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的日子

□何晓嫩

花瓣扑簌簌地下落，又是一年花期殆尽。一大早，看到了表妹闪闪在乔家大院的家族群里发送的清明那天和老姨到旅顺龙王塘墓园扫墓时拍的照片，再一次慰藉了我们这些身在外地的亲人们的哀思。姥姥离开我们有24年了，享年91岁，姥爷离开有18年了，享年93岁。姥姥的六个孩子都继承了家族长寿的基因，我总是自豪地说起：老妈的兄弟姐妹六个，大到86，小到73都健在呢！没料到二舅排行第五，却是兄弟姐妹中最早离开的一个。

我从小在姥姥家长大，八岁回家以后，每年的寒暑假都在大连度过。因此和二舅的交集很多。记得大概是四五岁的时候吧，和姥姥姥爷还在庄河下放期间，二舅来看望姥姥和姥爷，和我在炕上疯闹，把我当枕头枕在身下，逗得我哈哈笑，那是和二舅最亲近的记忆。

今年的正月初四，二舅也去陪伴姥爷姥姥了，享年80岁。中国人习俗都是上打珠说虚岁，实际上才78周岁。听老妈说，二舅从小身体就不好，好像个豆芽菜。我们儿时听小喇叭广播，孙敬修爷爷讲的故事里面有个人瘦得像刀螂。我们姐妹第一个就想到了二舅。那细的颤颤巍巍的长脖子，还有和手脖子差不多粗细的脚脖子。可就是这样瘦弱的身躯挑起了家庭的重担，成为家中的顶梁柱。二舅儿女双全，四口人中排名第四，一双儿女最重要，其次是二舅妈，最后才是自己。家庭中二舅是个好父亲，好丈夫，工作中二舅更是好教师，好员工。学习时二舅也是出类拔萃，是奔着要考北大无线电专业的种子选手。但因为姥爷所谓的历史问题，1963年二舅高考落榜了，没能像哥姐一样上大学，这成了他终生遗憾。看着学习成绩远不如他的同学都欢欢喜喜上大学去了，二舅心灰意冷，深受打击，大病了一场，还是在姥姥的不断安慰和鼓励下，二舅才终于接受现实，不再沉沦，到区里报名参加了小学教师的培训，也从而和二舅妈结缘。

参加工作以后，二舅在工作岗位上潜心钻研，虚心求教，在教育教学中脱颖而出，多次在区里上公开课，并被评为区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因成绩突出被调到区教育局进修学校做小学数学学科教研员。此时教育对象由小学生变成了小学教师，教学内容从单纯的知识讲授变成对数学教材的解析辅导，没念过师范的二舅在工作中略感吃力。因此，在姥姥的鼓励下，二舅报考了业余大学。当时工作繁忙，生活压力又大，二舅还是咬紧牙关坚持下来，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圆了自己的大学梦。当二舅把鲜红的毕业证书拿给姥姥看时，姥姥激动地老泪纵横，二舅终于实现了姥姥当年的夙愿：成为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在上学期间，二舅有幸接触到和计算机相关的现代科学知识。继承了姥爷爱钻研品质的二舅，对新兴的计算机行业投入地研究，经过不懈地努力，成为大连市中山区教育局计算机中心的负责人，并开办了计算机培训班，成为市中小学教师计算机考核领导小组的成员，多次参加了省市中小学生计算机竞赛的筹备和指导工作，还把多年的从教及培训经验编写成培训教材，被大连理工大学正式出版，全国发行，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被评为当年该出版社十大畅销书之一。二舅还取得了副高职称，这是那个年代基础教育系统职称的最高级别。可以想见，当年二舅从高中学历一路走来，其间付出了多少的心血和汗水。

二舅又心灵手巧，忙了家外又忙家里。我们小时候都特别羡慕小越表妹，她的衣服裤子都是二舅自学裁剪制作的，虽然我老妈也能做衣服裙子，但和二舅的手艺比起来，还是差了些层次。二舅做的衣服都特别时髦，甚至比卖的还时尚、潮流。还记得我六七岁的时候，二舅又一次来看望姥爷和姥姥，看我会缝口袋，就教会了我用手针锁衣服的机器边。只可惜没有机会学习用缝纫机，到现在还是那个水平。

姥姥姥爷自1978年1月回到大连市内，原来在青云街92号的家已不复存在，被安置在海事大学院里的学生宿舍——五宿舍。转过年搬到后山家属宿舍26栋居住，尽管和二舅同城居住，但是两家相隔甚远，隔山望海的。要倒两次直达终点的公交车才能来海事大学一次。二舅每次都是年前和大年初一或初二匆匆来一趟，给姥姥送来许多年货。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黄花鱼和挂历。窄窄的身子，有大半尺长。那才是真正的深海黄花鱼，蒜瓣肉，好吃极了。八九十年代，人们对挂历的喜爱无以复加，过年到谁家去串门能送个挂历可是挺高大上的。记得二舅每年都能给姥姥拿来三四本，姥姥就在篇篇挂历上圈上儿女们、孙辈们的生日。所以，我至今都对数字很敏感。每年的8月22日，是二舅的生日，我经常提醒老妈，给二舅祝贺。

二舅自去年秋天身体有恙以来，很清醒地预料到自己的状况，没有过度医治。表哥小卓不甘心，托人把病理送到北京找专家诊断，结果是种特殊类型的淋巴癌，治与不治都只有一年半载的时光了。二舅坦然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不再去医院深度治疗。元旦前后去医院打过一阵吊瓶，身体曾一度好转，精神焕发，我们都以为二舅会创造奇迹，会再坚持一段时日的，会迎来百花盛开的春天……不料过了腊八，二舅的身体状况就急转直下了，好歹是挺过了新年。初三小卓把昏迷中的二舅送去医院抢救，最后在初四那天的子夜时分，二舅平静安详地走了。

二舅的离去，老妈特别难受。老妈只比二舅大两岁，从小二舅就把胳膊吊在老妈的肩膀头上，口齿不太清楚地叫着：三娘（姐），三娘（姐）。因为身体瘦弱，也比较乖巧听话，经常在家里。那时姥姥身体不好，老姨还小，上面的姨舅都大了。家里的小支使就是老妈，经常跑去药铺帮姥姥买大丸药，偶尔能剩余一二分钱。二舅就和老妈作伴，拿着攒了好久的几分钱，从青云街步行七八里地，去青泥洼桥买小人书或者便宜的瘪花生。

表哥小卓毕业后在大连外贸公司工作，负责纺织机械进出口贸易。后来自己开公司单干，生意风生水起，给二舅在市中心的人民广场买了宽敞的三室两厅。小卓也儿女双全，那段时间二舅已经退休，和二舅妈在家含饴弄孙，颐养天年，是最平静幸福的晚年时光。再后来，2017年寒假里我带着孩子雨点去大连，看望二舅时才知道他们已经搬到华南片区的石灰厂附近，那里有新改造的居民小区。原来二舅和二舅妈为了帮小卓的公司渡过难关，把市中心心爱的房子卖了，两人住在表妹小越的房子里。我这几年孩子准备升学，哪都没去。去年夏天，孩子考上了理想的大学，三口人去大连往返的火车票都买好了，接着疫情来袭，我们再没机会去大连。那是最后一次看到二舅，不曾想从此一别就是永远……

美丽的大连城，表妹朋友圈发的照片还是桃花盛放的季节，转眼，雪白的梨花花期也要殆尽。半城素白，扑簌簌掉落，却再也落不到二舅那熟悉的瘦削身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