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方博弈与代际更迭：盐业工人运动视域下的自流井地方社会生态变迁探赜(1926—1930)

提要：土地革命初期，自流井因拥有四川最大的富荣盐场而成为各方军阀争夺、盐商云集以及中共关注之地，军、商、党三方为其各自的政治经济诉求展开了多方博弈。军阀对中共的态度从忽视到重视，从默许合法化工运到派兵镇压，极力维护其在自流井的权势主导地位；小盐商因其经济利益与中共工运目标有部分契合之处，某一时期内采取了支持工运的态度，而大盐商则坚决反对工运，工运某种程度上成为大小盐商逐步完成代际更迭的引线。中共则通过组织四次大罢工，在自流井盐工和群众中获得威信，成为自流井社会力量中的一股“激流”。

20世纪20年代，自流井因拥有四川最大的富荣盐场而成为各路军阀竞相角逐的膏腴之地。1925年军阀杨森的部队占据自流井，独吞盐税，引发垂涎盐税的各军阀极大反感，遂组织联军反杨，“统一之战”随即爆发。杨森被川黔联军打败后，刘湘、刘文辉、袁祖铭等大小军阀头目齐集自流井，召开会议解决盐税分赃问题。联军恢复了1923年设置的护商处，处长三名分别由刘湘、刘文辉和袁祖铭各派一人担任。驻井部队仍为刘文辉部，同时各军设置驻井提款处长，刘湘的提款处长即由大盐商王和甫担任。1927年，刘文辉派心腹蔡玉龙任川南警备司令，建立起对自流井的军事和行政管理，刘文辉遂成为自流井的重要主政者。

富足的盐商深谙财富与权力的转换之道，他们早在1911年即组织成立了自贡商会。该商会主要由大盐商豪绅世族掌控，一般普通商民只能听命顺从。之后因连年混战，军阀不仅侵吞盐税正税，还私设大量附加税，敲诈勒索盐商。1925年，王和甫担任自贡商会会长。王和甫等人一面带领盐商与军阀周旋以争取自身利益，一面也替军阀摊派军饷，与其共同维持盐场既有的运作机制和生产秩序，并以自贡商会名义在自流井行使筑路、建校、赈灾、维持治安、呼吁设市等准政府职能。各个大盐商不仅经营盐业，还广置土地、掌权主政。军阀及各盐务管理机构交涉有关自流井行政和盐务事宜，均直接去函自贡商会协商，可见大盐商在自流井的政治空间中占据了重要一席。

时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渝刘”和“蓉刘”对国民党左右派还无明显的偏向态度。国民党左派四川省党部(驻重庆莲花池)委派李师古、黎灌英等到自流井筹建左派国民党党部，并于1925年夏正式布告成立党部。同时国民党右派四川省党部(驻重庆总土地)也派雷民心、何德芳等回自流井筹办右派国民党党部。不过，出身自井盐业世家的革命青年李师古与当地大盐商李敬才有密切的亲缘乡情关系，比右派更先得到盐商群体的认可而站稳了脚跟，由此为中共力量的进入作了铺垫。拥有众多盐工的自流井早就成为中共的关注点，“四川有工厂的地方只成都、重庆、自流井三处……自流井盐工最多”。“人数却多到百万人左右，这可说他是一个特别盐业工人区域。”1926年夏，中共重庆地委先后派共产党员刘远翔、廖恩波前往自流井创建党的组织和开展工人运动。中共的进入像是一股“激流”或者变量，打破了自流井由军阀和大盐商共同主导的政治经济局面，军、商、党三方展开了争夺自流井主导权的激烈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原有的盐场运作机制开始动摇，新一代小盐商与老一代大盐商之间开启了权势的代际更迭之路，而军阀主政者对中共的态度从忽视到重视，从允许其开展工运到增兵镇压，强硬维护其权势主导地位；而中共力量则试图在地方各政治经济势力运作的夹缝中寻觅扩大组织影响与促使革命落地生根的一线生机。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的自流井这一地方场域中，军、商、党三方的博弈互动及其历史影响无疑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学术话题。

迄今为止，学界对自流井早期革命斗争及地方政治经济生态的考察，虽已有若干研究成果，但或集中于讨论自贡盐业经济形态的发展演变历程，或侧重从中共如何发动工人运动这一单纯革命性视角展开探讨，缺乏对中共动员工人运动及与其反对派(大盐商和军阀)、合作派(小盐商)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也缺乏对三方力量博弈背景下盐商群体内部权势更迭情形的探讨。实际上，工人运动不可能孤立地发生，中共力量的进入与组织活动也不可能不受当地政治经济精英的影响及制约，尤其在自流井因盐税成为各路军阀角逐之地后，军阀、盐商各谋其利，对异质的革命性政党之进入更是各有考虑。因此，本文试图从军、商、党三方博弈视角出发，以中共参与发动的盐场工人运动为线索，再现自流井1926—1930年间地方政治场域社会生态演变的历史本相，讨论上述三者在左翼力量搅动的革命浪潮中对抗与合作的复杂关系，以及该进程对地方社会结构的潜在影响。

一、工运伊始：博弈局面形成与代际更迭发端

1925年夏，李师古开始筹建国民党(左派)自流井党部。由于正处于国共合作时期，该党部以“合法”身份进入自流井。此时刘文辉部正因“统一之战”撤出自流井，暂时占据自流井的杨森部忙于搜刮财富，无暇他顾。当时自流井居主导地位的三大盐商是李敬才、王和甫和胡铁华。李师古之父在李敬才开设的“述善盐号”占有股份，李师古便直接把党部筹备处设在了“述善盐号”内。在下沉到基层县乡的党派力量还未与大盐商产生直接利害冲突时，后者的态度往往是模棱两可的。如李敬才便曾告诉王和甫：“党派活动，现在已是儿辈之事，你我还管这作甚！”因此，李敬才一度选择了听任子侄辈在当地展开政治活动。不久，上海“五卅惨案”消息传到自流井，李师古即通过党部组织了近万名群众上街示威游行，并成立了检查“仇货”小组，挨户清查日、英“仇货”，由此掀起了自流井的群众性反帝爱国浪潮。还未到年底，国民党左派就已建立起两个区党部，每个区党部下设三个分部，党员达30多人，党员职业主要为医生、小商人、职员和教师，其中就有职员罗筱元。当时国民党右派在自流井的负责人是盐商张筱波，因右派内部争斗，其于1926年底宣布脱离国民党。同时因为李敬才是自流井上层盐商富户精英群体的领袖，后者均与其共进退，所以右派力量在重庆“三·三一”惨案前未能在自流井成立起党部。国民党(左派)自流井党部的建立，使军、商、党三方博弈局面正式形成，此后李师古先把革命的矛头对准了维护盐场原有运作机制与利益秩序的大盐商群体。

当时自贡商会由三大盐商把控，一般商民要从商会争取自己的权益非常困难。1926年初，李师古在自流井江西庙主持召开商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自贡商民协会，其目标主要是展开经济斗争，以争取多数商民，壮大左派队伍。侯策名、罗筱元、倪敬先等一大批新盐商纷纷加入，在“真正代表商民利益”等口号诉求的推动下，开始了与旧盐商争权夺利的激烈斗争。

新旧盐商代际更迭一览表

譬如，彼时胡铁华因经营不善，向侯策名出租了其主要资产“同新枧”。侯策名欲逼胡铁华出售“同新枧”，所以一直拖欠租金，造成二者商业纠纷。侯策名一边邀请盐场头面人物李敬才劝说胡铁华，一边利用商民协会与自贡商会斗争之机，在政治上打击胡铁华。1926年初，商民协会发动中小灶商反对以胡铁华为首的自贡督练所，印发传单、四处讲演，宣传如果让胡铁华任所长，将造成中小灶商被收购和大批工人失业。侯策名等人竞相奔走，还说动一些中小灶商退出自贡商会转而加入商民协会。1927年初，国民党左派决定商民协会由侯策名出任会长，后者立即组织了一次“反对旧商会，拥护新商会”的示威游行，以加强对胡铁华的反对斗争。迫于社会民众的压力，省政府撤销了对胡铁华督练所所长的任命。胡铁华本是以讨好驻军、逢迎权势支撑其胡姓家族门面。督练所所长一职被撤，对其造成较大打击，加之家族盐业早已债台高筑，无奈之下其同意出售“同新枧”。至此“胡慎怡堂”主要产业被夺，胡铁华因家败而衰颓。“同新枧”则成为侯策名向新盐商四大家族冲击的基业，新旧盐商代际更迭正式开始。侯策名成功夺取“同新枧”后，商民协会的众多新盐商也发现了对落魄盐业世家的斗争和“巧取”是其迅速跻身盐场精英的良好助力。当时新盐商加入商民协会或国民党左派，大多是因为可以借助新的舞台与组织资源助力其“商战”，至于他们是否真正在政治上认同于国民党左派，则未可知也。

1926年夏，中共重庆地委派刘远翔等到自流井开展工作。刘远翔入住“述善盐号”，并将李师古等一批国民党左派党员正式发展成为中共党员，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共自流井特支，由廖恩波任书记，刘远翔任工运委员。在国民党左派旗帜的掩护下，当时中共工运干部可以在自流井半公开地活动。刘远翔就经常一副盐工打扮，到井灶上和盐工同劳动，到盐工聚集的茶馆和居住的窝棚与盐工谈心，向盐工们讲解只有团结起来成立工会、与盐商展开斗争才能改善自身处境的道理。1926年秋，刘远翔在贡井长土召开了第一次盐场工人代表大会，成立贡井机车工会，80%—90%的长土机车工人加入了工会。随后大坟堡、郭家坳产盐区也建立了工会，工会按工种进行分类。到1927年2月，中共已在自流井推动成立工会20余个，会员总数发展到1万多人。

前期的斗争，已经让竭力维护盐场旧秩序的大盐商有所警觉，但出于各种原因，驻军并未出面阻止，各方还在“观望”之中。1927年元旦，借着国民大革命的东风，李师古出面联络了刘文辉任命的川南警备司令蔡玉龙以及驻军旅长杨芳毓等地方军阀势力，发动工农商各方力量，在自流井上桥河坝召开“军民联欢大会”。会上，驻军正式改旗易帜，表示参加国民革命，旅长杨芳毓代表军队发表讲话，刘远翔作为工人代表参演了哑剧《大中华先生》。左翼力量由此拉近了与驻军的关系，由左派领导的商民协会和工会活动更趋顺利。

但明面上的和谐终究无法掩盖革命激流带来的巨大冲击。经过前期的准备工作，中共自流井特支认为发动罢工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均已趋于成熟，决定择机掀起以增加工人工资为目标的盐场工人大罢工。1927年春，中共在长土洞云寺召开工人代表大会，贯彻罢工决定。大会派遣长土机车工会负责人陈荣章到大盐商王和甫的盐号同资方代表交涉，陈荣章提出增加工资、提高伙食待遇、减少工作时间、不准随便解雇工人的要求，遭到了资方代表的严厉拒绝，中共随即领导发动了盐场工人第一次大罢工。当天井灶大部分停歇，近两万工人组成游行队伍，高喊“反对资本家剥削工人血汗”“增加工资、改善生活”等口号，在自流井街道四处散发传单，并于中午包围了井商会。大盐商们茫然失措，一则工人历来软弱，虽偶有反抗，但从未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反抗活动；二则未能把准驻军态度，不知驻军是否会出兵镇压；三则大盐商组建的民团还控制在以左派面貌出现的本土革命青年李师古手中。工人罢工、盐场停产，盐业生产秩序一度动摇不稳，但驻军并未收到上峰要求镇压的命令，唯有施压大盐商们给工人让渡一些利益。罢工三天后，自贡商会答应了工人提出的四个条件，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

这次罢工使盐场工人群体第一次看到了广泛团结与统一斗争的力量，增进了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斗争意愿，扩大了中共在工人中的影响。随即中共自流井特支快速扩大其组织。到1928年2月，中共党员发展到40人左右，建立起10个基层组织，在三大产盐区分设工人支部。其时，中共四川临时省委进一步提出：“此地(自流井)非常重要，决定在这个地方准备工人武装暴动，建立四川职工运动的基础。”1927年11月，由中共领导的自贡总工会成立，刘远翔、杨玉忠任正、副委员长，各产业基层工会均已建立，总工会决定委员长对外以“苏大兴”为代号。罢工结束后，大盐商开始意识到具有新的组织形式与政治意识的工人运动对其利益的致命威胁，遂开始主动培养“内线”，分化工人，并加强民团力量。中共在接收工人入会时普遍采取“登记即入”的松散方式，大盐商比较容易找到见财忘义的工人做内线，何况还有跟中共工会相对立的封建帮会“炎帝会”存在，“炎帝会”的余绍初以及大坟堡机车工会组长邱德三等即被大盐商收买。

对新盐商而言，他们大多数在这个阶段仍仅是盐业职员，尚在财富累积过程中，工人罢工对其经济利益并无多大影响，但旧盐商的失利却能成为其“巧取”产业获得更快上升渠道的重要机会。自流井第一次盐场工人大罢工后不久，重庆“三·三一”惨案爆发，国民党左派四川省党部被破坏，“渝刘”及大部分四川省军阀完全改变了对国民党左派和中共的态度，这也影响到驻自流井军队的政治态度。驻军团长罗子久很快便召集地方豪绅与左派代表开会并威胁道：“快些卷旗收伞，把组织名单和各项文件交出了事。”会上双方代表均荷枪实弹，气氛紧张。会后国民党(左派)自流井党部即停止活动，李师古离开自流井赴上海暂避。中共自流井特支转入地下活动，其领导机关也迁入中共本地党员王文甫家的王氏宗祠。此时，国民党右派才正式成立党部并开始活动，右派负责人曾子郁、李云湘等推选出大盐商王和甫为国民党自贡党务指导委员会(简称指委会)会长。王和甫随即将商会管辖的皮局经费作为指委会日常经费开支，但遭到驻军的强烈反对，双方为抢夺皮局经费一直“撕牛皮”到1929年。指委会从建立时起即代表着大盐商力量与旧有社会秩序，其任务是打压激进分子和控扼工运。但因为当时蒋介石国民党中央的势力还未深入四川，挂牌的国民党基层组织基本上被自流井旧式精英所把持，经济利益的最大化遂成为其追逐的主要目标。

自1925年始，国民党左派与中共组织力量逐步下沉渗入自流井，在政治革命、商民运动和工人运动方面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波澜，冲击了旧盐商和地方军阀把持的既有政治经济秩序。这一过程中，中共初步在自流井建立了组织，领导了第一次大罢工并取得了胜利，三方博弈局面正式形成。旧盐商先前以为“党派是儿辈之事”的理念开始动摇，随着自身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受损，其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开始培育自身的政治军事力量。国民党左派和中共的进入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急于打破现有盐场权势结构以代替旧盐商势力的新一代盐商茁壮成长，新旧盐商代际更迭逐步开始。部分驻军由于“渝刘”政治趋向的转变，对以国民党左派和中共为代表的颠覆性力量态度恶化，逐渐转向以镇压为主。但因自流井驻军主要是“蓉刘”的部队，仅仅3天的罢工对盐税影响不大，损失的也是大盐商的利益，故此时“蓉刘”对左翼力量的态度仍处于“观望”阶段，这为自流井工运的继续成长留下了缝隙，也对新旧盐商的代际更迭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工运升级：博弈局面深化与代际更迭深入

1928年春，刘远翔兼任中共川南特委书记。川南特委在三多寨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川南暴动计划”。1月28日，中共自流井特支在黄家山召开工人代表会议，刘远翔传达了三多寨扩大会议关于立即开展川南武装暴动和自流井盐工第二次大罢工决议精神，并讨论了罢工计划，成立了罢工委员会、行动委员会、后援委员会等组织。自流井第二次大罢工一触即发。

1928年2月，刚联手打垮了军阀赖心辉部的“渝刘”和“蓉刘”同时通电拥蒋反共。长期主导川内军阀混战使“二刘”入不敷出，唯有竭力加重对所辖防区的经济压榨。“渝刘”在富荣运盐路上设置10处附加税收税处，每年抽收约426万元。赖心辉败走贵州后，其在自流井分享的盐税全部落入“蓉刘”口袋，“蓉刘”还要求自流井按照井、灶生产量的大小摊派捐款。同时，淮盐与川盐在两湖地区竞销，川盐售价高于淮盐6倍，富荣产食盐几乎丧失了楚岸市场。多数小盐商因“厂市疲滞，行商掯买盐价，加以米料、钢丝、煤炭日益昂贵，遂至多方借贷，累债数万”，濒于破产。大盐商为了解决卤水产浮于销、产能过剩的问题，由王和甫出面组织成立了盐岩井办事处，采取“抽签轮推”的方式维持产销平衡。但卤水价格的抬高势必伤害小灶商的利益，再者“抽签”也未必公平公正，停产的井商可能大量解雇工人，由此引发了新旧盐商的又一次激烈冲突，工人的处境亦日益动荡不安，这些都成为中共领导罢工的导火索。

大坟堡的久发井和宝元井以未中签而停推为理由解雇工人，大坟堡工人支部于1928年1月23日组织罢工，两处小井商接受召回工人、停推期间工资伙食照发的条件，但私下里贿赂军警，伺机报复。2月6日，大坟堡工人集会庆祝此次罢工胜利，军警当场逮捕工会负责人车水工人李同兴，激起了工人们的愤怒。中共自流井特支遂于2月7日组织大坟堡5000余名车水工人罢工，自流井第二次大罢工爆发。1月30日，大盐商在炎帝会的“内线”余绍初已经跟王和甫报告了工人2月4日要罢工的事情，虽然时间不准确，但使得大盐商们早有准备。鉴于当时盐产浮于销，春季本就不是用工高峰，故大盐商并不因工人罢工停产而着急。虽军阀反共的态度日益明确，但王和甫并没有掌握证据证明此次罢工就是中共发动的，因此其暂时请不来驻军参与镇压。为此，自贡商会采取了先谈判拖延时间，再屡次请求驻军维持秩序的应对措施。罢工第二天，自贡商会即发布告要求工人派代表到会协商，中共因考虑军警逮捕问题没有派代表前往，仅表示如盐商满足工人所提出的“九个条件”即复工，同时发动工人游行示威。井商会和盐商张筱波均发表宣言，称李同兴的被捕是其与另一工人的私人纠纷，与盐商无关，工人工资已涨数十倍，但卤水水价只涨了数倍，盐商已吃亏了。该宣言中还语带威胁地特别强调：“政府明令遍处驱逐共产……两湖(湖南湖北)杀死共党总作万千以上，即是工友居多数。”劳资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正当罢工处于胶着状态时，新盐商罗华垓于2月11日通过侯策名的接洽，提供了西场“仲兴祥”的一处地方供中共开秘密会议。但此事因眼线众多而泄密，驻军出动捕获参会者十余人，其中即有一名领导罢工的负责人。该人竟将自流井党组织人数、领导此次罢工的同志及领头工人供出。一石激起千层浪，各方迅速行动，将本次罢工运动推向高潮。王和甫于当天即向“二刘”等各路军阀、各机关法团发电声称：“将祸商乱国之共党已获者，尽法惩治；未获者，严密查拿。务绝根株，不留余孽。”并且他还报告：“(工人增薪)加得之价，抽买枪支，枪支入手，无论何种目的均可达到。”蔡玉龙一则因中共秘密会议就在“仲兴祥”内召开，怀疑王和甫是“贼喊捉贼”，由此对王和甫产生了更深的嫌隙；二则在获取了罢工系共党主使的供词后，也有了对其严加镇压的理由。他随即告知工人须立即复工，不能受人唆使，否则一律开除，同时悬赏通缉刘远翔等共产党员。此后又有40余人陆续被捕，激起了工人群众更大的愤怒，中共于当天又发动长土产盐区万名机车、凿井工人和郭家坳产盐区六七千机车工人同时罢工，并号召学生罢课、商民罢市以支援盐工。因“抽签轮推”而利益受损的小盐商们纷起响应，拒还贷款、关门闭店，并趁王和甫处理罢工无暇他顾之际，另招工人起推小井，降价售卖卤水，致使盐岩井办事处需归还重庆信贷机构大量贷款，且卤水无人问津，致其负债累累。王和甫遂挪用“仲兴祥”盈余填补办事处损失，导致自身陷入困境，罗华垓、余述怀等新盐商开始蚕食其产业。王和甫的“源昌枧”负债甚多，酱园铺经营者余述怀成为其主要债权人。余述怀率领手下日日到“仲兴祥”坐讨债务，王和甫无可奈何，只得把海流井出租给余述怀，租期18年。余述怀由此踏入盐场，成为一代新盐商。

因中共自流井特支党务与工会工作不划分，驻军对罢工负责人的逮捕和通缉直接让特支失去了指挥力量，工人组织也失去了重心。特支也曾下令到三多寨、宜宾、南溪等地抽调同志来指挥罢工，并暗中调集枪支弹药。但当时各地党组织尚不健全，无人可调，枪支弹药也极度匮乏，工人因饥寒交迫而陆续复工。因交通不便，“二刘”的回电到罢工结束后才传递到自流井，他们均表示已经电令驻军从严查缉共产党员。四川盐运使署则要求自贡商会与工人协商工价，不能让工人因生活窘迫而作乱。自贡商会于3月16日发出布告，仅车水帮工人得以增加工资。罢工基本失败。

罢工结束后，中共自流井特支及工会均遭到较大破坏，刘远翔被调离自流井。两万余盐工的参与、学生商民的支持，以及持续了18天的大罢工，在自流井各方引起轩然大波。罢工后车水工人工资获增加，但仍有2000多工人失业，盐工的生活仍然困苦不堪。但刘远翔等领导工人团结斗争的事迹在广大盐工中留下深刻印象，同时中共自流井特支也总结了自身在党和工会的组织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这些都为中共领导1929年自流井盐业工人总同盟罢工奠定了基础。在本次罢工中，旧盐商强硬要求驻军直接出兵镇压罢工，不愿意给工人加薪，也没有贿赂驻军。关键是他们还把握住了“二刘”对于罢工的态度，只要是由中共发动的罢工就要出兵镇压，这使得旧盐商在以后的历次劳资风波中均极力让军阀相信事件是由“共党主使”，但也使蔡玉龙等本地驻军对旧盐商产生了嫌隙。出于利益考虑，新盐商在罢工中响应了中共的号召，同时也大挖旧盐商墙脚，导致盐岩井办事处几乎瘫痪，“仲兴祥”进入破产阶段，新盐商获得了部分经济利益，新旧盐商的代际更迭逐步深入。近两旬的停产让军阀的盐税收入损失较大，“渝刘”于2月16日曾电令资方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从速解决罢工问题。“蓉刘”则令蔡玉龙“从严查缉以维盐务”。因担心罢工耽误征收盐税，“二刘”终于开始重视中共领导的工运，但对于解决罢工问题是采取劳资协商合法化途径还是直接镇压仍举棋不定。“渝刘”的态度是让大盐商出钱尽快使工人复工，“蓉刘”虽令蔡玉龙严查“共党”，但蔡玉龙因未获得大盐商的好处，出兵干预并不积极，还怀疑大盐商报告事件由中共主使的真实性，这也为接下来自流井工运的趋向高潮预留了可能性。

三、工运高潮：博弈局面复杂化与代际更迭初步确立

1928年秋，中共派工运干部程优声赴自流井担任特支书记，程优声迅速恢复党的基层组织，并继续发展工会、开展宣传活动。至1929年1月，特支共有党员90人左右，下辖10个支部，三大产盐区工人支部最为完整。车水工人杨玉忠担任大坟堡工支书记，该工支就有党员20余人。1928年秋，特支组织成立了自贡总工会执行委员会，程优声、杨玉忠分任正、副委员长。其组织系统纵横交错，总工会下成立各产盐区工人总工会(简称工总会)，工总会下成立各帮代表会和工厂委员会，总工会人数约2000人。肖凤阶任大坟堡工总会委员长。特支虽隐蔽工作，但其指挥的工会继续公开与代表大盐商利益的自贡商会展开斗争。1929年5月1日，总工会发动盐工、农民和各界民众在釜溪公园召开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杨玉忠作了演讲，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游行队伍高呼色彩甚为鲜明的政治性口号——“打倒军阀统治！打倒土豪劣绅！改善职工生活待遇！工人有游行、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权”。这是自流井第一次举行纪念“五一”节的群众性活动，也是接下来中共发动自流井第三次罢工(总同盟罢工)掀起工运高潮的誓师动员大会。

此时“二刘”刚刚打完上下川东之战，正值在经济上对川内各业加大财政汲取力度之际，同时蒋桂战争爆发，“二刘”对蒋介石持截然相反的态度，“渝刘”积极拥蒋，“蓉刘”则通电讨蒋。中共四川省委据此认为以刘文辉等人为代表的四川军阀已经“相当接受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影响”，因此其“对于一般言论集会，只要与他们现时利益没有冲突，也不十分干涉”。这表明“蓉刘”为粉饰自身的政治改良立场，有可能对工人运动暂取优容之策。在这种情况下，其心腹蔡玉龙对自流井“五一”劳动节纪念集会按兵不动则是在情理之中了。1928年罢工运动之后，“渝刘”主持自贡商会与重庆行商签订办事章程，定下最低和最高盐价。但到了1929年，行商并不遵守章程，继续压低盐价，而米价等生活物资价格又持续高涨，中小盐商几近破产，工人生活愈加困苦。从1929年4月初起，肖凤阶就领导大坟堡工总会以“苏大兴”名义向自贡商会及新区井商会多次去函，要求劳资双方谈判，详细列出了增加工资数额和工会各项合法权利的要求，并推选了交涉的工会代表。王和甫在1928年的罢工和盐岩井办事处事件中已精疲力竭，自贡商会重新选举大盐商李敬才为会长，然而已具备一定经济势力的原商民协会会长侯策名也悄然进入商会任执行委员。新盐商由此开始夺取商会领导权。

不过，此时亦是售盐低峰的春季，工人罢工对盐场生产的影响并不大，故李敬才对工人的提议不予理会，故意拖延一月有余。5月15日，在工人罢工威胁下，新区井商会会长张筱波才回复自贡商会，称大坟堡工总会是私人团体，其成立没有经过政府和国民党指委会批准，对其增薪的要求不予理会。李敬才立即同意张筱波的意见，原话回复大坟堡工总会。此事激起了工人愤怒情绪，也使工人打破了和平协商的幻想，随即中共自流井特支指导大坟堡工总会发起罢工运动。肖凤阶等中共地下党骨干于5月17日发动大坟堡车水工人、机车工人约千余人相继罢工，当天大坟堡盐岩井(约26口)全部停搁，无人做工。工人罢工使本就困顿不堪的中小盐商雪上加霜，而大盐商因资产雄厚，受影响并不大，由此也进一步加剧了新旧盐商之间的冲突。侯策名动员各小盐商向自贡商会要求迅即解决罢工问题，小盐商们纷纷向李敬才去函陈述停工事实，要求李敬才出面加以解决，但很少有将罢工事件归咎于中共主导者。李敬才收信后，当天即向川南警备司令部去函，第二天接续电告“二刘”及各盐务管理机构，但均强调说此事“显系共产党徒从中主使”，要求“从严究办，惩一儆百”。蔡玉龙在上一次罢工运动中与大盐商产生了嫌隙，因此并未出兵镇压，仅发布公告劝说工人复工，并承诺复工后由其主持劳资双方协商增薪。

由于在罢工中很多资方断了工人伙食，中共为积蓄力量，准备待夏季售盐高峰进行第二次反击，罢工5天后即决定复工。“蓉刘”给李敬才的回信于罢工结束1天后方才到达，其口头上表示“已电饬自井军警尽力弹压并严拿共产党徒。惟协调办法，仍望多方开导”。“渝刘”则致电前者称“希即转饬贵军驻井部队，会同盐务官商，就近疏解，早息纠纷”。可见上层军阀都是赞同以劳资协商合法化途径解决罢工问题的。虽然李敬才极不愿意与工人就增薪问题直接谈判，罢工结束后又拖延一月之久，但川南警备司令部三次对商会下令，要求其“召集劳资双方协议解决，并将办理情形报部备查为要”。李敬才对此极为不满，一边组织谈判，一边给蔡玉龙去函，表示自贡商会不是司令部的隶属机关，司令部不能用“指令”强迫商会执行。但蔡玉龙继续用“指令”回复：“所有警备区域范围以内，各机关法团当然应归管辖。”蔡玉龙与李敬才的矛盾加重，为随后“商战”中蔡玉龙出面撤销代表大盐商的盐岩井公司埋下了伏笔。李敬才要求各盐商就参与谈判的盐工代表资格作反复核实。当时中共自流井特支对下层工会的控制力显然不足。“知识分子同志都是工会职员，工人同志无异工会会员”，领袖人物肖凤阶就是一名小学教师。所以工会选派出的盐工代表中仅有杨玉忠是中共党员，但核实身份时，多名盐商指责其不是盐工，还将其扣留并送司令部。结果参与谈判的盐工代表不仅没有中共党员，反而混入了两名“内线”，谈判结果竟然是工人体谅盐商不需要添薪。大盐商们乐于看到此结果，李敬才立即将结果报告蔡玉龙。但是其认为“似尚未完全解决”，对商会的处理方式隐约表示了不满。

与此同时，新旧盐商的“商战”也并未让李敬才有喘息机会。1929年5月，李敬才重新组织盐岩井公司，继续“抽签轮推”，期望解决卤水产浮于销问题。曾经的国民党左派党员、新盐商罗筱元立即组织中小灶商成立均益团体与之对抗。罗筱元一方面以文电反对李敬才筹组公司，另一方面与其公司内江流井、如海井、同川井的井商颜伯师签订了三年按各井产量定配灶户卤水的买卖合同，给盐岩井公司以釜底抽薪的打击。李敬才则贿赂法院，将颜伯师拘捕入狱，阻止颜伯师起推汲卤。罗筱元利用蔡玉龙与李敬才的矛盾，通过与其同属渝沙债券团的蔡氏好友刘润卿向蔡玉龙求救。蔡玉龙令法院启封三井，释放颜伯师，电请24军军部，明令撤销盐岩井公司。均益团体在罗筱元的倡议下，高调欢迎颜伯师出狱，特意到李敬才的公司门口大放鞭炮。李敬才在内捶桌大骂：“这些娃儿当真要干呐！”在此斗争之前，罗筱元仅是大盐商的盐号“王三畏堂”之“大通枧”经理。斗争过后，罗筱元因敢于反对盐场头面人物，维护了中小灶商的利益而声名大振，被推选为灶商会会长。罗筱元正式辞去“大通枧”经理职务，结束了长达24年的为旧盐商服务的职业生涯，开始走上独立发展道路。自此之后，新盐商日趋敢于公开向旧盐商叫板，双方矛盾已趋于明面化，新盐商加速蚕食旧盐商已有井灶资产。

与盐商谈判的失败令盐工情绪愤怒。时至8月售盐高峰期到来，盐商雇佣了更多的工人。因“抽签轮推”，新旧盐商斗争加剧，加之旧盐商与驻军之间也潜伏着矛盾，中共自流井特支认为发动全体盐业工人总同盟罢工的时机已成熟，决定自8月11日开始总同盟罢工。中共四川省委认为“自井党部一贯有轻视敌人的观念……工人情绪和步调还未统一，目前不应急于总罢”，但这并未影响特支的决定。罢工前夕，盐工中的“内线”将此消息告知了李敬才。李敬才惊惶万状，又知自己与蔡玉龙有矛盾，于是派出心腹，携带巨资赴荣县向“蓉刘”的24军第8旅旅长余烈求援。在李敬才的贿赂下，余烈立即派出朱姓营长率一营人星夜赶赴自流井。8月10日，肖凤阶召集大坟堡工总会骨干在活观音庙开会传达总罢工决定，该营长带人包围会场，现场捕获21人。特支还没有下罢工指令，当天大坟堡的工人们就因工会骨干被捕开始罢工。为营救被捕同志，特支决定总同盟罢工按期举行。次日，罢工运动如期爆发，盐场工人举行游行示威，到处贴满了标语和宣言，要求释放被捕工人。特支在罢工口号中加入了“反对李敬才的统佃择推”的内容，试图联合广大中小盐商，与罗筱元等带头的盐商内部“商战”相融合，形成一致反对旧盐商的商民联合力量。他们还提出了“反对商会妄干工会”的口号，对五月罢工中商会质疑工会合法性一事表示反对，要求工会独立，恢复其合法权利。这是自1927年以来工人第一次在罢工运动中提出政治要求，可见工人的阶级觉悟在不断提升。但镇压运动的军队是李敬才用钱从外地搬来的，其凶狠程度远大于常驻本地的蔡玉龙。朱姓营长在大坟堡和郭家坳产盐区派兵包围井灶，强迫工人做工，罢工第一天“除尚有二、三井停歇外，余均复工”。因该营人手不足，贡井长土产盐区井灶仍全部停歇。在只有1个产盐区罢工、工会骨干仍被关押的情况下，特支决定个别交涉加薪，工人于8月13日起陆续复工。

在本次罢工中，因党和工会的组织体系基本分开，党的组织并没有遭到破坏。罢工后，程优声组织各方力量营救肖凤阶。但朱姓营长对被捕工人严刑拷打，逼工人供出罢工组织者。“现工人对于被捕者，请求完全释放，不达目的不止。至于官方则主张严办。”8月21日，肖凤阶、方士廷在周家冲被枪决。枪声响起时，特支正在开会，程优声立即决定成立治丧委员会，宣传肖凤阶、方士廷二烈士的斗争精神，并发动全自流井群众为其治丧送葬。8月23日，2000多人的送葬队伍(主要是盐工、学生、中小盐商等)将烈士灵柩送至深沟埋葬，沿途有工人设路祭和发表演讲。驻军见工人情绪愤怒、人多势众，且部分被派遣监视送葬活动的下层兵士也对盐工产生同情，故没有阻止。虽本次总同盟罢工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目标，但肖凤阶、方士廷的英勇牺牲，工会领导工人与大盐商直接谈判并实现总同盟罢工，以及中共发动群众公开为烈士送葬等事件，使得中共又一次提升了在群众中的威信与影响力，增长了斗争的经验。

罢工结束后，荣县军队返回驻地，蔡玉龙主持处理后续事宜。“蓉刘”也派出军部委员参与，摆出要通过合法化途径彻底解决因劳资纠纷而屡屡罢工问题的态度。但作为专责解决劳资纠纷的自贡商会却选择退出，李敬才在给四川盐运使的信函中陈述道：“因川南警备司令部及朱营长已着手召集，乃转嘱井灶商会长直接同警备司令部及朱营长筹议……因敝会未与其事，其中经过情形，碍难详达。”自贡商会的下级井灶商会长多数为新盐商把控，比如灶商会会长罗筱元、枧商会会长侯策名等。这等于将原本由旧盐商掌握的对外协商权拱手让与新盐商。11月，军、商、工人代表在川南警备司令部开会，达成以米价为标准执行工资浮动制、厂主不拖欠工资、允许工人选派代表参与协商等8条措施。之后，新盐商基本执行了协商措施，但旧盐商在历次罢工中产业损失严重，基本未执行该措施。无论如何，部分工人的待遇得到改善，罢工的部分目标得到实现。1929年10月，李敬才辞去商会会长职务，“蓉刘”插手商会选举，委任李云湘为商会改组筹备处主任，要求尽快选出会长。但商会会长选举历时一年有余，为新盐商积极运作彻底掌控商会高层职位预留了充足的时间。

1929年，中共在自流井发动“五一”劳动节宣传动员、5月大坟堡工人罢工以及8月总同盟罢工，本次罢工的规模、对社会的影响均高于前两次罢工，自流井掀起了工运高潮。1929年总同盟罢工提升了中共在盐工、新盐商、普通群众中的影响力，中共正式成为自流井政治场域中的一股“激流”。旧盐商虽终以贿赂手段搬来驻军强硬镇压了罢工运动，但其最关键的经济利益却在罢工中受损，政治上的成功却伴随着惨痛的经济代价，这导致其逐步破产及被迫退出自贡商会高层权力核心。新盐商虽大多是出于自身经济利益考量而支持罢工，但其公开反抗“抽签轮推”和蚕食旧盐商在衰败中无法继续经营的井灶，从实际效果上看，确实沉重打击了旧盐商，客观上为罢工提供了较大支持。总体上看，新盐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均获得较大利益，其逐步代替旧盐商成为富荣盐场的主宰者，代际更迭初步确立。1930年以前，因“蓉刘”占据自流井，富足的盐税使其不断扩大政治局面，甚至公开通电反蒋。罢工虽影响盐税，但川南警备司令部足以应付。为稳固自身在自流井的主导局面，“蓉刘”主要倾向于引导劳资纠纷走上合法化解决之途。自流井驻军司令蔡玉龙因军事上的隶属关系，对左翼力量的态度基本与“蓉刘”保持一致，积极出面主持劳资协商以解决罢工问题。

四、工运消弥：博弈局面白热化与代际更迭完成

1930年春，阎、冯、桂系反蒋战争爆发，“蓉刘”站在反蒋阵营一方，并暗中积极准备进攻武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加之川南盐税在1928年和1929年实收较低，其随即加大了对防区的剥削和搜刮力度。“蓉刘”在防区内遍设税卡，见物即强征百货厘金，否则不准通行。自流井市面一片混乱，民众怨声载道。中共立即在工人、学生、农民与商户中进行宣传动员，开展罢市斗争。当时通街贴满各种宣传品，商店关门闭户，农民不愿携货到市，学生罢课，盐工也停推停煎，多数民众参与到反抗军阀苛捐杂税运动中来。中共亦发动万余人在釜溪公园游行示威，派出积极分子捣毁税卡。川南警备司令部派兵镇压，更激起群众愤怒，警备司令部被群众围困。商会会长郭梦芝沿街呼吁商店开门，但多数商民只是应付，声称不撤销税卡绝不复工复市。蔡玉龙也要求侯策名出谋划策，侯策名一面指出罢工罢市原因，一面请驻军缓设征税机构。蔡玉龙慑于民愤难平，被迫下令撤销税卡。“蓉刘”强征百货厘的企图，在中共与自流井盐商、工农、市民、学生的暗中组织与联合对抗下归于失败。但是，“蓉刘”为实现其“统一四川，控制西南，问鼎中原”的政治野心，在此关键时机，立即撕去之前“合法化”的面具，增兵自流井，用武力维持其权势地位。不久，“蓉刘”便派遣军官黄朝盘率一营来井，与原驻自井的严肃营合并为一团，归蔡玉龙指挥，并令蔡玉龙将地方团练改编为公安大队，分驻各大产盐区。由此自流井的白色恐怖进入这一阶段最为严重的时期，中共的活动受到了极大限制。

1929年秋，中共四川省委决定在自流井建立特别区委员会，并正式将荣县、富顺、内江、威远四个县委组织划归特委领导。在特委指导下的自贡总工会，自1929年秋大罢工后，其组织也得以健全，工会会员一度达3万多人。加之1930年春罢市斗争的胜利，整个盐工群体的政治觉悟进一步提高，斗争影响也进一步扩大。自流井特委在当时“左”倾路线的错误指导下，只看到若干有利于革命形势的条件，而忽视了“蓉刘”对自流井控制权的强势态度和不断提升的强力措施。特委竟决定于1930年10月开展以“为夺取自贡地区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为口号的罢工斗争。结果工会积极分子邓熙之还在散发传单时就遭到了团防的逮捕，紧接着长土盐场区域戒严大搜捕，一大批工会骨干被捕被关。特委也于翌日发动罢工，要求释放被捕工人，但蔡玉龙迅即下令杀害邓熙之，并使用武力层层封锁，这次罢工运动仅持续了一天多就宣告结束。面对中共试图夺取政权的斗争，“蓉刘”毫不犹豫进行武力镇压，并进一步加强了对自流井区域的控制。罢工失败后，自流井中共党员数量缩减5成以上，基层组织遭到极大破坏。1931年春，自流井特委改为县委，自此直至全面抗战爆发，自流井工运均陷于低潮中。

伴随自流井工运的暂告一段落，新旧盐商的代际更迭也在与军阀势力的周旋博弈中基本完成。1930年“渝刘”为搜刮财富，命其部师长王缵绪兼任四川盐运使。王缵绪推行“专商制”运盐，专商贱买贵卖。王缵绪还令每载盐加收运署三科办公经费80元，仅此一项每年进款即达20万元。“专商制”引发了新旧盐商一致对外的联合斗争，旧盐商在此过程中逐步退出了自贡商会的历史舞台，新盐商开始正式主持商会，代际更迭完成。其时，王缵绪到自流井巡视，召集盐商开会以推行“专商制”。李敬才在会上力陈此制专靠武力压价收购，长此以往，富荣盐场必将倒闭，其态度甚为激烈，鼓动起本地盐商群情激奋。王缵绪恼羞成怒，直接逮捕了旧盐商首脑李敬才和胡铁华。另一旧盐商王和甫前往盐警队试图营救李、胡二人，却遭到官兵殴打。随后王和甫又带病赴重庆周旋营救，日夜劳顿至病势加重，病故于21军寓所内。李敬才为此事赴渝伸冤活动年余，后亦因病返乡隐居。王和甫病故后，罗华垓与侯策名一起主持“仲兴祥”清债抵偿事务，罗华垓从中获得聚源井和聚生灶的股份，成为其独立经营盐业之基础。侯策名则利用商会权势给“仲兴祥”抵债排难解纷，获得13口灶作为谢礼，王家抵债后剩下的“源昌枧”也交侯策名代办，侯策名旗下井、灶、枧齐全，其遂成为势大财厚的大盐商，并于1932年被推选为自贡商会会长。侯策名任会长后，选用能言善辩的熊佐周任商会公断处仲裁主任。至此侯策名、熊佐周、罗筱元、罗华垓等盐场新“四大家族”初具雏形。四人接力旧盐商反对“专商制”，奔走于成、渝之间，四方呼吁控告，终于在1935年国民党中央势力渗透入川后，推动新任四川盐运使刘树梅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下令解散了专商，恢复自由贩运。

1930年，中共虽领导自流井各界群众开展反征百货厘运动一度取得胜利，但在“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下，不切实际地组织了以夺取自流井军政权力为目标的罢工运动，遭到了军阀势力的严厉镇压。党的组织受到极大破坏，转入地下长期隐蔽工作，影响虽在但已不甚显著。新旧盐商携手共抗“专商制”，针对军阀的横征暴敛，共同维护盐场运营秩序，并在这一过程中正式完成了代际更迭。针对1930年中共发动的罢工，已经代替旧盐商主持自贡商会的新盐商显然已没有兴趣响应了。“二刘”在此时都加大了对自流井的搜刮力度，“蓉刘”为实现其政治野心，撕掉伪善面具，用增兵镇压手段维护其在自流井的政治经济权力。“渝刘”命其亲信师长为盐运使，以武力加盐政的方式推动“专商制”运行，同样是以暴力为后盾维护其经济权益。“蓉刘”对试图夺取政权的罢工运动进行强势镇压，秉持激进革命路线且处于绝对弱势地位的中共力量终究难免遭到严酷的摧残，曾经轰轰烈烈的工运也势不能摆脱最终陷入低潮的命运。

结语

自1926年中共在自流井建立特支开始，党、商、军三方就因各自政治目的和经济利益的不同展开了博弈和角逐。自流井拥有近10万盐工，一直是秉持着阶级革命理念的中共在四川发动工人运动的核心之地。在1926年至1930年的自流井工运中，从经济利益的争取到政治诉求的提出，到最后希图暴力夺取政权，中共的革命策略日益激进化。虽然当地罢工以失败居多，但中共组织的发展和工会的壮大，特别是自流井盐工和商民对中共的信仰仍在逐步提升，使中共成为自流井政治舞台的一支强势力量，为其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的影响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中共发动工运之初，因新盐商群体的政治经济诉求与工人罢工目标之间有着些许微妙的契合，加之中共的统战策略，新盐商多次表现出响应中共号召、同情罢工运动或让渡一定经济利益给工人群体的态度。工运的开展也确实助力了新盐商在政治经济权势的争夺过程中击垮旧盐商，逐步完成新旧盐商间的代际更迭。但是，因终极目标的不同，新盐商与中共之间仍然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新盐商群体在正式主持自贡商会后，与旧盐商一样站到中共的对立面。新盐商仅仅是在打击旧有经济势力与反对军阀课税过重等问题上与中共是同路人，对中共所引导的可能动摇其利益根本的、以夺取地方政权为目标的暴烈斗争，他们是不可能参与的，双方终至分道扬镳。这体现了中共作为当时自流井社会秩序的颠覆者，与作为秩序建立和维护者的盐商群体之间，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与诉求对立，并不因盐商势力之新旧有别而有所不同。

此外，因各种条件所限，在南北政权之间摇摆的四川军阀在大革命时期对左翼政党力量的态度较为和缓，对左翼势力组织的民众运动也较为优容。“三·三一”惨案以后，大多数军阀从自身利益出发，对中共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在面对威胁其自身统治的革命暴力冲击时，多以遏制镇压为主。不过，“二刘”对南京国民党中央的态度本就不一，两次公开反蒋的“蓉刘”作为自流井重要的主政者，在处理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时，只要是不涉及其政权控制力的根本性问题，也惯于以所谓“合法化”道路的引导者姿态出现，倡导劳资协商以解决罢工问题，对中共领导的劳动者集会和各种宣传工作，多数时候也是默许的。但在1930年中共发动以夺取自流井政权为目标的罢工运动时，“蓉刘”立即强势镇压，迅速扑灭罢工浪潮。自流井作为“蓉刘”主要的“钱袋子”，也是其“统一四川”诉求的坚实财政基础，是不允许任何外人觊觎的。因此，中共在地方主政军阀势力范围内发动革命活动时，难免受到内外制约因素的影响，也会受到自身斗争目标的阈限。这些影响因子如同一个个变量，使得中共在自流井领导的工人运动似在刀尖上跳舞，成败双相的转换可能就在转瞬间达成。

过往的党史革命史研究多从“中共发动—民众响应”这一较为固化的视角着眼，对中国共产党人如何渗入民间、动员群众、掀起革命浪潮等着墨较多，对于革命主体力量之外的同情者、间接参与者、旁观者乃至敌对者，则关注较少。近年来，已有一些学者尝试从地域革命语境的建构、地方革命路径的演化以及地方“反革命”势力之兴衰流变等维度切入，将多方力量放在同一个“历史场域”中加以考察，以再现纷繁多歧的革命图景中“众声喧哗”的历史本相。本文尝试将中共地下党及受其影响的盐工群体、大小盐业商人、地方军阀势力等土地革命初期自流井地方最具代表性的力量放到盐业工人运动这一条线索串起的视域之下展开平行审视，以融合历时性、共时性的方法探讨三方博弈互动的场景，尤其是留意挖掘工运背后潜藏的新旧盐商之间代际更迭的问题，或许能在考察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所发动群众运动的“老树”上开出若干别有意味的“新枝”。当然，本文只能算是一种初步的尝试，更细微深入的研究，则需要学界的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