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首次大授衔的故事

□赵 劲

1955年国庆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了首次军衔制。在中南海怀仁堂内，一幕盛大的授衔仪式就此展开：毛泽东向朱德、彭德怀等10人颁授元帅军衔；周恩来向粟裕、徐海东等10人授予大将军衔。此外，还有1000多位高级将领分别被授予上将、中将和少将军衔；全军各部队指战员也都先后被授予各衔级的军衔。这次授衔所代表的不仅是将军的个人荣誉还代表着我军已开始向正规化方向发展。这次授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大授衔，前后也发生一些有趣的故事。

抗美援朝与大授衔

1951年7月10日，在处于三八线的开城，中美双方举行朝鲜战争的首次停战谈判。美方首席谈判代表为美国远东海军司令乔埃中将，中方首席谈判代表为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就军队职务而言，两人差不多，问题是解放军没有军衔，也就是有人说的“有军无将”，邓华后来在大授衔时虽被授予上将，但当时他和其他中方代表一样，肩上都空空荡荡。

既然是谈判，不说在身份上压过对手一头，至少也要平起平坐。为了不在气势上落于下风，代表团只好临时抱佛脚，给代表们安上一个“军衔”，称之为某某将军或某某上校，邓华就被笼统地介绍为邓华将军。

与谈判相应，由于参加抗美援朝的部队建制非常多，仅用军长、师长这样的职务序列调度，显得很不方便。1951年国庆节的晚上，司令员彭德怀在指挥志愿军迎击美军“秋季攻势”的间隙，给毛泽东发去了一封电报，建议国内考虑七项战备工作，其中就提到了实行军衔制。因为彭德怀知道实行军衔制是战争的结果，也是大局和方向，必须搞。但是真正实行了军衔制后，彭德怀却很不适应，平常能不穿元帅服就不穿元帅服，只有碰到举行的一些外事活动和重要典礼，他才不得不按照军队条令规定穿上元帅服。

收到彭德怀的电报后，毛泽东非常重视。因为此时不但在异国作战的志愿军急需设立军衔，就是国内在军队管理上也开始有了引入军衔制的必要。

新中国成立后，有一些干部或者年龄大了，或者文化水平不够，实际干不了什么事，但是又未复员或转为文职干部。如果设立军衔，就可以既照顾老干部的资历、功绩，保证其待遇，同时激励新人，给他们以发展的机会。邓小平打比方说：“一个很老的不能做什么工作的团长，是个上校阶级，他可以拿上校薪水，不做事，他也会没有意见，这样比占着茅坑不拉屎好。”

1952年4月，彭德怀回国治病，中央决定留他在北京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与罗荣桓一起负责军衔评定的具体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实施军衔制的帷幕由此被徐徐拉开。

毛泽东辞帅

在授衔的最初提名方案中，毛泽东是大元帅，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是元帅，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等人也都在大将的授勋名单之列。他们中大部分人都已经转业到地方做党政工作，但是就历史功勋和在部队的任职情况来说，均符合“军官服役条例”的相关要求。

可是毛泽东看到这一方案后，坚持他不要大元帅军衔，也不要勋章。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的威望已经非常之高。辞帅一事立即在党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全国人大常委会还专门对此进行讨论，包括不少民主人士在内的常委会委员都纷纷发言，认为毛泽东等领导人是解放军的缔造者和创造者，指挥过许多重大战役，为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授衔授勋乃是情理中的事，尤其毛泽东功劳最大，完全应该授予大元帅，授三个一级勋章。

主持常委会的刘少奇知道毛泽东的态度很坚决，就在会上表示自己也不能作结论。一位民主人士说：“人大做出决定，他（指毛泽东）有什么办法！”刘少奇回答：“人大可以作决定，但他是国家主席，还需要他下命令才行呀，他不下命令又怎么办？”

针对大家的意见，刘少奇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彭真集中作了一个解释说明：将来在特殊情况下，譬如发生了大规模战争，毛泽东仍可出任大元帅，统领全军作战。

最后，见众人仍极力主张通过人大决议的方式让毛泽东接受大元帅衔，刘少奇只好微笑着说：“你们不是经常见毛主席吗？你们见面后当面去说服他，争取他的同意，这次会议不作决定。”

很多人都能见到毛泽东，但是熟知毛泽东脾气的人都知道，一旦他打定了主意，就极少动摇和改变。刘少奇表了这个态之后，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私底下去跟毛泽东说了这事，但可以肯定的是，都没有起到什么效果。

一天，总干部部副部长宋任穷随彭德怀、罗荣桓去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汇报授衔授勋工作，其间彭德怀、罗荣桓汇报了他们刚刚提出的方案，这一方案与初步提名方案仍基本一致。

毛泽东听完汇报后说：“你们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

毛泽东为朱德等元帅们授衔授勋

他又向在场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征求意见：“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摆摆手说：“不要评了。”

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这几位被列入大将名单的人也都在场，他们过去长期在军队担任领导人，但是新中国成立后都已转业到了地方。毛泽东转身问他们：“你们几位的大将军衔还要不要评啊？”几个人都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如此一来，不仅毛泽东辞帅成了铁定不改的事实，其他已经转业的领导人也大多不再授予军衔。这使全军干部受到了一个很大的教育，同时也解决了评衔过程中出现的许多矛盾。

粟裕为什么没有被授予元帅？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大授衔中，粟裕的军衔问题一直是人们议论的焦点。许多人认为，粟裕战功很大，评大将低了，应该授元帅。不光是党内军内，就连党外高层民主人士邵力子、黄炎培也持这种认识，向中央建议粟裕“是可以当元帅的”。

据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其实中央最早也是要给粟裕授元帅的。那是在中南海的一次会议上，当讨论到粟裕应授何军衔时，毛泽东不仅提出要给粟裕授元帅衔，而且给了粟裕极高的评价：“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可以领元帅衔。在解放战争中，谁人不晓得华东粟裕啊？”

这时周恩来告诉他：“可是粟裕已经请求辞帅呢！”毛泽东听了非常感慨：“难得粟裕！竟三次辞让，1945年让了华中军区司令员，1948年让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现在辞了元帅衔，比起那些要跳楼的人（指争衔者），强千百倍嘛！”

对粟裕“二让司令”的过往经历，周恩来自然也很了解，他紧接着说：“粟裕二让司令，一让元帅，人才难得，大将还是要当的。”毛泽东补充道：“而且是第一大将。我们先这样定下来，十大将十元帅。”

按照中央一开始就定下来的标准，十将十帅一个不能多，一个不能少，没有任何变通的余地。在数量限定的前提下，提名者除要逐一衡量入选者的资历、威望、才能、战功外，还必须进行综合平衡。在十元帅的提名者中，陈毅一人就代表了南方游击战、新四军、三野三个方面，而在战争年代，粟裕一直都只以陈毅的副手身份指挥作战，虽然他同样可以代表三个方面，但由于陈毅的元帅身份已定，加上自己主动辞帅，放到大将一栏也就可以理解了。

应该指出的是，李银桥并不是唯一透露粟裕主动辞帅的人，其他身居要职的知情者也都曾在不同场合印证了这件事。原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晚年告诉家人：“到了1955年评军衔问题时，粟裕很有可能当元帅，但是他有自己的考虑，几次诚恳要求不当元帅。主席决定让他当第一大将。”

谭震林是粟裕的老战友，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务院副总理。有一年当华东野战军老战士管美英向他打听粟裕为何只授衔大将时，他详详细细地把粟裕主动辞帅的经过讲了一遍，并且解释说：“因为没向你们传达，你们不了解情况，所以有意见。”

粟裕虽然没有被评为元帅，但并不影响他在共和国军史上的地位和口碑。正式授衔时，周恩来把授予大将军衔的命令状第一个授予粟裕，因为元帅授衔的仪式要在稍后才举行，所以粟裕不仅是“共和国第一大将”，位列所有将官之首，而且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被授予军衔的军人。

共和国第一位女将军

1955年评衔受苏联模式影响很大。在制定评衔框架时，按照苏联顾问的建议，对女军人的授衔条件和人数进行了近乎苛刻的限制和规定。因为这个原因，一大批对新中国建有功勋的女军人在评衔前就陆续离开军队，或到地方院校学习，或直接复员转入地方。这其中也包括一些很早就参加革命的著名女革命家，如蔡畅、邓颖超、康克清、张琴秋等。

据统计，首次参加评衔的女军官不足五千人，占授衔军官人数的百分之一还不到，其中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只有李贞一人，女校官仅有几十人，尽管事出有因，但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李贞出生于湖南浏阳农村的一个贫困之家，童年十分凄惨，六岁不到就被送给人家当童养媳。残酷而又近乎绝望的现实生活，使李贞磨炼出大胆泼辣、敢作敢为的性格。大革命风暴骤起，她毅然剪掉辫子，参加妇女协会，以后又入了党。

入党才一个多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李贞回家隐蔽，族人劝她自首，还说这是为了救她。李贞气得两眼冒火：“一年前，我做小媳妇那么苦，你们为什么不来救我？今天，我是为着要活，而不是为着要死！”

李贞拒绝自首，就此参加了游击队，成了一名女游击队长。1933年，她出任红六军团组织部部长，随军突围西征。西征过程中，部队作战失利，被截为数段。李贞担负着寻找前卫部队的任务，可是当天下起了暴雨，山上草深路滑，很难找到下山的正常路径。这时，她看到别人的挑子里有一个洗脸盆，灵机一动，就坐上脸盆朝陡坡下滑，滑到半山腰，人跌了个筋斗，李贞顾不上浑身疼痛，爬起来继续向山下跑，终于及时找到了前卫部队。后来，这段坐脸盆下山的故事也在军中被传为佳话。

在大授衔中，李贞被授为少将。她既是共和国的第一位女将军，同时和丈夫、被评为上将的甘泗淇也是唯一的一对将军夫妻。在授衔仪式结束后举办的酒会上，他们是现场的“将军明星”，将帅们都与这对夫妇碰杯互致祝贺。

甘泗淇和李贞夫妇

大授衔提高军人地位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全国刚刚解放，解放军在城市里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即便军官也是如此，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穷！

在实施军衔制之前，军队实行的一直是供给制，一个营长的伙食加上津贴，还不及一个汽车司机的工资。这在农村尚无所谓，进入城市就不一样了，时间一长，军官逛商店都只敢问价而不敢买，售货员见了都不太爱搭理。那些年轻的军官们本来长得高大帅气，然而一些时尚女生在街上遇到他们，常常掩鼻就跑。

因为囊中羞涩且伙食标准不高，官兵平时吃的东西里面很难看到有肉、鱼、蛋类。试想一下，部队作战训练的体能消耗那么大，具有较高营养价值的食品比例又这么少，他们的身体健康乃至作战训练怎么可能不受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解放军军官还面临着一个老大难问题。大部分基层军官都早已过了结婚年龄，且几乎个个都是“穷和尚”，很难找到媳妇：找农村的，组织即使批准，以个人的经济条件也养不起；找城里的，城里人根本就瞧不起他们这些“穷兵”。

自1955年1月起，由于实施了军衔制，与之相配套的军官薪金制开始替代部队的供给制。以准团级干部来说，以前只有三十八元津贴，实行薪金制后就有了固定的一百七十五元，是原来的四倍。这么高的薪金，令很多干部始料不及，曾经困扰军人的营养不足和经济待遇差的问题也就此迎刃而解。

张廷斌是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的少校学员。上海是繁华大都市，商店鳞次栉比，但是授衔前张廷斌或者根本不敢进商店，或者进去了也只能看看，连价都不敢问。授衔后就不一样了，军官们都敢消费了，人们也不再视他们为“小气鬼”或者“令人讨厌的穷兵”，商店和服务单位都逐渐改变了以往对军人的冷落风气。

当时上海举办了一次外国商品展览会，因为展品有限，除展期售出部分外，剩余商品都转移到上海大厦服务部，而且仅对外国专家和军队校官以上的军官开放。

看到展品比较精美，价格也适中，张廷斌等校官都去上海大厦买了些东西，张廷斌个人就花了一百多元，另外他们还给尉官们代购了一些。张廷斌有同学在上海本地医院实习，这件事很快就被那家医院的人知道了，大多数人都很羡慕，一些女主治医生还主动要求与校官扮成夫妻进大厦，以便买到称心如意的东西。当“假夫妻”们走到大厦门口时，她们就指着旁边的校官说：“我是他的夫人！”

这些场景令张廷斌感慨万千，因为就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别说这些女医生了，就是不少市民看到他们都是掩鼻就躲，避之唯恐不及。仅仅五年时间，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张廷斌禁不住感慨：大概是时代的变迁吧，新时代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