题而彻底破裂，从吐谷浑出发，唐蕃迎来了激烈对抗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