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

◎ 主持 ：张 华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可谓耳熟能详。所以，谈论“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这个话题也可谓是老生常谈。与此同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也是一定时期和领域讨论得非常热烈的话题之一，而在通常的语境之下，文学是颇具代表性的文化组成部分，并且语言与文学的关系相较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还更为直接，更容易把握，因而在这些讨论中，有的从学理角度证明语言与文学二者的关系，有的从日常层面说明语言和文学谁也离不开谁，有的用词源学、人类学等来论述语言包含文学，有的用方法论等来比较二者自古至今的历史，实在是举不胜举。今天，我们将换一种角度来探讨。

在往期的《美文》“汉风专刊”中，直接讨论语言与文学、文化关系话题的文章至少有三篇，即《“语言”“文化”之辨》《汉语国际教育之殇》《从“汉语国际教育”到“国际中文教育”》，间接涉及该话题的就难计其数了，而其中引用“言之美者为文，文之美者为诗”来说明语言与文学关系的次数也不少。其实，司马光这句话我在读书的年代虽然看到过，但真正留意到还是在北京语言大学教书、写书的时候。记得当年北京语言大学热烈庆祝建校50周年，学校领导让宣传部搜集中外有关语言的名句，装裱并悬挂在各教学楼楼道、餐饮楼餐厅墙壁等醒目位置，这句名言就悬挂在餐饮楼一层的两部电梯之间。

然而，颇为有意思的是，语言学却一直在做着摆脱文学“束缚”而“独立”的艰苦努力。如果用“百度”搜索一下，有篇报道仍可说明这一努力的艰难程度。这篇报道发布于2017年1月12日，题目是“北语召开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推进会”。报道说：近年来，国内学界有识之士多方呼吁，力倡将语言学调整为单独的学科门类，多次召开以语言学学科发展和建设为主题的各级论坛和研讨会。本次会议以“语言文学学科体系设置”为中心议题，研讨语言学与文学并列为学科门类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据悉，本次会议是在教育部拟再次更新、调整《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前夕召开的。然而，这次颇具代表性的会议，最后仍以“失望”而告终。我们知道，《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是1997年由我国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对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的机制进行了改革和修订；2018年4月，教育部又对该目录进行了更新，公布了《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8版）；2021年初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通知，决定根据中央精神设置“交叉学科门类”；当年底又下发《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其实，在2011年那次“学科目录”调整之前，在武汉也曾有过讨论将语言学设置为一级学科甚至单独的学科门类的专门会议，只不过2017年那次规模较大，且由北京语言大学召集和组织，所以更为引人瞩目。此次会议之后，有关语言学“独立”为一级学科或学科门类方面的呼声和操作基本就“偃旗息鼓”了。有人认为，这项工作之所以“屡战屡败”，其原因是学术界有一位有名望有地位有权威的语言学家的坚决反对，称这种做法是“人为地割裂语言与文学的密切联系”。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未能成功的原因显然并不是因为专家的权威、地位或名望，而是因为有权威、地位或名望的人实事求是地讲出了一个基本道理。事实上，语言与文学的确密不可分，语言学研究的许许多多语料都来自于文学作品，没有文学的语言学绝对不可能成其为完整的语言学。哪怕是“纯粹的”语言学理论也是不可能完全摆脱文学的，更何况实际应用中的语言学教学。同样，文学更离不开语言和语言学，也从来没有离开过语言学，甚至从未声称过要“离开”或“摆脱”语言学，而是恰恰相反，文学非常有自知之明地将自己定位为“语言的艺术”。

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如音乐、舞蹈、美术相比自然有其特殊性。当然，并非所有的音符组合都是音乐，并非所有的肢体活动都是舞蹈，并非所有的画笔涂抹都是美术，也并非所有的语言都是文学，因为，不同的艺术门类各有其之所以成为艺术的规律或曰艺术性。虽然，音乐、舞蹈、美术也讲究艺术“语言”，但这些是象征或比喻性用法，只有文学艺术的语言是指语言文字，是实指。最近一段时间，国内几所著名大学开展的项目和举办的系列活动还把对古典语文学（philology）的研究和讨论推向了高峰。比如，北京大学的古典语文学跨学科人才培养项目；中国人民大学贯穿全年的“阅读古文明：2022年全球语文学系列国际讲座”；天津师范大学举办的“语文学与比较文学”中青年系列讲座，等等。大家普遍认为，对“语文学”可以有多维度理解，可以理解为与现代语言学（linguistics）对应的古典语言学：“语”指有声语言，“文”指记录语言的文字、文本、文献；在更大的范围内，语文学还包括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文本批评、词典学、翻译研究，以及书籍历史、手稿、文本或准文本的物质性研究。简而言之，语文学是对我们书面和口头继承下来的文本的主要和全方位的研究。只有通过语文学的多学科实践，我们才能接近文本的过去。如此看来，文本也必然包括文学文本。因为涉及语言考证、考据，这里还应简单提及“新历史主义”这样一个概念。

早年“新历史主义”在我国刚刚开始流行时，山东大学我的同门师兄凌晨光曾著文《历史与文学——论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发表在《江海学刊》2001年第1期。该文通过“新历史主义概述”“历史是什么”“历史与文学”“新历史主义批评策略和方法”以及“新历史主义批评的认识与评价”等五个方面的内容，详细介绍和研究了“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文中说：“新历史主义”的创立者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斯蒂芬·格林布莱特 （Stephen Greenblatt）。他在1982年《文类》（Genre）杂志的一期专刊的前言中打出了“新历史主义”的旗号，以后逐渐流行开来，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派别。格林布莱特由于受到同时代的新潮思想如新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等的影响，他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有异于传统的历史主义批评方法，而以全新的姿态博得了学术界的好评。新历史主义之“新” 显然是相对于旧历史主义而言的。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旧历史主义把历史看作一种现象或事实，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是现时的人对过去的一种 “知识”，这种知识以话语的形式存在，是被写出来的文本；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旧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把文学文本看作是一种历史现象，认为它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中，是对历史的一种反映。基于此种认识，旧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关注的是历史的本来面目，认为在文学作品之外有一个真实的具体的历史，而文学作品只是对这个真实而具体的历史的一种反映，历史作为一种客观的真实而决定了文学的存在和文学的内容。新历史主义者不再把历史看成是文学的“背景” 或 “反映对象”，而是把历史和文学两者同时看成是“文本性的”，均由特定文本构成。也就是说，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和文学同属一个符号系统，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同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类似。因此两者之间不是谁决定谁、谁反映谁的关系，而是相互证明、相互印证的“互文性”关系。在新历史主义者眼里，文学与历史并无明显的界限，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以一种复杂的相互纠缠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他们所关注的，并非通常人们理解的那种虚构的、想象的、狭义的文学，而是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文化。如果讲得更通俗和直白一点，即文学也可以构成历史，历史也有可能是文学。我们可以用《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来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

回到语言与文学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曾陪同北京大学哲学系叶朗老师和中文系董学文老师到长沙开会。那个时候尽管电脑还未流行，但一般科研单位都会有一两台四通打字机。作为受邀专家，董老师的发言稿是完全可以打印的，但他执意不打印，而是用印有方格的大稿纸书写和涂改讲稿，并且告诉我们说，这是手稿，将来会有价值的。叶朗老师听到，笑着打比方说：手书和书法是不同的，就像旅行和旅游的不同一样。的确，文学由语言文字构成，但并不是语言文字组合成的文本就一定是文学。文学语言其实就在于语言形式、语言结构，特有的形式和结构方式，是构成文学作品文学性的重要因素，用文学批评的“语言”来讲也可以说是叙事方式。比如，莫言讲的《师傅越来越幽默》《蛙》等许多故事的内容，我们很多人都是非常熟悉的，但我们很多人讲述这些故事所用的语言，比不上莫言。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很大意义上是因为他的语言形式、语言结构所组合成的叙事方式，继承了欧洲从拉伯雷到塞万提斯再到南美马尔克斯的文学叙事传统。刘震云讲的故事我们就更熟悉了，《一地鸡毛》《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讲的故事，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刘震云为什么讲得生动、具有文学性？就是因为其叙事方式、语言形式和文字结构具有文学性。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新华字典》收录的8万汉字中，常用的也就3500字，不同字不同的组合方式，就构成了不同的语言形式和叙事方式。结构和搭配得好，形成好的文学叙事，就具有文学性，否则就可能是语言文字垃圾。

前段时间看到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裴亚莉教授谈喜欢纸本阅读的视频。她在视频中说，“从对于文学的理解上来讲，我的研究和教学除了文学还有电影这一部分，按说我应该对影像是很有感情的，但我喜欢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边界感，当我要做电影的时候，我处理的是影像的问题，当我教文学的时候，我处理的是文本的问题……”她的这一说法，颇能说明文学的性质，文学在今天还是由语言文字构成的“纸质”文本，如果非此类文本，可能就要冠以修饰语，比如口头“文学”，网络“文学”，等等。关于纸本阅读，当是另一个有趣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