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俗”：50年代汪曾祺文艺思想的转捩

赵 坤

作为贯穿“两个年代”的重要作家之一，汪曾祺向来被视为考察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内在关系的典型样本。也因此，学界围绕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30年汪曾祺”展开过诸多相关讨论，比如汪曾祺与传统文章学之间的关系，他对现代文学传统的继承与现实主义的选择，他如何借重人民文艺的形式写作，等等。而上述研究均有涉及却未及展开的是，汪曾祺在50年代思考的“通俗”问题。事实上，随着现代到当代的文学主潮嬗变，“如何通俗”是汪曾祺消化现代主义、吸收现实主义，形成独具个人风格的文艺美学观的关键。同时，汪曾祺思考的“通俗”问题也为我们摆脱启蒙与革命的话语框架，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体性与作家的心态史提供了参照。

一

二

40年代末陷于现代主义的汪曾祺，是在50年代意识到“通俗”的意义的。

1950年夏，汪曾祺在杨毓珉和王松声的帮助下回到北京市文联，在《说说唱唱》编辑部任职。同年，北京市文联创设新刊《北京文艺》，与《说说唱唱》编辑部人员合用，汪曾祺成为两本刊物的总集稿人，与通俗文艺写作名家赵树理、老舍等人一起工作。次年11月，全国文联调整刊物，将《北京文艺》并入《说说唱唱》，作为新中国通俗文艺标杆性刊物。作为编辑部总负责人的汪曾祺，开始接触大量的民歌、地方戏、民间故事等各种形式的通俗文艺。这段经历让汪曾祺接触到通俗文艺的不同形式，也让他的创作心理由作者中心转向读者中心。

三

“如何通俗”，成为汪曾祺20世纪50年代文艺思想转捩的关键。……