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居民大肠癌筛查的知信行现状及影响因素

2022-10-13 14:18唐翔宇姚菲菲胡新欣刘晓明
黑龙江医药 2022年18期
关键词:参与率大肠癌筛查

唐翔宇,姚菲菲,胡新欣,刘晓明,杨 剑

1.深圳市南山区蛇口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广东 深圳 518000;

2.深圳市南山区蛇口人民医院评审办,广东 深圳 518000;

3.深圳市坪山区妇幼保健院,广东 深圳 518000

2018年在全球范围内肿瘤发病率排名中,大肠癌发病率排第三位,死亡率排第二位。近十年来,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中国大肠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呈上升趋势[1]。中国大肠癌的年龄标化发病率从2003年12.8/10万上升到2011年16.8/10万,相应的死亡率从5.9/10万上升到7.8/10万[2]。中国大肠癌位于癌症死因顺位的第五位[3]。中国东南沿海经济较发达城市是大肠癌的高发地区[2]。85%~90%的大肠癌癌前病变是结直腺瘤,多数大肠癌确诊已经是中晚期,因此结直肠癌的早发现和早治疗至关重要,内镜下切除腺瘤可以预防75%的大肠癌[4]。在亚洲范围内,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大肠癌死亡率已经明显下降[2]。2000年开始,美国大肠癌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加速下降,这种改变部分是因为生活方式改变,部分因为治疗手段的改进,主要是因为肠镜筛查率的提高,2015年肠镜筛查参与率达到63%[5-6]。我国肠镜筛查参与率仅为15.3%[7]。

肠镜是早期诊断大肠癌的主要手段,也是筛查指南所推荐的主要方式[4]。我国多项结直肠癌筛查研究均选择50岁作为初筛的起始年龄,筛查的目标人群包括所有便血、黑便、贫血、体重减轻结直肠癌报警症状的人群以及50~74岁的无结直肠癌报警症状人群[8]。深圳市是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1995—2014年深圳市住院主要恶性肿瘤死亡构成顺位中,大肠癌居第三位[9]。2003—2013年南山区新发肿瘤发病顺位中,大肠癌排在第二位[10]。有研究表明,深圳市居民多数对肿瘤防治知识知晓率偏低,不良生活方式多见,改变态度方面也不够坚决[11]。知信行模式有助于探索居民接收或拒绝大肠癌筛查的原因,例如居民参与筛查有赖于他们对疾病感知到的易感性、感知到的严重性,感知到筛查所能带来的益处,感知到的障碍以及行为线索[12]。本研究以知信行模式为基础,探讨大肠癌筛查的影响因素,为提高大肠癌筛查参与率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随机抽取深圳市南山区4个街道(蛇口街道、南头街道、招商街道、沿山街道)居民,设置10个不同调查点,以确保研究对象来自不同领域和阶层。纳入标准:40~70岁常住居民。排除标准:调查对象排除已经确诊为大肠癌,有精神疾患及其他因素不能完成本次问卷调查的居民。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面对面访谈式调查。以95%的可信区间和5%的精确度计算本次研究所需样本量为384。2018年9月—2019年4月共调查500人,排除不符合本研究纳入标准的研究对象及不合格问卷,最终纳入研究样本量为390。调查问卷采用自行设计问卷,查阅相关文献和咨询有关专家最终形成本次调查问卷。在正式调查之前本研究进行了两次预调查。根据预调查结果对问卷内容进行修订,最终问卷大肠癌及筛查知识Cronbach’α系数0.881,大肠癌及筛查态度Cronbach’α系数0.85。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问卷由4部分组成:(1)研究对象的一般情况。包括年龄,性别,种族,体重,教育,就业,婚姻状况,家庭收入,健康保险,大肠癌家族史。(2)大肠癌及筛查知识。共20个问题,例如关于大肠癌危险因素,大肠癌症状,大肠癌筛查方法,大肠癌筛查有关政策。回答正确计1份,回答错误和不知道计0分。计算所有问题得分总和。最高分为24分,最低分为0分。(3)大肠癌及筛查态度。共16个问题,采用李克特5分量表衡量研究对象对大肠癌及筛查的态度,正向陈述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计为1~5分,计算得分总和,最高分80分,最低分0分。(4)大肠癌筛查行为及意愿。包括是否做过大肠癌筛查,如肠镜检查、粪便免疫化学检查、血清癌胚抗原检查,做过哪一种筛查、为什么去筛查、什么时间去筛查。

1.3 质量控制

调查问卷经过两次预调查形成最终的调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调查员经过统一培训,采用EPIDATA 3.1软件进行双录入比对。严格执行纳入排除标准,对问卷全部是同一答案的视为无效问卷。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EPIDATA 3.1软件进行数据录入。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例数和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基本信息

本次调查共390人,平均年龄(53.24±9.12);体质指数均值(23.2±2.92)kg/m2;大肠癌及筛查知识得分均值(11.25±5.11)分;大肠癌及筛查态度得分均值(62.66±7.61)分;6.41%有大肠癌家族史;城镇医保和商业医保占41.28%,新农合和其他医保占51.28%,没有医保占7.44%;家庭人均月收入小于5 000元占45.13%,5 000~10 000元占27.18%,10 000~150 000元占11.79%,15 000元以上占15.90%;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23.59%,高中/技工/中专占35.90%,大专占18.72%,大学本科及以上占21.79%;已婚占95.13%,其他占4.87%;大部分为汉族占95.38%;男性占40.51%,女性占59.49%;32.82%参与过大肠癌筛查,见表1。

表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2.2 大肠癌筛查知识知晓率

83.33%的居民知道大肠癌可以预防,77.18%的居民知道早期大肠癌可以治愈,72.31%的居民知道筛查可以早期发现大肠癌,仅有23.08%的人知道大肠癌早期没有明显症状,仅有20.00%的居民知道一般情况下推荐50岁开始大肠癌筛查。27.18%居民知道深圳市居民重点癌症早诊早治项目,见表2。

表2 大肠癌筛查知识知晓率

2.3 大肠癌筛查态度

大肠癌筛查有五个条目,大肠癌易感性得分均值(15.26±2.56)分;大肠癌严重性得分均值(12.78±2.30)分;大肠癌筛查益处得分均值(12.32±1.90)分;大肠癌筛查自我效能得分均值(11.28±1.71)分;大肠癌筛查障碍得分均值(11.02±2.60)分,见表3。

表3 大肠癌筛查态度

2.4 大肠癌筛查参与率

大便隐血筛查项目参与率7.4%,肠镜检查筛查参与率15.4%,粪便免疫化学检验参与率13.8%,问卷评估筛查参与率3.3%,血清癌胚抗原检查参与率9.5%,见表4。

表4 大肠癌筛查参与率

2.5 大肠癌筛查参与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参与过大肠癌筛查和没有参与过大肠癌筛查的居民对比发现,文化程度、医保、知识得分、态度得分、年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5。

表5 大肠癌筛查参与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例(%)

以是否参与过大肠癌筛查为因变量,以文化程度、医保、知识得分、态度得分、年龄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结果发现,知识(OR=0.909,95%CI:0.863, 0.958)、态 度(OR=0.952, 95%CI: 0.920,0.984)、年龄(OR=0.962,95%CI:0.938,0.987)、文化程度(OR=0.484,95%CI:0.260,0.901)对大肠癌筛查行为有显著影响,见表6。对大肠癌及筛查知识掌握水平高参与大肠癌筛查意愿越高,对大肠癌及筛查态度越积极参与大肠癌筛查意愿越高,年龄越大越容易参与大肠癌筛查,高中/技工/中专与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相比参与大肠癌筛查意愿较高。

表6 居民大肠癌筛查参与行为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3 讨论

本次调查总体大肠癌筛查参与率32.82%,其中肠镜筛查参与率15.4%,国家癌症中心公布中国城市肠镜筛查参与率15.3%,与本研究基本一致[7]。但显著低于美国(63.0%)、高于印度(1.5%)、泰国(23.5%),但低于日本(38.1%)、韩国(40.1%)、菲律宾(68.8%)、澳大利亚(48.2%)[13]。我国大肠癌筛查参与率处于较低水平,亟待提高居民大肠癌筛查参与率,从而降低大肠癌发病率和死亡率。

本次调查显示居民整体大肠癌及知识均分11.25分,处于偏下水平。居民对大肠癌早期没有明显症状,推荐一般风险居民从50岁开始进行大肠癌筛查,政府有关政策了解较少。居民对大肠癌及筛查知识掌握水平有待提高。居民对大肠癌及筛查态度均分62.66分,最高分80分,居民对大肠癌及筛查态度尚可。居民对大肠癌及筛查的知识和态度对其筛查行为有显著影响,这与其他国家有关研究结果一致[14-16]。依据知信行理论,急需加强对居民的干预措施,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提高居民大肠癌筛查知识,促进居民对肠癌筛查态度的转变,从而提高居民大肠癌筛查依从率。

大肠癌家族史被认为是大肠癌的重要风险因素[17],但是本研究未发现大肠癌家族史对其筛查行为有显著影响,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对大肠癌及筛查知识掌握不足,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本调查中发现有家族史的居民样本量不足。需要扩大样本量继续研究。年龄对居民大肠癌筛查有显著影响,可能是因为年龄大的居民更加关注健康问题,也更容易出现健康问题,被医生推荐做大肠癌筛查的机会更多。有研究表明,医生推荐是提高大肠癌筛查依从性的重要因素[18]。重视医生在提高大肠癌筛查率中的作用,加强医生疾病预防观念。与其他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未发现学历水平越高的居民越愿意参加大肠癌筛查[19]。高中/技工/中专学历与大学本科学历以上相比更愿意参加大肠癌筛查。这可能是因为高学历的人大多数比较年轻,身体相对健康问题比较少。这提示我们对居民的干预措施要有针对性,高学历人群也是不能忽视的健康教育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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